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文化人士及他们的生活境遇

桂林“文化城”时期，集中在桂林的文化人士，数以千计，有新闻出版工作者，有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有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工作者，等等，这是“文化城”开展各项文化活动的重要力量。当年的文化盛事真是说之不尽。美术方面的木刻运动、漫画运动在当时都盛极一时，还有一批画界大师云集桂林，如徐悲鸿、丰子恺、廖冰兄、尹瘦石、关山月、阳太阳等，他们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画卷，如徐悲鸿在桂林创作了《鸡鸣不已》《青厄渡》《漓江春雨》等名篇；漫画大师丰子恺的《抗战漫画集》、木刻大师黄新波的《香港受难》和《夜萤》等；音乐方面，张曙、林路、满谦子等音乐家先后创办了《音乐阵线》《新音乐》《音乐知识》《每月新歌选》等音乐刊物和组织了多个合唱团的演出；戏剧方面的桂剧改革和西南戏剧展更是轰动一时；文学的收获更是丰厚，许多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在桂林创作的，如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巴金的《火》第三部，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诗论》等，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城”历史盛事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徐悲鸿作品《漓江春雨》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稿费不高，而物价涨得快，往往是拿到稿费时，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了。此时的桂林虽然有着繁盛的文化事业，但异常拮据的经济生活同样也困厄着每一位知识分子的身心，他们首先得为全家大小的生计问题疲于奔命，“每天忙于生活，在饥饿线挣扎”是他们普遍的生活状态。

如在生活重压之下的艾芜，依然笔耕不辍。1939年初，湖南战事危急，艾芜携家带小南下，抵达桂林，举目无亲，踌躇街头之际，幸遇《救亡日报》的林林，得以在太平路12号《救亡日报》社暂且住下。但一幢小小的木楼，既是《救亡日报》的编辑室又是宿舍，加之日军狂轰滥炸，生活不得安宁。1939年7月，艾芜举家迁移到桂林东门外龙隐岩附近的施家园，但依然难以维持生计，后于1940年3月再次迁徙到桂林东郊、离市区约5里、四野都是乱葬坟的观音山，定居在临时搭起来的竹棚中，直至1944年离开。艾芜一家在此养猪种菜，依然难以度日，生活艰苦，形同难民，曾多次受到警察监视。一次半夜，警察竟破门而入声称搜查小偷，实际是将艾芜当游民看待。每天，他右手携着布袋，穿着破旧的蓝布长衫，佝偻着腰，进城向朋友借钱买米。书业不景气，版税拿不到，他屡次想要改行，但又舍弃不了20年来相伴的一支笔，只好苦撑下去。1944年6月16日，《大公报》的三位记者来到了桂林郊外的观音山下访问艾芜，他们见到了“头发凌乱、两眼陷落，穿着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的艾芜，在简陋的茅草屋前，记者们见艾芜亲手种下的青菜茄子正长得茂盛，这情景令记者们异常感动。当时的《大公报》是这样报道的：“作家艾芜，在郊外躲警报时，就是带着一把小得可怜的帆布小凳，坐在山野下，以自己的膝盖当桌，低头来写作。”而在这之后不久，桂林进行大疏散，艾芜不得不将自己家中才养得三四十斤重的猪托人拉到市场贱卖掉，听来真是辛酸。然而，疯涨的物价和频繁的空袭，使文人们并不能改变真实的生活境遇。艾芜在桂林五年，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散文、小说，其文字浸透了他对战争、对生活、对现实本质的思考。巴金曾这样赞誉艾芜此时期的作品：“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语言写成的，而且那里面闪露着我们的灵魂，贯穿着我们的爱情。不管是一鳞半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艾芜在书房

像艾芜这样过着无隔夜米的日子的人并不是少数，戏剧界的泰斗之一——田汉也是其中的一位。桂林期间，田汉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维持。有位记者是这样记述田汉一家的生活状况的：“说起来真有点黯然，田汉的笔尖挑不起一家八口的生活负担，近来连谈天的豪兴也失掉了。一桌人吃饭，每天的菜钱是三十几元……一盘辣子、一碗酸汤……”很多人也知道田汉家的生活状况。阳翰笙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田先生那阵子不但吃饭成问题，夏天被蚊子叮了，连买盒万金油的钱也没有，而田老太太却乐呵呵地说：‘要万金油做么子，抹点子口水也一样止痒啊！’”可见田汉一家的生活窘到了一定地步。无米下锅是常有的事，家里人问他怎么办时，他总是泰然地回答“慢慢来”！1942年郭沫若曾致信给田汉说：“《高渐离》在《戏剧春秋》上发表，如有稿费可得，即请留弟处以为老伯母甘旨之费。”田汉感动地回信道：“至弟个人在桂林的生活承兄记挂甚且愿以稿费补助家母甘旨之赀，真使我感激至于泪下，但其实是不十分成问题的。因有老的小的在此。又想经营一些戏剧事业，从话剧到歌剧，从平剧到湘剧，这些又多是赔本的事。有时过度艰困之时未尝不想大家帮帮忙，但这些困难也是时常会突破的。‘我总是有办法的’，这一口头语在朋辈几乎成为笑料。实在我也是常常有办法的，不然一家人早就饿死了。又怎能偶然也还做一些事？”田汉感激、坚强、无奈的复杂心态尽在此中。

1941年的桂林观音山下，垦荒种菜以求度日的就有大名鼎鼎的何香凝、叶挺、艾芜等人。现实困顿的生活使文人们不得不走出书斋，想方设法维持家人的基本生存。于是，卖掉或典当一切贵重物品，拼命地写稿，到中学兼课，做小买卖等，一些文人干脆在桂林郊外垦荒、种菜、养猪，以求度荒。(www.xing528.com)

战火在中国全面燃烧，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面对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他们的人格也面临严峻考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在危机四伏的境遇中，勇敢地站了出来，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歌唱。

桂林的秀丽山水给旅桂的文人带来了暂时的栖息，但随着战事扩张，人口的过度扩张，物价不断飞涨，贫穷折磨着每一位文人的身心，同时也严厉地考验着每一位文人的节操意志。贫穷饥饿固然能砥砺人的志节，但也能毁灭人性。有一些人，为了生存而弃笔从商，甚至投机取巧，捞取私利。但大多数人在这场残酷的灾难中，依然宁折不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民主人士何香凝老人则是桂林“文化城”中文化人士的精神楷模。

自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何香凝就一直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表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抗议，她不愿去战时的陪都——重庆，而选择了桂林。1941年何香凝带着她的儿媳和两个孙子来到了桂林，住在桂林郊外观音山下，和作家艾芜、被囚的叶挺将军毗邻。她和艾芜等人一样在观音山下辟荒垦地，自办了一个小农场，养鸡种菜，自食其力。然而，小农场的收益微薄，并不能维持生计，香凝老人就靠卖画来贴补开支。可当时有钱的人多是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豪绅富商，不稀罕艺术之流，而喜欢并能欣赏的爱国民主人士大多也买不起她的画，所以她的卖画收入也很少，生活过得很清贫。此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和一封请香凝老人到重庆去的信。何香凝老人将信和支票原封退回，并在信封后面批上两句诗：“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如此大义凛然的气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德节操，令人肃然起敬。

▲何香凝

当众多文人为全家的生计而发愁，不得不为他们一贯耻谈的“口腹之欲”、最基本的衣食需求而想方设法时，民族战争血与火的现实，又使他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来，用他们手中的笔、以文学的方式对这场灾难作出深沉的思考，现实的困境并不能使他们停止这一思考。桂林“文化城”的文人们和整个时代一样在这“惘惘的威胁的苍凉体验”中顽强地活下来，也令他们陷入痛苦的思考中。1939年，在桂林的巴金对残酷战争发出了愤懑的控诉：“我站在一堵烧焦了的灰黑的墙壁下，我仰起头去望上面。长的、蛛丝一般的雨打湿了我的头发。墙壁冷酷地立在那里。雨丝洗不去火烧的痕迹。雨落得太迟了！墙壁也许是一哑子，它在受了那样的残害以后还不肯叫出：复仇。”这是面临国破家亡的劫难时所感受到的撕心裂肺的屈辱和苦痛。

桂林“文化城”的六年，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屈辱和蹂躏时期，有名无名的柔弱的文人们在桂林这片山水土地上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唤醒与振奋民族的精神，即使他们中有的人在贫困、饥饿、战火中默默地死去时，依然没有放弃对“民族复兴”的企盼。长长的70年的时间隧道，使人们对那风云变幻的战争岁月中的历史往事渐已淡漠，可值得欣慰的是，当年这些从“象牙塔走上十字街头”的文人们，在硝烟烈火、刀光剑影的岁月中那种“金钲羯鼓唱大江东去”的豪情，那份“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从容，永载桂林的史册，并在这块土地上得以传承和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