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林郭勒地区蒙古族奶食文化

锡林郭勒历史悠久，是诸多北方草原民族的发源地，更是其生产生活的大舞台。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已有人类生存，位于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的金斯太洞穴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全新世大暖期为古人类的采集、渔猎经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锡林郭勒地区由此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遍布在锡林郭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了新石器人类在此创造了原始的文明。分布在阿巴嘎、苏尼特草原的岩画群，是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人们智慧与思维的见证。阿巴嘎旗境内夏哈努如亚腰形墓葬是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东胡等北方民族在该地区繁衍生息的痕迹。

图1—图2　苏尼特左旗鸿格尔岩画

图3　金斯太洞穴遗址

燕长城是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在长城之外，匈奴建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盘踞在蒙古高原。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乌力吉德力格尔嘎查境内发现的呼和陶勒盖遗址被考古界认定为匈奴遗址；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发现的匈奴墓葬群，证明对应的中原秦汉时期匈奴人大量生活在锡林郭勒草原。乌桓、鲜卑、柔然相继兴起活动于锡林郭勒草原，留下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苏尼特右旗阿拉腾沟墓葬是东汉晚期至北魏时期鲜卑人活动在锡林郭勒草原的痕迹。魏晋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在阴山南建立政权，锡林郭勒南部地区为鲜卑所辖，北部地区则成为柔然的勃兴之地。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葬群，是目前在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贵族墓群；位于多伦县、正蓝旗和太仆寺旗境内的北魏长城有力见证了鲜卑族在锡林郭勒草原上过往的历史。

图4　阿巴嘎旗境内夏哈努如青铜时代亚腰形墓葬

图5　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M3墓室

散落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石板墓、石堆墓、石雕人像，是突厥人留给后人的信物。辽金时期，锡林郭勒地区是契丹人、女真人重要的活动地带。一座古老的辽代城址位于锡林浩特境内的巴彦锡勒；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贵族墓葬是继陈国公主墓之后又一大辽代墓葬发现。

图6　阿巴嘎旗巴彦图嘎查境内的石人(www.xing528.com)

图7　多伦县小王力沟辽代贵族墓葬

9世纪起，蒙古人从森林地带向草原地带迁徙，锡林郭勒草原逐渐成为蒙古部众的牧地。13世纪初，锡林郭勒地区是札剌亦儿部、兀鲁郡王营地，也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施展帅才、打马走过的地方。13世纪中叶，忽必烈在金莲川草原称帝，建立了元代第一都城——元上都。坐落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元上都是元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重要的生活聚集地。作为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重要代表，元上都以“Xanadu”（上都的音译）被西方人比作“世外桃源”，成为锡林郭勒草原升起的一颗璀璨之星，备受世人瞩目。

清朝统治者们采取了有别于历代王朝修建长城的防御措施方法。盟旗制度、察哈尔地区的总管旗制和藏传佛教的有力传播在今锡林郭勒地区有效开展。20世纪中叶，北部的五部十旗和南部的察哈尔地区被划定到固定的锡林郭勒盟领地，由此奠定了锡林郭勒今日的地理人文格局和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

生态环境决定生产方式。在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北方草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草原游牧民族创造了“食肉饮酪”的饮食文化范式。“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东胡亦为游牧部落，生产以畜牧为主，兼营渔猎”，作为草原游牧部落的联合体，匈奴从事畜牧业生产，饮食以肉、奶为主。“乌桓者，本东胡也。……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由东向西迁徙的东胡系部落过着游牧与狩猎生活，食肉饮酪是其饮食特点。

《魏书》卷一零三《高车传》记载：“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惟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柔然、高车习俗源于草原游牧生产。建立强大王国的突厥在旧俗中畜牧业产物肉、奶仍是主角。突厥“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从汉地引入粟、穄农作物和农具，并酿酒。回纥建立汗国前，以“肉饭酪浆”为主，而进入中原地区者，则大量食用米，饮用多为酒。突厥之后兴起的契丹族的社会经济主要以畜牧、狩猎为主。而立国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形成“南农北牧”的经济格局。这决定了契丹旧俗为“食肉饮酪”，之后形成米、面、肉、乳、酒、茶、菜、果兼容的饮食结构。

在数千年中，草原政权不断更迭，包括今锡林郭勒地区在内的蒙古高原上游牧民不断迁徙混居。到10世纪前后，蒙古高原上已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氏族部落，这些氏族部落大多从事畜牧业，饲养马、牛、羊和骆驼，被中原人称之为“有毛毡帐裙的百姓”。他们各部各自在一定的范围内游牧，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食物和生活资料而进行狩猎。还有一些部落居住在森林地带，则以狩猎方式获取食物及简单的生活资料。

13世纪，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这些部落统称为蒙古部落。因生态与生存环境的细小差异，饮食方式上虽有各自的特点，但均以肉、奶为主。13世纪上半期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赵珙记载道：“鞑人地饶水草，宜羊马，其为生涯，只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宋人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记载：“其食肉而不粒。猎而者曰兔、曰鹿、曰野豕、曰黄鼠、曰顽羊、曰黄羊、曰野马、曰河源之鱼。牧而庖者以羊为常，牛次之，非大燕会不刑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其军粮羊与泲马（手捻其乳曰泲）”。说明了13世纪初，蒙古人畜牧业已有了规模，饮食以羊肉为主，牛次之，大量饮用马奶。全真道掌教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中亚，途经蒙古，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也描述为“其俗牧且猎，衣为韦毳，食以肉酪”。证明了蒙古人“食畜肉、饮乳汁”的饮食特点及传统。“以牲畜肉和奶制品为主，并以猎物及野果为补充”是繁衍生息在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古代游牧民饮食文化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