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到乾隆皇帝给东川府铜矿龙神庙所赐御匾“灵裕九圜”的这则史料，是在1985年，当时，为编纂《会泽县志》查阅《清实录》时，发现了这一则史料，并把此则珍贵的史料录入了我编纂的《会泽县大事记》一书中，只可惜在总纂《会泽县志》时，该史料没有被纳入。到2004年时，在撰写《会泽之旅》时，其中有《“宝云”铸币新局》一文，介绍了这则史料，因掌握史料单一之故，误把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灵裕九圜”认为是为县城宝云新局的炉神庙所题。到2008年，出版《会泽文化之旅·铜商文化》一书时，在第六章“清王朝铜政下的‘特区’”中，纠正了这一错误。至于对“灵裕九圜”的解释大都归纳为“其意是该庙的神灵十分灵验，包容众物于九重天之内”。
近些年来，由于名人效应对一个城市知名度的宣传所起的作用，“灵裕九圜”释者越来越多，纵观这些文章，除上述作者的看法外，可归纳为以下观点：
其一认为：‘灵裕’意为‘神灵保佑，天下富裕’，‘九圜’指国家财政金融管理和货币流通。
其二认为：兴旺的东川铜矿采冶使得大清王朝财力雄厚，国家富强百姓生活富裕。
其三认为：灵裕九圜”中的“灵裕”为北魏的一位高僧，从而得出“东川对朝廷的贡献，有如灵裕大师弘扬佛法，功德远远超越人圜，直上九天。
灵裕九圜因是乾隆皇帝亲赐题写的御匾，弄清乾隆皇帝题匾的初衷和过程是正确解释这四字的关键。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文献如下：
《清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辰（1793年九月二日）御书云南东川铜矿神庙匾曰‘灵裕九圜’”。
《清一统志·云南志》：“龙神庙，在县北，本朝乾隆五十七年，因办护铜斤，山灵呈瑞，赐封裕源兴宝矿脉龙神。五十八年，御书匾曰‘灵裕九圜’”。
《云南通志稿》卷八十八《祠祀志·典祀》：“矿神庙，原建于东川，乾隆五十七年，总督富纲、巡抚谭尚忠以铜厂丰旺，请神封号。奉旨敇封‘裕源兴宝矿脉龙神’。于厂地相度处所，建设总祠，（请注意，有的文章将此处断句为“于厂地相度处所建，设总祠”）春秋致祭。其大小各厂，听其自行立祠。御书‘灵裕九圜’匾额，部颁祝文，其辞曰：维年、月、日皇帝遣官致祭于裕源兴宝矿脉龙神曰：地不爱宝，利用攸资，民咸谓神，报功宜祀，庸举肇禋之礼，俾申时祭……”
以上三则史料，属于国家的文献典籍，其史料的真实毋庸置疑，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这一史料的真相，现将《清一统志》引语译成下文：
矿神庙，原先建于东川府（城附近），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谭尚忠因（东川府）铜厂丰盛兴旺（当时的人认为，这是因为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发挥了作用），故请求皇帝给神敕封名号。呈奉御旨，敕封“裕源兴宝矿脉龙神”，并于该厂所在地察访衡量处所，建设总祠（矿神庙），春秋二季给予祭祀，其余大小各厂，任凭自行建庙立祠。乾隆皇帝为此还御书了“灵裕九圜”匾额，礼部还颁布了祝文，其辞曰“维（发语词）×年×月×日皇帝派遣大臣致祭于裕源兴宝厂矿脉龙神曰：“大地不爱惜地下的宝藏，我们就利用它的资源。老百姓都在传颂神的灵威，我们除了给它褒扬功德外，还应经常给他进行祭祀。平时举行的初始祭典，以申时最为合适……”
根据以上文献典籍，可以说明以下问题：(www.xing528.com)
乾隆皇帝的御匾是为哪个地方的哪座庙题写？其原因、经过是什么？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一般来说，某人为某地题写匾额，某地就是这块匾的主体。如果连这块匾是为谁而写，为什么地方而写，写后将悬挂于什么地方，都弄不清楚，怎么还能正确解释这块匾的含义呢？这当中既不能似是而非，也不能云山雾罩，更不能张冠李戴。如乾隆元年乾隆皇帝赏赐给云南石屏人张汉“滇中一人”匾，张汉就是这块匾的主体，也就是这块匾的主语部分，形成“张汉（主语）是滇中第一人物”的句式。写成后悬挂于张汉府第的门额上。又如乾隆皇帝给孔庙题写的“与天地参”，孔子无疑是这块匾的主体，形成了“孔子（主语）与天地并而立三”的语法句式。这块匾将悬挂于文庙大成殿的门额上。那么灵裕九圜的主体是什么，乾隆皇帝是给什么地方哪座庙题写的灵裕九圜？这个问题，它是正确解释灵裕九圜的关键。以上的文章，大体都没有弄清这一问题，要么说是东川府城南面的矿王庙，要么语焉不详。更有甚者，认为是赏赐给当时东川府（今会泽），是“皇恩浩荡，御题匾额褒奖东川府”。果真如此的话，请问，此匾写后将悬挂于什么地方？悬挂于东川府衙大堂上吗？那类似于“明镜高悬”的匾，将移往什么地方？从以上的文献不难看出，乾隆皇帝书写的“灵裕九圜”是为“东川府灵裕兴宝厂的龙神庙”题写的，它题写的缘由、经过大致如下：
《云南通志》载：“裕源子厂、距汤丹厂六十里。”“乾隆四十七年，开汤丹厂裕源子厂，年产量为八至九万斤不等。”可见，裕源厂为汤丹厂的子厂，距汤丹厂60里，每年的铜产量在八九万斤左右。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此厂因“办护铜运，山灵呈瑞”。这句话的意思是：乾隆五十七年，此厂开采的铜，因质量较好，被定为东川府送往北京的铜原料地。此时，人们感觉矿山呈现出一种祥瑞的景象。在古代，人们对于一些怪异的自然现象，因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都误认为是天地神灵的暗示，在其为官者都十分重视这种现象，故所有的地方志书，都列有“祥异”一章。东川府将此奇异逐级上报，云南总督富钢，巡抚谭尚忠也因“铜厂丰旺，请神封号”，建议皇帝赐封名号，乾隆皇帝接此奏本后，认为这种使铜厂丰旺的自然现象，一定是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它所呈现的祥瑞景象，暗示着矿藏的兴旺，国运的昌盛。有感于此，龙颜大悦，赐封裕源兴宝厂“矿脉龙神”，并于裕源兴宝厂地处所，建设总祠，将府城的矿王庙迁居于此，称龙神庙。故《云南通志》载：“矿神庙，原建于东川府。”所谓“原建”说明其后已另移其地，移到什么地方？《云南通志》说，“于厂地（裕源新宝厂）相度处所，建设总祠”。并于春秋两季给予祭祀，故《清一统志·云南志》说它“龙神庙，在县此”，方位是十分准确的。“其大小各厂，听其自行立祠”，设立总祠下的分祠。到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辰（1793年9月2日），裕源兴宝的铜矿龙神庙已建成，乾隆皇帝兴致不减，给铜矿龙神庙的矿脉龙神题赐了“灵裕九圜”御匾。
以上就是乾隆皇帝题赐“灵裕九圜”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此匾是乾隆皇帝为裕源宝龙神庙题写，裕源兴宝矿脉龙神庙的龙神是该匾的主体，“龙神”才是乾隆皇帝褒扬的对象。该匾最后也必将悬挂在该庙的门额上。如果我们紧紧扣住这四字，不附加、不想象来解释的话，“灵裕九圜”中的“灵”，指的是此龙神的“灵气、灵威”，其中的“裕”，按《古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其中的第四个义项为“扩大”讲。“九圜”，即九重天，整个句子的正确含义为：
在裕源兴宝矿脉龙神庙的龙神的保佑下，裕源兴宝厂铜矿丰旺，成为了京运的原料地，该龙神的灵威，超越人寰，已扩展到九重天之上。
在古代中国，图腾崇拜最典型的就是龙了。在华夏大地，龙的类型是很多的，主宰人间风水的称龙脉，居住于水府为人间行雨的称“行雨龙”，能主宰矿脉的称“矿脉龙神”。不管是何处神祇，它只有通过皇帝的敕封才能产生影响，这其中，最典型的如文昌，该神原为四川梓潼县的一位普通百姓，姓张名亚子，在一次战争中身亡，因人而神，唐朝后期唐玄宗李隆基及唐僖宗入蜀都得到他的庇护，于是两位皇帝都对他进行敕封，称其为济顺王。到了宋朝，几位皇帝都得到他阴骘并相辅助，不断对他进行敕封，先封为“英显武烈士”“忠文英武孝德仁圣王”。到元朝时，元仁宗封其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至此，张亚子由一尊小神变做了主宰全国“功名利禄”的大神，并颁行天下，到了明代，更是将其祭祀列为国家礼典，享受大宰之祭。可见“请神封号”，在整个封建社会是较为寻常之事。乾隆皇帝给东川汤丹分厂的裕源兴宝厂的呈端的龙敕封为“矿脉龙神”，也是十分符合封建的典章制度的。
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他的思想境界是不会超越那个时代的。在他们灵魂深处，君权神授，神灵主宰一切的想法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天下出现了灾难是触怒了神灵；相反，祥瑞现象的出现，一定是朝廷施行仁政、政通人和的结果，是一种吉祥的先兆，必将给社会带来好处。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思想和准则去硬套这位皇帝的想法和做法，也不要因宣传之需而美化他的题匾，更不需为这四个字去搜索古今，上天入地。只要把御题的对象找准了，紧紧把住“灵裕九圜”这四个字，是不难得出它的真正含义的。
那么，乾隆皇帝题写的灵裕九圜对现实有什么意义呢？总的来讲，一位久坐龙庭的封建社会皇帝，却能为边陲远离府城200多里的一个小小的子厂的小庙题写匾额，说明这个地方在这位皇帝心中的位置以及他对这个地方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乾隆皇帝题写的“灵裕九圜”，扩大我们所居城市的知名度，增加其美誉度及影响力。
为什么有的作者认为“灵裕”二字“就其单字义项，无论怎样组合也没有什么意义”呢？是前提错了。如前所述，“灵裕九圜”是裕源新宝龙神庙的龙神，而不是什么“东川对朝廷的贡献”，如果是后者，的确是无法解释“灵裕”的，所以只好把北魏的灵裕大师强拉“入伙”了。
至于那种把“灵裕九圜”的“灵裕”看成是高僧灵裕大师的，纯属是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想当然的结果。果真如此的话，“灵裕”就成了这个句子的主语，这个句子不就成了“灵裕大师九重天”，严重缺乏谓语而形成句子残缺不全了。
另外在一个皇帝心目中，是“龙神”大还是灵裕大师大，龙神毕竟是超自然的神物，怎么可以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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