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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辞书的深远中国影响

时间:2023-07-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日本的辞书也源于中国,日本辞书的编写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皆受到我国各种辞书的强烈影响,两国文字和辞书一脉相承。他们将中国书籍带回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语言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这些日本辞书编者是把《尔雅》《释名》等作为辞典的同义语使用,《倭玉篇》甚至成了汉和辞书的代名词。

日本辞书的深远中国影响

日本的辞书也源于中国,日本辞书的编写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皆受到我国各种辞书的强烈影响,两国文字和辞书一脉相承[14]尔雅》、《说文》、《玉篇》、《字林》、《切韵》、《一切经音义》、《正字通》、各种版本的《康熙字典》等相继传入日本,后来的日文辞书基本沿用了这些辞书的编排体例和编纂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序称:“东洋文化,大半是靠汉字汉语来表现的。这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甚至于在道德宗教方面都是一样。因此,如果不研究汉字汉语来谈东洋文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编纂辞书可以认为就是揭开这种宝库的一种方法。”[15]中日交流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其中遣唐使的贡献巨大。他们将中国书籍带回日本,对日本的社会、文化、语言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书籍中有一部分是在中国问世后不久便传入日本,而在中国却渐渐失传。如梁释远年的《兼名苑》和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等。[16]

日本辞书也往往以《尔雅》《释名》《玉篇》《字林》命名,[17]如贝原好古编《和尔雅》(八卷),1694年刊行;贝原益轩编《日本释名》(三卷),1700年刊行;新井白石编《东雅》(二卷),1717年刊行。又如长享三年(1489)编的《和玉篇》,大永四年(1524)成书的《玉篇要略集》,宽永十五年(1638)刊行的《新刊倭玉篇》,庆安四年(1651)刊行的《新板新刊和玉篇》,明治九年(1876)山东直砥编《新撰山东玉篇》,明治十年(1877)市川正一编《汉语插入新选玉篇》,明治十八年(1885)藤田善平编《万通字林玉篇》,明治二十六年(1893)石川鸿齐编《明治字林玉篇大全》,明治四十二年(1909)野村田次编《日本大玉篇》等。当时这些日本辞书编者是把《尔雅》《释名》等作为辞典的同义语使用,《倭玉篇》甚至成了汉和辞书的代名词。

日本早期辞书多以我国辞书为蓝本编纂,《玉篇》可以说是当时编写辞典的基本蓝本和依据。弘法大师空海于806年归国时曾带去《玉篇》,[18]以此为蓝本于天长七年(830)编成日本现存最早的辞书《篆隶万象名义》。《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收字16 900多个,共分542部。部首编排,始一终亥,[19]全照顾野王原书,字数也与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记顾氏《玉篇》字数相符,注释基本保留了原本《玉篇》的面貌,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称“直当一部顾氏原本《玉篇》可矣”。所谓“篆隶”即改《玉篇》原来的楷体为篆书和隶书两种字体,然后注出所释字的反切和词义训诂,也就是“万象”“名义”所指“世界之万种诸相”和“体上之名称与义理”,而从方便日本人使用的角度考虑,删去顾氏《玉篇》中所引的经传原文及按语。

《新撰字镜》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僧人昌住撰写的一部字书。全书十二卷,将注释佛经词语音义的《一切经音义》按照便于日本人使用的原则重新排列组合,并加入《玉篇》《切韵》等辞书的部分内容,既按偏旁部首排列文字,又取同类事物的名称编在一部。自“天部”至“临时杂要字”共立160个部首,凡20 940余字。分天象(天、日、月、雨、风等部)、人事(父、亲属、身、面部等)、自然与动植物(山、谷、玉、田部等)三大部分。然后再按词义分类排列。既参考《玉篇》的释义,又学习《尔雅》的分类;既摹仿了《切韵》的标音,又加注了“和训”。重言迭字以及联绵词又分别编录。义训大多来自玄应《一切经音义》、《玉篇》和《切韵》等典籍。注重辨析异体字,随字区分形似字。卷末《临时杂要字》按意义分为10个部类计254条,辑录了各类事物名称和当时的日常用语,包括舍宅章、农业调度章、男女装束及资具章、机调度及织缝染事、马鞍调度章、木工调度章、锻冶调度章、田畠作章、诸食物调馔章、海河菜章。其中有不少条目与敦煌通俗字书相同,可见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20]日僧还模仿《一切经音义》撰有《大般若经音义》《四分律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法华经音训》《净土三部经音义》《孔雀经单字》等,这些佛经音义也是日本古辞书的重要内容。如僧人珠光所撰《净土三部经音义》承《说文》类部首字书,以汉字部首作为篇目编次,又有佛经音义体式的特色。

《倭名类聚抄》是日本最早的一部具有国语辞典特色的类书,又名《和名类聚抄》(简称《倭名抄》或《顺倭名》),源顺编,二十卷,成书于日本平安时期承平年间(931—938),其释文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小学典籍材料,包括诸多散佚已久的典籍。编排上与《艺文类聚》等相似,把汉语词汇根据词义分成天、地、水、岁、时等32部,下面再加以细分为249门。如天部分为景宿、云雨、风雪三门。[21]词目后标明出典、音注和解释,并用万叶假名标了和训。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收入了为数不少的俗语词和口语词。

承《篆隶万象名义》和《倭名类聚抄》,十一二世纪时法相宗学僧编成《类聚名义抄》。书名“类聚”取自《倭名类聚抄》,“名义”取自《篆隶万象名义》。该书乃汉日词典,总分为“佛、法、僧”三部分,所以又有《三宝类字抄》《三宝类聚抄》的别名。各部按部首编排,仿《玉篇》的部首分类,分成120部,收录汉字的正体和俗体,注以和训。

镰仓室町时期所编辞书也皆承传《玉篇》和《广韵》等。如《聚分类韵》仿《广韵》而成,《孔雀经单字》大部分内容直接抄录《广韵》。《倭译大广益会玉篇》(简称《倭玉篇》)是《大广益会玉篇》的和译本,最初也叫《假名玉篇》。根据《玉篇》的部首排列,[22]以汉字为字头,用片假名注出日语读音,再加上日语注释,有的还加汉字注释。1444年东麓破钠所编《下学集》的书名中“下学”取自《论语·宪问》的“下学而上达”之意。收释约3 000条日常词语,按意义分类,分为“天地、时节、神祇、人伦、官位、人名、家屋、气形、支体、态艺、绢布、饮食、器财、草木、彩色、数量、言辞、迭字”等18门类,词条以片假名注出读音,用汉字简单注出语源、语义。(www.xing528.com)

江户时代儒学成为日本官方正统思想,《论语》《千字文》《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作品成为必读教材,还编有诠释汉语古白话词汇的“唐话辞书”。[23]如滥吹子编《语录字义》一册,1694年刊行;冈岛冠山编《唐话纂要》五卷,1716年刊行;《唐音雅俗语类》五卷,1727年刊行;冈崎元轨《中夏俗语丛》五卷,1783年刊行。还有秋水园主人1791年编的《小说字汇》一册,诠释《金瓶梅》《三国志演义》《平妖传》等几十种白话小说中的白话词语。

《康熙字典》问世后,明治三十六年(1903)三省堂出版有重野安铎、三岛毅、服部宇之吉监修的《汉和大辞典》,收字完全参照《康熙字典》,双音词和多音词取诸《佩文韵府》,编纂体例则以西方辞书为准,卷首冠有检字索引,所有单字均注音并释义,然后以字带词,从而开创了汉和辞典编纂的新纪元。明治三十八年(1905)南江堂和文求堂共同出版由石山福治编的《日汉词汇》,收录约10 000多条词语,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京官话,每个词先列日语平假名,再用方括号标出汉字书写形式,又用圆括号标明词性,然后列出相对应的汉字词。如“味”对应汉语词“味道、味儿、口味”,“悉皆”对应汉语词“全、都、所”,“朝”对应汉语词“早起、早晨”,“欺”对应汉语词“欺哄、欺负”等,还收录了“夜儿个、才刚、料估、左近、管保、溜达、定规、眨巴眼、就手儿、胡哩吗哩”等白话口语词。同年,博文馆出版有岩村成允编的《北京正音支那新字典》。昭和二年(1927)大连大阪屋号书店出版有权宁世编的《支那四声字典》,三年文求堂出版有井上翠编的《井上支那语辞典》,六年文求堂又出版有井上翠编的《井上日华新辞典》。诸桥辙次历时35年编成的《大汉和辞典》则是一部集汉和辞典大成的日中双语辞书,大修馆书店1943年至1960年初版,1984年至1986年修订版。全书十三卷,以汉字立目,例证亦用汉语文献,释义用日文。收单字49 964个,词条达五十万。按部首分类,同一部首按笔画多少排列,字头除汉字正字外,兼收俗字、简写字以及日本的国字等,词汇包括成语、熟语、格言、俚语、诗文典故和人名、地名、官职名、年号、动植物名以及政治经济等学术用语、现代汉语词语等。注音取《广韵》《集韵》《洪武正韵》的反切为准,字形和字义以《康熙字典》为主要依据而兼释六书原义及字形变迁,大致以《康熙字典》为蓝本,参照《说文解字》《玉篇》《广韵》《集韵》《字汇》《正字通》《中华大字典》以及《辞源》《辞通》《辞海》等中国古今辞书,且充分利用《倭玉篇》《节用集》《下学集》等成果,所配插图大部来自《三才图会》。

据潘钧《日本辞书研究》,“研究编写现代汉语辞典日本要早于中国”,早在大正初年(1912)石山福治已编有《中国语大辞典》,比周铭山编的《国语辞典》(1922)早了十年。[24]1961年香阪顺一和太由辰夫合编有《现代中日辞典》,1963年仓石武四郎编有《岩波中国语辞典》。[25]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问世后,香阪顺一参考《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等于1982年编成《现代中国语辞典》,并为全部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标注了词性。

此后又相继出版有《新汉和辞典》《广汉和辞典》《汉语林》《大汉语林》《中日大辞典》《中国语大辞典》《中国语辞典》和《东方中国语辞典》等。近年来日本辞书界有“汉和辞典”与“中日辞典”之别。“汉和辞典”属广义的日本国语辞典,因为汉字已是日本语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日辞典”则属外语辞典,如同“英和辞典”和其他双语辞典一样。大致而言,“中日辞典”以现代汉语为中心,与其相对的是“日中辞典”,如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日语大词典》日本版,书名即为《日中词典》。

文明间的交流常常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度的,日本辞书对我国辞书的编纂也有影响。如汪荣宝、叶澜编的《新尔雅》和曾朴、徐念慈编的《博物大辞典》等辞书收录了日本吸收西方新概念和新事物所发明和使用的新词语。又如《综合英汉大辞典》参考了神田乃武等编《大增补模范英和大辞典》和井上十吉编《井上英和大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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