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人文景观：桂林“文化城”的文人映像

桂林城市史可上溯到公元前382年在苍梧建立的楚国县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始于虞夏时期^[128]。桂林经济文化开发较早，又是联接中原与岭南的交通枢纽、沟通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兼具山水风景优势，游桂文人络绎不绝。颜延之、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范成大、张孝祥、袁枚等古代雅士因官职变故或个人兴趣的原因前往桂林，他们的咏桂之作聚焦于山水风物，情感抒发是零散、率意的。

抗日战争使中国文人与桂林的空间关系产生集体性变化。1938年武汉、广州先后失守，上海、武汉、广州、长沙、香港、浙江等地文人蜂拥至桂林。直至1944年湘桂大撤退之前，桂林聚合了“数以千计”的文人，数量占“全国文化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著名的也不下一二百人”^[129]，他们必然会对桂林有所评述。

广西省府未迁桂林之前，文人惋叹桂林物质生活落后，却盛赞桂林民风质朴、景色优美。杜重远感概：“自陆荣廷迁府南宁后，百业萧条，生计维艰，马路未修，电话未设，举凡新文化之享受，均付阙如，然朴朴诚诚，度其中古时代之生活，亦自有天然之妙趣。”^[130]他的结论是：“桂省一切设施，虽不能尽满人意，然其事事公开，精诚团结，整躬率物，嫉恶如仇，实予国人良好之印象。”^[131]有人指出桂林缺乏师资，学校交通不便，“各书店除普通教科书外，新书及杂志很少”，但风景“殊绝”，且“军纪尚好”，是“自治模范区”^[132]。1936年，省会迁回桂林，文人惊喜桂林被注入“一种有力的刺激”，造成旅馆业“向荣”、房租增高、建筑业活跃、物价飞涨、商业“旺畅”^[133]，他们终于目睹桂林“旧日繁荣渐渐恢复”^[134]。

自然美景对于文人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但在抗战烽火中辗转至桂林的现代文人面对“甲天下”的山水风光，常常表现出与古人不同的审美心理。他们被独秀峰、七星岩、象鼻山、漓江水、龙隐寺等胜境所吸引，却摆脱不了道德情感的重负，无法超然静观。罗洪坦言那时候“简直分析不清楚自己的心理，是纯粹的欢喜，还是夹杂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到底是什么，不容易说得清楚，比较起来，抱愧的成分是十之八九的。因为一想到要在这样一个幽美的环境中住下去，心理除欢喜之外，总有点不安”^[135]。这是战时入桂文人的一种典型心态。丰子恺有类似情怀：“山如眉黛秀，／水似眼波碧。／为念流离苦，／好景忽减色。”^[136]凤子回忆：“二十七年的春天，桂林安静得像世外桃源。从战区辗转迁徙到来的人，觉得像是到了福地……山水未能忘忧，心里一片愁。”^[137]创伤心理和挫折情绪使多数文人宁愿将桂林风景特色解读为“奇”而不是“美”^[138]，或者说是“独具一格”^[139]，他们据此理解广西人的文化个性：“桂林的奇特的山，给广西人一种奇特的性格，勇往直前，百折不饶，而且短刀直入，率真痛快……广西产武人，多名将，也是拔地而起山的影响。”^[140]时过境迁，郭沫若、范长江、阳翰笙、秦牧等人在解放后故地重游时，对桂林山水有全新的审美体验和描画方式。

与观照山水的矛盾心理不同，战时在桂的文人总是颂扬桂林人的品格和性情。艾芜称赞桂林妇女“勤劳勇敢”而且“显示出我们民族的生命力”^[141]；丰子恺钦慕桂林人的生活质朴、心灵手巧、办事周密^[142]，感佩桂林人关心他人的美德^[143]；周钢鸣颂扬桂林人的互助行为和乐观情绪，评价他们“没有一点颓废的意味”^[144]；王宏道指出桂林官员具有“广西平民化的精神”，桂林人民“很朴素老实”^[145]；胡风回忆桂林少数民族歌舞“甚是优美”^[146]。桂林惨遭敌机轰炸之后，艾青、巴金、丰子恺、缪崇群、夏衍、舒芜等人在作品中抨击敌寇暴行，赞美桂林人沉着应对灾难的勇气。夏衍发现桂林城经历劫难之后，桂林人“依旧振奋地在准备，泰然地在生活”，深信“桂林是一个不死的城”^[147]。(www.xing528.com)

桂林“文化城”气象万千。艾青描绘了桂林街道日渐繁荣的景象，欧阳予倩夸赞桂林“有许多新兴的工厂，生产的机构”并且“成了国际的都市”，是“西南居领导地位的文化城”^[148]。文人甚至将桂林比作上海，赵君豪认为“桂林的繁华，同于战前的上海四马路”，特殊的时代造就了“上海化的桂林”^[149]；金叶将桂南路、中南路视为“上海的霞飞路”^[150]。桂林的魅力不仅表现为华丽的城市景观，更在于兼容并包的文化空间。叶浅予之所以喜欢桂林，“第一是山水之美，第二是人物之秀”^[151]。“文化城”拥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五方杂处的社会舞台、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沈翔云介绍了湖南人、广东人、江浙人以及北方人在桂林的各种谋生方式，觉察到多元共存的文化现象：“因为外省人旅桂的很多，于是在桂林戏之外，京戏、广东戏、越剧、申曲、苏滩、大鼓，这些玩意儿也应运而生了。”^[152]黄药眠回忆昔日文人聚集在桂林的上海菜馆、广东菜馆、北京菜馆中，有些人朗诵“国破山河在”的诗歌，另一些人合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曲^[153]，和声共奏的文化场景实在动人。

描述“文化城”出版、宣传、演艺等事业之昌盛的材料多不胜举（不再赘述），表明文人对于“文化城”的推重，而文人惜别桂林的文字则体现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珍爱。皖南事变及湘桂大撤退之后，离桂文人表露了难忘“文化城”的脉脉情愫。黄药眠在长诗《桂林底撤退》中称呼桂林是投机家的“无忧之城”、贵族的“权威的城”，是难民眼中“疯狂的桂林城”“腐烂的桂林城”“荒淫无耻的桂林城”^[154]。但这毕竟出于阶级对抗情绪，一旦登上离桂火车，他便想起“同甘共苦的美好山川”而潸然泪下^[155]。柳亚子默念：“呜呼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呜呼号称为文化圣地的桂林，甚至于浪窃虚名人称‘小延安’的桂林，我和你从此告别了。”^[156]离桂的夏衍怀有“一种错综而又苦痛的心情”^[157]。文人告别城市的心理反应折射他们对于特定空间的文化情结。

区域空间的人文景观能在文人的主体世界中留下精神映像。在抗战时期，司马訏《重庆之魅力》、芦焚《上海手札》、茅盾《白杨礼赞》等作品刻画了重庆、上海和延安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形象。考察桂林“文化城”文人映像，挖掘其人文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