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域中的戏剧学:世界戏剧史与多元戏剧文化引进

在台湾本土戏剧研究之外，随着从各地区留学或是学习经验返回本土的人，也开始出现不同地区的戏剧史研究、剧本翻译以及戏剧美学介绍。

对西方戏剧的引介向来是大宗。这个时期的戏剧批评很多时候服务于正在蓬勃发展的小剧场运动，带入了大量西方前卫剧场的术语以及西方批判理论的话语。80年代的有吴静吉的《兰陵剧坊的初步试验》（1982）、姚一苇的《戏剧与文学》（1984）、钟明德的《从马哈萨德到马哈台北》（1988）、《在后现代主义的杂音中》（1989）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关于西方前卫戏剧美学的介绍。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量留美跟留法的表导演人才返国，更多关于西方戏剧表导演手法的介绍开始大量进入。有美国导演博士的朱静美，是少数以学术文章大量介绍西方表导演传统的学者，她的著作除了期刊论文之外，专书有《意象剧场：非常亚陶》（1999）、《名剧今演：欧美新前卫导演搬演经典剧目的表现手法》（2001）、《集体即兴创作：约瑟夫·柴金与开放剧场》（2011）。欧美知名导演以及演员的专著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除了表导演之外，西方戏剧的论述介绍多半出自留学欧美的戏剧博士，他们侧重的不是表导演手法，而是历史文化脉络跟戏剧文学史的意义。在这方面有留法的杨莉莉博士，她大量介绍法国当代戏剧的历史变迁与重要导演，其重要著作有《向不可能挑战：法国戏剧导演安端·维德志1970年代》（2012）、《新世代的法国戏剧导演：从史基亚瑞提到波默拉》（2015）。

英美戏剧多半以单篇论文或是硕博士论文出现，比较重要的学者多半从英美取得博士学位，有王宝祥、彭镜禧等人。胡耀恒教授历时十五年写作时间，终于在2017年由三民书局出版上下两册的《西洋戏剧史》，这是华文地区非翻译的西方戏剧通史，属于重要出版事件。

而在西方戏剧文学的研究里，莎士比亚的研究还是具有相当分量。比较有趣的研究也包含莎剧在地的改编过程跟文化现象：

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罗基敏的《由〈奥赛罗〉到〈奥泰罗〉威尔第的莎士比亚实践》（2016），文章指出，莎剧中亚果杀死艾米莉亚后逃走，很快被追回。但是在歌剧中国，艾米莉亚并未受到伤害，亚果逃走后的下场如何在剧中也没有交代，从而指出歌剧的诉求在于人性中邪恶的一面，至于坏人是否受到惩罚不是重点。

陈俐如的《中土化〈马克白〉：四个演出研究》（2016）一文从华人文化视角分析了四个改编成中文的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聚焦以下两个角色：麦克白夫人、司命姐妹。重点研究的作为当代传奇剧场的《欲望城国》（1986）、上海昆剧院的《血手记》（1986）、台南人剧团的《女巫奏鸣曲——麦克白诗篇》（2003）以及《莎士比亚不插电3：麦克白》（2007）。论文核心在于指出某些华人艺术家形塑此剧的基础乃是两种深植华人心灵的思维：对超自然/占卜的信仰以及对女子秉性和角色的想法。此观点或可解释华人世界在改编莎剧时容易选择《马克白》的理由，也为莎学学界提供一种华人如何接受该剧的解释。历来评述跨文化莎剧容易陷入忠于“莎剧”或“文化正宗性”两种迷思：本文则试图另辟蹊径，从探索跨文化的角度分析莎剧，同时行文间亦加入和英国主流演出文化的比较，以加深讨论层次。

谢朝宗的文章《如何“白话”仍有原味？莎剧翻译真是个问题》，从话剧文本翻译的角度，对莎士比亚经典话剧的引进、再生产进行了分析。

林于湘的文章《在场的问题，缺席的答案：重探莎士比亚“问题剧”》，文章以《威尼斯商人》《结局好万事好》《自作自受》三个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和讨论个案，重新研究“莎士比亚问题剧”，以宏观全面的视野探讨挖掘问题剧在总体体质、结构、美学、意识形态上的特殊之处。(www.xing528.com)

陈芳的文章《书写“抒情”：“莎戏曲”的传统印记》使用中西对比研究的方法，借用高友工的“抒情美典”理论，探究“抒情”从古典戏曲到当代戏曲的历史意义，同时探究“莎戏曲”为什么创作和怎么创作等课题，旨在重建“莎戏曲”的“抒情美典”，促进跨文化剧场作品思考“标的文化本质”的重要性。

陈淑芬的文章《莎士比亚翻译与“跨文化剧场”交流——以太男人剧团“莎十比亚工作坊〈奥赛罗〉”呈现为例》通过使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对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进行分析阐述。文章指出，“跨文化”是剧场实践的交换、互惠部分，包含表演方法、舞台景观和改编外国素材如莎士比亚剧本。

丘锦荣的《莎剧中后设策略〈仲夏夜梦〉及其他散例》以《仲夏夜梦》为讨论对象，并援引其他的九出莎剧为佐证，勾勒出莎剧的后设面貌。后设戏剧的理论在四十年前形成，而莎士比亚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试验了不同的后设策略以揭示戏剧本质。比较精致的后设戏剧形式在文艺复兴后期出现，新兴的剧型打破戏剧与实际人生的分界，剧作家自我审视的意图远超其模仿人生的初衷。后设戏剧对戏剧之于人生的辩证可以简化为：戏剧提供我们观省人生的看法。

钟仲尧的《索福克里斯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之比较》（2002）通过梳理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的背景、特色与代表，将索福克里斯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相比较，从而探究两者的思想。

陈瑞松的《“解散”或是“不解散”，那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遇上李国修的〈哈姆雷特〉》（2010），文章以探究历史背景对台湾剧场发展为研究主线，通过三个层面来探究《哈姆雷特》背后隐含的意义：其一，探讨台湾当代历史变迁对台湾剧场发展（包含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所造成的影响。其二，借李国修重新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经验来检视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台湾戏剧之间的关系。其三，借由本剧的影射来重新思索台湾戏剧未来的发展，文章希望借李国修的《哈姆雷特》来看莎士比亚戏剧与台湾剧场互相影响下所呈现的多重关系。

吴佩珍的《莎士比亚翻案剧及台湾表象——以日本〈奥赛罗〉以及台湾〈暴风雨〉为中心》（2007），文章借由检视日本《奥赛罗》以及台湾《暴风雨》，解明自日本殖民地时期至今日为止台湾与外来政权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陆续上演莎士比亚翻案剧，它唤起人们对台湾殖民地以及后殖民时期的一些回忆。彭镜禧的文章《〈哈姆雷特〉的戏剧语言》（2001），文章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的分析，检视莎士比亚在戏剧语言上的成就，阐述内容涉及戏剧气氛的建立、任务刻画与修辞、主题呈现、文字游戏、对比的诗歌形式、散文的散文风格。

许绿伦的文章《论戏剧情境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相互关系》（2003），文章指出，戏剧理论是对戏剧现象理性认识的总结，内涵是对戏剧的发展规律理论是对戏剧现象理性认识的结晶。戏剧性的产生是人与情境的契合，戏剧是用情境把握人的生命运动的艺术形式，文章通过对戏剧中的种种表现加以探究，旨在分析戏剧情境与哈姆雷特拖延复仇之间的关系。

另外对日本以及中国大陆当代戏剧的研究介绍，也随着文化的流通出现。日本方面有林于竝的《日本战后小剧场运动当中的身体与空间》（2009）以及《日本战后剧场面面观》（2010）。林伟瑜、李季纹、朱宏章以及许仁豪对当代大陆戏剧文化以及表导演训练手法的介绍散见在戏剧期刊或是《表演艺术PAR》里。另外欧洲诸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戏剧文化也都见诸《表演艺术PAR》期刊，欧洲各国以及日本的当代剧本也开始翻译出版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