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村：乡村社会的变化与挑战

H村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济南市和滨州市三市的交界处，隶属于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连接济南和淄博的309国道自村北面通过，除村内主要干道铺设水泥外，村与村之间的道路也皆水泥硬化，因此交通和出行较为便利。H村距离周村区驻地15公里，距离王村镇驻地5公里，就此而言，它偏离于区镇行政中心，是一个较为普通的村落社区。

据村碑介绍，H村建于清康熙年间，初始是尚姓在此居住，后其他姓氏如王姓、耿姓和张姓等陆续自周边村落迁来。H村现有328户，人口1032人^[2]。H村的村落整体呈现四方形，集体化时期共分成了5个生产队。一队位于村北面，主要是耿姓和王姓；二队在村西面，主要是尚姓；三队在村南面，也主要是尚姓；四队在村中心，主要是王姓和孙姓；五队在村东面，主要是张姓。建村至今，按照姓氏和家族聚集居住的特点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05年胶济铁路改造搬迁。

H村的经济在当地属一般水平，村民户均收入在3万元左右。由于胶济铁路改造、工业建厂用地和村民住宅用地等，H村现人均耕地仅有1.2亩，虽然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实施种粮补贴，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种地主要是满足自家粮食需要。村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和做小本生意，打工主要是在临近的造纸机械厂、牛仔服厂、印染厂、电子管厂、纺织厂、耐火厂和砖瓦厂等工厂上班，打工村民的年龄主要集中于18～45岁之间，占村内劳动力的70%。做小本生意的主要是榨油作坊、吊粉皮坊、养鸡场、养猪场、贩卖煤炭、室内装修、贩卖布匹、水果、蔬菜、点心等，做生意的村民年龄段集中于45～65岁之间，占村内劳动力的30%。H村内65岁以上的村民也有继续工作的，大约十几人，主要是晚上看守工厂。打工村民的收入较为固定，男的月收入一般在3000元左右，女的收入在2000元左右。正是因为打工收入较为固定，因此成为45岁以下中青年的主要选择；相比于打工，做生意虽然有获得高收入的可能，但不稳定，因此主要是中老年人在做。当然，中老年村民之所以主要做小本生意，还源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多数从80年代中后期即做本行生意，转行的成本较大；二是处于45岁以上这个年龄段，他们既没有了去工厂干活的力气，也缺乏必要的技术，只能做些小本生意。

在整体情况之外，笔者想重点介绍近10年来H村中三个较为显著的现象，以通过这些现象透视H村在当代社会中的明显变化，这三个现象分别是村内青年人员的外流、胶济铁路的改造搬迁和村庄凝聚力的提升。改革开放后，H村的人员整体上处于萎缩态势，这在2000年后表现得越发明显，人员萎缩的原因主要是青年人员的外流，这包括青年村民迁出户口和青年村民不在村居住两种情形。对于青年村民迁出户口，去除H村妇女外嫁迁户口，1978年至2000年间，H村共迁出42人，迁出的原因主要集中于参军、招工和考学。其中，参军12人，招工21人，考学9人；2000年至2013年间迁出46人，主要是考学和招工。其中，考学22人，招工24人。对于青年村民不在村居住的情况，现今（2013年）H村18～40岁间的男性共176人，但不在村居住的就有74人，虽然这些人的户口还在H村，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重心都已远离H村，而区镇的行政中心王村和周村是最大的吸纳地。与年轻男性外流的还有他们的媳妇和子女，村民们经常谈论的就是“满村见不着40岁以下的年轻人了，帮忙最年轻的也快50了”。(www.xing528.com)

2005年胶济铁路电气化改造，火车提速就需要将路程中的弯道取直，而H村恰恰是弯道之一。取直的结果是胶济铁路从H村自西南直至东北横穿而过，由此H村就面临着大规模的搬迁。H村共328户，由于铁路改造需要搬迁219户，搬迁的地点在原有的一片农田中。在搬迁完后，H村就分成了两个部分——新村和老村，两个地方之间距离1公里。虽然村委会仍在老村中，但新村承载着更多的人口。此次搬迁对于H村有着极大的影响。一是打破了H村自建村以来姓氏和家族聚集居住的局面。由于新村是统一规划，抓阄安排宅基地，因此姓氏和家族就混杂而居融合在一起了。二是村内的二手房屋买卖大量增加，既践行和加强了村内的房屋买卖习惯法，同时也促进了习惯法向国家法的靠拢。三是加速了年轻人的外流。H村许多年轻人的工作地点在王村和周村，原来受制于父母盖的新房不得不居住在村内。现在房子被拆迁，制约因素消除，且国家给付的补偿款相对较高，年轻人的新宅院大约12万元，由此许多年轻人拿着补偿款去王村和周村购买楼房居住了。

H村既不邻接区镇行政中心，无行政地理优势，同时也缺乏村集体经济，无经济利益的支撑，因此自改革开放后村集体和村委会一直处于衰弱状态中，尤其是1994年至2000年间，由于村财政无钱，村委会几近空置。此种局面直至2002年，在更换了新一届村委会班子后情况略有好转。此后，由于胶济铁路改造占用村集体耕地、宅基地划分、几个工厂陆续设立等，村集体财政好转，从而村委会的竞争日趋激烈。村里的重大事情，除村委会讨论外，还需要提交由党员和村民代表组成的代表委员会通过。H村现今有32位党员，大部分是在部队入党的复转军人；有30位村民代表，H村内每10户民众可推举1位村民代表。近年来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在于村财政的好转，而村民代表选举的积极性则在于可以投票决定低保户名额等诸多事情。根据淄博市《关于提高全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2013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是每年2500元。也许对于城市居民和青年人而言，这些钱不算什么，但对于农村中的低保老人来说，这些钱足够过一个不错的晚年。根据笔者的调研，H村通行的养老习惯是：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子女不给赡养费，只负担必要的医药费；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子女除负担医药费外，赡养费的标准是每年600斤麦子、1200元钱。由此而言，低保名额的竞争也就在所难免了。在低保名额的竞争、村委会的竞争和村民代表的竞争中，乡村社会中的诸多要素，诸如血亲和姻亲、姓氏和家族、生产队和四邻、村内的脸面和荣誉等就又重新摆上了台面。

除上述三种突出现象外，近年来H村还有一些其他变化，如家族力量的强化、传统习俗的重视和红白事的大操大办等，这些现象和变化组合在一起共同强化了本来日趋稀薄的习惯法及其作用机制。之所以言及强化，除了笔者的观察和村民们的感觉外，还在于对上述现象的分析。无论是习惯法还是习惯法的作用机制，它们的有效实施都依赖于一个紧密的乡村社区共同体，而上述三种现象皆加强了乡村社区共同体的紧密关系。青年人员的外流看似是一种负面因素，但实质上的结果却是将那些游离于乡村社区的个体彻底排除出村落共同体，从而巩固了乡村社区剩余村民间的紧密关系；胶济铁路的改造搬迁和国家惠民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乡村集体资源的供给，从而以经济利益促使乡村个体重新拥抱村集体，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乡村社区共同体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