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然法律需求及西部公平竞争的法律需求

西部开发就其目的而言，着重于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状态，而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地区的实然经济关系存在许多有违理想的、被扭曲的部分，实然经济关系遭受扭曲，必然使得西部地区自身对资源发生不合理配置，其结果必然出现低效率资源配置，并导致经济利益在东西部之间发生非平衡流动，西部利益大量沉淀于东部[15]，构成西部地区落后的实质性障碍。所以，有必要采取法律手段，矫正实然关系被扭曲的状现象，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高效化，最终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所以，实然关系部分扭曲的客观事实，就产生了对法律的实际需求，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界定产权的法律需求

深入考察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运动，不难发现我国西部地区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许多向区外释放外部经济[16]的行业。这种外部经济的释放使得西部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承担了更多的外在成本，但这种外在成本却未能通过一套有效的回收机制使“外部性的制造者把这些外部效应内部化”[17]，付出资源，却不能得到正常价格，地区产权遭受一定程度损害，形成低效率资源配置的主要的制度性根源。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有关行业的产权界定，通过赋予其完整产权以弥补其效率损害。由外部性导致产权不清的领域在西部地区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能源矿产资源行业的外部性与产权损害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质多样，蕴藏这极其丰富的各种资源。已探明矿种121种，占全国探明矿种148种的81.8％，其中有45种矿种储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或接近一半，有的如铬、钛、汞、铂、稀土、钾、石棉等，占80％以上，而且矿藏又相对集中。但由于历史原因，资源性产品价格一直偏低，西部地区输出低价矿产资源等初级产品，输入高价格的工业及生活用品[18]。这种不平等的几个交换，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对积累工业资本，刺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犹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依靠从农业吸收资金发展现代工业一样，西部地区在出让自己的资源性产品时，也部分地转让了自己的利益以利于国家工业化，造成付出成本而不能取得收益的客观事实。当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在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快速走向成熟以后，又开始自然地选择某些更经济的环保型资源产品，如油、电对煤炭的替代，这又造成了西部地区艰难积累起来的某些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像煤炭行业的普遍性亏损，而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或进入其他产业，所以，能源矿产资源行业的产权不清，无疑是造成西部落后的原因之一。

2.国防科技工业的外部性与产权损害

西部地区有庞大的国有工业体系，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主要是在“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项目，仅陕西、甘肃两省就占了40项。“三线”建设时期，西部有6个省区被划定为“三线”地区，成为投资和建设的重点，仅四川（包括重庆）一省就只有当时全国投资总额的1/10。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又主要集中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据四川省1986年统计，国防科技工业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已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的17.6％。国防科技工业由于其特殊性质，不可能纳入市场化的发展轨道。其高风险、低产出性质，也不可能通过公开市场取得正常的价值回报，但其受益者是整个国家。而且为了建立稳固的国防，保存强有力的国防科技工业能力也是必需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再鼓励有关国防科技工业向民用生产方面发展，但国防科技工业仍然需要配置一定的经济资源。但在和平时期，这种能力并不需要直接外化为各种军工产品。这在事实上会造成一定数量的资源闲置，但这种资源闲置完全是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付出的一种正常代价。如果简单的让企业承担这种成本支出，无疑是对企业产权的一种社会剥夺。

3.科技教育的外部性及对地区的产权损害

一般认为，我国西部地区教育落后。应当承认，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确实偏低，按也应看到，西部有许多主要城市的科技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领先于东部一些地区。如身处西部的陕西省，其综合空间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曾位居全国第三，作为全国主要的教育大省，每年要向全国输出大量科技人才。教育作为一个典型的释放外在利益的行业，其直接的投资回报率很低，但对经济的推动力，以及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西部地区将有限的资源更多的投向教育事业，结果是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改革开放以来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使得西部不仅成为全国人才的重要培养地，而且成为重要的人才实习地，西部地区不仅为全国培养优秀毕业生，而且还输送成熟型专业人才与熟练劳动力。同时，西部地区产生的许多科技成果，大量的被在发达地区推广使用。仅就此而言，东部地区就要少支出大量培训、培养和教育费用，而这部分费用显然是由西部地区代为支出的，国家包括东部地区并未向西部地区作适当的补偿，造成西部地区有限的资源伴随“孔雀东南飞”大量无偿的流入东部地区。

4.农业的外部性与产权损害

农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森林业。农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外在性行业，不仅是因为其可以提供必要的农牧产品，还在于他对改善整个自然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加之我国西高东低的特殊地理特征，我国的江河源头大多发之于西部，所以，西部地区的农业对东部地区就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如果西部地区完全走粗放式工业化道路，大量占有耕地，毁坏森林，不仅会加快西部地区荒漠化的速度，对东部地区也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同时，西部地区蕴藏大量珍奇物种也会走向灭绝，这对中国，甚至对人类都将是严重的灾难，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也就永远不可能出现。所以，应看到西部的农牧业和森林业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是对东部地区的一种贡献，由这种贡献所引起的资源投入，理应得到适当的补偿。(www.xing528.com)

（二）公平竞争的法律需求

西部落后于东部，单纯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东西部之间基于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非公平竞争的格局。其中东部明显优于西部，“市场准入和权利的不平等是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的外部因素”[19]。开发西部，必须采取适当的法律措施改变竞争的不公平状态，使东西部完全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资本流动的不公平制度供给

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就是资本积累。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倾斜、税收优惠以及与西部地区的贸易中，加速了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过程。对西部地区来说，是否可以采取同样的步骤来实现自身的资本积累？本文以为，即使把赋予东部地区的各种倾斜优惠性政策同样惠及西部地区，但也难于实现类同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过程。除了人口集中度、海外侨资等外在条件差异外，下列因素也使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一，国有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由于改革开放前，出于战备的考虑，主要的国防科技工业投资于西部，在私有制构成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成分远远高于东部地区。资料显示，1994年工业总产值中西北五省区国有工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集体和城乡个体工业所占比例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20]。这就使得西部地区虽然经济总量小，但承担的税赋比例相对高于东部。削弱了西部地区的积累能力，而且国有经济相对僵化的管理体制也很难使其采取类同与其他经济成分更为灵活的竞争方式，东西部之间的竞争地位因此发生差异，西部地区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第二，外资的进入成本差异。外资进入中国，特别是中小资本的进入，注重的主要是短期利益。相比西部地区，外资，特别是有形资本在进入东部时，不存在从口岸再到西部的中转环节，进入成本明显小于西部。加上各种优惠政策及报关、注册方面的简易程序，进入成本就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给西部同样的政策和优惠待遇，西部的进入成本仍然高于东部，外资仍然会首选东部，如果享受不到与东部同样的政策倾斜和优惠待遇，无疑等于给外资进入西部人为的设置了一道屏障。因此造成“截至1999年11月，在全国累计批准的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仅分别为3.88％和3.17％”[21]。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西部地区完全处于竞争劣势。虽然西部地区也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吸引外资，但由于无法克服外资进入成本偏高的实质性障碍，所能吸引的外资仍然很少。

2.贸易自由的机制性制约

东西部贸易的不公平竞争除前文已述的西部资源性产品的高成本低产出与不合理价格外，还表现在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大量倾销低质伪劣产品上。按国家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东部的初衷，原本是以东部为试验区，通过各种政策倾斜和优惠待遇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并出口制成品以换取外汇，推动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港澳台地区以及外国的许多淘汰设备和技术很快登录东部，制成品大肆扑向内陆地区，西部地区的市场充斥的多是东部地区的制成品，某些东部地区在单纯GDP利益驱动之下，对经营、生产活动完全放手，假冒伪劣以及走私产品随之大量出现，如媒体曾披露过的进口旧汽车零部件组装生产基地、进口旧摩托零部件组装生产基地，以滑石粉为原料之一的豆制品地和曾经红极一时的温州假皮鞋走俏全国等现象。所有这些低劣、假冒产品甚至走出国门，流向俄罗斯及东欧其他国家。大量低劣、假冒产品流向西部，使西部原本就很脆弱的民生产业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许多企业被迫关门倒闭，甚至出现劣胜优汰的可悲结局。继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公开和隐蔽的地方行政保护。所以，如果不对东西部的分工协作关系从根本上加以正确定位，要解决已经存在的区际贸易冲突，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缩小东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一句空话。

●本部分是在李永宁、黄河教授共同完成的论文《西部开发法律需求的经济学分析》（原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6期）一文的基础上完成的，编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进行了修改和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