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研究：支渠配套工程建设的探索

3条干渠竣工通水后，林县县委决定立即向配套工程进军。这些工程对改变山区缺水的面貌，增进灌区土壤改良的效果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1966年5月5日，中共林县县委、县人委在林县城召开全县水利建设配套工作会议暨灌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安排红旗渠灌区的支渠配套工作。这次水利工程配套，按红旗渠整个建设序列，安排为第六期工程，也称为“第六次战役”。这次的任务是：完成41条支渠建设，其中一干渠19条，二干渠19条，三干渠3条。同时搞好淅南渠、天桥渠、抗日渠等渠的配套工程。全县人民按照县委的部署，情绪高昂，意气风发，昂首阔步，乘胜前进，全面铺开了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建设。

3条干渠完工之后，全县各社队部展开渠系配套，支、斗、农渠，库、池、井、站等工程到处开花。人们把这些工程建设叫做“长藤结瓜”，让红旗渠水旱时灌溉，涝时入库，一渠水顶两渠用。

在整个渠系配套过程中，按照县委部署，以渠为主，开展“十带”工程建设。1.以渠带路。在修渠的同时，将挖出的土石进行田间道路建设，达到渠成不见渣、田间道路畅通。2.以渠带林。沿渠顺路栽植各种树木。3.以渠带线。各类电线与渠道并列布置，尽量少走耕地。4.以渠带地。平整全部水浇地。5.以渠带岸。修渠结合整修加固田间堤岸。6.以渠带电。利用渠水落差，建设水电站。7.以渠带库。在渠旁兴修水库、水池，搞好蓄水。8.以渠带站。渠上沿渠修建提灌站，扩大浇地面积。9.以渠带井。红旗渠灌溉后，不少地方地下水位上升，打机井。10.以渠带卫生。渠水流经的村庄，安装自来水管，整修街道，用水方便卫生。

支渠配套工程建设，确有势如破竹、无坚不摧之势。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到了林县，红旗渠的配套工程建设出现了一波三折的状况。9月21日，地委机关一些人来林县造反，县委领导干部受到很大冲击。造反派说，“林县是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典型”、“林县县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杨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12月，安阳地委通知：地委决定并经省委批准，改组林县县委并撤销杨贵等县委领导党内外一切职务。紧接着，林县掀起了一场以杨贵划线的“罢官潮”。县委委员29人，罢官15人，靠边站5人，占69％；公社党委第一书记15人，罢官13人，靠边站1人，占94％；县直部、委、办、科、局长56人，罢官48人，占85％；城关公社42名大队支书，罢官28人，靠边站12人，占95％。路银、任羊成、常根虎、李改云、王师存等一大批修建红旗渠的劳动模范被打成“杨贵黑干将”，遭受侮辱、批斗，红旗渠被说成是“黑渠”“死人渠”“杨贵流毒”“遗臭万年！”[38]

在“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下，红旗渠这一宏伟工程也遭到厄运，受到诬蔑。有人说，“修建红旗渠不是一功，而是一罪”“红旗渠是死人渠”“修红旗渠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说红旗渠模范是“假劳模”，工程技术人员是“臭老九”。杨贵被扣上“黑帮”“走资派”等罪名，遭受轮番批斗，弯腰罚跪，坐“喷气式”飞机，受尽了人身摧残。这样，刚发动起来的支渠配套建设被迫中断。

1968年4月，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河南省革委、省军区的关怀支持下，林县革委会成立，一批领导干部重新站出来工作。杨贵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县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林县局势稍许安定。

中共林县县委一班人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但是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建设林县、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以支渠配套为中心的水利建设转入正常轨道。于是，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整旗鼓，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建设全面展开。

1968年10月25日，县革委召开全县水利配套会议，规划开工的主要支渠有：红旗渠一干渠四支渠、十二支渠；红英干渠、红英二支渠（油村至景色岭）、三支渠（油村至东姚马池坡）、四支渠（合涧至翟家岭）；淅河干渠（合涧至栗园岭）、淅南东支渠（栗园岭至仙掌）；红旗渠二干渠十三支渠（庞村至可乐山）、二干渠下游（张家井至马店）、十六支渠（沙蒋至水磨山）；红旗渠三干渠一支渠下游（后峪至小王庄）、三干渠二支渠（卢寨至砚花水）、三支渠（卢寨至北苇地）；天桥渠改善加固；新开任村公社古城渠和西河渠（即猴崭至赵所渠）；改善加固抗日渠等。会议后，一个声势浩大的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建设高潮迅猛掀起。

支渠的规划布置，首先在万分之一地形图上进行。然后，由有关社、队和县水利部门共同组成的技术小组，深入现场，按图复查，最后确定具体位置。斗渠则由有关社、队研究、规划，或在县水利部门的协助下，即可确定位置。斗渠以下的农毛渠等田间工程，则在公社的指导下，由有关大队自行安排。

在支渠配套建设上，本着多浇地，修渠难度小，工程量小，投工投资少，方便管理，尽可能照顾行政区划布置等原则布设支渠，能一村一渠的不搞两村共建共用。

经过红旗渠建设锻炼的林县人民，增长了见识，学会了建设本领，以前需要由县里统筹修建的重大工程，如今一个公社就可以修建；以前公社统一组织修建的建筑物，如今几个大队就能够拿下来；以前几个大队合办的事，如今一个生产队就能办成。例如：

河顺公社有一个魏家庄大队，坐落在风门岭南面。风门岭横卧在魏家庄村北申家垴与清凉山之间，漫山遍布黑铁石，乱草丛生，山上狂风呼啸，一片荒凉。魏家庄大队处在半山腰间，是个有名的穷地方。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一遇旱年，穷苦人民不仅逃粮荒，而且还逃水荒。自古以来这里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往上看，一溜天；往下看，干河滩；两边看，两架山；吃水更比吃油难。”[39]

红旗渠工程开始后，魏家庄大队派出百余名社员奔赴工地，劈山修渠，参加了老虎嘴、谷堆寺攻坚大会战。他们指望引来漳河水，彻底改变家乡面貌。但是，红旗渠通水后，社员们看到岭北的大队用上了红旗渠水，年年丰收，季季卖余粮，由于高山挡道，却浇不了魏家庄一分地，还是种旱地吃统销粮，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为了迅速改变干旱面貌，魏家庄大队群众决心凿通风门岭，把红旗渠水从岭北引到岭南自己的家园。

1969年元旦，老支书魏三然带领社员，开始敲响向风门岭进攻的战鼓。

在修建风门岭隧洞的战斗中，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没有工具自己带，没有资金依靠集体力量搞多种经营。前方劳力紧张，后方就以一顶二，以弱代强。老支书魏三然，既没有发过愁，也没有躲开走，他迎着困难上，积劳成疾，抱着病体，忍着痛苦，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和广大社员一起战斗，每天挖山不止。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已经连路都不能走了，还叫儿女扶着他到洞里看施工。魏三然的子女们没有辜负父亲的嘱咐，在钻洞工地上，两个儿子拼命大干。大女儿魏秀花在第12号竖井的工程中，不幸壮烈牺牲。魏秀花刚满16岁的弟弟，毅然奔上工地。魏秀花的小侄女还是个学生，每逢课余时间也积极往工地送沙、搬石头。钻洞社员也始终坚持忘我劳动和自我牺牲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对于一个大队来说，要在太行山风门岭下钻透2500多米长的隧洞，确实是困难的。工程进展到最困难的时期，钱少粮缺、物资供应不上。为了早日把洞打通，魏家庄的社员一致提出：缺粮，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米，支援钻洞工地；缺煤，家家户户熄掉煤火，优先供应工地。后来，公社党委知道了，及时支援了粮食和煤炭，周围大队听说了，纷纷派人来帮助。(www.xing528.com)

在开凿风门岭隧洞的战斗中，他们首先碰到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测量关。当时魏家庄大队根本没有水平仪，大家就学习红旗渠上的土办法，把小木板凳翻过来，放在盛满水的脸盆里，板凳腿上再扯上两根线，制成了土水平仪。没有标杆，就采取“三冲一”的射线原理确定隧洞方位。从而顺利完成了隧洞的测平和定向。

当风门岭隧洞全面开工后，魏家庄200多名社员一齐上山。可是只有南北两个洞口，仅能容下少数人施工，多数人有劲使不上。党支部采取了打竖井增加工作面的办法，一下子开了15个天井，最深的达77米，最浅的也有36米，工作面由两个一下子增加到32个，200多名社员各就各位，齐头并进，使钻洞速度提高了15倍，还大大便利了排烟、进料和出渣。

风门岭上钻隧洞的最大危险与困难是塌方。塌方不仅对隧洞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对施工社员的生命安全也有很大威胁。为了制服塌方，施工社员们经过多次摸索后发现，隧洞塌方一般出现在3种地方：一是断裂层，洞顶岩石破离裂缝，一旦下面成洞无支撑，洞顶便可能断裂下陷造成塌方；二是风化层，一般都是岩石夹胶泥，一遇水就风化，因洞顶岩石脆软而导致塌方；三是沙石层，这种地方是河沙和石子互不联结，稍被触动，就会造成塌方。塌方原因找到后，他们采用支撑木和随打随券，以及打一段券一段等办法进行处理，有效地控制了塌方，保证了施工安全，加快了工程进度。

时间不负有心人。从1969年元旦到1974年5月，经过5年零5个月，投工44万个，耗资90多万元，魏家庄社员群众坚持每天挖山不止，2500米长的风门岭隧洞终于被打通了。红旗渠水到了家门口，带来了粮食大丰收，“1965年，粮食单产只有191.8斤，打通隧洞后的1975年，粮食单产达到了810.4斤。”[40]

又如：红旗渠第三干渠三支渠的曙光渡槽，是红旗渠配套工程之一。

1969年4月20日，曙光渡槽破土动工。这座渡槽，完全是东岗公社民工自己设计，自筹物料，自己施工。所用资金，90％以上是公社和大队自己筹备的。没有图纸，参加建渠的民工们凭着修红旗渠积累下来的经验，集中大家的智慧，画出了第一张蓝图。主要材料消耗方面，还是使用红旗渠建设的老法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少花钱多办事。整个渡槽都是就地取材，青石垒砌。没有石灰，自己动手烧。工具不够用，大伙坚持自己编抬筐，他们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到15公里外的深山割荆条编抬筐。由于缺乏木料，建设者把自己家准备盖新房用的木料送到工地，还自带口粮、工具。家家户户的碎铁碎钢也集中起来，打成铁锤钢钎，源源不断地送往修渠工地。民工们勤俭节约，自建营房，自起炉灶，各级施工组织，自己制造修理工具，坚持按定额消耗，超用不补，节约归己，延续使用。坚持按劳定额计工补生活费和粮食，多劳多得。他们还就地取材搭土胎。把桥眼两头用石头干砌起来，中间穿几根钢筋，两头窝个圈，插上几根小木棍，防止倒塌，中间填土，上边用麦秸泥糊顶，起拱砌券，基本上省去了木料。

每一块石头都经过精心雕刻，细心垒砌。挖开桥基有黄砂岩、红黏土两种类型，软硬不一。针对不同情况，参加修建渡槽的社员们采取了不同措施：在岩石上“凿毛开橙”料石铺平；在黏土上深挖打基。有的挖3米，有的挖4米，灰土打基，水泥白灰砂浆砌料面，使之基础牢固。渡槽外壳都是两层石料交错垒砌，厚度0.8米。起券用的拱石厚度0.6米，起拱为1/3圆，用水泥砂浆砌。为了防止渡槽漏水，渡槽的下部打混凝土0.2米。渡槽底表面是白灰砂浆砌石面，水泥砂浆勾缝。

在垒砌过程中，社员们还创造了“砌纫石”（纫石比一般料石长1倍以上），桥身每层隔1.5米垒砌一块，挡水墙每隔两米垒砌一块。这样完全不用钢筋就能使整个渡槽的石头交错成为一体，牢固耐用。

随着桥墩的节节升高，高空运料越来越困难。有人建议到外边租两辆吊车来。民工们立即否定了这种意见。大家说：两部吊车一天就得好几百元，要是渠修了几个月，就是十几万元，还是用土方法节省。几天时间，试制成了“土吊车”，就是用4条大绳把一根立杆固定起来，地下边安个地轱辘，把绳子一头拴在轱辘上，另一头通过立杆上的滑轮，把料吊上桥墩。这种土吊车有的5～6个人推，有的用电动机带动，一次超重千余斤，工效提高4倍多。

参加施工的有6000人，光运料的车子就有2000辆，往返5公里多，仅从罗筐山就运往工地料石7000多方。起拱圈券时，先按起拱的模样做好各种规格的料石，编好号，一旦起拱圈卷，50多个人分作两路上料，边上边砌，8个小时就能运、砌料石20多方，完成一个孔眼的任务。

在修建渡槽过程中，与东岗公社丁冶大队相邻的安阳县都里公社东水大队也来支援修建大渡槽。两县群众团结协作，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为建设渡槽立下汗马功劳。

初夏，小麦就要动镰，渡槽的合龙也即将开始。怎么办？修渠社员干劲十足，他们发动家里男女老少收麦，工地上继续合龙，做到收麦、合龙两不误。

到6月25日，曙光渡槽胜利竣工通水，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建成通水了。这座渡槽，南起招军垴，北登虎头山，高16米，长550米，29个孔眼。过水量1立方米/秒。雄伟的矗立在丁冶岭上。滔滔的漳河水按照人们的意志，爬上了虎头山。南、北丁冶、砚花水、都里一带的人畜用水问题彻底解决了，5000多亩山岗地得到了自流灌溉。

红旗渠原计划1967年5月全面完成，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两年，8年任务10年完成。从1968年10月起，到1969年7月止，林县人民共完成支渠配套1180公里，“斩断1004座山头，跨越850条沟壑，修建渡槽90多座，新凿较大过水隧洞70多个，基本完成了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

1969年7月6日，林县革委会召开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大会，庆祝红旗渠全部建成通水。从1960年2月总干渠开工，到1969年7月，红旗渠干、支渠配套全面竣工。“红旗渠总投工3740.2万个：其中总干渠投工1466.7万个（含主体工程建设用工1155.4万个，加高加固用工311.3万个）；3条干渠投工713.8万个；支渠配套投工1559.7万个。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025.98万元，占14.94％；县社队投资5839.66万元；占85.06％（其中含投工折资每工日1元钱）。”[41]

规模宏伟的红旗渠，经过10年艰苦奋战，共修建干、支渠道595条，长1500多公里。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隧洞180个，总长26公里；架设渡槽155座，总长6.5公里，共挖砌土石方1700多万立方米。用这些土石方修建一条高1米，宽4米的公路，可从林县北至哈尔滨，南到广州。[42]随着红旗渠配套工程的竣工，昔日缺水的林县成了一个能灌、能蓄、能排的水利网，为争取农业丰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加速发展山区生产创造了良好条件。

林县人民的丰功伟绩，得到上级的大力表扬。1969年7月8日，《河南日报》发表了《规模宏伟的林县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的文章，报道红旗渠全面完成的情况。[43]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林县人民十年艰苦奋斗，红旗渠工程已全部建成》为题，并配发社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一曲凯歌——记河南省林县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劈山导河，完成红旗渠配套工程的事迹》，[44]报道红旗渠竣工的消息，高度评价了林县人民自力更生地十年建设红旗渠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