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杰先生的新中国日本史研究果实

吴杰先生的日本史学术研究活动

翟新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吴杰先生于1996年病逝至今，不觉已过15个年头。吴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老一代日本史研究专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吴先生早年留学日本，1942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4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大学院，1951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外语系、经济系、历史系任教，长期从事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吴先生以其名望和学术造诣先后担任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副会长及战后史分会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等职，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活动重点转向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笔者1985年入复旦大学攻读地区国别史专业日本近现代史研究方向硕士学位，从那时起师从吴先生，1988年我毕业留校任教于历史系，继续协助吴先生开展日本史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91年我去日本留学，尤其是在庆应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攻读日本政治外交史领域的博士课程期间，仍常以通信方式和吴先生保持联系，并请教学术问题。基于这样的经历，笔者将吴先生的日本史学术研究情况分成著译、教学及社会学术活动两方面予以概括和介绍，借此寄托对恩师的祭念之情，限于自己的能力和见识，所述事实和理解如有不当，尚望学界诸先学和同仁不吝指正。

一、著译活动

吴先生的著译活动在他整个学术生涯及研究成就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吴先生的著译作品的数量，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许并不十分赫然，但如置于当时的学问条件和社会环境下评价，称其为多产著译家恐怕也决不为过，更值得注目的是那些著译作品的质量，那自然全得力于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素养。

第一，学术论文。吴先生的日本史研究论文数量虽不属多，但却都为精品，主题内容广涉古代至近现代的日本历史及中日关系史，其中代表性的篇目有以下：《从“日本书纪”看中国侨人的记载》（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辛亥革命时期日帝陆军的侵华阴谋——以“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为中心》（蔡尚思等编：《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日本战后史教学小结》（中国日本史学会编：《中国日本史学会通讯》1983年第5期）、《日本战后财阀的被迫改组及其局限性》（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史论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一个日本学家看日本》（关西大学编：《世界中的日本人——近代日本的表层与深层》，关西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等。关于吴先生论文的学术价值，因已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翔学兄的大作《吴杰先生中日关系史与日本史研究述评》（《近代中国》）在，故不赘述。笔者在这里仅就反映于吴先生论文中的主要的研究视点斗胆略加评述。

首先，是自觉贯穿于吴先生研究作品中的民众史观。如他在《一个日本学家看日本》一文中专门分析了战后改革的主体问题，指出日本战后改革所以成功的原因，在于改革措施与当时日本民众的要求一致，占领军当局的举措只有通过日本民众的努力，才有可能转化为社会变动的现实；而且，即便是稍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创造者也是日本民众。吴先生基于这种重视日本民众主体作用的视点，十分强调战后日本财阀解散的局限性，他认为由于日本民众的作用在解散财阀过程被完全排除在外，所以当美国方面转换占领政策后，对财阀的改革也就匆匆收场，遂使这场改革变质为“改组”，大批保守派高官摇身一变进入各大垄断企业担任要职，这个问题也成了至今仍困扰日本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顽症。

其次，是在日本史研究中始终坚持重视中国立场的视角。吴先生在他的文章和讲课中经常指出，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史时经常会犯无视或轻视中国的毛病，如讲到战争损害，动辄在美国飞机轰炸下日本死了多少平民、被烧毁了多少房屋，但却对在侵华战争中惨死于日军枪炮下的中国人的状况则表现很冷漠，甚至至今仍有不少日本人言及战时外交最大失策时，强调的竟是对美开战，而对侵华战争的错误则少有发自内心的悔过情念。因此，吴先生一直主张在研究日本史时必须不失中国立场，他在关于日本战后史分期问题上，所以一直坚持1972年是一个重要界标，就是从上述认识出发，即坚持了中日关系对于日本历史的展开具有无比重要性的立场。

其三，是努力做到在日本史研究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吴先生从不讳言在日本史研究领域，日本学界的研究水准在很多方面确实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但他反对人云亦云，主张作为学者就应具独立的见解和做有创新性的研究，并认为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要挺立于国际学术之林，最为重要的也就在于自身的研究要有个性。他自己就在论文中对日本学界称早期的大陆移民为“归化人”的观点不以为然，主张应该采用较为中性的“渡来人”或“中国侨人”的概念。另外，吴先生对日本学界关于“大陆浪人”、“现代史”等日本史上的重要概念的定义也都做出适当的批评，从而体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做学问态度和精深的理论素养。(www.xing528.com)

其四，是以实证研究为日本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吴先生看来，无论是坚持民众史观，还是要体现中国立场或保持独立的见解，都必须建立在谨严实证的研究成果之上。如他在其代表性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日帝陆军的侵华阴谋——以“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为中心》一文中，通过对当时与日本陆军大臣上原勇作有关的文书资料进行绵密的分析，揭示了日本方面利用辛亥革命之际企图扩大在华利权的目的和伎俩。这在当时尚不习惯主要基于事实分析法、以点见面切入并述论重大问题的我国学术界，该论文当有一新研究视野的功用。

第二，编译著作。吴先生参加编著、编写的有关日本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的著作和论文及资料主要有以下诸种：《日本机器工业发展初期的特点》（中国日本史学会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论日本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革命在日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日本国的对外财政史料选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战后日本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日本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等。

他参与翻译、校译和注释的有关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作品主要有：《田中角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田中角荣其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日本社会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日本财界集团及其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福田赳夫其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佐藤政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角福火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吉田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日本钢铁工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鸠山一郎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三井和三菱》（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日本外务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日本汽车工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等。这些著译的面世，无疑为政府机构及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多研究资料和背景知识，也有助于一般读者加深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状。

第三，主编辞典。这也是吴先生对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业发展贡献最为显著的一个业绩。吴先生经过长期策划和精心主编的《日本史辞典》，1992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的第一部有关日本历史的大型辞典。该辞典所收条目选自原始时代至1991年6月为止的日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制度、事件、人物等，内容全面而系统，尤其是专设不少有关中日关系史方面的条目，堪称其一大特色。在中国日本史学会和国内史学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历经9个春秋编成的这部辞典，因收录词条繁多、参编人数众多且学术背景又不尽相同，作为主编的吴先生为了确认内容和修订辞典全文，耗费了大量心力。

二、教学及社会学术活动

这里的教学活动是指吴先生在复旦大学所事的学校教育工作。我入复旦读研前，吴先生就曾在历史系开设过“日本战后史”课程，这在当时我国高校算是设置该课程最早的，也可见吴先生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传授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如考虑到“文革”结束初期，社会上对日本当代历史的评价存有各种意见，所以对开设这类课程的老师来说，比起学识来，也许更不可缺的还是胆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吴先生因年龄关系，逐渐将教学活动的中心转向培养研究生，先是带硕士研究生，后又指导博士研究生。在我的记忆中，吴先生在地区国别史专业日本近现代史研究方向上先后招收了5届共10名硕士研究生，我们师兄弟毕业之后，留在国内外高校及科研机构做与日本史有关的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就有7人，其中2人继续在复旦深造后取得博士学位，4人在复旦大学硕士生阶段培植的学力基础上，先后在大阪大学文学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庆应大学法学部、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获得日本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至今为止，仍有5位师兄弟在国内外的高校担任副教授以上的教职，从事着和日本史有关的研究教学工作。在物欲弥漫于世的今日，我们师兄弟中的多数之所以尚能坚守学问阵地，并长期保持自强奋进的精神状态，恐怕都与复旦就读期间从吴先生处接受的“踏踏实实做人，勤勤奋奋做学问”的教诲难以分开。吴先生博学多才、思维敏捷，在我们这些弟子看来，他既有传统的“饱学”之士和学问大家的风范，又有着现代社会科学者对现实生活的诚挚关怀和高度敏感，而这些正是完全意义上的当代知识分子所具的品位素养。在日常的教学育人过程中，吴先生向以谦逊和蔼态度对待学生，从不以身份或学术观点压人，处处显示了导师的雅量和豁达；吴先生还常教育我们在研究中要注重资料的完整性，力求在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同时他一直提醒我们要在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中追求和保持中国特色，不应随意附和外国学者的观点和研究结论。吴先生这些作为师长的优秀品质，也一直是我们弟子引以为自豪和加以自勉的典范。

在社会学术活动方面，吴先生始终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因他长期担任日本史学会等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加上生性平易近人和热衷于社会活动，故而为推进全国和上海地区的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参加学术论坛和各种交流会议，吴先生经常扶着拐杖甚至坐轮椅前往会场；对于前来拜访或求助的中青年研究人员，吴先生总是热情洋溢予以接待，为其答疑除惑或解决具体的困难。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吴先生一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拔群的外语能力，借助复旦大学这个学术大平台，积极开展对日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为让日本学界了解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状况，并扩大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起了非凡的作用。在我的印象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来沪访学或考察的日本学者，只要专业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慕名来复旦会晤吴先生的为数甚众。而吴先生和这些外籍学者或在敞明的学校会客厅，或在被叠积似山的图书资料占去大半面积的吴宅小书房中，就两国文化交流或国际前沿学术问题阔谈宏论的情景，在我们这些当时陪坐的学生心目中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