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初萌：论国粹学报感言，攻错之林需破束缚

痛乎哉！居今日而言国粹，其真为举世所不为，而特立独行之士乎！世之图新者，必以出世太早、不合时代二语相訾议，余亦初意谓然，反复思之，而知当识别也。夫在上而言国粹，则挟其左右学界之力，欲阻吾民图新之先机，以是为束缚豪杰之具，辞而辟之可也。若在野而倡国粹，则一二抱残守缺之士，为鸡鸣风雨之思，其志哀，其旨洁，是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化者自欧化，国粹者自国粹而已，与执政之主持，殆不可同日而语，故有攻错无诋也。虽然，余之欲提议于倡国粹者有两事，亦攻错之林也。布之如下：

一、孔子与宗教

孔子非宗教家一语，倡自某氏《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其论学术变迁，亦多崇诸子而抑孔子。余杭章氏《訄书》，至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孔子果为宗教家与否，鄙见详后篇。请先论宗教与人类之关系。夫人类之生存，不至为猩猩狒狒者，以有爱力合群故。爱力合群之至，孰有如宗教者乎？社会自图腾以至今日，群治虽万变不同，然莫不与宗教有重要之关系。盖宗教者，自科学一面观之，诚为魇魔之怪物，而自群学一面观之，则宗教者群治之母，而人类不可一日无者也。某氏见歌白尼、达尔文辈疑宗教，而科学踵兴，遂谓欧洲今日，宗教已属末法之期，且深以神州兴宗教为虑，余期期以为不然。夫泰西今日，伦理一科为普通之最要学科，然观其伦理教科书，殆无一不带耶教语。历史书亦然。是西人固以宗教为体，科学为用，有宏大而无朒缩也。纵少数科学家不信宗教，奚损其毫末哉。西国之大政治家、大军人、大冒险家，多皆出于宗教，以有宗教斯有信仰，有信仰斯有能力，有能力斯能举淆然各别之社会，统于一尊，而建种种大事业，此耶教之经验然也。耶教如是，孔教亦何必不然。

孔子之为中国教，几于亘二千年，支配四百兆之人心久矣。而忽然夺其席，与老、墨等视。夫老、墨诚圣人，然能支配四百兆之人心否耶？夫以孔子为非宗教家，徒以其乏形式耳。孔子之不立形式，正其高出于各教，使人破迷信而生智信也。除形式外，殆无不备教主之资格者。某氏《保教非尊孔论》，一谓束缚国民思想，再谓有妨外交，又谓今后宗教必衰颓，其辟宗教也至矣。而其《宗教家与哲学之长短得失》一篇，又谓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无希望、无解脱、无忌惮、无魄力。其《佛学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则谓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数十级，于是乎宗教遂为天地不可少之一物。其言前后歧舛若是，则孔子非宗教家一语，又可信乎？（章氏《訄书》虽抑孔子，然甚重宗教，其《原教》诸篇甚知宗教要义。）

信教自由，公理也。以信教自由故，遂谓不必规规以孔子为宗教，亦未达之论也。何以故？以吾国不言信教则已，苟言信教，则莫如信孔教故。何以言之？吾尝谓中国之教界有三恨：一恨孔子之教，不立形式；二恨基督之新旧约，不译自徐光启、李之藻之手，而译自不学者之手；三恨空鸾娶妻茹荤之佛教，不出自我国。余固服膺信教自由者，请先言佛教。小乘既行于我国，而又无空鸾其人，及今倡之，已无效力。夫不娶妻，则关系于人种问题甚巨。人种既无，何有宗教？是信佛教虽不能夺人自由，然人亦断不乐信之。此有销灭而无复兴者也。（某氏《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篇，推论将来宜行佛教，其说甚辩。如其说，则必为空鸾，然后可否，则必无效验。）若耶教则诚世界伟大之教矣，然与我国民族，尚未能忻合无间。况今之挟教而来者，实为彼国伸其权力，与天父博爱之旨，沿流忘源。我国之信徒，亦多不明国界与教界之判。若是我何忍又以耶教倡耶？故上下求索，仍不能出于孔教之一途，非谓信孔教，遂束缚一切之信仰，惟信仰愈多，以参合孔教，而孔教愈光大云尔。我不能夺人信他教之自由，人亦不能夺我信孔教之自由，何所靳而不信之耶？盖揆之历史，揆之心理，揆之民习，诚未有易焉者也。

若谓定一尊则无怀疑，无怀疑则无进步，因以希腊诸学派律周秦诸子，而谓自汉武罢黜百家之后学遂不竞，此本日人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而某氏益扬其波者也。夫以今日群治之不竞，而追咎古初，亦知今日犹未为生番棕夷者，即此定一尊之效乎？亦安知今后之必无进步乎？且彼言希腊，夫希腊学风之盛，流衍遍于欧西，而今日无一存者，徒供历史研究之资料。欧洲自信从基督，而十字军几度战争，排去外教之侵凌，兼以输入文明，遂成今日兴盛之效果。如是则定一尊与不定一尊之效何若耶？（欧西兴盛不能不归功宗教。累言之，又将谓我为信徒也。）夫孔子与诸子当时，诚如苏格拉底之与七贤，同处学派并立之地位，其后何以定于一尊，成优胜劣败之象者，必有至理存焉。求其故而不得，则冤孔子主张专制，合时君之利用，此日人白河次郎说，某氏演之，何其傎乎！孔子之遗经，无一为主张专制者，虽不主共和之制，然其所言君权，大抵主限制君权之说居多。（如以天临君，即限制君权说之一证，特时代幼稚，不能如今日学说之缜密耳。）以愚意度之，其殆主张君民共主之制者乎？夫孔子之掊击专制，皆属于微言，其最多在《易》。（余拟著《易学微》一书即阐发此旨。其证据颇多，如“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即掊击专制之最显者也。余不具引。）其次在《春秋》。以掊击专制之孔子，而固谓主张专制者乎，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吾固甚尊诸子，然诸子于今日，确无足为宗教之价值，吾志在宗教，遂不得不标孔子。盖孔子固久处国教之地位，吾因其尊而尊之，以定民志而已，岂薄诸子哉！

若夫无宗教之害，某氏既谓无宗教则无统一、无希望、无解脱、无忌惮、无魄力。不宁惟是，无宗教则殆无伦理，无宗教则殆无道德，无宗教则殆无教育。此皆无中无外，放之四海而准者也。（近世伦理学、教育学日进步，虽非宗教所能范围，然其源实由宗教始。）夫至无伦理、无道德、无教育，而犹谓吾国胜各国在此者，不其傎耶！歌白尼、达尔文辈能创新科学，不能创新道德。彼西人不诚以宗教为体，科学为用耶。以用抹体，何其悖耶！夫孔教之不能盛行者，以无马丁路得其人耳。苟吾教有马丁路得，则教必盛行，或形式而兼备，安见孔子之必非宗教耶？特孔子之教，多属于宗教哲学，而非宗教迷信，是固孔教之大，亦孔教不昌之原因也。余诚信人道之主宰者，莫宗教若。虽有种种之魇魔，亦有种种之解脱，为人类之断不可无者。如人群俱为科学家，不信宗教，则人道绝矣。吾甚愿治国学者，当求为孔教之马丁路得，而毋为破坏宗教者扬其波也。

二、国魂与国学(www.xing528.com)

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彼英人以活泼进取为国魂，美人以门罗主义为国魂，日人以武士道为国魂，各国自有其国魂。吾国之国魂，必不能与人苟同，亦必不能外吾国历史。若是则可为国魂者，其黄帝乎？近日尊崇黄帝之声，达于极盛。以是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义而倡导之，以唤醒同胞之迷梦，论诚莫与易矣。然黄帝之政治，犹有可寻；黄帝之道德，则书阙有间矣。今之标民族主义者，于道德多置未论，识者方为前途惧。抑知民族主义，有重要于道德者乎？愚谓黄帝而外，宜并揭孔子，而国魂始全。盖黄帝为政治之纪元，孔子则为宗教之纪元。种族不始于黄帝，而黄帝实可为种族之代表；宗教不始于孔子，而孔子实可为宗教之代表。彼二圣者皆处吾国自古迄今至尊无上之位，为吾全历史之关键，又人人心中所同有者。以之为国魂，不亦宜乎！

今之所歉于孔子者，以其无尚武主义也，无国家主义也。夫尚武主义，著于《儒行》；国家主义，著于《春秋》。穷而绎之，皆有理论可寻，安在其不足为国魂乎？匪直此也，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而国学又出于孔子者也。孔子以前，虽有国学，孔子以后，国学尤繁，然皆汇源于孔子，沿流于孔子，孔子诚国学之大成也。倡国魂而保国学者，又曷能忘孔子哉！

夫国学即国魂所存，保全国学，诚为最重要之事矣。然尤当亟思改良，不为守旧，俾合于今日情势，而使必不可磨灭，斯真善言国学者矣。国学当首经史，请先言经。六经在当日，诚为孔子之教科书，而今则全解此教科书者绝鲜。无他，昔之教科书，与今之教科书，体例不同故耳。使易以今日教科书之体例，则六经可读，而国学永不废。（教科之说本之《国粹学报》。愚谓以《诗经》为国文学教科书，较胜于唱歌教科书也，余从《学报》。）然今有一最难问题于此，则以训诂章句释经，而愈解愈窒，万无普及义理之效。今者西学潮涌，学者群趋，仍用郑孔程朱之旧法，则必唾弃之。固由世变之大，亦由新旧必不相容之理也。如是则存经学极难。愚谓欲存经学，惟有节经与编经之二法。一变自来笺疏之面目，以精锐之别择力，排比而演绎之，采其有实用者，去其无用而有弊者，著为成书，勒为教科，除去家法之见，一洗沉闷之旧，如是则经乃可读。吾所见，惟近人孙诒让氏能知此义。后有作者，斯轨可循。至于史，则愚谓后有著者，其体当必祖机仲、君卿一派，宜为别纪。若史公，当行其意，不当行其法，后之《二十三史》，皆学史公而误者也。若列传，宜别有著录，皇甫《高士》，刘向《列女》，是其前例。夫机仲之识至薄弱，而体最精美；史公之识最卓越，而体至重坠。世愈降则文字愈不及古，而便于浏览则胜于古，此亦文字一定之阶级也。愚谓表志列传、纪事本末，无一不当别为书，沟而合之，则必无良史。而断代一例，尤为史家之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借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史公固知其意者，故《史记》不断代，然袭用其体，则大不便。《史记》自五帝至汉武，卷帙已多，况至今日乎。此所以必不能不用机仲之体，而辅以君卿者也。（余杭章氏拟著之《中国通史》，体亦仿史公，改列传为别录，所搜颇挂一漏万。书固未成，体例亦殊未精也。）鄙意之龂龂于是者，不出一言曰：列传万不能合于历史之内。近人横阳翼天氏之《中国历史》，深明此义，续而赓之，后必有放大光明于我国史界者，余为之祷祀以求焉。此愚改良经史之管见也。若文学一途，愚谓宜适晚近，不宜返之皇古。虽不必效东瀛之文体，然亦当为智识普及起见，宁失之平易，无失之艰深。盖我国识字者太少，识古字者尤少，必字字返之古义，无亦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耶。若释词之学，用王氏引之，不若用马氏建中为尤允。马氏兼通中西，王氏则但通古训，两者相较，不若后者居胜也。凡此皆愚对于国学保存之意见也。此外诸国学，较为余事，可任人专门，不必强人普通，自由研究可矣。

呜呼！外人之灭我国也，必并灭其宗教，灭其语言，灭其文字。知文字语言之要，而不知宗教之要，非得也。保全国粹诸子，首以国学为倡，其识诚伟大，读其书，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其志可哀，其旨可敬，其文辞尤可感而舞也。然而独不及宗教，无亦滞于远藤隆吉、白河次郎二氏之学说乎？近一二年来，有某氏之《论保教》，章氏之论《订孔》，而后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子遂几失其故步。彼二子者，其学皆与东洋有渊源，东洋之排斥孔子，则由彼爱国者，恐国人逐于汉化，又恐逐于欧化，故于孔子有微辞，于耶稣亦多论议，以成彼一种东洋之国学，即国粹主义所由来也。论者不省，而据为典要，扬其流而逐其波，不亦误乎！

以愚之不学无术，何敢言国学。虽然，盍言尔志，亦达者之所许也。自愚读《国粹学报》，即有无限感情，激刺吾脑，而吾感言于以发，不知其言之当与否也，惟若鲠在喉，必尽吐而后快。乃就吾所见，读《国粹学报》者之感情，则有谓其程度太高者，有谓其崇古之念太过者，有谓其文字太深者，此等评判，于《国粹学报》固无丝毫之增损，然亦可见今日趋向之途矣。吾甚愿吾所见之谬误，与所言之荒唐。如其然也，则真为可痛哭者也。达识君子，以为何如？

（原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1905年）

许氏此文为有感而发，一感于将国势颓废之因片面归咎于孔子；一感于“国学”研究因循旧法而不利于普及。前者泛论宗教、道德、科学、教育种种之关系，扬“孔教”之说，实有“为天地立心”之意；后者由经史入手，节编萃华成教科书，以作“国学”普及教育之用，所谓明“国魂”者，即“为生民立命”。一体一用之间，尤见许氏之所谓“国学”与“国粹”一派之差异。论及日本之“国学”思潮，更见其与国家、民族、学术等等之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