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生活的深处：《恩格斯》带你走入无字之书

首先必须说一下，相比此后1850年的再赴曼彻斯特之行，1842年这次远赴曼彻斯特的恩格斯是很兴奋的。因为这不是老恩格斯的强硬安排，而是恩格斯和父亲共同的愉快决定。

原本以为恩格斯在听到自己要求他去曼彻斯特工作的消息时会极不情愿，没想到居然爽快地答应了，老恩格斯内心十分愉悦，为自己终于想到办法治治这个不断添麻烦的“逆子”而感到兴奋。“把你抛进英国那灯红酒绿的生活中，看你怎么受德国新思想的‘荼毒’”！老恩格斯胸有成竹，仿佛已经看到儿子身上那令人恼火的理想主义正在被英国人的务实一点点给磨平。因为在他看来生活就像一个熨斗，可以烫平所有理想的褶皱。

老恩格斯真的太不了解他这个儿子了！恩格斯的理想不是心血来潮，那是从心底长出来的渴望，怎会如此轻易被生活降服。真正的理想面对生活会越挫越勇。英国的灯红酒绿固然令人神往，但恩格斯非是物欲之辈，那里有更吸引他的东西——终于有机会可以“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好好研究一下英国的状况”。

一到曼彻斯特，恩格斯就开了眼界，碰上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反谷物法运动。

所谓反谷物法运动，就是当时英国有钱的两大阶级之间的夺权大战。1815～1846年，英国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谷物的法令，旨在维护国内的谷物价格水平，抵制国外低价进口谷物的竞争。这有利于谁呢？当然是土地贵族。然而，英国此时已经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工商业资产者可不喜欢这种贸易保护的行为，他们渴望得到彻底的贸易自由，所以对这个谷物法特别不满，开始了与土地贵族的斗争。

面对如此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任何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阶级冲突的基础不是精神原则，而是经济的、物质的原因。这让恩格斯立马发现手中握有的理论武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灵了。什么国家是理性的化身，决定历史的发展，完全不能解释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状况和充分展开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状况。怎么办？恩格斯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被德国古典哲学浸润过的，不是非黑即白的直线思维，有着自己独立且深刻的判断。所以，恩格斯说：等等，别急。纵然我已清楚英国阶级斗争历史背后起作用的是物质的经济的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就要接受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因为在恩格斯看来，英国人实用主义的认识工具也不是那么好使。他们本质上是肤浅的经验主义的实用主义，“只看事物表面”而忘记了“事物的基础”。正确的道路就是，必须要阐明事物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不能只知道眼前利益，不能仅仅注意到个别的事实和外部联系。恩格斯是深谙黑格尔辩证法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恩格斯认为，要了解事物的普遍性和必要性，看清英国的真实，必须要有实干精神，深入了解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没有比亲自去看一看更好的办法了。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用双脚、双眼和大脑丈量了生活这本无字之书，深阅了工业革命这部伟大史诗，打开了通向资本主义社会深处秘密的大门。

虽然恩格斯是股东的儿子，但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的实际掌控人是彼得·欧门。出于对恩格斯家族的防备，恩格斯到了工厂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权。实际上，1837年7月，老恩格斯带着儿子第一次到英国也和这次情况差不多。当时美其名曰修改合同，实则让恩格斯也开开眼，见见世面，锻炼一下，老恩格斯内心最真实的目的是培养他这个大儿子成为接班人。那时合伙人彼得·欧门的两个弟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一步掌握公司。面对此种情景，老恩格斯只好让即将要去不莱梅实习的恩格斯跟他去英国走一趟，为他站站台以便日后接班。当接班人就必须要熟悉业务，尤其是在合伙企业。否则，利益受损、分割不均，多少合伙人变散伙人。虽然此次到公司恩格斯没有实权，但事务还不轻松。每天抄抄写写的枯燥烦琐工作简直是对恩格斯的侮辱和消耗。不过，恩格斯并不计较，因为经商又不是他的兴趣，正好还利用这个时间走一走，看一看。世界那么大，何必把自己淹没在苦闷而又讨厌的商行生活之中呢？什么社交活动、宴会、葡萄酒、香槟，统统抛掉！恩格斯迫不及待地走进工人区，深入考察工人的状况，和普通工人交往，以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与本质。

恩格斯的足迹遍布曼彻斯特的每一寸土地，辗转在不同工人的厂区和住宅区。这一路走下来，资产阶级出身的恩格斯即使有心理准备，即使见过伍珀塔尔的悲惨世界，但还是被震撼了，他目睹了真正的贫穷，了解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像曼彻斯特、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到今天还是无数人逐梦的地方，但当时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却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悬崖峭壁，这里就没有刻着“选择”与“容易”二词。在城市的一端是富人区，而另一端则是令人痛心的贫民窟，两端形成了魔幻的折叠空间。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居住区街道肮脏，破旧狭小，拥挤不堪，往往一家男女老幼挤在一屋。看看恩格斯的原文描述：(www.xing528.com)

“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间，总共只有不到400码（约366米）见方的一片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10～12英尺（约3～4米）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我认为在伦敦的主教唤起公众注意这个极端贫穷的教区以前，城市西头的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岛的野人更多一些。只要亲眼看一下这些不幸的人们的苦难，看一看他们吃得多么坏，他们被疾病和失业折磨成什么样子，我们面前就会显现出这样一个无助和贫穷的深渊，仅仅是这个深渊有可能存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就应该引以为耻。……全区在10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

还有更令人震惊的：

“各报在报道萨雷的验尸官卡特先生1843年11月14日检验45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19岁的儿子住在伦敦百蒙得锡街白狮子大院3号的一间小屋子里面；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沾满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羽毛牢牢地沾满了整个尸体，不净尸就不能进行检验，在净尸的时候医生发现尸体极其消瘦而且被跳蚤、虱子等咬得遍体鳞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块，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上文如此“生动而具体”的案例还不是最糟糕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无家可归的来总算是幸运的。伦敦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他们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两个便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谓‘夜店’（lodging-house）里面去，用这点钱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呵！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摆满了床；每一间屋子有4张、5张、6张床——能容纳多少就摆多少。每一张床上睡4个、5个、6个人，也是能容纳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轻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吵闹、打架，而如果同床铺的人彼此很和睦，那事情就会更糟；他们商量好共同去盗窃或者去干那种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来形容的兽行。而那些没钱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们就睡在哪里——在过道里，在拱门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搅他们的任何角落里。一些人幸而走进私人慈善事业在某些地方办的收容所里面去，另一些人睡在维多利亚女王宿下的公园里面的长凳上。”

工人阶级可怕的生活工作环境没有让恩格斯掏出手帕捂着鼻子落荒而逃，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恩格斯心中的人道主义情感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欲望。这种了解不是走马观花的匆匆一瞥，而是深入细致的调查。正如他几年后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写的那样：“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到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用今天的概念来讲，这就是走群众路线。恩格斯对工人说：“我希望，我对他们（资产阶级）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你们来说却不是。”

恩格斯一有空就参加工人的聚会和各种活动，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工人阶级更令人震惊的一面：白天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到晚上他们举办各种报告会，搞学术论坛。没有听错吧？是的，一点没有听错。工人阶级虽然经历着眼前的苦难，但他们从末忘记诗和远方。端着小板凳坐在台下聆听工人们内容丰富的演讲时，表面平静的恩格斯内心早已掀起了滔天巨浪。工人所承受的前所未有的苦难不仅没有击垮他们，反而以极大的乐观主义对抗生活，多么令人敬佩！恩格斯一边为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愤慨，一边得出大胆的结论：无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青年恩格斯迈向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无产阶级既不是肮脏的人群，也不是社会的溃疡，不只是受苦的、毫无历史主动性的阶级，而是一个独立的、创造历史的阶级。这时恩格斯已经开始站到了无产阶级立场上，朝着共产主义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恩格斯在英国没有流连往返于各种酒会、派对，他在了解工人阶级的过程中结交了一批好友。有旅居英国的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有宪章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北极星报》的编辑乔治·哈尼，有正义者同盟领导成员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与他们的交往是令人愉快的，以至于恩格斯晚年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初遇的情景。与他们一起，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宪章派的活动，更进一步了解英国的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开始了深刻的理性思考。由此，恩格斯人生的重要转折——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进一步加速，深感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改变自身命运。1844年夏，宪章派罢工的失败让恩格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在这种形势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必须搞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所以，当时正义者同盟领导沙佩尔邀请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恩格斯拒绝了，因为恩格斯既不同意他们带有宗派色彩的暴动策略，也不同意他们的平均主义及其理论基础——魏特林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