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行为：策略还是立场？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为满足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到处侵略扩张。面对强国的肆意侵略，是听任奴役，还是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维护民族利益？这是摆在每个被侵略民族面前的问题。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是怎么做的呢？

1.贯穿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始终“坚持避战”、寻求议和的机会。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国清政府乞援，要求派兵助剿。日本驻朝公使主动向中国表示无意干预，当时负责中国外交的李鸿章信以为真，派兵赴朝。实践证明，日本无意干预的保证只是一种欺骗，其目的就是要制造中日冲突，为发动战争创造条件。当日本获悉北京决定派兵赴朝的情报后，竟先于清军赴朝前五天以“陆军大演习”为名积极准备。当清军刚协助朝鲜当局扑灭东学党起义时，便有八千名日本士兵出现在朝鲜土地上。

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是立足于本国，积极备战抗敌，还是依赖外国调停，搞所谓的“以夷制夷”？代表清政府出面办理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禀承慈禧意旨，竭力避战，继续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幻想通过英、俄等第三国调停，利用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和平解决中日争端。李鸿章深信日本侵朝暴行必会导致国际干涉而求得解决，哪怕是日本发动战争，而“将来各国议开衅之罪必问日”。事实上李鸿章所期待的列强各国并不真心“调停”，而是借调停之名来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影响，骗取清政府的信任，争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对日本侵略暴行不但不能产生任何阻力，相反却提供了便利。“实际上，列强侵略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并没有被李鸿章所利用，恰恰相反，它被日本军阀狡猾地利用了一步一步地布置着战争的阴谋，并通过残酷无比的侵略战争兼并朝鲜，窃夺我们的台湾。”^[1]另外李鸿章一直也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保持秘密接触，还准备派特使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商谈和解办法。日本政府也表示不反对李的特使访日^[2]。这是丰岛海战爆发前两三天的事情。据李氏幕下吴汝纶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3]可见1894年7月李派特使赴日不过是想通过赂银来“避战”，但这是无法满足侵略者的胃口的。

甲午战争爆发后，8月1日清政府被迫宣战，但“及朝鲜事起，慈禧即主从速和解了事，以免耽误她大举庆寿，广受贡献。光绪帝业已亲政，倾向主战。慈禧不悦，更形矛盾”^[4]。清政府无心应战，此时的慈禧求和之心愈来愈迫切，并且需要倚重李鸿章来帮助实现。9月27日，距离开战不到两个月，慈禧派翁同龢去天津，与李鸿章探询请求俄国出面调停之事。翁同龢知道参与求和必会“为举世笑骂”，很不愿前往，但又不敢抗旨，于是提出“此节只有李某复词，臣为转述，不加论断”^[5]，并去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见李鸿章。此后，根据西太后的暗示，李鸿章奔走于各国公使之间，请其从中周旋^[6]。同年11月中旬，清政府派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军务督办处文案景星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讨妥善结束战事的办法。李鸿章认为：日本屡战获胜，举国骄狂，我若派大员赴日和谈，难免会被日本所轻视。经与张荫桓等反复商议，最后决定派一位洋员直接去日本会商，以试探“彼中情伪”。至于派哪位洋员东渡，李鸿章推荐了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多年间，德璀琳始终与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常为其出谋划策，深得李的信任）。11月19日，德璀琳携带照会及李鸿章致伊藤博文的私函各一件，从天津大沽乘德国商船“雷游”号赴日，29日晨六时零五分，德璀琳一行又乘“雷游”号由神户返回天津。

德璀琳赴日来去匆匆，是清政府战争尚在进行时期派出正式议和代表之前的一段序曲。清政府派德璀琳赴日会商被拒一事，表面上看，是日本政府以其并非中国大员，所携的李鸿章照会并非国书为由而不予接待；但实质上，则是日本政府已通过此事看出中国政府当时是如何迫切要探知日本政府的要求^[7]，进而看到了“乘成功而走向极端之望”的可能，因此步步紧逼清政府“任命合适的、有资格的全权大臣。日本将在两国全权代表之会议上宣布条件，并在此条件下同意终止敌对行为”^[8]。关于清政府派德璀琳出使日本的目的，外界仍有各种推测，即“第一，观察日本政府究竟有无媾和之意，以便给予中国及援助中国的各国以研究的余地；第二，如日本政府有媾和之意，则采取媾和谈判的办法；第三，若至旅顺口陷落，李鸿章势必成为攻击的目标，故求避开攻击的办法”^[9]。以上种种虽属推测，但清政府之腐败无能已暴露无遗，李鸿章议和以保存实力可见一斑。

在战争爆发前，李鸿章通过外交努力寻求和平的途径避免战争减少民族战争损失，无可厚非，关键是在强敌发动战争不可避免之时，仍然缺乏清醒认识，仍然不做应战的两手准备，片面坚持“避战”就被动了。战争爆发后又不尽力誓死抵抗而一心议和，自然具有极大的负面作用，正如张謇在《条陈方略折》中指出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辱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虽天下之人比以宋之秦桧、贾似道，明之严嵩、赵文华，达于鸿章之听，鸿章无不怡然受之，以为事固老成之积虑授受之渊源也。而窃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之尤，李鸿章一人而已。”^[10]这样，整个战争期间便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前方将士还在与敌人拼死搏战；另一方面，后方朝廷却一心屈辱乞和了。时人洪弃父批评李鸿章“误国”有三：“一误于望和；二误于待和；三误于求和。”所谓“望和”，即“专望日本之可和”^[11]。当代著名海军史学家姜鸣在谈到李鸿章的责任时，也说：“比如外交方面，从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到战争结束，李鸿章几乎所有的外交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想利用外国势力来玩弄平衡，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错误，和对竞争对手真实情况并不了解，结果却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时间和精力，也耽误战备和战机。所以甲午之败是与他一贯妥协、投降外交方针密切联系的。”^[12]

2.始终没有尽心抵抗。首先表现为主持战事的李鸿章战略战术思想消极被动。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廷从“夷夏之防”转向“中外之防”，发起洋务运动，经过30年的努力，建设起一支号称世界第十、亚洲第一的近代化海军。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军舰吨位数居世界第9位，排在美国、日本之前。清政府在20多年中用于建设和保障北洋舰队的全部投入，大约在3500万两白银，占当时的财政收入的2%。采购自英、德等国家的军事装备，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高级军官，用西方新式教育组建的海军部队，都使得清政府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产生过很强的自信心。但作为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主要经办人李鸿章军事观念却极为落后保守。他虽然认识到海上威胁但恪守“后发制人”的战争原则，始终坚持“以守为战”、“三洋布局，海口防御”的海防战略，以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指导战争，采取了消极的“专守防御”，结果处处被动，屡失战机：丰岛战役后，因担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进而决定“海守陆攻”的战略和“保船制敌”的方针；黄海海战后，更是群集在威海卫，“避战保船”，不敢再出海机动，直至陷入束手待毙的绝境。纵观整个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在指导北洋海军作战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下达过任何一道战役、战斗的进攻命令，将中国传统的“守战”理论消极防御的一面推向极致，以至于处处被动，屡失战机，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的覆灭^[13]。李鸿章对军事武器的过分迷信导致了他对中外战争的惧怕，且这种对先进武器的恐惧症贯穿了他的后半生，因而李鸿章的对外军事外交政策，几乎一直以避让为主。以至于他在临死前，还在不厌其烦地告诫下属不要轻言对外来侵略开战。李鸿章在致陈筱舫侍御的信中就坦言：“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14]由于总是底气不足、缺乏必胜的信心，因此即使作战也在和、战之间左右摇摆，不能全力抵抗。

其次表现在不积极备战做好两手准备。1894年6月中旬，日本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日本提出各种借口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李复电不以为然：“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与汪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续备陆兵。”李仍置之不理，声称：“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针对这种情况，光绪帝于6月25日向李鸿章发出谕旨，明确指出根据现在情形，口舌争辩，已经无济于事，要求李鸿章对俄国的调停保持警惕。李鸿章对光绪帝的指示阳奉阴违，仍用主要精力会见英、俄等使节。7月1日，光绪帝又向李鸿章发出措辞严厉的谕旨，指责他对以前关于添兵的谕旨并未妥善办理，强调各国所谓劝阻都是“徒托空言”，要求他对战守之兵和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三日后，光绪帝又批评李鸿章擅自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国政府派舰赴日“勒令撤兵”，指出对日本的战争挑衅，应该由中国自行抵御，不应借助外人，以致示弱于人。“当侵朝战争已处于势在必发的紧急情况之下的时候，主持外交军事的李鸿章不筹备战守，仍然专心盼望外国调停。”^[15]李鸿章秉承太后的意旨，一再抗拒光绪帝上谕，一味把希望寄托于外国调停，电令已在日军包围中的驻朝清军不得生事，从而使中国军队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结果，外交努力失败，也贻误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占领先机的时机，在战争之初便处于被动状态。在丰岛海战后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北洋海军奉李鸿章的命令，曾先后三次出巡朝鲜洋面，但“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仍没有作战的打算。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积极寻找北洋海军的主力决战，以实现“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作战计划。北洋海军却以“保船制敌”为策，无意实战。李鸿章说：“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16]实在是自欺欺人。李鸿章这样保全和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是迁延不决，一厢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17]。请列强调停，避免战争，不能不说是失策。问题是在挽请列强调停时，他对于军事却疏于布置，全身心致力于主和避战。待到英、俄拒绝调停，战争已无可避免，这时才匆忙布置战守，然而已为时太晚了。他的这一错误，终于导致对日作战失败，酿成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殃及民族、累及子孙的悲剧。这一点李鸿章无论如何是不能辞其咎、卸其责的。

其三表现在李鸿章指挥的淮军作战不力。甲午战争期间，作战的清军主力主要是淮军，但淮军军纪败坏。“李鸿章耗数千万之帑金，养淮军，治海军，经营二十余年，乃牙山之围，丁汝昌坐拥兵船，迁延不能救，则所谓海军者安在耶？平壤之溃，左宝贵以奉军战而死矣。马玉昆以毅军战而伤矣。而卫汝贵一军望风先溃，降者十之七八。则所谓淮勇在又安在耶！是今日之事非战之罪，皆李鸿章专主和议，任用丁汝昌、卫汝贵不肯一战之罪也。朝廷宽大，即不忍以纳柔，张广泗之诛加之李鸿章，而如丁汝昌、卫汝贵者宜必立正军法。今卫汝贵虽奉查办之命，若和议一成势必多方开脱，概以优容，而转咎主战者，抒忠之失，奸焰日炽，军律日墮，是曰废纪。”^[18]虽有夸大之词，但淮军作风确实存在问题。武器是靠人去掌握使用，军队是靠统帅去指挥，光绪中叶，构成清朝军队的主体既不是八旗军，也不是绿营兵，而是李鸿章编练的淮军和部分东北防军。捻军起义失败后，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所统淮军分别驻防直隶天津、芦台、塘沽一带。在甲午战前，已安闲10多年之久。“淮军驻津者，兵勇虽来自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整个淮军平日疏于训练，“所谓训练简阅不过如戏剧中傀儡而已”^[19]。军纪坏极，淮军在开赴前敌时，身捎“三枪”（马枪、鸟枪、烟枪）。前往平壤途中，奸淫抢掠，数百里间，商民均逃避。以至于李鸿章多次通过电报，要求淮军将领约束军队，“为其留一点颜面”。军队如此败坏，大失民心，岂有不败之理？如曾国藩亲信幕僚赵烈文，1875年就曾说，“合肥公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20]。王闿运在致李鸿章函中所说：“不战而败，败而求和，谁使为之？岂非海淮诸军之故哉？兵法责元帅，无待人言，其自咎可知也。”^[21]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在致李鸿藻函中也说：“合肥……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梁启超在分析甲午战败与李鸿章的责任时也曾指出，甲午战败“李鸿章之咎由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不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机偾事，贻误大局”^[22]。合肥“平日治军不严，一闻日警，临时招募，绝无战事训练，此对日战败之最大原因”^[23]。

3.和议一切为了王朝统治和个人私利，出卖了民族利益。光绪朝“自强”新政以来，督抚职权膨胀和汉族地主势力进一步扩大。湘、淮军“兵为将有”的局面更为严重，其中李鸿章的淮军形同私人军队。(www.xing528.com)

李鸿章依靠淮军镇压人民起义起家，深深明白军队对自己权势的重要性，军队在则地位在，朝廷的发言权在，这也是以后近代军阀继承和发扬的精髓，因此李鸿章特别看重自己的家底，把它看作攫取权力的本钱。“……相随曾、左、李（鸿章）等军阀官僚的偏裨将士都取得了官爵封赏，养尊处优，而且它一直被作为军阀官僚巩固势力、争夺权位的资本。”^[24]以军力为后盾，李鸿章于1870年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遥执朝政达25年，凡内政外交各项要政，朝廷都依其为主，是对清廷决策最有影响力的官员。新兵种的海军同样是李鸿章发展个人势力的关键所在。对北洋海军，李鸿章更视其为个人命脉。但大力发展海军疏忽内陆边疆，抬高北洋海军，压制其他海军，也对未来的海战带来不利。“海军既被卷入帝国主义竞争的旋涡，且又从属于军阀集团的利益和清统治集团的矛盾，因而这样一支实力可观的舰队，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5]

有人认为：“李鸿章是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不应该由他个人负责，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总得有人去签条约。李鸿章能做的，只能是如何把损失降到最小。……《马关条约》是割让了台湾，但在海军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中国有什么能力拒绝签条约呢？拒绝签条约是明哲保身的做法，除了落个爱国的名声外，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只有极端自私的人才会这么做。”^[26]但实际上战败后李鸿章受命为赴日本的和谈代表，临行前，他向英国驻华公使提交了一份《中英密约》（由英人李提摩太起草），答应清政府将在一定的年限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关、修铁路、开矿山的权利，条件是英国在对日问题上支持中国，遭到英国拒绝^[27]。他赴日谈判，为减少赔款作过努力，将四亿两降为两亿两，这是他自己甚为得意的，也是今天某些人持之为他翻案的一个重要根据。这是有益国家的，但不值得大书特书。历次涉及赔款的谈判中，列强经常是漫天要价，然后双方讨价还价。第一次鸦片战争谈判《南京条约》时就开了这个头。当时英方提出赔款3000万两，中方谈判代表张喜要求减一些，英方谈判代表是级别很低的一名少校和一名翻译马礼逊，他们商量一阵后表示同意减去900万两。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原因是英方早有底线，只是虚开一个高价而已。如果这种争回的权益也算作功劳，那么也得重新评价张喜了。中日开始第一次谈判，李鸿章有个发言，他说：“贵我两国乃东洋之两大国，同种同文，利害攸关。贵国近年进步极速，侪身泰西各邦之列，实令人钦羡不止。然如贵大臣所深知，我国虽待革除之弊甚多，然实行之中不如意事常居八九。……此次战争，实获两个良好的结果：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此实贵国促成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他在谈判桌上的这番赞扬敌人的胜利、赞扬敌人打败自己的国家从而感激敌人的谈话，日本人听了都感到惊讶。在谈判中他感到日本难对付，就转而帮助日本向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以求早日签约。日方说又将派出30余艘兵船赴大连，李明明知道这是虚声恫吓，但却把这消息转给清廷而不加以揭破^[28]。

有人说《马关条约》是战败情况下签的，派谁去谈也一样。但即使结果可能差不多，表现却不可能都一样，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讲那样一番阿谀敌人的话，都要借敌人来威胁自己的政府，帮敌人逼自己的政府就范，不断损害国家利益。而李鸿章却不止一次如此为之。中法战争时，李鸿章不同意抵抗法国的侵略，威胁清廷说法国一旦“因愤添兵”不好惹。张之洞主持战事，起用老将冯子材，李鸿章又表示反对。后来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改变了战争态势，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法军兵败如山倒之时，清廷却下了停战令，张之洞等都知道这主要是李鸿章的主意，大加指责，有人骂李鸿章是如秦桧一样的“和戎宰相”，冯子材在前线给张之洞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奏诛议和之人。但结果却是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一个“不败而败”的条约。1879年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有巨大损失的《交收伊犁条约》，国内舆论大哗，要求改约，而李鸿章却说如果改约“其曲在我”，又说如果不签这个条约后患更大。后曾纪泽奉命赴俄谈判改约，方才收回一些权益。1878年中日就琉球交涉之时，李鸿章认为：琉球国向中国朝贡时所贡少，而中国所赐多，中国不合算；琉球离中国远，离日本近，对中国来说“尚属可有可无”，不必与日本争。日本并琉球后，又要与中国划界，主张将琉球南部接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分让于中国，作为国界。李鸿章却说这两岛是累赘，不要。甲午战后，此类事情仍有。1901年李鸿章奉命和庆亲王一起与列强签订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辛丑条约》。同时在中俄东三省交涉时，李鸿章的表现如前述。但谈判代表杨儒则寸权不让，竭力争取。当俄方诱说如按俄方的条件签约俄国会保护他时，他回答道：“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至死他也没顺从俄方要求，即便他已奉李鸿章和军机处的指示可“自行定计，酌量画押”。有人称赞他“弱国外交官而能若此，可不朽矣”。杨儒于1902年2月17日病逝后，俄方又把签约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但李鸿章亦于冬天病逝，俄人希望方才落空^[29]。

我们常说弱国无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国力弱小，在国际外交中处于变动受欺的位置，但绝对不意味着没有斗争的空间，也不意味着消极的放弃或被动的妥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为国家民族的坚决抗争，有时真能杀出条血路，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意大利的加富尔为了民族的统一而进行的外交努力就是如此；民国时期中国使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抗争也不逊色。素称“有胆有识”的李鸿章手握权柄，长期控制军政外交大权，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熟知儒家“杀身成仁”的道理，但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与外国侵略者相安无事、腐败王朝的苟延残喘乃至个人的权势永恒。这涉及一个决策者的勇气和信心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时，首先要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正确的发展战略做后盾，否则难以奏效；其次，即便力量相比悬殊，在折冲樽俎的外交斗争中，仍要有必胜的信念和放手搏击的勇气：这些显然是李鸿章极为缺乏的。这种自认弱势的心态决定了他在对外交涉中总处于妥协退让的被动境地，在军事斗争中，屡犯消极避战的错误。

何为策略？《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或者讲究斗争艺术，注意方式方法”^[30]。策略的制定需要“根据形势发展”，但不管制定怎样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或者怎样“讲究斗争艺术和注意方式方法”，归根到底是要落脚到“事情的完成”。这个终极点结合晚清时期就是最大限度地维护民族权益和民族独立。从近代历史开始，清朝著名的爱国主义英雄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抗英保卫祖国，“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关天培、邓世昌、冯子材这些民族英雄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以身许国，他们都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精神。

不可否认，李鸿章在近代发起和推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人才、大办近代企业等近代化方面功不可没，这些方面也越来越受到后世的充分肯定，但历史的复杂性并不能掩盖李鸿章出卖民族利益的一面。面对列强的侵略，爱国之举首先是誓死抵抗，然后才有可能讨论是否把“和议”作为救国的策略，而李鸿章的表现恰恰相反，甲午战争尚未爆发就一心想和议，战争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和议，并压制抵抗派，无视爱国官兵的呼声，总之和议第一，投降高于一切。如果说打击抵抗派还有权力斗争的问题，那么推行投降和议路线真能维护民族独立、摆脱民族厄运吗？更何况，和议换来的和平环境应该为吸取教训、励精图治服务，这是和议的重心所在。但看李鸿章的表现，忙完了和议继续和议，忙完了权力斗争紧接着的仍是权力斗争。

近代中国遭受外国侵略，不是中国人的抵抗造成的，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野心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腐朽导致的。我们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爱国必须是理性与民族气节的结合，也就是与本国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就是中国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历史上有战而胜的例子，也有和而最终胜的例子，前者是民族自卫，后者是战争策略，但不论如何，和战都须审时度势。如近代日本面对列强入侵，屈辱签约而后明治维新，最终民族独立，走向强国之路。而这样的发展路径对主张和议而存的国内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近代中国真能像日本那样走向近代化与民族独立吗？和议真的是明智之举、爱国行为吗？此一时彼一时。考虑中国面临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大局势，从19世纪上半期到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五次侵华战争哪一次不是西方列强首先挑起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清政府每次从战争开始到结束都在寻找妥协的机会，但是照样挨打，躲也躲不了，无法回避下次再遭受侵略进攻的厄运，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断推进总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西方列强也不可能让中国安心搞近代化的，它希望中国永远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对象。因此在近代中国，和议不可能成为中国富国强国的策略，和议妥协行为应视为卖国，李鸿章在甲午战争的行为不可能是“被遗忘的爱国者”。

和议策略只要不围绕“民族利益”，它就是失败的，它就是卖国的。不要过分夸大当时的局势艰难，过分看低个人历史作用的无力，这同样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表现。李鸿章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的行为，正如他参政以来在所有的侵华战争中的表现一样，坚持妥协退让，这绝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而是极力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极力维护个人既得利益和权势。这不是弱国面临强权下的爱国策略，而是维护封建利益的卖国行为，完全是李鸿章的立场和晚清王朝的腐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