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与侨乡教育的历史现实与影响

闽南地位是著名的侨乡。众多移居海外的闽南侨胞，虽然远离故土，但依然牵挂着故土，因而在有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往往不吝支持故土的教育。近代以来，许多海外侨胞纷纷返乡兴学，捐资兴建各类教育机构，涌现出了一批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现实，海外华侨与侨乡教育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也是2014年闽南书院与教育研究的重中之重。

吴莹《近代闽省侨校办学特色之探析》[《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28～33页]认为，近代华侨捐资办学蔚然成风，但是他们的兴学之举难免受到封建宗派观念的影响而带有家族性或地域性色彩，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等局限。但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海外的多元文化也带来更多教育新理念，使闽省侨校在强化其中华内核的同时，呈现出鲜明的“侨”之特色。首先，华侨办学取向具有外向性与开放性。由于侨校的教育对象中有相当部分为侨眷、归侨和侨生，且受教育者学成后相当部分前往海外成为新一代华侨，因而近代侨校不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同时亦重视侨居地语言、史地和商业等方面的学习以培养侨生在侨居地的谋生技能。侨校的办学方向面向海外，面向华侨，由此丰富了侨校的生源结构、教学内容及其校园文化。其次，华侨办学育才理念具有现代性与平等性。一方面，注重学生全面发展，重视爱国教育。近代侨校致力于培养学生拥有爱国的灵魂、聪慧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以肩负强国兴邦之重任，这种注重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极具现代化因素。另一方面，推崇男女、贫富教育平等价值观。华侨返乡创办女子学校，顺应并推动了时代潮流。为了让贫寒子弟接受教育，近代侨校学费通常低廉，侨办觉民学校、光华学校等还为学童免费提供就学机会。最后，华侨兴学手段具有灵活性与务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办学方式多样，重视校友资源。鉴于时局变更和侨汇波动的影响，为了保障学校的正常运转，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学之后还积极探索养校的方式，包括购置校产，如房屋、池塘、商船等，以租金养校；创办企业，以实业盈利助学；设立教育基金，存入银行，取每年利息来补助学校经费等。还有以个人或宗亲的名义设立奖学金、奖教金，鼓励学校师生认真工作与学习。此外，一些规模较大的侨办中小学在国内外组织校友会，从校友中募集资金。（二）注重师资遴选，优化组织结构。不论办学规模大小，近代侨校大都注重慎选良师。同时，近代侨校的组织结构也不断优化。集美学校在其办学初期已进行校长与校董的分工。（三）完善办学设施，丰富校园生活。在优化组织结构的同时，近代侨校注重教学设施的完善以及课外活动的开展。由于办学耗费巨资，不少侨校在创办伊初因陋就简，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再筹建专门的校舍及其它配套设施。近代侨校日益完备的设施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四）制定校训校歌，加强精神引领。校名、校训和校歌通常是学校办学理念及其价值观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近代侨校大都潜心拟定校名，制定校训和校歌，对学子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和塑造意义。总之，海外华侨积极回乡捐资兴学实质是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爱国意识的体现，也是其主动自觉地维护和传承中华历史传统的文化自觉的具体表达，同时也印证了中华传统文教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亲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桥梁和纽带。

许艺燕《安溪籍华侨华人与近现代安溪教育研究》（华侨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许金顶）将安溪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变迁过程与安溪籍华侨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结合数据分析，探寻安溪籍华侨华人在安溪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独特贡献。该文认为，安溪籍华侨华人捐资办学经历了草创、缓慢发展、快速发展等几个阶段，各个阶段亦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1912—1949年为草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侨校以侨捐侨办为主，大都集中在华侨较多的乡镇，如蓬莱镇、官桥镇、龙门镇、龙涓乡等。侨办学校的创办与发展，在使偏远乡镇的子弟接受良好教育的同时，也让学校附近区域逐渐发展成为集市中心，改变了侨乡社会环境，促进侨乡社会发展。1949—1976年为缓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多数侨办学校由政府接办，部分侨办学校仍由华侨继续捐资兴办，并且又兴建了一批校舍。但由于文革的影响，华侨回乡捐助学校的情况很少。“文革”结束后至今，是安溪侨校的快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各项侨务政策相继落实，尤其是1984年陆续开展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由华侨捐资创办的中小学纷纷恢复原校名，进一步激发了华侨的热爱（祖籍）家乡之情，掀起了捐资办学的热潮。从民国时的草创，建国至文革时的衰弱和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可见安溪籍华侨华人创办学校的历程深受中国侨务政策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安溪籍华侨华人通过侨校带来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开民智之先，改变（祖籍）家乡的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海外侨胞“离土不离乡”，不在安溪生活，却胜似安溪人。

该文还重点关注安溪华侨华人最集中且创办侨校中小学最多的官桥、龙门地区，探求典型侨校捐资办学的持续性、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管理运作的开放性等特点。其中养正学校是一个以举家族、华侨之力来办的小学，蓝溪中学是一个举全安溪华侨成就的中学，培文学校则是举一人之力，背后支撑其的是海外侨亲及国内友人而成就的师范学校。安溪人捐资办学助学是华侨华人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这种精神感召一代代华侨华人践行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理想。(www.xing528.com)

文章还认为，安溪籍华侨华人对祖籍地教育事业的支持是持续性的，从清、民国到新中国，这种行为的持续不断，说明这一特殊的人群受到“离土不离乡”的影响。他们的“在乡”感，深刻的表现在他们对祖籍地各项社会事业上，特别是教育方面，通过对祖籍地教育无私、奉献的支持，推进祖籍地的社会进步。

近现代，国际移民书信多指海外华人通过民间渠道给家人汇款时附寄的书信，在广东潮汕梅州地区、福建闽南地区被称为“侨批”，在广东江门五邑地区称其为“银信”。它们作为闽粤侨批“富矿”的有机组成，已成为侨乡文化的重要载体。侨批是华侨移民史、创业史及广大侨胞对所在国和祖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真实见证，有着深刻文化内涵和较高的研究价值。邓达宏《国际移民书信对侨乡教育的影响》（《八桂侨刊》2012年第4期，第54～60页）以原生态的国际移民批信为依据，着重阐述在极端困难的生存环境下，海外华人仍积极捐资助学，兴办学校教育，培育人才，推动侨乡教育事业发展，高度赞扬了他们热爱家乡、重视侨乡教育的爱国情怀。文章认为，侨批中所体现的海外华人关注侨乡教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教育侨乡学子要努力学习。以新加坡华侨黄丕廷寄往惠安亲人五封批信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批信中一再关注儿子的学业，敦嘱家乡亲人应该努力求学，至少掌握一技之长，对于日后海外商业事业的接班、拓展更有利；教育家乡亲人只有通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拥有科学文化知识，个人命运、族群现状、家乡面貌的改变和民族复兴大业才能得以实现。（二）教育侨乡学子热爱祖国。以泉州籍菲律宾华侨林锡国寄往泉州书信以及黄丕信寄往惠安的批信为依据，认为海外华侨对侨乡政治经济、金融汇兑、生活情况、亲诸事十分关注。海外华侨通过言传身教，教育亲人要关心时事，了解家乡抗战情况、故乡族群信息等。要细心观察身边发生的事，以及政府颁布的有关政策。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关注，教育子女对社会要有更高的敏感度。移民书信，子女们体会到父辈、兄长们对故乡的关心、对祖国的深深热爱，从而激发出“华侨子弟甚至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生命”的豪情。（三）教育侨乡学子节俭朴素。海外华侨在动荡的时局中，生存环境极端恶劣，他们生计非常困难，且不说赚不到钱汇回家，连自身家产都得不到保护，更无法保障自身安全。他们在苦难的环境中挣扎，通过现身教育，教诲侨乡子弟要生活俭朴，需更加勤奋学习。（四）捐资兴学，侨乡教育经费的多元化。华侨支持教育并非均是富商，而是从有限的资金中抽取，捐给家乡办公益事业。这是一种深层次民族意识的自觉体现，华侨们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个人命运、改变家族、改变家乡面貌甚至民族命运，为了后辈的教育，华侨可以省吃简用、鼓动更多的人参与，全身心地投入。华侨不仅考虑到学龄儿童的学业，并且考虑到社会青年的教育问题，避免族人子弟夜游、赌博，是造福当地社会的一项有益的事业。

文章还通过闽南籍海外华人的批信，探讨华侨对侨乡教育全面发展的推进与贡献。文章认为，侨乡的教育得到广大华侨的支持，取得极大发展。新生代华侨子弟不仅了解侨乡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具有中华认同感，还掌握了一定的谋生技能，为推动侨乡及侨居地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华侨推进侨乡文明进步，将西方社会中的文明进步信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闽粤侨乡，对侨乡社会风貌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侨眷们在观念上更主动，更开放，具有接受新思潮的思维意识。此外，还推进侨乡人才成长。华侨办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侨办教育体系，构建了一个面向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教育网，培养了一大批家乡建设和海外华侨需要的各方面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