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利率市场化历史进程及其启示

（一）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1.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与措施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以“Q条例”为代表的利率管制措施的弊端逐渐显现。1965—1970年，美国通货膨胀水平急剧恶化，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上行，但银行受制于存款利率上限，存款吸引力大幅下降。同时，美国共同基金兴起，大量资金从银行分流至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规模萎缩，银行面临严峻的金融脱媒困境。由于美国银行业存款流失，导致贷款投放受限，全社会信贷派生受阻，也影响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效果。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逐步放松利率管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1980年，美国国会开始尝试放开部分定期存款利率上限，为利率管制完全放开做准备。第二阶段是1980—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成立存款机构解除管制委员会，制定了分6年逐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的计划，并鼓励存款品种创新。截至1986年，除了不得向活期存款付息外，其他利率管制均被取消。第三阶段是1986—2011年，美联储最终取消了活期存款不得付息的规定，实现完全利率市场化。

从广义上看，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自1970年开始到2011年结束，共历时41年（见表5-2）。但从狭义上看，1980—1986年，美国银行业推出了许多创新的存款品种满足客户对活期存款付息的需求，实质上已经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表5-2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重要事件

2.美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与启示

创新存款产品大量涌现。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为了摆脱存款流失困境，增强存款产品竞争力，商业银行创设了大量创新存款工具来规避利率管制，扩大资金来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MMCDs、NOWs、Super-NOWs及MMDAs等（见表5-3）。随着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美国监管部门逐步完善并规范相关法令，认可并鼓励商业银行进行存款创新。

表5-3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创新存款产品

续表

银行存款结构发生巨大变化。1960年前，美国银行存款以活期存款为主，占全部存款的60％以上。1970—1982年，美国定期存款利率管制不断放开，定期存款高收益的优势显现，银行存款由活期存款转向定期存款。其中，1970年银行存款结构中活期存款占比51％，定期存款占比28％；1982年银行存款结构中活期存款占比下降至27％，定期存款占比提高至52％。1982年后，随着美国储蓄存款[1]（类活期存款）产品不断创新，以及美国股市开始走强，类活期存款兼具流动性与盈利性的优势凸显，对客户资金吸引力大大增强。截至2017年，美国银行存款结构中，类活期存款占比高达71％，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占比均下降至15％左右（见图5-2）。

图5-2　1934—2017年美国银行存款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类活期存款产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MDAs，其存款利率参考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同时具备随时支取（或转账）与享受高额收益的特点。目前，MMDAs已成为美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负债来源（见表5-4）。

表5-4　截至2019年末美国银行存款结构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银行贷款定价基准更为市场化。美国利率市场化后，贷款定价基准更为多样化，除了最优惠贷款利率之外，还参考Libor、美国国债收益率等，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市场化定价需求。据统计，美国商业银行参考最优惠贷款利率的贷款占比不到20％，各类型市场基准利率使用广泛（见表5-5）。其中，银团贷款主要参考美元Libor定价，小企业贷款定价主要参考最优惠贷款利率，占比超过90％（见表5-6）。

表5-5　美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参考基准利率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美联储，数据截至2017年5月。

表5-6　以美元定价各类型贷款中参考Libor定价情况

数据来源：金融稳定委员会，关于改革利率基准的市场参与者小组的报名，2014年；统计口径中含部分非美国本国贷款数据。

根据美国利率市场化经验，一方面，客户投资渠道更为多样化，传统存款产品受限于计息方式、收益率等，难以满足全部客户的需求，存款产品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产品之间的替代性与竞争性增强，存款产品创新及其自主定价能力可能成为影响未来银行负债经营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完全利率市场化情况下，贷款市场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差异缩小，贷款定价基准的选择更为多样化，对银行自主定价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建立对市场利率变动更为敏感的贷款定价机制。

（二）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

1.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与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受到重大打击，资金极度匮乏，为促进复苏与增长，日本采取严格的利率管制措施，确保利率水平长期维持较低水平，向重点领域、重点部门输送大量低价资金。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战后20多年的高速增长，市场利率逐步上行，但银行存贷款利率仍沿用战后的管制措施，金融脱媒现象日益严重。1977年，日本大藏省开始从债券市场推行利率市场化，首先实现国债与银行间市场利率自由化，但在存贷款方面，利率市场化进度缓慢。

与此同时，全球利率市场化浪潮出现，美英等国均开始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率管制下日本国内利率低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推动日本大量购入美元债券，而日本封闭的金融市场又抑制外国资金投资，形成日元低汇率，导致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金融贸易摩擦不断升级。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日本，成立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在美国的强烈督促下，日本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并于1994年实现（除支票存款禁止付息之外）利率市场化（见表5-7）。(www.xing528.com)

表5-7　日本利率市场化进程重要事件

2.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与启示

企业直接融资占比提高，银行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业务。改革前，日本银行信贷资金主要投向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主要由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与政府金融机构满足。改革后，日本直接融资市场快速发展，1970—1974年，日本企业证券市场融资规模占全部对外融资的18.4％；1980—1984年，该数字上升至36.6％。大型企业融资逐步被直接融资替代，倒逼日本银行发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根据日本银行的统计，中小企业贷款来源结构中，普通银行、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金融机构由1975年的45∶41∶10变化为1985年的51∶37∶9。

银行贷款脱实向虚，滋生房地产泡沫。1980—1990年，日本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尤其是1985年日本政府公布广场协议后，大量资金涌入日本，叠加日本实行的扩张财政政策以及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国内投机情绪高涨，大幅加剧了资产泡沫的产生。在此期间，日本银行投向制造业的贷款占比大幅下降，投向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的贷款大幅增加，进一步催生了泡沫（见表5-8）。随着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大量银行兼并重组。

表5-8　1980—1995年日本银行部门贷款余额分布情况　单位：万亿日元

注：表格中上方数字表示规模，下方数字表示结构占比。
数据来源：Mariko Fujii、Masahiro Kawai，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工作论文系列第222号，《日本银行业危机的教训，1991—2005年》，2010年6月。

从日本利率市场化改革经验看，一方面，金融脱媒背景下，银行具有追求更高收益资产的动力，合理发展中小企业业务能够有效提高资产收益率；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要加强银行资金投向监管，避免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空转，同时银行需要加强贷款集中度管理，加强自我约束，回归贷款融资本源，引导资金流向实体企业。

（三）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改革

1.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与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极不稳定，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支持企业生产以及控制通货膨胀，台湾金融管理部门采取较为严格的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措施。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增速逐步下降，在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下，难以按市场供需有效配置资金，金融体系缺乏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日益突出。

1975年，台湾地区颁布了经6年研讨审议的修订版“银行法”，正式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第一阶段为1975—1985年，规定了各类型业务利率的最高限制，并将贷款利率上下限转为由银行公会成立的“利率审议小组”议定，银行可在上下限范围内自主决定利率水平。第二阶段为1985—1989年，贷款利率管制于1985年被率先取消，转而实施类似美国最优惠贷款利率的“基本贷款制度”；存款利率管制业务品种与期限不断减少，并最终于1989年取消各种存款最高利率，彻底废除利率上下限规定（见表5-9）。

表5-9　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进程重要事件

续表

2.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与启示

银行数量快速增长，市场过度竞争。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台湾地区进一步放松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鼓励新发起、设立银行，并促进信用合作社等其他金融机构改制为银行。1995年，台湾地区仅有24家银行，2002年已增至53家[2]。若考虑银行分支机构，台湾地区的银行数量由1995年的1225家增长至2002年超过3400家，金融单位密集程度甚至高过日本和新加坡，银行竞争极其激烈。

存贷款利差缩小，银行盈利承压。过度市场竞争环境下，银行产品同质化严重，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叠加台湾地区经济增速逐步下行，导致银行存贷款利率快速下行，存贷款利差由1989年的约3.1％下降至目前接近1.3％的水平（见图5-3）。存贷利差收窄导致银行收益明显下降，2002年台湾地区的银行平均总资产收益率跌至-0.48％，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跌至-6.93％。截至2019年末，随着经营环境改善以及开展差异化定价管理，台湾地区的银行平均总资产收益率回升至0.72％，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回升至9.38％。[3]

图5-3　1982年以来台湾地区存贷款利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

信贷资产质量大幅下降。为了维持资产收益，台湾地区的银行业不惜降低信贷投放条件，使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及房地产，资产质量出现恶化，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最高于2001年达到8.16％（见表5-10）。同时，信贷资金脱实向虚对传统农渔业造成较大打击，农渔业产值占GDP比重大幅下降，农渔会信用部等基层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快速上升。另外，台湾地区银行业的信用卡业务急速膨胀，但信用卡发行与管理过于松散，导致信用卡不良率急剧升高，甚至于2004—2005年爆发“卡债风暴”[4]，引发社会动荡。

表5-10　台湾地区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变动　单位：％

续表

数据来源：台湾地区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行非利息收入提升，弥补净利息收入下降。在利息收益下行情况下，台湾地区的银行由传统银行业务向综合化经营发展，开展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多元化业务，不断增加金融服务业务种类。2006年，台湾地区的银行净利息收入占营业净收入比例高达77％，而到2019年，净利息收入占营业净收入比例下降至57％，非利息净收入占营业净收入比例提升至43％。[5]

根据台湾地区的利率市场化经验，一是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取消监管，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秩序容易发生紊乱，不利于整体金融体系稳定，需要监管部门进行合理规范与引导，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二是利率市场化下银行同质化产品可能导致恶性价格竞争，对银行收益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引发资产质量危机，需要建立合适的差异化产品体系与科学的定价机制，保障合理收益。同时，需做好多样化的客户服务，提高非利息业务的经营能力。

总结来看，各国和地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内外部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紧密相关。不同利率政策环境下，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与外部对客报价机制均有较大不同。利率管制下，银行内部定价管理相对粗放，定价同质化。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银行内部管理精细化水平提升，定价模型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