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声玉振——金丽生访谈录（上）

口述人：金丽生[1]

时　间：2008年6月15日

地　点：苏州市昆山千灯古镇

金丽生演出照

潘讯　金先生，您父亲是湖北人，回族；母亲是北京人，满族，看起来您的家庭充满了传奇色彩，能谈谈您家庭的情况吗？

金丽生　我的父亲是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回族，我的家族在元朝的时候从宁夏迁到湖北；母亲是满族，旗人。小时候我经常听母亲、外祖母说起家族的事，据说光绪皇帝的珍妃叫我母亲的祖母为姑妈；我母亲的祖父就是清末做过湖广总督的瑞澂，我母亲的曾祖父是直隶总督琦善。我父亲大约14岁就到上海，跟表哥一起做棉纱生意。他起先帮人做事，后来做得不错，有了资本以后，就自己开设棉纱花号，做老板。他的花号设在杜月笙开办的中汇大楼四楼，父亲经常能看见杜月笙。辛亥革命时，旗人的日子不好过，我母亲2岁随家人从北京逃到上海，住在今天南京西路对外友好协会的房子里，住了没几年就卖掉了。我兄弟姐妹九人，在我出生前有两人病故，现在还余七人。1949年前，我家住在江苏路中一村，家里生活比较富裕，亲戚也都是有身份的人物，有资本家，有国民党的官员，也有搞文化工作的。我在上海中西小学念到三年级，那是一所教会学校，西方礼节很重。

潘讯　您9岁那年举家迁苏，是怎样的机缘？

金丽生　1949年后，家里环境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初“三反五反”，我父亲算是守法的资本家，很快就过了关。那时候我父亲对国家形势、政策不大理解，他手里还有很多钱，就到武汉收购棉纱，运到上海时正遇上统购统销政策，手头一下子只剩六七万元钱。不久又实行商改工，我父亲就到浦东恒业帆布厂当了二把手的厂长，管理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生产不太正常，工人工资发不出。我父亲把家里所有东西都变卖，给厂里发工资。家里便一贫如洗，在上海生活开支又大，后来我父亲听人说苏州生活便宜，于是1952年举家从上海搬到苏州皮市街。我父亲一人留在上海工作。其实，搬到苏州并不比上海节省，又是两地开销。当时，我大哥还在外地上大学，家里人很多，母亲及兄姐们身体不好，全家仅靠父亲寄钱回来生活，越搬越穷，日子很不好过。

潘讯　您的家庭充满浓郁的艺术氛围，这对一个艺术家的启蒙和成长来说至关重要，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听说您父母亲和言菊朋关系很密切。

金丽生　因为我家祖上是北方人，所以亲戚也大多是北方人，也结交了一些京剧名家。我父亲和母亲的媒人就是京剧言派的创始人——言菊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言夫人高逸安每年都到苏州来玩，住在我家，她是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明星，很风趣，很喜欢我。言慧珠的妹妹言慧兰是我母亲的干女儿，我的许多表舅都是剧团里的琴师，我六岁开始业余学京戏，唱童声青衣。我很有天赋，很快学会了《玉堂春》里的许多唱段，七八岁就在2000人的会场上演唱了。

潘讯　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获得了许多荣誉，算是“小名人”了？从那时起您就准备以文艺为职业了吗？

金丽生　搬到苏州后，我进入白塔小学（原晏成小学）读四年级。因为从小受京剧熏陶，我比较喜欢文艺，经常参加演出。小学毕业以后我顺利考取了苏州市第三中学。我很喜欢演话剧，中学时就参加了平江区业余话剧团，15岁读高一那年，我演过大型话剧《万水千山》，演剧中第一号主角李有国；我还演过活报剧、朗诵、相声、评弹。那时候我很风光，是学校广播站主持人，又是学生会文艺干部，在三中我是出了名的文艺活动分子。读高二时我参加苏州市中学生普通话比赛，还得过全市第一名。全校2000多名学生没有不知道金丽生的。

我家里外祖母、母亲都是京剧迷，她们会唱很多京剧，但苏州没有这种氛围。搬到苏州后，我开始跟母亲、外祖母听评弹，当时还听不懂，只是跟到书场混点儿吃的。15岁读高一的时候，班里有很多评弹迷，还有同学会弹琵琶三弦，我也开始对评弹产生了兴趣。我记得，那时每晚六点半，带着邻居、妹妹到观前久安书场听金声伯说大书，连茶水费共计一毛二分钱。也听弹词，但唱词听不懂。高二以后就学会了几个开篇，自认为唱得很好。特别有趣的是，有一次薛调的创始人薛筱卿在苏州书场演出，我跑到后台去找他。我说：我们同学都很喜欢听评弹，特别喜欢听薛老师的《紫鹃夜叹》等开篇，想请您到我们班级给我们讲讲评弹。他当时很高兴，欣然答应。记得我当时在某天上午用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大约两毛钱），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薛筱卿迎到学校。我负责写黑板报，用大字写着：“欢迎评弹艺术家薛筱卿！”还叫全班同学在门口夹道欢迎。他居然为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评弹，还唱了一段。后来我又叫了三轮车把他送回去，因为他下午还有演出。作为一个16岁的中学生，对评弹如此喜爱，还是不多见的。

潘讯　高考后，您填报志愿是上海戏剧学院，说明您是爱好话剧的。

金丽生　我是话剧、电影迷，任何电影我都不脱，都去看。尽管家里条件有限，我还是订了《上影画报》《长影画报》。那些电影明星的照片，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欧阳莎菲、李丽华、李曼华，还有赵丹、白杨的照片我全都有全。因为我喜欢电影话剧，所以1961年我高中毕业时报考的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当时我认为自己考取的希望很大，因为考艺术学院，对家庭成分不是很看重。当年上戏表演系在华东六省招生30名，江苏招5名，经过几轮复试我进入前10名。我心里盘算一下，我能进得了前5名。有一天，一个和我一同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女同学来找我，她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心里一愣，知道自己的愿望落空了，赶快转向考其他大学。1961年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那一年考大学非常讲究家庭出身。但是我考还是要考，考不取也没有办法。那时复习功课时间已经很紧了，考下来，我历史、政治、外语和语文常识都没有问题，只是古文差一点儿。后来我得信，我们班功课最好的两名同学，也没有考上，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都不好。我同样也逃不了厄运，因为在当时，我是资本家的子女。后来才知道，那一年根本就不看成绩，就是给你划“成分”。工农子女、革命军人子女都考取人大、清华，功课比我差的都考取南大。我有一个同学真可惜啊，被定为“反革命”的子女，高中毕业后没办法，到黄鹂坊桥大饼店汆油条去了。

潘讯　没有被上戏录取，对您的打击一定特别大。后来您成了苏州评弹学校的第一届学生，您心中有过怨悔吗？

金丽生　大学没考上，正巧这时看到一个广告，苏州戏曲学校评弹部招生。说是陈云副主席大力支持创办评弹学校，上海、南京、苏州三地合办，暂时放在苏州戏校。开始我没有把评弹当作终身职业，只是喜欢，也唱得不错，特别是其中的蒋调我唱得很好。本来父亲也不喜欢我吃开口饭，他认为我考大学是有前途的。我就瞒着父亲去考苏州戏校评弹部。初试时面对一大排老师，我记得有蒋月泉、周玉泉、徐云志、曹汉昌、周云瑞等。我认识徐云志，我记得读高中的时候拙政园开夜花园，徐云志和王鹰演《三笑》，我很早就去挤位子，后来位子挤不到，我就老脸皮厚直接闯后台，和徐云志、王鹰他们攀谈，他们人也很好，让我坐在后台边上。我这次考得很好，唱了一段蒋调选曲《王孝和写遗书》，朗诵了一段《成刚自白》，又唱了一首歌《真是乐死人》，还有即兴表演，身段表演，结果老师对我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当时我人也长得很好，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嗓子已变得很浑厚。很快参加复试，不久，我收到苏州戏校评弹部的一张录取通知书，通知书很简单，就是一张明信片。

潘讯　那时候招生多少？

金丽生　大约招80余人，分3个班，弹词甲班18人，其中一部分是来自南京的省戏曲学校评弹班的，他们已经学了一年，转到苏州评弹学校；还有一部分是艺人子弟。弹词乙班有50多人，评话班18人。

学校把我编排在弹词甲班，我对老师说，我乐器也不大会弹，只会拨拨弄弄，就把我放在弹词乙班吧。老师说，你这个观点不对，虽然你的基础和他们相差很远，但是你的艺术细胞和文艺天赋很强，你身上体现出一种对艺术的敏感，你会很快赶上他们的，以后会大有前途。由于我是高中毕业生，学校照顾我，免上文化课，这样我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钻研艺术。一年后，我的弹唱说表打下基础了，就跟老师学长篇。(www.xing528.com)

潘讯　您报考评弹学校时的主考官是蒋月泉、周云瑞、徐云志、曹汉昌等大师，他们给您上过课？他们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金丽生　评校的弹词老师以周云瑞为主，但他不具体教，主要是朱介生教，朱慧珍的俞调就是朱介生教的。他是演唱俞调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他虽然自己没有流派，但是他对俞调发展改革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在他之前是所谓老俞调，是朱介生改革、发展和丰富了。我们在评校第一学期学习四个俞调开篇：第一个是老俞调《一出门来二条桥》；第二个是《辨字开篇》；第三个是《黛玉离魂》，这个音阶难度很高，曾请上海音乐学院老师给谱曲，他们也感到很难；第四个是快俞调《落金扇·卿云自叹》。下学期学习两个蒋调开篇《莺莺操琴》《杜十娘》，两个薛调开篇《痛责方卿》《紫鹃夜叹》。蒋调开篇本来是蒋月泉先生亲自来教的，因为他去香港演出，就把曲调原版拍给江文兰老师，包括运气、吐字、技巧等。到评校之前，我就会四五个蒋调开篇，我学得还可以，江老师很喜欢我。之后，薛筱卿老师教两个薛调开篇，每个开篇教一个月，基础打得太好了。说表是由陈瑞麟、王兰荪、景文梅老师所教，景老师对我很严格，对我的帮助很大。

潘讯　评校毕业后，您参加了苏州人民评弹二团，师从李仲康，您能谈谈李先生吗？李仲康说书的特点是什么？李仲康调的特点何在？

金丽生　1962年8月，评弹二团团长俞红叶把我带到李仲康先生家里。1962年9月1日，我永远记住的，第一次跟老师到无锡县荡口镇跑码头。我一听他的调头很怪，过去从来没有听过。我整整听了一个月的书，深深感到《杨乃武》这部书价值太大了，一个关子接一个关子，不断推向高潮。你谈到李仲康调的特点，这我要介绍一下，李仲康起先一直放单档，阴面、小嗓子很好，他当时演唱《杨乃武》都是以小阳调为基础，带一点夏调阴面的元素。后来他小嗓子倒嗓，阴面没有了，必须更换曲调，用大嗓来唱，再加上李子红琵琶的天赋。李子红不懂乐谱，全部靠手感摸出来，李子红起先是跟贾彩云学评话的，因他嗓子不大好，后来父亲把他拖在身边。李仲康调是自然形成的，他是从实践中摸索，根据人物性格感情，并借鉴其他流派慢慢形成的。一部书有一部书的书性，像《玉蜻蜓》就适合唱蒋调，《杨乃武》只能用中速的唱腔。李仲康最大的特点就是嗓音比较好，高亢激昂，有金属声，特别好听，情感充沛。他虽然也有缺点，就是舞台形象不怎么好，但是他很会抓住人物的情感，说书跳跃性强，有时代感。他长期跑码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有“浙江老虎”“码头老虎”之称，虽然有些“乡土气”，气质不及其大哥李伯康，但说书是火功，葛三姑、钱宝生等角色起得非常好。起先他的流派影响不是很大，1952年开始进上海，第一家是沧洲书场，听说演得很火爆。说了一个多月，他哥哥不让他说下去了，把母亲抬出来，母亲哭着说，你就让让他吧。1965年他受到当时苏州市委书记柳林同志的高度重视，后来日本曲艺泰斗冈本文弥先生来中国访问，听了他的唱词以后，激动万分。李仲康调的影响渐渐大起来。

我们师生关系和父子关系差不多。1968年他患了膀胱癌，我把他接到我上海的屋里休养了几个月，帮他求医问药。他是1970年在硖石老家去世的，临终前想见我一面，可那时我在隔离室，透不进一点儿消息。他为人很谦虚，20世纪60年代我学他几段唱，他很高兴，他的唱很少有人学，因为难度很大。我认为李仲康调虽然不能和蒋调等一流流派唱腔相比，但还是很有可取的地方。作为传承人来说，李仲康调我还是要传给学生的。可惜琵琶没有人会弹，李子红在张家港，76岁了，很久不弹了，我难得把他请出来弹一弹。

潘讯　此后，您就独自放单档跑码头了，您能谈谈跑码头的经历和甘苦吗？

金丽生　我是单档出身，起先没有下手。单档有些困难，但从练本事、提高艺术水平来讲，单档是很有好处的。单档出身的人说书是不怕的，即使拼了下手，他也能很快掌握双档演出的节奏，控制整个舞台局面。到1963年下半年，我拼了一个下手毕露年，拼的时间不长，就拆档了，又放单档。到1964年，江青发动了“京剧革命”，传统书不许说了，我就说《苦菜花》长篇，拼了一个下手叫吕为娟，后来她到香港去了。当年跑码头是很苦的，但是我有向往和目标，并不觉得苦。没有钱买长衫，我就穿短打上台，当时我学评弹就想将来要像严雪亭、蒋月泉那样。我刚出来跑码头，因为小鬼没有名气，场方也不会很好地照顾我，看到对面书场对一些很有名的演员就像伺候老爷一样，我想将来我一定要和他们一样。但是嘴上还不敢说，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在当时是要被批判的。不过，我出来跑码头，业务倒一直还不错。

潘讯　“文革”中您受到很大冲击？

金丽生　我演《苦菜花》不久，就参加江苏省第一次曲艺调演。1965年年底，调演结束后就到苏州市评弹团新三团，主要参加招待演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9年被京剧团看中，我被调入京剧团。唱京剧我是有底子的，他们钢琴伴唱《红灯记》，我一唱就唱到样板调上了。后来参加京剧团排《海港》唱马洪亮，我嗓子很好，胡芝风特别愿意跟我合作。我在京剧团待了8年，其间我又回到评弹团被揪斗，华林森在全市大会上点名，说我是“反江青的爬虫”。那段日子真不堪回首，我甚至寻死过多次，都没成功。无休止的迫害、批斗，我的身体垮掉了。我在医院里住了两年多，又在苏州精神病医院住了9个月，后来又转到南京。在苏州精神病医院的时候，他们还派人去监视，医生都很恼火，说：你们对一个病人还这样没有人道！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彻底为我平反。那时我已经从隔离室出来，又回京剧团负责业务，还演过不少京剧，直至1978年3月重回评弹团。1979年，我与师兄开始整理《杨乃武》，从“杨淑英进京”开始，每天整理一回书，整理好一回就马上交给其他人去誊抄。整整一个月，到当年5月，我又重新带着一部《杨乃武》与王小蝶合作，开始跑码头的生活，到现在也快30年了。

潘讯　评弹专家、同行以及老听众都认为您发展了李仲康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您能谈谈评弹一位艺术家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流派吗？

金丽生　如你所言，李仲康调经过我的部分改革后，已经形成了一点儿自己的演唱风格。我这个人是不保守的，我唱严调、陈调、蒋调都经过自己的消化，我唱陈调有京剧的韵味糅合在里面，我觉得这样更能够抒发人物的感情；我唱严雪亭的严调，也是我改良过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严调有点儿平。包括《林冲踏雪》，我也没有完全照蒋月泉、刘天韵的方法唱。后来中央民族乐团给我配乐的时候，我请他们把调门、音域加大，局部做了一些改良。虽然这是一个老开篇，但是我唱过之后，反响还是不错的。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过很多次，还出过唱片。至于我的演唱流派那是谈不上的，近几十年，评弹界没有诞生新的流派，这和整个大环境分不开。

潘讯　您曾经长期与徐淑娟合作，能谈谈徐淑娟吗？

金丽生　我和徐淑娟拼档14年。双档很不容易，人们说拼双档比谈恋爱还难。徐淑娟为人很谦虚，思想素质也好，因为我们相互能够比较谦让，所以拼档时间很长，而且影响很不错。她红得比我早，她是我的师伯李伯康的学生，最初和周亚君拼档说《杨乃武》。“文革”后，她和潘闻荫拼档说《玉蜻蜓》，很红，后来拆档了。我和她拼档，是我们的老团长曹汉昌和俞蔚虹介绍的。因为我一直放单档，很苦。后来团里给我介绍了徐淑娟。她的艺术水平很高，她的气质风度温文尔雅，和她拼档的那段时间我表演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在上海西藏书场演出时，950个位子每天都客满，每个星期日西藏路挤满了人，一直挤到对面的中百一店。到杭州、无锡等地演出也都很红。后来，我在评弹团担任领导工作了，没办法正常演出，1996年10月，我们拆档了。

潘讯　早在1982年您就全世界演出了，先后到过意大利、法国、加拿大、美国、荷兰等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评弹在世界范围的演出反响如何？

金丽生　去意大利是应威尼斯市长里戈的邀请，我们组成苏州戏曲团去的，有苏州京剧团的胡芝风，江苏省昆剧院的张继青，评弹有我跟王鹰、顾之芬等。到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演出，评弹是非常受欢迎的，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在威尼斯的凤凰剧院，在一个大厅里向欧洲60多位研究东方艺术的专家、学者讲述评弹，我们是第一个将评弹带到欧洲的。我十分佩服这些研究东方艺术的专家，他们收藏的评弹磁带比我还多，我走进大厅就听到在播放薛筱卿的《紫鹃夜叹》、徐丽仙的《新木兰辞》。我们的演讲采取提问式，整整两个小时，主讲是我和王鹰。1986年，去法国参加欧洲第22届艺术节（中国年），我和魏含玉两个人组成中国艺术团苏州评弹艺术家小组。1989年，侨团（上海联谊会）又第二次邀请我们去法国。后来，我的表兄苏盛义代表美国洛杉矶上海联谊会又请我和盛小云去。结果演下来很火爆，因为评弹有噱头，又有书情。两次去加拿大也是侨团邀请的，是温哥华上海联谊会会长张宗儒先生出资邀往，演出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武松》。两次到荷兰给我的印象很深，效果也很好，800多人的场子，都坐满了，放噱头他们全懂，因为有打字幕。第一次是参加荷兰艺术节中国年，和北京曲艺团一起去的；第二次是和上海流行乐团一起去的，音乐厅里坐的全是外国人，上半场我们演出评弹，下面都坐满了；等到下半场换了流行乐团，我一看，只剩一百多人了。说明外国人还是欣赏我们中华民族的东西的，虽然流行音乐也很好，但是他们不稀罕。去台湾地区演出四次也是很成功。

金丽生（左一）在中国台湾地区演出

潘讯　您还培养了许多学生，在评弹艺术传承方面您有何心得？

金丽生　我一共收了11个学生，现在还在舞台上的就剩两个。我想学评弹关键要靠学生本人悟，只有他真心想要，才能学到真本事。总体上我对这些学生不是很满意，这可能跟社会大气候有关系。在传承方面，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自己的《杨乃武》演出本，我手里的脚本是很全的，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有些地方我还不太满意。我想经过整理成60回书，大约70万字，把最全的《杨乃武》传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明年举办个人演唱专场，把比较经典的东西刻成带子。这件事拖了多少年，过去录了一些，都是零散的，丁关根同志问我要专辑，我也拿不出来。总之，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的任务是很繁重的。

[1]金丽生（1944—　），祖籍湖北沔阳，出生于上海，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弹词代表性传承人，曾任苏州市评弹团副团长、江苏省曲协副主席、苏州市曲协主席，现为中国说唱文艺学会副会长。金丽生师承弹词名家李仲康，代表作有长篇弹词《杨乃武》《秦宫月》等。曾荣获首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第六届中国艺术节苏州评弹比赛优秀表演奖、新中国曲艺六十年突出贡献曲艺家、江苏省艺术贡献奖、江苏曲艺芦花奖终身成就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