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北区域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形成当下的文化态势？这是我们在进入村落进行田野调查之前，不能不关注的地方历史。诚然，国家意志经由地方士绅的传达，渗透地方社会，并在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形成了多元表述，而我们今天的田野调查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回到历史现场”[77]。作为本书核心个案的东永安村，隶属昌邑古县，故以下将主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昌邑县社会历史情况，并特别聚焦于儒学教育、地方宗族、风俗礼仪、宗教仪式等维度。
昌邑地区历史悠久，名称更迭错综复杂，屡经演变，领属时有更易。昌邑自夏禹分天下为九州始，此地即属青州。商代，地称莱夷，属莱国。春秋时期设城邑，有鄑水[78]流经其地，故名“鄑城”，属纪国。后齐师灭纪，废鄑邑，建邶殿，后改称都昌，属齐国。汉高祖六年（前201），置都昌国。后国除为县，属北海郡。东汉属胶东国，后并入北海国。唐废都昌入北海县，属北海郡。宋建隆三年（962），析北海唐安乡置昌邑（因其地曾为都昌之邑，故名昌邑）隶之。[79]自此始有昌邑之名，为以后历代县治。乾德三年（965），军升为潍州，县仍属焉。金元因之。明洪武初随州属青州府，九年改属莱州府。二十一年隶属平度州，属莱州府。清代因之。[80]
据文献记载，昌邑之地曾发生过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如《左传·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杨伯峻注：郱、鄑、郚为纪国邑名，齐欲灭纪，故迁徙其民而夺取其地。[81]《齐乘》：“汉末，孔北海为黄巾贼管亥所围，太史慈约昭烈救之于此（都昌）。”[82]明代，潍北民众与青州衡王府时有纷争。衡王府不仅在青州府各县兼并土地，还向莱州府抢占民地。明代昌邑人孙梦豸（明嘉靖丙辰科进士）在《抚宪芳洲洪公生祠记》中曾提到受王府侵田而民不聊生的状况：
我昌北滨大海，南绕潍河，东当登莱之冲。土狭而瘠，役繁而重，又以西近衡藩，民之土田半为官校执役者所侵夺。田去税存，征输日迫，奸猾少壮者望风以投，而善良老弱乘首待毙，民不聊生。当路者往往处之以宽，比年吞噬，豪夺尤为恣横。[83]
又据清康熙《昌邑县志》载：
本县西乡永安等社与明衡府庄田相接，往年引礼王日章大肆凶残侵夺民地数百顷，百姓负冤，无所控诉。又本县民但有负欠差粮大小罪犯，辄投彼处，官民莫敢谁何，致使居民包粮代罪，冤抑万状。诚二百年来之积蠹也。嘉靖四十二年，分巡海右道王文翰洞见民苦，俱由申巡抚都御史洪朝选，秉公奏拿王日章及党羽，悉加极刑，仍毁其私置巢穴，民地尽复，乡民感德立祠。[84]
在具体打击衡府兼并土地过程中，洪朝选召集昌邑知县李天伦、潍县知县樊修等两府知县会同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罗凤翔，清丈衡王府庄田，踏勘边界，丈量土地，结果查明：衡府钦赐地三段（姚老堤地、中海滩地、禹王台地）共一千一百七十三顷二十一亩二分四厘四毫，而中海滩周边的奔桥、蝗虫壕、小水湾地，禹王台莲花泊四周的塔儿苑、青边岭、水王庄地，姚老堤西南直到浊（浞）河以南20里远的固柳社地等皆为王府非法侵占地。[85]此外王府审理正王日章还倡立五百步为一亩，更改府县册籍而混占的土地，将东、西、南、北长阔二三百里大亩一万余顷，折成二百五十步一亩的官亩，实为2万余顷。最终所占民地得以归还，并“立界石以定区限，挑壕堑以正疆域”。在衡府王庄与民地交界处“埋立桩橛，封起土圭”，特别于“昌、潍二县置大石于四至，仍照所立边界长挑壕堑以垂久远之计”。尽管如此，此后衡王府仍在不断地侵占民地，扩展庄田。[86]至明末，尤为变本加厉。在昌邑西永安村高庙前，原有一通立于明崇祯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的《明衡府赡田界碑》[87]，廓清王府钦赐地与民地的界限。显然，上述事件的发生，固然说明衡王府权大倾天、仗势欺人的恶劣行径，其实也与这一带特别复杂的河、湖、山埠交织的地理生态有关，潍北较多的荒滩地为当地权贵的肆意侵夺提供了某种便利。20世纪以降，这一带围绕土地产权而发生的村落内部以及村与村之间的纠纷，使得基于地缘的社会交往关系极为复杂。
有学者注意到，大致从南宋开始，针对大一统下广土众民现状的长程社会变迁，开启了以“礼下庶人”的方式构建下层民间社会的持续努力。这一持续千年的尝试和努力，寓正德于厚生，侧重的是“地方”，强调的是“民间”[88]。笔者在下文中，之所以关注潍北地区的科举与文教传统，正与此有关。
潍北地区作为齐鲁“礼仪之乡”的一部分，其重儒传统对于地方社会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明清时期，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商业的繁荣，昌潍地区出现了一些富商巨贾，纷纷捐献资金，反哺教育，通过捐资兴办学院，为当地培养了大批的官吏和士绅。仅在清代，潍县就出了2名状元，77名进士，297名举人。[89]如潍县商绅捐建麓台书院与潍阳书院，就是一例。至民国初，潍县教育在山东各县中最称发达，有县立中学3处，有美国教会所设之文美女学1处，高等小学30余处，国民学校700余处。[90]
昌邑县学始于金代，乾隆《昌邑县志》：“在县治东，金大定间建。明洪武三年县丞程福山建明伦堂，东进德斋，西修业斋，堂东南为奎楼。景泰七年，知县叶藩重修……乾隆六年，知县周来邰重修崇圣祠、大成殿、两庑、明伦堂、名宦、乡贤祠。”[91]元代时设教谕共2名；明代将多出祠庙改建为书院，扩充儒学。隆庆年间将四知祠改为四知书院，“四知书院，在昌邑县南门外，本汉杨震祠，明隆庆间改建”[92]，又“养志书院，在县西二里，隆庆二年督学邹善建，即逄萌祠”[93]。另明代亦重视社学教育，在各社中俱设，“社学，明嘉靖时建，在县治东南，槐行街之南。隆庆六年，知县陈文重修，又于四乡建社学四所。万历四年，知县侯鹤龄拓地修葺，加意训课”[94]。明代昌邑地区重视教育，清初康熙乾隆间社学、四知书院、养志书院等俱废。[95]直至乾隆五年，昌邑知县新建两处义学，聘请老师讲课。“义学，一在东山，一在塔尔埠。乾隆五年知县周来邰新建，延师训课。”[96]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知县刘扬廷、典吏姜炤倡捐，修建凤鸣书院，以诂经书院旧址（创始无考）创修为考课之地，余款先后置田一百八十余亩……历年租入及集款生息，以资延师上课。[97]大致说来，明清时期昌邑地区的文教传统是较为发达的。明代有进士19名（文科15名，武科4名），举人56名，岁贡128名；清代则有进士39名（文科26名，武科13名），举人82名。
昌邑县学原设廪膳生员20名，增广生员20名。附学生员，岁科试各取12名，武生岁试，亦取12名。[98]入学额数15名，旧额12名；嘉庆二十三年增3名。[99]对于为何在嘉庆年间增设三个入学名额，光绪《昌邑县续志》有所提及：“嘉庆二十三年，邑绅姜可法、高怀芳等，以户口殷繁、士勤诵读，且有金、复二卫遗户，及灵山卫入籍民人占额，入学人多额少，请将金、复等卫学余额三名拨增。蒙抚宪和舜武、学宪辛从益会奏文额取进十五名。”[100]咸丰末，捻军入境，先后捐军饷银六万一千七百余两，在籍礼部主事张殿栋等呈请广额。蒙抚宪阎敬铭奏明广文武学额各6名（银万两，广额1名）。先是道光三十年，恩诏入学广额7名。咸丰三年，同治二年，光绪二年、二十一年、三十年等，恩诏入学广额各7名。
清光绪三十年（1904），奉文停科场，立学堂。知县吴延祚改凤鸣书院为高等小学堂，聘通中西学教习各一。由县考取童生，十五岁以下、二十五岁以上者，正副课各30名，充学堂生，按日训课，四年毕业，升入中学堂。内附师范讲习所，聘教习一人，必兼通中西学者（或学堂教习兼理）。考取廪、增、附监生40名，三年毕业（速成科一年），待选蒙学堂教习。一切堂规皆遵奏定章程，学生经费，其正课初资、书院集款，及阖邑捐筹。[101]学堂之数，自城内高等小学堂及官立四十区外，合之公立并私塾改良不下数百区，就学儿童达千数。[102]高等学堂的建立，其实是清朝维新要图的实现路径。
科举考试对于地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即便是获得较低功名者，也往往在民间扮演着精英的角色。地方科举名额较少，博得功名并非易事。清后期对于科举生员名额有所扩增，一方面是基于战乱，另一方面也是对生员身份的重视，同时也是民众进入国家系统的自身需求。事实上，在晚清民国村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多是这些生员，他们参与着村落生活中的各项事务，如编修族谱、建立祠堂、修庙立碑、书写对联等。晚清生员名额增加后，儒生获得功名的几率增大，进一步影响建构地方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有功名的人对于乡土村落社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帮助地方修助庙宇等公益事务，其存在本身即为普通百姓提供了想象、建构“国家正统”的凭据。
清代潍县，有张、郭、陈、丁四大家族兴起。[103]清末，科举废除后，这些宗族成员多又变身商会领导者，参与地方经济，形成了复杂的权力网络。就昌邑地区而言，较大的宗族有姜氏、傅氏、陈氏、黄氏等。其中，黄氏宗族居于昌邑黄家新郭村，以黄福（1363—1440）最为有名。[104]《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诏祀故太保尚书黄福于昌邑。福，昌邑人。莱州知府常道奏，福在先朝有大功，其名德为乡里所重，虽曾为之建祠设像而未得祭于有司。请令守臣岁时致祭，载在祀典，以励风化，礼部覆请。上特允之。”显然，黄福不仅有安南平叛之功，还在交趾推行儒学礼仪，以崇祀贤德圣人之礼教化地方，努力改变地方风俗，因此朝廷下诏在昌邑为之建祠致祭。可以想见，此举对于明代以来昌邑地区的礼仪教化有着重大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潍北既处齐地，亦有崇尚兵武经术之遗风。昌邑举人史载勋[105]曰：“夫昌濒海民贫，男通渔盐之利，女攻绩纺之业。士高而无私谒，民醇而无嚣讼。第迩来诗礼之家，不务耕读章缝之裔，甘为贱役。兹风俗一大变也，是在吾侪自相转移耳。”[106]据他观察，先齐民醇尚读之风已经有所改变，诗礼之家竟有从事些卑贱职事的，这被他视为咄咄怪事。其实，在他这一“少见多怪”之慨叹的背后，恰恰说明了当时昌邑地区对于“诗书继世长”的看重。清初昌邑知县党丕禄[107]曰：“昌当登莱咽喉，为东西孔道。水秀山明，人杰物丽，甲于诸邑，固形胜之区也。而治教有盛衰，变迁有今古，厘保化道，不能不廑，守土之思矣。”[108]在党丕禄看来，昌邑旧为登莱咽喉之地，有着重要的军事交通意义，但风俗教化有所衰落，因而感慨不已。昌邑地区的崇儒重教风气之盛，在清乾隆《昌邑县志》中可以看出：
先王以礼乐化天下，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及世变既迁，政教不一，或相沿于缙绅士族，草野慕好，而其风一变。然土地所宜，故老所守，波流余韵，终不至大决其防。古人云“礼失求诸野”，非虚语也。昌虽承齐功利之余，其俗阔达而好胜，然朴质务本，四民守业，犹有先王遗风焉。至岁时之节，礼俗之沿，不可尽晓者，不知渐自何人也。昌俗尚质朴，敦本抑末，邻保相周恤，吏民鲜告讦。士类崇行谊，遵礼法，无把持请托之习。农事耕获，女勤纺绩，但濒海财乏，业商者少。
冠礼：久略不行。婚礼：婚娶不论资财，依《家礼》亲迎入门，行合卺礼，三日庙见，诸姑、伯、叔以次礼谒。丧礼：三日大敛，寝苫枕块，朝夕奠荐，四十九日谓之“七遍”，始就床褥。葬用木椁灰格，称家有无。士大夫家不作佛事。祭礼：节荐时享，粢盛馨洁，士大夫家行四拜礼，有祝文。[109]
至清光绪年间，昌邑地区有加入西方宗教的人口。清光绪《昌邑县续志》载：“近有入外教者，风俗为之一变。”1883年，美国北长老会牧师狄乐博选中潍县作为宣传基督教基地，并建立了潍县乐道院，在多地市设立支会。1906年，狄乐博决定南寨支会以白浪河为界，分为东、西两支会。东支会址设南寨，辐射到昌邑的双台、兴福、萧（肖）家埠村、徐林庄一带。[110]基督教传入，在潍北发展颇快。
1912年，昌邑爆发“五·一八”惨案，这一事件看似起因于剪辫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习俗变革，但实际上它根源于国体变动之际昌邑地方上激烈的社群冲突以及与政治象征的复杂关系，以士绅为主的传统精英与以“新学界”为代表的新潮精英之间的冲突是其主因。以城隍庙为中心的暴动方式，不仅与地方民俗有关，更是极具象征意味，呈现了昌邑的地方社会生态。[111]
1929年9月，昌邑县农民协会成立。该协会对于地方礼俗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协会成员主要是种地的男性农民，组织系统是小组、村农协、乡（镇）农协、区农协、县农协。昌邑县农协会在四乡设立了不少重点村，主要活动成绩包括：取消私塾，帮助教育局办学堂；青壮年会员则办夜校，上夜校；会员要宣传妇女放脚，家属带头；宣传男人剪发辫；宣传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反对迷信，拉神像；改庙宇为学校等。半年以后，全（昌邑）县831个村庄都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1930年秋，农民协会被取消。[112]
此外，因潍北为泽薮之地，又资渔盐之利，匪盗猖獗，常常登岸扰民，劫掠钱财。[113]按照清顺治年间昌邑知县党丕禄的说法是：“革代伊始，昌几为盗薮。及余至，萑苻犹未靖也。”[114]晚清时期尤其是潍县开埠后，潍北一带商贸繁荣，盗匪四起，抢夺钱财，打家劫舍，时有发生。至清末，北部沿海区海盗猖獗：
清末民初，海盗为害甚重。大帮百余人，小股几十人。他们持长短枪和匕首，经常出没在沿海一带抢劫船只，绑架村民，抢掠财物，牵拉耕畜。1922年4月间，海匪在潍河口烧毁辛安庄帆船1只，掳去船民5人，当场打死渔民1人，船上财物被洗劫一空。1927年8月11日黎明，海匪百余，向王家庄子袭来，民众登圩守御，终因武力相差悬殊，为海匪攻破，匪徒进村后，当场打死民众4人，掳走50余人，拉去耕畜12头，抢走财物不计其数。1942年，大部海盗被海防大队击溃收编，其余潜散。[115]
不难看出，潍北泽薮沼泽区，极易匪盗藏匿，社会秩序较为混乱，而这正为民间信仰以及民间自治传统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北部沿海地贫人稀，晚清民国以渔盐业、丝绸业为主，商业的繁荣也对民间信仰的兴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伴随着晚清潍北商业贸易的兴盛，潍北一带流传有七月二十二日财神会习俗。[116]昌邑柳疃街有一通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三月的碑刻，记述了柳疃同治年间开设银场、举办财神会演戏之事：
柳疃街自同治癸酉，并各社字号，量力捐资，公当议会，每逢财神圣诞，众家演戏共庆，洵盛事也。历年来，因白水真人佑，利欣兼收，资青钱学士保全，财不胜用。公议置银市，修神龛，为财神所式凭，以答鸿休。[117]
柳疃一带逢会多演戏，商人往来京城，将京戏引入潍北一带，较为著名的是“四喜班”和“三庆班”，常演剧目有《粉妆楼》《盗御马》《连环马》《骆马湖》《打金枝》《武家坡》《御碑亭》《桑园会》《法门寺》《大保国》《打龙袍》《女起解》，以及取材《三国演义》内容的剧目。地方曲艺说唱等艺术形式，常常寓含着一定的伦理道德价值，发挥着教化民众的功能，因其避免了宣教内容的枯燥乏味，因而有利于民众理解接受。
潍县有山会35处。潍县玉清宫，位于北关，俗称“北宫”，庙会期为农历九月初九和十二月初一。[118]再如潍县城关的孙子庙会，沙滩会、昌邑瓦城孙子庙会、峡山玉皇演驾等。在这些赛会中，人们除了日常的演戏游神外，许多村落还会通过焚烧特定的纸扎“圣物”来祭祀神灵，如牛、马、轿、辇、法船、宝树等，构成了一种以焚烧“圣物”为特征的地域文化现象。其中，尤以东永安村于正月十四期间以祭祀孙膑为名的“烧大牛”活动最为活跃，所扎制的独角大牛可谓美轮美奂。显然，潍北地区以焚烧“圣物”为表征的地域文化现象，还与当地民众普遍掌握扎制技术以及扎制材料就地取材的便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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