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北乡村生活：地理、艺术与礼俗传统

特定的生态环境对于地方生活传统具有重要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人们为适应环境而选择的生计手段与生存方式，民俗的传承与变迁亦不能不受此影响。

当地湖洼盐碱地的生态环境，对于这一带的圣物扎制及烧祭传统有着直接影响。作为湖畔村落的东永安村，在传统社会中便延续着生态农业与小手工业的兼业生计传统，其湖泊资源为编织业、扎制业提供了自然资源，久居此地的人们大都心灵手巧，小到剪制窗花，大到扎制牛、马、船、轿等“圣物”。在潍北中下游平原，历史上曾有别画湖、巨淀湖、黑冢泊等，方圆数百里波光粼粼，稻荷飘香，鱼儿肥，苇草密。人们的生计自然与湖区生活有关，其信仰仪式的产生与延续也与此有关。当地的焚烧“圣物”仪式，也唯有在这样的历史地理语境中才可能被真正理解。具体而言，当地民众历史记忆中以小牛、小马为形式的烧祭仪式，乃是基于生计模式对作为“衣食父母”的区域自然环境的关联想象与“神圣”表达，因而成为一种绵延的乡土社区传统。时至今日，很多村民依然保留着关于湖区生活的记忆，对曾经有过的沧海桑田津津乐道，显示出人地相互塑造之中对于地方生活与民众心智格局的深刻嵌入。

在焚烧“圣物”仪式活动发生的各个环节，其实都离不开地理环境的长期塑造。不同的生计方式会影响人们对仪式类型的选择，不同的地理景观会在人们心中激起不同的“神圣感”，从而设定人们想象幸福、想象永恒的方式，这就牵涉仪式的时空表达。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人们会获得不同的空间经验，是生活在平原、山区、湖畔、河沿还是海岸、岛屿等，对于人们精神倾向的影响是明显的。可以想见，在人类社会早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生活影响甚巨，这不仅体现在人们为求生存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对生计方式的选择和在劳动组织方面的设计，社会规约的约定俗成也以此为基础。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但永远是不可忽视的维度。

诚如赵旭东所言：“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自然存在的山川、江河以及湖泊都并非是某种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人的生活中可见的榜样，也是人借此去构想自身生活的一种道德想象的自然存在基础。”^[119]在传统社会中，潍河与古湖泊对于潍北文化形态的形塑作用是巨大的；民国以前，该地区曾经历了一个以别画湖与细密河流水系交织而成的鱼米之乡，以及资源逐渐贫瘠、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人们由此发生了种种生计变迁与文化调适的应对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片河湖交织的地域，高土埠作为独特的地理景观，既是水灾匪乱发生时的避难地，亦是庙宇建造、举行仪式的常用空间。人们对于大自然的应对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的社会调谐与文化调适，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了文化叠加与嵌套，从而形成了区域信仰传统的多元化与动态性。大至区域社会，小至一村一族，皆是如此。

这类信仰仪式传统，是基于村民内心中亲近自然、热爱生活的本性而在乡村实践制度安排中获得合法性的，久而久之还在村落生活中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在这里，大自然的神奇和仪式活动本身所特具的感染力，都透过村民的身心感受与交流实践，实现了与当下世俗生活的贯通。乡村信仰仪式的特有韵味，应该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交织中予以理解。

不过，根据笔者在鲁北渤海莱州湾南岸一带调查发现，要想准确阐释这一带普遍盛行的“圣物”扎制工艺传统及烧祭仪式活动，还要注意村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分工协作关系，当然也包括一村之内不同家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就以东永安村而论，传统社会中是个沿湖村落，长期延续着生态农业与小手工业的兼业生计传统，蒲、苇、菼、草、柳等湖泊资源为编织业、扎制业提供了产业支撑。但这些仅仅是烧祭仪式活动发生的表层因素，如湖泊资源为扎制牛、马、船、轿等“圣物”提供了就地取材的材料，传统的编织业、扎制业使久居此地的村民心灵手巧，为扎制技艺的精致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等，还必须从村落和跨村落的地方社会脉络中，理解村民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圣物”扎制传统，即辛辛苦苦扎制一个月然后举行隆重的烧祭仪式。这牵涉当地人对于区域自然资源分配的权力诉求，对相邻自然环境的“神圣”想象以及文化表达等问题，以及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共同汇成一种绵延已久、常在常新的乡土传统。^[120]

当然，与其他华北地区类似，潍北一带经过了长期的国家礼仪渗透过程，民间生活呈现出高度的礼仪化特色。虽然在多次王朝更迭和频繁的灾乱流离中，潍北地区会发生一定的人口变迁（比如移民），但基于家族、村落和信仰而形成的基层组织形态并未瓦解，往往是离而复聚，分而又合，并在多次离后之聚、分后之合之后衍生出更多顺时应变的灵活性。晚清以来，宗族在潍北地区地方政治、教育、经济社会中有着多元的、非均质的影响。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很多民俗传统，都是在国家与地方之间长期的礼俗互动实践中凝结而成的。我国地方社会大都有着悠久历史，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过程，再加上民众对当地地理景观的附会，都可能会在民俗传统中留下印记。

还应注意的是，潍北地区地势低洼、高埠相间、河湖交织、涝灾频繁等地理特征，使得久居此地的人们具有较强的边界意识。在这里，土地资源异常珍稀，往往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从而产生强烈的竞争意识，或隐或显的边界意识由此产生，并形成了形形色色、或实或虚的边界现象。对于这类边界现象的理解，需要将之置放于具体村落——东永安村中，进一步观察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边界的多重设置及内在文化逻辑。

【注释】

[1]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潍北地区”是当地人们习用的固定词汇，这一区域范围界定便是采用当地人对于区域空间的理解。笔者在研究中亦发现，潍北区域无论是在地理地貌变迁、生计方式还是礼俗文化等层面极为相似，因此对“潍北”做出这四至范围的界定。

[3]“阜”，指凸起的土丘，当地民众称为“埠子”，其在地方志文集中多作“埠”，本书亦采作“埠”。

[4]详见张祖陆：《渤海莱州湾南岸平原黄土阜地貌及其古地理意义》，载《地理学报》1995年第5期。

[5]韩美、孟庆海：《莱州湾沿岸的地貌类型》，载《山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年第3期。

[6]“该地区土壤类型为盐潮土，地势低洼，潜水矿化度在35至50克/升，盐碱为害严重，严重影响作物生长。”参见双台乡史志编纂小组编：《双台乡志》，昌邑县印刷厂，1986年，第41页。

[7]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邑县志》，昌邑县印刷厂，1987年，第59、60页。

[8]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寒亭区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93页。

[9]关于潍河，历代文献记载颇多，其发源地亦有不同说法。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六“潍水”载：“潍水，出琅邪箕县潍山。”清代刘以贵（字沧岚，山东潍县人，清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曾作《潍水源流考》。参见乾隆《潍县志》卷六《艺文志》，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10]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邑县志》，昌邑县印刷厂，1987年，第55页。

[11]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寒亭区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98页。

[12]乾隆《昌邑县志》卷一《疆域志》，乾隆七年（1742）刊本。

[13]韩美等：《莱州湾南岸平原地面古河道研究》，载《地理科学》1999年第5期。

[14]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邑县志》，昌邑县印刷厂，1987年，第55页。

[15]乾隆《昌邑县志》卷八《艺文志》，乾隆七年（1742）刊本。

[16]乾隆《昌邑县志》卷八《艺文志》，乾隆七年（1742）刊本。

[17]“现在潍河、白浪河都治理了。早些年，这些河都决口，白浪河决口后会往这里流，淮河（潍河）年年决口，也是往这里流，地形比较洼。过去人们不控制水，这里地处下游，小河没人管，都是水，所以旱灾少，涝灾多。新中国成立后潍河筑起大堤，国家修起来大水库控制着，就没再决口，但现在河里也都没水了。”访谈对象：齐乃信；访谈人：李海云；访谈时间：2014年7月20日；访谈地点：齐乃信家。

[18]双台乡史志编纂小组编：《双台乡志》，昌邑县印刷厂，1986年，第68页。

[19]双台乡史志编纂小组编：《双台乡志》，昌邑县印刷厂，1986年，第5页。

[20]张俊杰、周钦生：《峡山水库修建纪实》，载《山东档案》2011年第1期。

[21]金曼辉：《我们的华北》，上海杂志无限公司1937年版，第352页。

[22]光绪《昌邑县续志》卷一《山川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23]民国《潍县志稿》卷二六《交通志》，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24]光绪《昌邑县续志》卷一《山川志》载：“瀑沙河，源出潍县。上为浞河，下为瀑沙。……嘉庆十九年重浚。”瀑沙河西岸西永安曾立有一碑记载此事始末，立碑时间为嘉庆十九年，碑阳镌刻潍邑24社社名，碑阴记下刘士汉、马乙建状告潍邑24社为永安开挖瀑沙河的缘由以及批谕等。参见王蔚成主编：《昌邑文化博览》，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47～48页。

[25]双台乡史志编纂小组编：《双台乡志》，昌邑县印刷厂，1986年，第5页。

[26]张维英、韩美、李艳红：《山东莱州湾南岸平原古湖泊消亡原因初探》，载《古地理学报》2003年第2期。

[27]〔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0页。

[28]王守春：《历史时期莱州湾沿海平原湖沼的变迁》，载《地理研究》1998年第4期。

[29]〔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20页。

[30]〔元〕于钦：《齐乘》卷二《益都水》，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1页。

[31]民国《潍县志稿》卷五《疆域志》，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32]宣统《山东通志》卷二下《昌邑县》，民国四年（1915）铅印本。

[33]徐明广：《引黄济青工程沿线浅层第四系沉积相和沉积环境》，载《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88年第2期。

[34]韩美、张维英、李艳红、张丽娜：《莱州湾南岸平原古湖泊的形成与演变》，载《地理科学》2002年第4期。

[35]〔明〕陈循等纂修：《寰宇通志》卷七六《莱州府》，景泰七年（1456）刻本。

[36]康熙《昌邑县志》卷二《地理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37]康熙《昌邑县志》卷二《地理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38]民国《潍县志稿》卷五《疆域志》，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另永安湖与“容安洼”“莲花湾”应是同一湖泊的不同名称，清乾隆《潍县志》同样在描述瀑沙河时，提到该地湖沼时称“容安洼”：“瀑沙河，城东四十里……自此以下水势渐大，过庄、辛阜，入昌邑容安洼。”参见乾隆《潍县志》卷一《舆地志》，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

[39]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寒亭区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105页。

[40]袁祖贵等：《关于黄河三角洲地区莱州湾南岸平原湖泊消亡原因的讨论》，载《古地理学报》2005年第2期。

[41]民国三十年《潍县志稿》卷四二《杂稽志》作“别澅泊”，当为别画湖的异名。

[42]〔唐〕戴孚：《广异记》，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3～174页。

[43]蔡苡：《“拔刺报恩”故事的印度渊源与发展演变》，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44]《明史》载：“衡恭王祐楎，宪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1499）之藩青州。嘉靖十七年薨。”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一九《诸王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4页。

[45]乾隆《昌邑县志》卷八《艺文志》，乾隆七年（1742）刊本。

[46]〔清〕张耀璧、王诵芬修纂，孙建松等点校：《（乾隆）潍县志点校本》，山东新华印刷厂，2011年，第58页。

[47]孙建松主编：《（光绪三十三年）潍县乡土志点注本》，山东新华印刷厂，2010年，第97页。

[48]民国《潍县志稿》卷二四《实业志》，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49]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附设山东农业调查会：《山东之农业概况·胶东道属·昌邑县》，济南启明印刷社1922年。

[50]〔汉〕司马迁：《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07页。

[5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八《潍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2页。

[52]相关记载如《管子·轻重甲》：“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氓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氓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又见《管子·山至数》：“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请问县数。’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桓公曰：‘何谓通国策？’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

[53]孙建松主编：《（光绪三十三年）潍县乡土志点注本》，山东新华印刷厂，2010年，第97页。

[54]〔清〕郭麐：《潍县竹枝词（自注）》，见孙建松编著《潍县竹枝词撷英》，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55]〔清〕郑板桥：《潍县竹枝词》，见孙建松编著《潍县竹枝词撷英》，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56]〔清〕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海滩》，《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87～189页。(www.xing528.com)

[57]清康熙《昌邑县志》描述了芙蓉池内的物产：“芙蓉池……内有红白莲二种碧莲间生，又产苓茨、鸡头，所以供丁祭鱼数甚多，土人资其利焉。”参见康熙《昌邑县志》卷二《地理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58]〔清〕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草帽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1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89页。

[59]劳亦安编：《古今游记丛钞》卷六《齐鲁旅行记》，中华书局1924年版。

[60]《山东潍县开辟商埠计画》，载《河北建设公报》1932年第2期。

[61]双台乡史志编纂小组编：《双台乡志》，昌邑县印刷厂，1986年，第38页。

[62]民国《潍县志稿》卷二四《实业志》，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63]“（昌邑）又北二十公里即下营海口，民船舣集，货物云屯。东北十公里有夏店，商况之盛，与柳疃、下营鼎足而三。农产：麦、豆、米、高粱为大宗，牛皮之输出甚盛。”参见民国二十五年《山东地志·昌邑县》，引自文山诗书社编：《昌邑古县志集》，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697页。

[64]潍坊市潍城区政协编：《郑板桥在潍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65]卞孝萱编：《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20页。

[66]曾同春：《中国丝业》，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67]宋甲其：《昌邑辛亥革命纪略》，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五辑，昌邑县印刷厂，1991年，第2页。

[68]高守信口述、徐言年整理：《在京昌邑绸布业之我见》，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六辑，昌邑县印刷厂，1992年，第54页。

[69]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29～930页。

[70]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潍县》，青岛文化印书社1934年版，第16页。

[71]《一带一路与潍坊·昌邑篇》，载《潍坊晚报（人文特刊）》2015年3月28日。

[72]民国《潍县志稿》卷二四《实业志》，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73]民国《潍县志稿》卷二四《实业志》，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74]林修竹编：《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潍县》，山东省长公署教育科1920年版，第79页。

[75]叶汉明：《十九世纪末潍县的社会经济变迁——山东经济重心东移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载《文史哲》1989年第2期。

[76]譬如，昌邑瓦城大庙诸多碑刻题名中，出现大量商号记录。

[77]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载《读书》2006年第9期。

[78]鄑水，为潍河春秋时期的河道。

[79]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邑县志》，昌邑县印刷厂，1987年，第38页。

[80]清代，昌邑县设4乡98社，本书所重点研究的东永安村隶属于西部忠孝乡永安社；民国时期，昌邑设10区，下辖115个乡，东永安村归属于2区永安乡；1948年，昌邑县设12区，下辖478个行政村，东永安村属于永安区；1950年，昌邑县设12区，辖99个乡，东永安村为2区东永安乡；1958年，全县分为人民公社15处，东永安村隶属英雄社；1983年，全县改设6镇14乡，东永安村隶属于双台乡；2007年，撤双台乡，并入都昌街道，东永安村隶属于都昌街道。参见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邑县志》，昌邑县印刷厂，1987年，第40～43页。

[8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6页。

[82]〔元〕于钦：《齐乘》卷三《昌邑县》，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1页。

[83]乾隆《昌邑县志》卷八《艺文志》，乾隆七年（1742）刊本。

[84]康熙《昌邑县志》卷三《建置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另同书载：“洪王二公祠，在城南三里小店。嘉靖四十五年土人为巡抚都御史洪朝选、分巡海右道王文翰立。今祠废，碑碣尚存。”祠内碑碣为邑御史孙梦豸所撰二公德政碑。

[85]〔明〕洪芳洲《读礼稿》卷一《处置王庄疏》，见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19册，第618～621页。

[86]余同元：《明代衡王府庄田》，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87]此碑立有两处，一在昌邑西永安村高庙前，一在潍县神堂村庙内。

[88]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

[89]民国《潍县志稿》卷二二《教育志》，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本。

[90]陈博文编：《山东省一瞥》，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46页。

[91]乾隆《昌邑县志》卷四《学校志》，乾隆七年（1742）刊本。

[92]〔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七四《莱州府一》，四部丛刊续编本。

[93]康熙《昌邑县志》卷三《建置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94]康熙《昌邑县志》卷三《建置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95]如“养志书院……今废”，“社学，在县治东南槐行巷南头路西，今废，基为居民盖房住。各社俱有”。参见康熙《昌邑县志》卷三《建置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96]康熙《昌邑县志》卷三《建置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97]光绪《昌邑县续志》卷四《学校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98]光绪《昌邑县续志》卷四《学校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99]〔清〕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七四《莱州府一》，四部丛刊续编本。

[100]光绪《昌邑县续志》卷四《学校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101]光绪《昌邑县续志》卷四《学校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本。

[102]〔清〕吴弼昌：《续修昌邑县志序》，《昌邑县续志》卷一《序》，光绪三十三（1907）刻本。

[103]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19页。

[104]黄福，字如锡，号后乐翁，昌邑黄家新郭村人，明洪武甲子（1384）科举人。永乐初，明成祖命黄福以尚书衔兼掌交趾布政、按察二司。黄福在交趾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完善科举制度，以礼教化民众。

[105]史载勋，明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为明代著名学者，著有《廿一史纪略》《昌邑纲纪志》《海运议》《训儿经》等。

[106]康熙《昌邑县志》卷二《风俗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107]党丕禄，字秀钟，陕西郃阳（今陕西合阳）人，举人，顺治十四年（1657）任昌邑知县。康熙年间撰修《昌邑县志》，作孙庙奇槐诗多首。

[108]康熙《昌邑县志》卷二《风俗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109]乾隆《昌邑县志》卷二《风俗志》，乾隆七年（1742）刊本。

[110]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寒亭区志》，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710页。

[111]刘宝吉：《城隍庙的钟声：昌邑民元“五·一八”惨案深描》，载《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

[112]柳辑五：《回忆昌邑县农民协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邑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昌邑文史资料》第三辑，昌邑县印刷厂，1987年，第151～157页。

[113]具体相关记载见于《明实录》《清实录》，清康熙、清乾隆、1987年版《昌邑县志》以及1986年版《双台乡志》。

[114]康熙《昌邑县志》卷一《天文志》，康熙十一年（1672）刻本。

[115]山东省昌邑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昌邑县志》，昌邑县印刷厂，1987年，第556页。

[116]该节日所祀财神不尽相同。详见吕树明、黄景春：《山东财神会习俗研究——以潍坊地区为主的分析》，载《民俗研究》2018年第5期。

[117]该碑现为残碑。见王蔚成主编：《昌邑文化博览》，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58页。

[118]李子琇供稿，郭子宣补充整理：《潍城的庙宇》，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潍坊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潍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安丘县印刷厂，1986年，第294页。

[119]赵旭东：《中国人类学为什么会远离江河文明？》，载《思想战线》2014年第1期。

[120]张士闪、王加华、李海云：《礼俗传统与中国艺术研究——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四》，载《民族艺术》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