探寻石虎的象征意义及其独特特色

根据已经公布的考古资料介绍，在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动物造型中有5件生动逼真的石虎，形神兼备，工艺精湛，堪称商周时期石质圆雕艺术作品中的杰作。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石虎均为卧姿，在造型风格上别具一格，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这些石虎皆由整块石头打制成初形后加以精心磨制而成。雕造这些石虎的古蜀族巧匠，采用娴熟的圆雕技艺，将虎伏卧于地的姿势和张口怒吼的威猛之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达到了生动传神的效果。在石材的选用上，制作者也别具匠心，有的为灰黑色的蛇纹岩，有的为灰黄色的橄榄岩，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石材的天然色泽与条状斑纹，增添了这些圆雕石虎的表现力。制作者还在这些石虎的眼睛、耳朵和虎口等处特地涂抹了朱砂，其中透露了涉及古代蜀人精神崇尚和审美情趣方面的丰富信息，同时也说明制作者雕造这些石虎显然有其特殊的用意，很可能与古蜀族的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蜀族巧匠雕造的这些石虎还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界中的百兽之王细致入微的观察，在形态与神态的逼真模仿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众多的石虎圆雕作品还告诉我们古代蜀人对虎有着特别的敬畏和崇尚。当时四川盆地境内的山林中可能经常有虎出没，西南地区许多古老的部族都有将虎奉为图腾的习俗，这些形态威猛、栩栩如生的石虎很可能也被赋予了类似的象征含义。

生动传神的金沙遗址石虎

现在让我们来观赏一下出土的几件石虎。其中一件（编号2001CQJC：211）选用灰黑色的蛇纹岩雕造而成。其尺寸为：长28.44厘米，宽8.94厘米，通高19.88厘米，重5457克^[42]。由于石材上大量的灰白色条状斑纹与虎纹非常相似，石虎在造型上更加生动，给人以意想不到的逼真奇妙之感。石虎整体呈昂首伏卧之姿，虎口大张做怒吼状。从形态比例来看，虎颈与虎首粗壮硕大，大张的虎口中露出四颗尖利的牙齿，采用适度夸张的手法突出了虎的雄壮有力和威猛神态。虎的前爪与后爪皆向前弯曲卧于地上，臀部微耸，两侧向上倾斜，生动地表现了虎强壮有力做蓄势待发之状的后腿。虎的臀部有一圆形小孔，应为安装虎尾之用。虎尾可能用石料另外雕刻，可惜未见出土遗物，不知虎尾的形状如何。从制作的工艺步骤看，石虎先由石材制成粗形，再加以雕刻和打磨，虎口还采用了管钻的方法，臀部也钻了安装虎尾的圆孔，头部的虎目、虎耳、虎额两侧的虎须则精雕细刻，将粗犷的风格与细腻的特征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在虎口、虎眼和虎耳等处涂以朱砂，似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强化了石虎的象征含义，增添了神秘传神的色彩。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之二

另一件石虎（编号2001CQJC：684）采用灰黄色蛇纹石化橄榄岩雕刻而成。尺寸为：长28.8厘米，宽8.42厘米，高21.5厘米，重5644克。出土时右前肢残断，左前肢略有残损，后拼接复原^[43]。这件石虎的造型同样为昂首伏卧之姿，那有力的后肢、壮硕的虎颈、大张的虎口和尖利的虎牙，充分展示了虎的威猛。其外形雕刻得非常生动，并做了仔细打磨，大张的虎口同样采用了钻孔技术，臀部亦钻有安装虎尾用的圆孔。并用细腻的手法刻出了嘴上的线纹、菱形立眼、鼻翼两侧的虎须、脑后杏仁状的双耳。综观其造型，糅合了写实与夸张的手法，线条简练，粗犷凝重，显得十分传神。在虎口、虎眼和虎耳等部位也同样涂有朱砂，虽经历了数千年的湮没，仍清晰可见其鲜艳的涂抹痕迹。

采用各种质地的材料来表现虎的形态，寄托对虎的敬畏之情，是古代先民比较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在商周时期的出土器物中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三星堆一号坑出土有金虎和青铜虎形器等，也显示了对虎的崇尚，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在造型风格上都构思巧妙，富有创意，展现了古代蜀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三星堆金虎亦做虎口大张之态，虎眼镂空，虎耳竖起，虎尾向上卷曲，虎身弯曲如蚕形，虎肢做蹲伏蓄势跳跃状，可谓生动之极。三星堆青铜虎形器也是虎首昂起，虎尾上翘，虎目圆睁，虎牙毕现，强壮的四肢做蹲伏状，通过独特的造型着力表现了虎的威猛可畏^[44]。它们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在表现手法上都注重写实与夸张的结合，讲究形神兼备，在材质的使用和造型的创意方面都极为巧妙，给人以妙趣天成、耳目一新之感。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虎

商周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石虎和玉虎，从造型特点看，虎身与头尾大都做平伸状，着重形似，神态祥和者居多。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虎和石虎^[45]，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虎等^[46]，虎头均向前平伸，虎尾拖于身后，虎身刻有纹饰，这可能是中原地区较为流行的一种造型风格。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则昂首张口长啸，立体造型更为生动，威猛之态也更加传神，虎身主要是巧妙利用自然石纹，并未雕琢纹饰，可谓别具一格。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件商代后期虎纹大石磬^[47]，也刻画了虎的张口露齿啸吼之状，显得相当生动传神，但虎头仍是向前平伸，虎口向下大张，整个造型做匍匐状，虎身刻有华丽的纹饰。研究者认为，这件出土于一座殷王陵大墓中的虎纹石磬原是一件殷王室使用的典礼重器，是专用于上层贵族宗庙祭祀、朝聘、宴享等礼仪活动的高贵乐器^[48]，将虎纹刻画于上很显然应与当时的崇虎习俗有关。金沙遗址出土的多件石虎同样体现了古蜀族对虎的尊崇，而这种崇尚情感似乎比殷人更为隆重和强烈。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虎与青铜虎形器也同样展示了这种浓厚的崇尚之情。金沙遗址统治者更是大量雕造石虎，可知这种通过造型作品来表达崇尚情感的做法应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进一步分析，如果说精湛的雕造工艺是为了充分表达对虎的敬畏和尊崇，那么涂抹的朱砂痕迹则表示了特殊的使用方式，这也可能是古代蜀人特有的一种习俗，或者说是具有神秘巫术色彩的一种做法。三星堆出土的一些特殊的青铜雕像，如青铜纵目人面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等，大都有口缝涂抹朱砂的现象，有的眉部与眼眶等处还涂饰有黑彩，一些青铜跪坐人像和青铜兽面的五官也有黑色彩绘痕迹^[49]。这些青铜雕像都是古蜀王国崇拜的神灵偶像与特殊身份者的象征，是古代蜀人崇尚精神的体现。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还有许多奇特的鸟兽造型，学者们大都认为它们在古蜀王国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中表现的是神物大合唱的情景^[50]。联系到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精美而独特的形态以及涂抹的朱砂无疑是探讨其内涵和用途的重要线索，从而可知这些石虎很可能是金沙遗址统治者宗庙或神庙中的重要供奉或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的使用之物。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虎

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虎

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大石磬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兽面

以金沙遗址为栖居活动中心的古蜀族，称其为崇虎的部族应该是比较恰切的。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石虎便是崇虎的象征。这种对虎的崇尚在其他器物上也有较多的表现，比如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编号2001CQJC：136）刃部雕刻的动物装饰，考古工作者认为很可能是虎形^[51]。另一件玉璋（编号2001CQJC：955）阑部雕刻的兽形装饰也很像是虎的造型。还有前面篇章已经介绍过的那件玉兽面纹斧形器，顶部图像纹饰中刻画的张牙露齿、双目圆睁的兽面也完全是虎首威猛形态的传神写照。此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铜虎，据考古工作者介绍，其形态造型和三星堆出土的铜虎基本相同^[52]。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金沙遗址还出土了4件青铜兽面，公布的资料介绍了其中保存最好的一件，长9.76厘米，宽5.4～6.43厘米，厚0.15～0.2厘米，重43克，为双面一次铸成。其形态为兽口大张，露出上颚三齿，前边两颗尖牙与虎牙极为相似，镂空的圆形大眼做瞪视状，脑后有略向外卷的尖耳，嘴外有表示胡须的扉形饰，颈部给人粗壮之感，颈部以下已经残断。考古工作者认为其整体形态好似一个龙首（或狗首）的侧视，并认为与三星堆出土的龙形饰有几分相似^[53]。仔细观察对比，这件青铜兽面与三星堆出土龙形饰在形态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28件龙形饰头上均有夔龙状角，角前有夸张飞扬的刀形羽翅，有的为细长的龙角。还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的龙头，在鼻、额部则有两只很长的弯角。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爬龙柱形器龙头上有夸张的镰形大耳一对与犄角一对^[54]。这些形态上的显著特征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兽面所不具备的，可知这件青铜兽面绝非龙首。相反，这件青铜兽面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金虎的头部形态（虎口大张、虎眼镂空）却很相似。在三星堆遗址内出土有遍体嵌饰绿松石的青铜虎^[55]，虎首前伸，虎尾拖于身后做行走状，其头部张口露齿、昂首怒目的形态以及扁平浮雕状造型，与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青铜兽面更是极其相像。显而易见，这件青铜兽面表现的正是虎的头部造型。在艺术手法上同样展示了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特点。这些出土实物充分反映了古代蜀人在塑造虎的形态方面的丰富多样，体现的都是一种崇虎观念。金沙遗址青铜兽面与三星堆青铜虎在造型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也生动地说明了两者之间在文化内涵上的密切关系。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虎形器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虎，遍体嵌饰有绿松石

从文献记载和各地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崇虎的观念习俗，流行的地域相当广阔，尤其在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一些古老的部族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最早的出土实物可以追溯到距今六千多年前，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就有了蚌壳塑造的虎图案和龙图案，共发现三组遗迹：第一组中间为高大的壮年男性骨架，东侧摆龙，西侧摆虎；第二组为合体龙虎；第三组龙背骑有一人（或为鹿），龙头朝东，虎头向西做奔跑状。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蚌壳龙虎图形遗迹的发现，对于探索龙虎文化的形成、研究原始宗教史和美术史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56]。有学者认为，崇龙的民族原在东，崇虎的民族原在西，这些蚌塑图案中龙头朝东和虎头朝西便体现了这种寓意，也象征着龙虎文化的融合^[57]。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些蚌塑图案表现的是龙、虎、鹿三蹻，它们都是巫师上天入地与鬼神往来的脚力，是“人兽母题”或“巫蹻”关系的生动体现^[58]。石兴邦先生则认为：“西水坡龙虎相结合的图案，生动地体现了死后灵魂升天，乘龙化虎以升天的思想，也再现了当时人们埋葬这位酋长举行巫术仪式的场景。”^[59]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这些蚌塑图案是墓主人崇虎和崇龙观念习俗的体现，是新石器时期的先民们曾奉行多种图腾观念的形象展示。图腾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在我国许多古老的部族中都存在过。图腾意识常常在氏族成员之间起着精神支柱与心灵纽带的作用，也是巩固部落联盟、加强安定、避免冲突的一种黏合剂，是“群体自我崇拜”和氏族统一团结的象征^[60]。这种图腾观念和崇尚习俗通常与先民们的狩猎活动和生存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将图腾观念和崇尚习俗通过各种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也是古代先民们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地域和各部族之间常常呈现出绚丽多彩的情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古代西部北起甘青、南抵滇黔的整个横断山区各部族中，虎崇拜曾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出自古氐羌系的西南各部族，或宗白虎或祖黑虎的情形尤为盛行。这种虎崇拜的传统习俗对西南诸族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化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之后，至今还保存在彝族、纳西族、白族、土家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中。

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的蚌塑龙虎

我们知道，和蜀人关系密切的巴人也是崇虎的部族。《后汉书》卷八十六记述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欢。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后来射杀了神女盐神，“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61]。由此可知巴人崇虎习俗的由来。唐代樊绰《蛮书》卷十对此也有记述，说“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62]。这些记述虽有较多的传说色彩，但“廪君的传说可信之处就在于它有考古学上的证据”^[63]。20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巴族器物中大都有虎纹装饰，在巴人墓葬中出土有虎纽于，还出土有巴式虎纹青铜戈，这些便是很好的例证，它们都是古代巴人崇虎习俗的反映。

虎纽于（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和古代蜀人有着密切渊源的彝族也有虎崇拜的传统，并以黑为尊，盛行黑虎图腾崇拜。《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说：“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据袁珂先生等解释，《骈雅》曰“青虎谓之罗罗”；《天中记》中说，今云南蛮人呼虎亦为罗罗^[64]。而在彝族地区则称虎为罗，自称为罗罗，男人自称罗罗颇或罗颇，女人自称罗罗摩或罗摩。由此可知彝族自命是虎族，《山海经》中所说青虎罗罗即是彝族的黑虎图腾。在云南的考古发现中，如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古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物就有不少涉及虎图腾崇拜习俗的实物例证。正如李昆声先生所说：“虎在这里，不仅是部族的图腾，而且作为奴隶主的权威而存在。”^[65]这对古代西南地区曾经盛行虎图腾崇拜的情形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www.xing528.com)

无论是从人类学、民族学还是考古学的角度看，崇拜虎或以虎为图腾在古代西南地区确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由于族系的不同和心理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即使同样是崇拜虎和以虎为图腾，也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从而形成了或宗白虎或祖黑虎的情形。巴人崇拜白虎，彝族崇拜黑虎，便是对这种情形的有力印证。这里又联系到古蜀族的崇虎传统，有学者认为古蜀人是古彝人先民之一，推测古蜀族崇尚的很可能也是黑虎图腾。从文献记载看，《史记·三代世表》正义说古蜀历史上“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66]。姚，即今云南姚安；巂，即今四川西昌一带，正好是中国西南的彝族地区。古籍中又有彝族是仲牟由之裔的说法，而据彝族从古至今的口碑流传，仲牟由是杜宇的彝语音译，是彝族传说中的六祖，从杜宇（仲牟由）开始才形成了真正的彝族^[67]。尽管这些记述带有较多的传说成分，但古蜀族与古彝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和相同的黑虎崇尚应是客观事实。古文献中又有“蚕丛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的记述^[68]，说“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为青衣神”^[69]，可知古蜀有尚青的习俗，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述，到开明九世可能才改为尚赤，但蜀王去世后仍有五色（青、赤、黑、黄、白）作为神主和庙号。民国《邛崃县志》卷二说“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磈礧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70]，显然也是古蜀尚青遗俗的反映。这些都说明古蜀族对青色、蓝色或黑色怀有一种特殊的崇尚之心，这种现象在出土实物中也较为常见。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侧跪人像双眉和眼睛都描成黛黑色，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青铜纵目人面像与青铜兽面的眉部与眼眶等处大都用黑彩描绘，青铜鸟爪人像双腿的阴刻花纹中也填以黑彩，出土的青铜虎通体嵌饰绿松石，有的为墨绿色绿松石，还有出土的铜牌饰也以绿松石片作为嵌饰，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古代蜀人对黛黑与墨绿色彩的崇尚心理。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大都选用灰黑色的或有黛青色斑纹的石材雕制而成，可能同样与这种崇尚心理有关，应是古蜀族崇奉黑虎图腾的写照。

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崇奉虎图腾的现象，可谓由来已久，而且在商周以后依然相当盛行。春秋战国时期的出土器物上对此便有较多的反映，不仅在虎纽于上雕铸有栩栩如生的虎的圆雕造型，而且在铜钲、铜戈等兵器上铸刻有形态生动的虎纹^[71]。四川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战国时期青铜于，一件为征集品，一件出土于涪陵小田溪二号墓，顶部所铸虎纽皆做昂首卷尾站立状，虎身有纹饰，有学者推测它们可能是古代巴族王侯的遗物。值得注意的是虎纹图像，四川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相传为广汉出土的铜钲，在椭圆形钲腹上部刻有一虎，做昂首长啸行走状，其虎口大张的威猛之态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遍体嵌饰绿松石的青铜虎颇为相像。还有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虎纹铜戈、郫县独柏树出土的虎纹和巴蜀铭文铜戈等，虎纹图像的匍匐姿势与着重头部张口怒吼特征刻画的造型特色，与三星堆出土金虎和金沙遗址出土石虎等在形态风格上有非常明显的一致性。将这种具有浓郁巴蜀特色的虎纹雕刻于礼乐器物与兵器之上，足见制造者与使用者对虎纹的重视，应是崇虎传统习俗的体现。郫县出土的铜戈上除了虎纹还刻有巴蜀铭文，更是弥足珍贵的资料。对这种独特的图语式的巴蜀铭文，因类似的出土资料太少，目前尚不能完全准确释读。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其中个别字符表达的可能是“虎族”的意思^[72]。值得注意的是，虎纹图像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已不仅仅是崇虎民族的单纯标识，雕刻于兵器与乐器之上显然还有象征勇猛和力量的含义。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虎是百兽之王，虎的声撼山川的气概是人们所景慕的。铸造虎形于兵器或乐器的‘巴蜀符号’之中，应当是取法于这一点。”“其用意大概是祐护使用者，使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73]尽管在象征含义上随着历史的演进已有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但其中所表达的崇尚初意仍是很清楚的，而这正是古代巴蜀虎纹图像或虎雕作品最本质的内涵之所在。这里还应提到长江中游楚地的考古发现，在湖北江陵地区的楚墓中出土有虎座凤架鼓、虎座立凤等木雕漆器，其造型为高大的凤立于伏卧于地的虎背之上。我们知道，“凤是楚人先民的图腾，战国时代的楚人对此仍有朦胧的印象”，而“生息在楚国西南的巴人以虎为图腾，与楚人时而交恶，时而交好，由此加重了楚人贱虎的心理”，“这应与楚人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意识有关”^[74]。也就是说，在楚人心目中，凤与虎都是部族的图腾标志，楚墓中出土的实物体现的便是楚人尊凤贬虎的崇尚心理。

广汉出土的西周铜钲，刻有虎纹与三星（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虎纹铜戈

郫县独柏树出土的铜戈，上有虎纹与巴蜀图语及铭文

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凤架鼓（复制品）

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立凤（复制品）

湖南出土的虎座凤架鼓

其实，古蜀族是一个由多部族联盟形成的很大的族群，不仅崇奉虎，还有着丰富多样的图腾观念，并呈现出兼容并存的状态。三星堆考古发现就揭示了古代蜀人昌盛的泛灵崇拜情形，崇奉的图腾象征有蚕、鸟、鱼、虎、龙等。三星堆时期古代蜀人还盛行神灵崇拜、神树崇拜、神山崇拜、太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还有神仙思想和魂归天门观念，并融入了想象力极其丰富的神话传说。这些由来已久的图腾文化和崇尚观念还带有比较浓郁的原始巫术色彩。应该指出的是，三星堆时期虽保留着大量的图腾崇拜遗俗，但这个时期古代蜀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已由初民的原始思维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古蜀国也已由原始图腾崇拜阶段进入了更加发达昌盛的青铜文明时代。

金沙遗址在时间上略晚于三星堆遗址，作为古蜀国的重要部族栖息地，这里出土的石虎造型生动、特色鲜明，而且数量众多，但迄今发现的青铜雕像则很少，应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它说明虎崇拜这一古老的传统习俗此时依然十分盛行，反映出在金沙遗址统治者的心目中，崇虎和崇石的观念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它也为我们探析金沙遗址在古蜀王国中的地位关系提供了更多的启发思考。诚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古蜀族群是由许多部族组成的联盟，这些部族在文化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在传统习俗等方面又保持着各自的一些不同特色。古蜀王国的统治集团就由这些部族联盟的首领们组成，而其中最强盛部族的首领则成为王权和神权的最高执掌者。在三星堆作为古蜀王国都城的兴旺繁荣时期，金沙遗址可能已成为古蜀族群中某个部族的聚居栖息之地，这是一个崇虎的部族，并以石虎作为宗庙中的供奉和主要崇拜象征。这个部族曾归属和接受三星堆都城的统辖，随着历史的演进，当辉煌的三星堆都城由于某种变故而突然衰落乃至湮没之后，大量的蜀人可能由三星堆迁移而来，与金沙遗址日渐强盛的崇虎部族融合，使这里成为继三星堆之后一个新的兴旺繁荣之地。正是出于这种缘故，金沙遗址在文化上既保留了本部族崇奉石虎的传统习俗特色，同时也融入了许多新的文化内涵，比如昌盛的太阳崇拜和祭日求雨活动等。

画像石棺上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四川彭山出土，现藏乐山市文管所）

画像砖上的西王母于龙虎座（四川新繁出土，现藏重庆市博物馆）

刚才说到古蜀族的崇石观念，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很可能与崇石观念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古代有“禹产于石”和其子启破石而生的传说^[75]，说明夏族就有强烈的石崇拜信仰，至今北川禹穴附近仍有敬奉血石的习俗。夏族的石崇拜观念对西南地区许多羌语支民族和一些藏缅语民族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羌族就有白石崇拜信仰习俗，且一直延续至今，代代相传影响深远^[76]。古蜀族同样有着悠久的崇石习俗，《华阳国志·蜀志》说古蜀历史上最先称王的蜀侯蚕丛死后“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又说蜀王开明时期“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便透露了古代蜀人崇石的原始宗教意识，以及古代蜀人走出岷山栖息于成都平原之后崇石习俗依然盛行的情形。此后，开明王朝晚期开辟的石牛道，李冰治水雕造的石人石犀，显然也与蜀人崇石传统习俗有关。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作品很多，如石跪人像和石虎等，可知金沙遗址统治者很显然也是一个有着石崇拜传统，同时又崇奉虎图腾的部族。出土的这些精心雕造的石虎便是崇虎和崇石观念意识相互融合在一起的生动展示，也是古蜀时代这一悠久传统习俗的真实反映。

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来看，这些造型生动的石虎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跪坐人像，同时展现了古代蜀人高超的圆雕技艺，堪称商周时期石质圆雕造型艺术的杰作。它们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中国美术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精妙的出土实物告诉我们，商周时期的古蜀族在石雕艺术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经验，在形象思维和造型艺术方面具有非同凡响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并能够巧妙而熟练地将他们的宗教信仰、精神观念和传统习俗贯注其中，通过这些精心雕造的石质人物和动物造像生动地展示出来。如果说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揭示了古蜀王国青铜文明的灿烂辉煌和大型铸造艺术的非凡成就，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雕人物和动物造像则进一步显示了古蜀族在石质造型艺术方面的精妙造诣，而这正是金沙遗址令人惊叹的绚丽特色之一。

画像石上为雷公驾车的飞虎（河南南阳出土）

画像石上的仙人乘虎图（河南南阳出土）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和石雕跪坐人像向我们透露了丰富的信息，是研究商周时期古蜀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它们开启了蜀地石质造像艺术的先河，在艺术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们所体现的崇尚习俗也影响深远，在后世仍有广泛流传。我们从四川境内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画像，那昂首张口的虎的造型^[77]，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形态就极为相似。在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西王母大都坐在平台、方座或豆形悬圃之上^[78]。我们知道，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铸有神龙，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是古蜀族的崇奉象征，将两者巧妙地演化为西王母的龙虎座无疑是蜀人在信仰崇拜意识方面富有创意的发挥。汉代蜀地西王母画像石、画像砖上的龙虎座并不仅仅是商周时期古蜀族神龙与石虎崇尚的流风余韵，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习俗和精神观念的张扬。这里要附带指出的是，在汉代画像上除了令人瞩目的西王母龙虎座，其实对虎的表现也是相当丰富的。不仅有为雷公驾车的飞虎，有戏璧的有翼神虎，有仙人乘虎，有的画像上还特地刻画了“以虎驱魔逐疫”“虎食旱鬼女魃”的画面^[79]。《后汉书·志礼仪中》注文说，古人认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击鸷牲食魑魅者也”，故而“画虎于门，当食鬼也”^[80]。可知汉代画像中大量刻画的虎已被赋予了吃鬼除凶、辟邪防疫的寓意。而这正是远古以来的崇虎观念在后世发生了新的演化的结果。

画像石上的虎食旱鬼女魃图（河南唐河出土）

今天我们面对着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石虎，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它们栩栩如生的艺术魅力，深切地体会到它们邈远的意蕴和丰富的内涵。它们动静结合的生动造型，昂首啸吼的威猛形态，在三千多年之后仿佛仍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仍能引起我们心弦的共鸣。这些奇妙精美的石虎，不仅使我们对古代蜀人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以及古蜀时代别具特色的祭祀活动和社会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使我们由此而产生丰富的联想，对那些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古蜀奥秘有了更多的揭示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