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将军与斑疹伤寒将军：疾病在历史中的影响

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物。他的传奇经历也是一部有关他军队的历史。他的军队诞生于一个遭到革命破坏的国家，是自罗马军队出现以来最伟大的作战部队，征服了除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拿破仑的命运不能与其士兵的命运分开，同样其士兵的命运也不能与他的命运分开。这位皇帝得胜的经历随着他的大军的毁灭终结，军队成为他野心的牺牲品。在几乎连续获胜近20年后，这支军队在1812年夏末垮掉，部分原因是拿破仑判断失误，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疾病。在1812年的战役期间，有好几种病袭扰他的军队。这些病中主要的也是最具毁灭性的是一种被称为斑疹伤寒或监狱热（gaol fever）的战场流行病。

斑疹伤寒是一种不讲卫生的病。致病有机体立克次－普洛瓦切克氏体（Rickettsia prowazekii）属于一种中间类型的病原体，比它大的细菌可以在实验室的普通显微镜下看到，引起像梅毒和肺结核一类的病；比它小的病毒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识别，引起像天花和麻疹一类的病。这种病菌由虱子携带。人们经常可以在动物、老房子的缝隙中找到虱子。它们寄生在不勤洗澡的人身上，藏在这些人脏衣服的衣缝中。虱子不是靠叮咬而是靠其排泄物和被压扁的身体传播病菌。

中世纪修道院医院

斑疹伤寒还有个名字：监狱热，这是由于它与贫穷、肮脏有关。因为热病被认为是由难闻的气味引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官要礼仪性地别上气味好闻的小花束。这种病起源于肮脏的监狱，然后再由被告席上的罪犯传给审判席上的法官。三次著名的“巡回法庭病流行”出现在16世纪，但这几次流行在斑疹伤寒流行史上可能是较晚的事。斑疹伤寒的起源还不清楚。有一种说法认为，它在东方起源于一种虱子和老鼠之间的病，但后来成为虱子和人之间的病。有人认为，斑疹伤寒最早从塞浦路斯和利凡特传入欧洲，能够确定伤寒在欧洲最早爆发的是它1489—1490年出现在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西班牙军队中。另一种说法认为，斑疹伤寒是一种古老得多的欧洲疾病，在文献中被称为“饥馑病”（famine sickness）。

无疑，斑疹伤寒在几个世纪中与战争的特殊条件有关。战争使许多人聚集在一起，长时间穿同样的衣服，缺乏讲卫生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中，虱子数量会迅速增加。由于斑疹伤寒是一种会死人的病，生病和死亡率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深刻的影响。一个有名的例子是，1528年7月一支法国军队围困那不勒斯，在当地流行的一场规模不大的斑疹伤寒使法军士兵患病的死亡率不低于50%，从而对教皇克莱门特三世最终向西班牙的查理五世屈服起了决定性作用。斑疹伤寒还迫使马克西米连二世的军队在1566年放弃了攻打土耳其人。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士兵们把斑疹伤寒传遍了欧洲。在这一时期这种病的出现已很明确。

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斑疹伤寒在整个欧洲都是地方性疾病，只有在爆发战争、饥馑或是极端贫穷的情况下才会大流行。美国直到19世纪前期才出现伤寒，1837年在费城有一次大流行。不过，因为有好几种斑疹伤寒，情况较为复杂。重症斑疹伤寒很危险，其病情是发高烧，神志不清，有病危症状并出斑疹。其他没这么严重的斑疹伤寒类型有落基山斑疹热（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布里尔病（Brill’s Disease，现在证明是一种复发的流行性斑疹伤寒，被重新命名为布里尔－津瑟病）和战壕热（Trench Fever）。最后一种病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虱子传播，1961年其致病病原体从立克次氏体中分出，被定名为罗切利马体菌（Rochelima）。因为住在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肮脏、匮乏的环境中，所有在欧洲战壕里作战的士兵身上都生了虱子。而在西线战场，不会使人死亡的战壕热似乎代替了重症斑疹伤寒，德国军队和协约国军队都被感染上了。虽然在巴尔干战线和东线的塞尔维亚、奥地利和俄国军队中引起了恐慌，但重症斑疹伤寒没有在他们中间出现。俄国人遭到沉重打击，在1917年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内战之后，饥饿和疾病肆虐全国。在1917年至1921年间，仅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就约有2000万人得了重症斑疹伤寒，造成250万到300万人死亡。

1911年，有人第一次谈到通过病人体虱传播斑疹伤寒的模式。1916年，巴西人H.达·罗彻·利马分离出致病有机体。他用美国人霍华德·泰勒·立克次和波兰人S.J.M.冯·普洛瓦切克的姓命名，但在查清病因时两人都已去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卫生条件改善，使用了有效期长的杀虫剂，尤其是毒性强的DDT，以及早在1937年赫勒尔德·考克斯研制出了疫苗，使得斑疹伤寒的危险大大降低，以致在美军中只有104人得病，无一人死亡。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广谱抗菌素开始作为一种更重要的抗病手段投入使用。有关这种病还有一个谜：在它随着大批虱子肆虐前似乎还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条件。斑疹伤寒的致命流行需要营养不良和肮脏的生活环境。这种病仍在像安第斯山、喜马拉雅山和非洲部分地区这样的地方存在，并致人死亡。因此，我们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制订并确保有一个足以制止这种病蔓延的生活标准。

拿破仑的倒台不是不可避免的。假如有时间、耐心和一定程度的运气，他就能将帝国扩展到东方，巩固对被征服地区的治理，迫使英国处于无所作为的孤立状态。虽然在海上难以战胜英国，但它却无法干预欧亚大陆的事务。运气不好以及缺乏耐心是拿破仑大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拿破仑在1812年春到达其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拿破仑帝国从俄罗斯和奥地利边境延伸到北海、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他的三个兄弟都戴上了王冠，约瑟夫是西班牙国王，路易是荷兰国王，热罗姆是威斯特伐利亚国王。一个妹妹是托斯卡纳女大公，另一个妹妹是鲍格才亲王夫人，第三个妹妹嫁给了拿破仑的元帅若阿基姆·缪拉，而缪拉这时是那不勒斯国王。拿破仑前妻约瑟芬·博阿尔内的儿子欧仁担任意大利总督。拿破仑1809年在与约瑟芬离婚后，又与身为最后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第一任奥地利皇帝的弗朗西斯的女儿玛丽·路易丝女大公结婚，路易丝还是玛丽·安托瓦妮特（安托瓦妮特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决——译者按）的侄女。由于这次联姻，他的第一个合法儿子和继承人在1811年3月20日出生后，立刻就被授予“罗马王”的称号。

所有这些家族的荣耀和帝国的威势都在海边结束了，因为找不到办法渡过隔开法国和英国的狭窄海峡，虽然海峡只有20英里宽，是在陆地步行不到一天的路程，但皇家海军却挡着路。再者，傲慢的英国人近来致力于在葡萄牙建立一个基地，他们在托雷斯·维德拉斯的坚固设垒防线后面构筑了工事，还通过海路运送军队给养。但英国在陆上仍是软弱的，它的很大一部分贸易和财富来自印度，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英国需要印度的钱支持战争。法国海军无法拦截俘获“约翰公司”（即东印度公司——译者按）装载着印度财富去英国的武装商船。但如果夺取了印度，不仅将剥夺英国的财富，而且还会大大损害其威望。去印度的陆上通道漫长而又艰难，不过留在这条路尽头的奖赏看来值得冒任何风险。

拿破仑已经试过穿越地中海，经埃及和阿拉伯到印度洋的南方路线。那次冒险终止于1798年8月1日的阿布基尔湾。那天，霍雷肖·纳尔逊大败法国海军，把地中海变成了不列颠的一个湖。被困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法军受到疾病的蹂躏，经历千辛万苦总算回到欧洲。阿布基尔海战表明，从海上入侵太危险，根本就不现实。只有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或是在俄罗斯被打败臣服后，征服印度和东方才能办得到。

1807年6月25日，在赢得一场对俄国人的军事胜利十天后，拿破仑在提尔西特会见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并于7月初与他签订了一项永久友好条约。六个月后，拿破仑制订了法俄联合从土耳其和波斯入侵印度的计划。此时吉星高照，拿破仑在陆上打败了任何敌人，甚至英国都没能保得住在葡萄牙的基地。他属下有足够的军队，还有俄国提供补给和一定的军事援助作后盾，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一次漫长而道路艰难的行军。

但是，因专制制度造成的不正常心理使得法俄谈判难以成功。假如与法国合作，通过帮助拿破仑亚历山大会得到一切，同时能将他控制的区域扩展到达达尼尔海峡、巴尔干地区和中国海。假如与俄国合作，拿破仑就能确保对欧洲的征服，用来自东欧辽阔谷物产地的粮食供应他统治的各民族，获取印度的财富，加强海岸防守，并轻蔑地把空旷的海域留给英国海军。这一计划很有可能成功，如果成功的话，就肯定会在整个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无法战胜的法俄统治区域，但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和合作。未来的胜利者甚至在赢得战利品前就不能决定如何分配战利品。亚历山大要求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作为俄国提供帮助的最低酬劳。拿破仑期望能重新征服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他不愿意看到在其东侧有一条牢固的俄国战线。在没有结果的争论中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错失。1808年5月，拿破仑面临一场西班牙人的起义。8月，一支英国远征军在葡萄牙的维米罗打败了让·朱诺元帅，打响了半岛战争的第一枪。拿破仑被迫承认，他在欧洲面临一场全面战争，于是调动军队主力去西班牙。同时，俄罗斯卷入一场与奥斯曼帝国延续了四年的战争。计划中的大联盟被不声不响地放弃。

1808年9—10月，两位皇帝在德意志的爱尔福特会谈。两人表面上友好，但有一个大问题仍未解决。1807年，拿破仑创造出华沙大公国，亚历山大把这一举动当成是从俄国肢解出波兰从而恢复一个独立波兰国的第一步。在爱尔福特，亚历山大向拿破仑许诺在法国与奥地利作战时提供帮助，但他对阻止这场战争什么也没做，在1809年4月战争爆发时居然毫无表示。这时他的主要兴趣是遏止法国在波兰的野心。1810年2月，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亚历山大正式要求“决不能恢复波兰王国”。拿破仑在一张纸的边上写道：“上帝只会按照俄国要求的去说。”

拿破仑在雅法疫病所

另一桩私人间的不和也造成两位皇帝的摩擦。拿破仑与约瑟芬的第一次婚姻没有孩子，但约瑟芬以前与博阿尔内结婚生过孩子。于是拿破仑怀疑他没有能力有自己的孩子，在法国大家都有这样的疑虑。1807年，他的怀疑消除了，因为这一年他的情妇埃莱奥诺尔·德尼奥为他生了儿子，是继玛丽娅·瓦列斯卡（拿破仑的波兰情人——译者按）的孩子之后的另一非婚生子。这时拿破仑对沙皇亚历山大提出向他15岁的妹妹安娜求婚，却被有权势的俄国皇太后毫不留情地拒绝。皇太后不仅仇恨与法国结盟，而且还听说并相信拿破仑性无能的谣言。1801年，拿破仑突然以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女大公玛丽·路易丝正式求婚的方式结束了谈判。这一求婚立刻被接受。

这一戏剧性的大转向是俄法关系破裂的征兆，而不是原因。自从在提尔西特签订协议后，亚历山大就遭到某些贵族的敌视，这些贵族从出售木材给航海国家尤其是英国的贸易中获利颇丰。拿破仑的大陆贸易体系加上英国对欧洲的封锁切断了这些人的收入来源。1810年12月，一直默认大陆贸易体系的亚历山大颁布了一项帝国敕令，对法国商品征收高关税，还对中立国船只开放港口。由于英国控制着海洋，这就等于允许与法国的主要敌人不受限制地开展贸易。俄罗斯放弃了大陆贸易体系，中断了与法国的联盟。

这时，在1810—1811年，拿破仑很显然应该清理他受威胁的西侧以巩固帝国。虽然英国人的筑垒防线固若金汤，但他们不能召集起一支超过3万人的军队。毫无疑问，拿破仑以占压倒优势的人数进攻，就能把英国赶出欧洲大陆。但这样作战会持续很久，花费高昂，也得不到什么荣誉。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要想生存，就必须以戏剧般的胜利来补偿他的人民的牺牲。向东进军会获得一系列战役胜利的荣耀，并最终见到莫斯科的镀金穹顶和蛮族的壮丽建筑。

除莫斯科外，这条路还通往灿烂的东方。拿破仑是个自我陶醉的人，有些好出风头——他是皇帝但身穿简朴的军服，与他的参谋军官身着披挂金饰的彩色军服形成对比。他委托意大利艺术家安东尼奥·卡诺瓦为他雕了一尊像，除古典的遮羞树叶外全身赤裸。他设计了自己的缀满宝石的加冕长袍。在埃及时，他曾考虑改信穆斯林的信仰，还披上一件阿拉伯酋长宽松的外套。也许就是缀有宝石的头巾、镶有钻石的羽饰和穿着异国礼袍的机会诱使拿破仑要去印度，同时这还是一个给予英国羞辱性打击的机会。

因此，拿破仑犯了一个为了梦想不顾实际的大错。1812年1月，他从西班牙抽调了不少有经验的军人来增援他在东线的军队。他把自己计划中的战役很平常地称为“波兰战争”，法国要充当受俄罗斯奴役的波兰的救星。他对军队宣布：“我们要缔结的和平将终结俄国50年内在欧洲施加的决定性影响。”他告诉法国驻俄大使阿芒德·科兰古：“我要永久地结束这个野蛮的北方巨人。”但在1812年初，他私下对孔德·纳尔博纳讲出了自己的真实野心：“亚历山大［大帝］进军恒河的路程与我从莫斯科要走的路一样远。”纳尔博纳认为，拿破仑的计划介于进疯人院和先贤祠的人之间。

从1811年8月开始，拿破仑为入侵俄国做了大量准备。1812年3月，他诱使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同意为他的冒险提供兵员的协议。4月，他主动提出与英国签订和约，但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沙皇亚历山大明智地为确保其南翼和北翼，结束了土耳其战争，还诱使瑞典王室的亲王同意让瑞典站在俄国一边，交换条件是俄国同意帮助瑞典对付挪威。

拿破仑的军队开始在从德意志北部到意大利这条战线的战略营地集结，1812年6月向东普鲁士集中。这支庞大军队总数有36.8万步兵、8万骑兵、1100门大炮和一支10万人的预备队。作战时连同增援部队总数超过60万。俄国军队数量不到25万，这意味着拿破仑在其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有了占压倒优势的军队数量。

传说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退却时几乎完全被摧毁了。这一传闻不准确。在经波兰和俄罗斯西部进军时，法军死的人比退却时多得多。不算主要由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侧翼部队，拿破仑主力部队的人数约为26.5万人。这些人中只有9万到了莫斯科。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1812年夏天异乎寻常地炎热、干燥，人们沿着简易道路迅速进军，被安排在前面、行动缓慢的辎重队也能确保其位置。所以，食物供应充足并近在身边。军队的健康状况也都良好。在马格德堡、爱尔福特、波森和柏林建立了战地医院，但都很清闲。1812年6月24日，这支军队在普鲁士和波兰的界河尼门河西岸驻扎。在这里，拿破仑以让人眼花缭乱的检阅视察了他的军队。然后，大军到了河边，走过造桥工兵搭建的狭窄浮桥。四天后，军队到达维尔纳。在这里，拿破仑睡在一个星期前亚历山大撤退时腾出的房间里。

拿破仑几乎考虑到了一切，但却忘记了波兰的肮脏环境。境遇凄惨的农民不洗澡，恶臭的头发缠绕在一起，被虱子和跳蚤叮咬。他们卫生状况极差的茅舍里满是各种小虫。不正常的炎热、干燥天气影响到水井，水不多还受到有机物污染。这时敌人威胁到了队伍前列，因而辎重车队不得不向后移到战斗团队后面。波兰的蹩脚道路因有浮灰而变得松软，在春雨和烈日影响下，路上出现了沟槽，然后又变硬，使得大车落在后面，主力纵队食物匮乏。军队因过于庞大而难以统一指挥，纪律松弛。只有最好的分队才能适应路途遥远、队伍整齐的进军，以密集的队形前进，但大部分部队已分散为队形凌乱、缺乏纪律的团伙。尽管有严格的命令和严厉的惩罚，这群巨大的散兵游勇还是为饥饿驱使劫掠他们名义上的同盟者波兰农民的茅舍、牲畜和田野。波兰人自然不会把法国人看做是他们摆脱俄国专制的解放者。拿破仑考虑到的供应品、辅助部队和游击队这些因素都没出问题，但他半饥半饱的军队总是四处劫掠，激起了波兰人的愠怒，这些在部队退却时都报应到了他的士兵头上。

如果已不再是解放战争，那么也就失去了轻易战胜俄罗斯的机会。差不多有两万匹马因缺水、缺草料死在去维尔纳的路上，其数目是预计在一场大战中损失马匹的两倍。人员也备受煎熬，饥饿和水污染导致腹泻和肠热病这些常见的战场病。虽然他们匆忙在但泽、哥尼斯堡和托伦建立了新的医院，但这些医院无法对付成群返回的病人。在顺利渡过尼门河后又出现了几个灾难性的新病例。病人发高烧，出粉红色斑疹，脸色偏蓝，许多人很快死去。这时斑疹伤寒已无情地牢牢抓住了这支军队。

多年以来斑疹伤寒只在波兰和俄国当地流行。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拿破仑的军队在1812年前遇到过斑疹伤寒，肯定没有大流行。拿破仑军队的医疗和卫生系统是由著名军医D.J.拉雷男爵组织的，安排周到，是世界上最好的，但也不能对付已发展到这样规模的病症。任何预防方法都被证明无效，因为传染病的病因不明。缺水和没有衣服换弄得洗不成澡。由于害怕俄国人进攻以及波兰人报复，人们聚在一起睡。成窝的体虱躲在衣缝里，排泄粪便，被压碎后传播斑疹伤寒病菌。病菌通过细微的伤痕进入人体，甚至是通过抓挠的划痕进入。到7月第三周进行奥斯特罗纳战役时，已有8万多人病死，或是因病重不能值勤。一个月内，单疾病就夺去拿破仑主力近五分之一的有生力量。他的军队离开普鲁士边境只有150英里，莫斯科还在300英里之外。

虽然规模不同，但肯定有人像病死一样死于作战。俄国人没有通盘的战略计划，他们的两支军队一支由巴克莱·托利统率，另一支由巴拉格拉季昂公爵统率，各自独立行动。托利在维尔纳成功地避开了拿破仑，热罗姆·波拿巴和达武元帅也没能引巴拉格拉季昂上钩。缪拉在奥斯特罗纳，达武在莫吉廖夫都与俄国人激战，但俄国人仍尽力让大部分军队避战以保存实力。拿破仑相信这两支军队将汇合在维捷布斯克顽抗，这实际是他们原来的计划。7月27日，拿破仑与托利的军队接触，但就在同一天，托利听说巴拉格拉季昂决定退到斯摩棱斯克。这天夜里，当拿破仑还在准备作战时，托利成功地避开了。

托利的成功退却使法国将军们的行动更为谨慎。7月28日，路易·贝尔捷、若阿基姆·缪拉和欧仁·博阿尔纳与拿破仑商谈。他们感觉到，俄国人放弃抵抗和战斗是要把法军引到一个最危险的境地。他们告诉拿破仑，部队生病减员以及不可靠部属的擅离已使战斗人员减少了大半，无法克服在敌国乡村难以补充减员的困难。他们恳求拿破仑停止前进。在听了这些意见后，拿破仑同意宣布1812年战役结束。后来，谋求一次辉煌胜利的迫切愿望又使他改变了主意。两天后，拿破仑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他告诉将军们：“巨大的危险驱使我们去莫斯科。骰子已经掷下，胜利将为我们作证并拯救我们。”

于是，这支衰病、饥疲的军队奋力向前。两周多后的8月17日，法军看到了斯摩棱斯克和第聂伯河。在那里，两支俄军已经会合，看来会坚守到底。拿破仑决心歼灭这个四处规避的敌人，也就没有急着去进攻。他下令从正面炮轰斯摩棱斯克并发动佯攻，然后派朱诺渡过第聂伯河从侧面包围这座城市，切断俄军退路。托利及时知道了危险，在城里放火后匆忙撤退。8月19日，朱诺在离斯摩棱斯克东北10英里的瓦路提诺与俄军交战，但没能合围俄军，还损失了6000多人。

在离莫斯科两百英里的斯摩棱斯克，拿破仑必须做出抉择，是退却还是前进。选择退却就等于承认战败的耻辱。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选择前进似乎是实现拿破仑东方梦的唯一途径。然而，有人认为，他还可以采取第三种比较谨慎的行动方案，在斯摩棱斯克停留，让他的军队有时间休整。

拿破仑对公共卫生的举措很了解，懂得其重要性。他对爱德华·詹纳发明的种痘很感兴趣，让儿子在8周时就种了牛痘，还鼓励给儿童和新兵接种。当时没人意识到虱子与斑疹伤寒有关系，虱子在几百年内只不过被看成是生活习惯肮脏的一种标志。塞缪尔·佩皮斯不能算是不讲清洁的人，但身上的虱子也很多，这反映在他1669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当所有事都停当时，她［我的妻子］发现我头上和身上生了虱子，有二十多个，大小不一。我觉得奇怪，我已有20年没生虱子了。”佩皮斯换了所有衣服，剪短头发，“这样就除掉了它们”。佩皮斯采用的简单方法，拿破仑和医生都知道。

率兵远征的拿破仑

斯摩棱斯克部分毁于大火，但拿破仑能干的工程人员能够构筑临时住所。通往德国和法国的供应线畅通。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供应良好，有足够的水、医疗保障和卫生条件，或许借此就能让这支沮丧的军队恢复过来，有时间等待援军和给养，从而让拿破仑巩固在波兰的地位，到1813年夏再对俄国发动一场具有压倒优势的进攻。这是军医J.R.凯尔克霍夫的看法。他后来写道，假如拿破仑愿意玩这种等待的游戏，他或许就能打赢，在东欧和中欧建立永久的统治。

除了拿破仑的个性外，还有两个原因使得他没有采用这种合乎情理的第三方案。首先，他的军队在半岛战争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7月，威灵顿在萨拉曼卡打败马尔蒙将军获得大胜，8月进入马德里。拿破仑预见不到威灵顿的好运会结束。到冬季威灵顿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精神沮丧地退回罗德里格城，尽管只是暂时的。第二个更有力的原因是拿破仑相信，攻下莫斯科必然会迫使亚历山大投降。他决定将斯摩棱斯克作为集中预备队和给养的基地，并在明斯克和维尔纳建立类似的基地。只要确保了返回边境的退路，他就能毫无顾忌地尽快赶到莫斯科。8月25日，他重新开始进军。这时他的生力军已减少到16万人。到9月5日，又有3万多人成为斑疹伤寒的牺牲品。

8月30日，亚历山大任命有经验的米哈依尔·库图佐夫公爵为俄军总司令。此人1805年曾在奥斯特里茨统率俄军，在那里他作为对手对拿破仑颇为尊重，并了解了拿破仑战略上的一些特点。他继续采取放弃国土的策略，在法军前进时撤退。9月5日，俄军退到莫斯科西南50英里的莫斯科河岸。库图佐夫仍选择继续有计划地缓慢撤退，依靠俄国开阔、荒凉的原野和即将来临的寒冬毁灭法军，但他也意识到，民族自豪感要求他至少要在这座古都进行一次象征性防御。著名的普鲁士战略家和军事史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此总结道：“库图佐夫肯定不愿在博罗金诺打仗，显然在这里他不指望能打赢，但宫廷、军队和整个俄国的呼声都迫使他要打这一仗。”

库图佐夫没把他指挥的所有军队都用来冒险。在博罗金诺作战的俄军有12万人，其中1万是匆忙训练新入伍的民兵。与他们对阵的是13万久经沙场的法军，有600门炮。俄军的大炮在数量和重量上略占优势。库图佐夫把步兵部署在莫斯科河岸的一个坡地上掘壕固守，士兵集中在博罗金诺村，还为大炮建了棱堡。俄军在那里用了两天时间备战。

后来的战事有点像滑铁卢战役，可能原因也像。拿破仑在滑铁卢是个病人，不能全神贯注于作战。在博罗金诺的情况也一样，他受到严重膀胱炎剧痛的折磨，还得了重感冒。进攻耽搁了两天，或许是因为身体不适，但不清楚拿破仑实际指挥作战的情况如何，他的病对指挥作战影响到什么程度。他拒绝了达武从俄军左翼包抄的建议，这一建议看来是一个击溃据壕坚守军队合情合理的方案。拒绝的理由可能是拿破仑意识到，俄军在侧翼受威胁时会迅速逃走。不管原因是什么，法军出动了大量骑兵进攻有着完善防御的俄军中心阵地，这与内伊元帅在滑铁卢用来进攻英军完整防线一样，是灾难性的战术。

会战在9月7日清晨开始。法军骑兵不停地冲锋，但俄军成功地重组了防线，直到晚上都没被赶出他们据壕固守的阵地。在交战正酣俄军眼看就要大败时，达武催促拿破仑投入他最受信任的近卫军。拿破仑拒绝了，他问道：“如果投入了近卫军，我明天拿什么打仗？”不管是有所预见还是碰巧，他保留最精锐部队的决定防止了两个月后灾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双方伤亡惨重，俄军损失约5万人，法军仅为这一数目的一半。显而易见，法军的问题要更严重，因为他们是在敌国作战，很少有机会能得到援军。不过这也算胜利，尽管从长远来看意义不大。俄军退却了，掌握着出击的主动权，且有把握得到充足的给养和新的援军。库图佐夫对这种状况很满意。他是为莫斯科打这象征性的一仗，然后秩序井然地撤退。现在疾病、严冬和饥饿都会帮他大忙。9月13日，他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对军官们说：“拯救俄国要靠军队。是交战失去军队和莫斯科，还是不战放弃莫斯科，哪一种方法更好？”他的推断被大家接受，俄军向东南方向经莫斯科退往梁赞城。

法军在9月14日未遇抵抗进入莫斯科，斑疹伤寒与他们同行，在过去一周已有1万人病死。拿破仑的主力部队加上援军有30万人，但只有9万到达莫斯科，十分之七的人倒在路上。衣衫褴褛的残余部队总算亲眼看到了镀金的彩色建筑圆顶。所有教堂的钟敲响。拿破仑期望遇到一个卑躬屈膝的上层人士代表团，向他交出城市的钥匙，却没有如愿以偿，城门依然关闭。从波兰拖来的原始但却有效的武器——撞城槌被送上前。城门被撞倒，军队进城后看到的只是空荡荡的街道和阒无人迹的房屋。没过几小时，大火在几个街区燃烧起来。(www.xing528.com)

有关这场大火的真相从来没有弄清楚。19世纪初莫斯科的人口大约为30万。几天内市长罗斯托普钦伯爵一直在组织市民撤退，到拿破仑进城时只剩下大约5万人。大量的货物和财富被运走。在撤退的最后阶段，罗斯托普钦放了城里监狱中的囚犯。传说他释放囚犯的条件是，要他们留在城里抢劫、纵火以骚扰法军。罗斯托普钦把所有救火车都送出城也表明，这场大火是有意放的，并非喝醉的法军士兵所为。

拿破仑得到莫斯科大喜过望，他越发相信，亚历山大肯定会来求和。他的判断却错了。亚历山大不会屈服，他妹妹警告他，失去莫斯科使得民族情绪强烈，如果进行和谈他的性命会不保。亚历山大想起他父亲沙皇保罗被刺的事，很清楚自己即使是在关系亲密的顾问中也不安全。前任法国驻俄大使科古兰试图让拿破仑相信，亚历山大既不会也不可能认输，还会拒绝别人当调解人。10月4日，拿破仑派洛里斯东将军作为和谈使节去圣彼得堡。

库图佐夫知道洛里斯东的使命后，命令哥萨克巡逻队与法军前哨部队搞好关系，以便让拿破仑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让他的和平幻想有一个合理的基础。库图佐夫再次争取时间。他知道莫斯科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城区被火烧毁。他还意识到疾病正在减少敌军的人数。斑疹伤寒在法军中不受抑制地传播，生病的人在他们能找到的火烧过的废墟或是临时窝棚中栖身。军队士气低落，懒散的士兵得不到许诺给他们的给养而忙于劫掠，痛饮在城市地窖中找到的库存烈酒。

炎热干燥的夏天变成了不常见的温暖秋天。科古兰是拿破仑随从中经历过俄罗斯冬季的人。他警告拿破仑，在寒冷的冬天来临时，废弃、残破的城市是靠不住的。拿破仑被温和的季节误导，认为科古兰言过其实。他要科古兰明白，俄罗斯的冬天不会比枫丹白露的冬天坏多少。因此，无效的和谈行动加上10月的温和天气使拿破仑犯了在这一灾难战役中最后的错误。要挽救他残存的军队只有两条路可走：立即返回斯摩棱斯克，或是向北与普鲁士盟军会合，再进攻圣彼得堡。对这座都城来一次大胆、成功的攻击或许能让俄国屈服。

作为机动的骑兵中队环绕在莫斯科周围，结果使法军失去了与俄军主力的接触。俄军主力退往东面，然后呈半圆形突然向西南进军，切断了拿破仑与卡卢加和图拉的供应以及与武器制造中心的联系。缪拉的军队驻扎在莫斯科南面的塔努提诺。10月18日，库图佐夫在这里发动了一次袭击，造成6000人伤亡，迫使缪拉撤退。这次规模相对较小的战事警告拿破仑，俄军已发动了进攻，他的求和行动失败，有被合围的危险。10月19日，拿破仑的军队终于开始从莫斯科撤退。

在城里驻扎的一个月中，有1.5万援军加入了法军，但也有将近1万士兵死于伤病。10月19日，法军离开莫斯科时人数只有9.5万多人。这些人肮脏、饥饿，体质很差。他们受到伤病员和600门大炮的拖累，驮运的马不够用。他们还为抢劫来的大量物品所累，其中就有从克里姆林宫穹顶塔上弄来的巨大而无用的镀金铜十字架。拿破仑转而向南，避开去斯摩棱斯克的残破道路。10月24日，俄军在马洛贾罗斯拉维茨与拿破仑相遇，苦战一天，未分胜负。拿破仑在遭受重大伤亡后第二天没有继续进攻，库图佐夫也放过了取胜的机会。

法军从莫斯科撤出

向南的路被挡住，拿破仑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转向北，重新在博罗金诺走上去斯摩棱斯克的路。这时天气寒冷刺骨，11月5日开始下雪。哥萨克快速骑兵小队在游击队帮助下，使得法军几乎无法征集粮草。法军没有为冬季作战做任何准备。科古兰尽力为拿破仑随从骑的马寻找冰鞋，没有一匹骑兵的马和拉炮的马配有冰鞋。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寒冷使得拿破仑在11月7日下令：“骑兵步行。”

法军匆忙向斯摩棱斯克赶去，那里有向他们许诺的食物和住处。11月8日，拿破仑带领先头部队到达斯摩棱斯克，寻找克洛德·维克多指挥的预备队，但这支预备队已遭到斑疹伤寒蹂躏，医院里全是病人。纪律涣散使补给品无法正常发放。在诸多困难中对法军打击最大的是缺乏食物，因为预备队和联络部队已经用光了大部分补给，这些补给本是为大军返回时储备的。在斯摩棱斯克找不到救助物品，拿破仑11月13日撤离了这座城市，在临时医院和毁坏的房屋里留下两万多病人。第二天，他发现库图佐夫挡住了他西行的道路。

此时在克拉斯诺据守的俄军希望虚弱的法军会避战，但很多士兵掉队使得拿破仑认为，他唯一的希望是让他们有时间集合，于是下令近卫军进攻。这些勇敢的军人在博罗金诺因谨慎行动而幸存下来，拿破仑这时靠他们才避免了大败的羞辱。库图佐夫受到法军猛攻的压制，竟不能重新进攻。在留下内伊打了一场漂亮的后卫战后，拿破仑赶往明斯克的下一个补给基地。11月22日，他得到不好的消息，明斯克已经落入敌人手中。

两天后，他又得知俄军毁掉了他在别列津纳河设的桥头阵地。由于长期不运送物品，浮桥早已被弃用。形势看来已没有希望，因为也在退却的拿破仑的侧翼部队在北方被维特根斯坦亲王大败，在南方被奇查哥夫海军上将大败。俄军在两侧的夹击已经合拢，库图佐夫的军队封锁了向西的道路。法军被杰出的工程专家让·巴蒂斯特·埃布莱将军所救。一小股部队在斯图迪安卡南面佯装渡河，误使奇查哥夫相信整个法军都要从那里过河，这时埃布莱在城北匆忙搭了两座桥。尽管后卫部队作战很英勇，还是只有5万人成功地继续后撤。

这时的法军开始蜕变为一支不守纪律的散兵游勇。11月29日，拿破仑写道：“食物，食物，食物——没有它，这些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在维尔纳不会遵从安排。这支军队可能都无法在尼门河边集结。在维尔纳肯定不会有外国间谍，今天这支军队已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在别列津纳河和维尔纳之间有1.5万人死在路上，给养的储存情况更糟。

12月8日，饥饿的先头部队冒着凛冽西北风吹卷的大雪到达维尔纳。只有两万身患疾病、无精打采的士兵还有战斗力，其余都是掉队的，尽力蹒跚而行，又冻又饿，被哥萨克巡逻队驱赶着。内伊的第三军团是后卫，英勇作战，只剩下20人。维尔纳城内没有补给品供应，城里满是饿肚子的病人，斑疹伤寒传播到附近的乡村。得了斑疹伤寒、痢疾和肺炎的患者躺在浸透了他们粪便的烂草堆里，没有医疗条件和取暖设施。因为太饿，他们不得不啃皮革，甚至吃人肉。到12月底，2.2万多得了病生着冻疮的士兵挣扎着进了城。1813年6月，这些人中只有不到3000人还活着。

12月5日，拿破仑得到从巴黎来的消息，那里谣传他已经死了，弗朗索瓦·马莱将军正在领导策划一个阴谋。第二天，在维尔纳西面的斯莫尔格尼，拿破仑决定，他要在人们能够充分了解这场灾难前迅速赶回法国。他像往常一样起草了一份公告，坦率地讲了他在撤退时所遭遇的恐怖，但没有提到供给已经中断，只是责备天气恶劣。然后拿破仑出发，先乘轻便马车，再骑马，在德国全境和法国东部一阵狂奔，12月18日夜晚到达巴黎杜伊勒里宫，两天后发布了他的灾难性的公告。他以高超的技巧操纵着这一危险而实际是绝望的局面。12月20日，他在向参议院报告时有所隐瞒：“我的军队有一些损失，但这是由于严寒季节过早来临的结果。”到1813年秋，他已成功地动员了47万新兵。这或许是拿破仑惊人经历中最不寻常的时刻，可见他在自己的权力面临威胁时表现出的坚韧和行动的果断。

他能救得了自己，但救不了他的军队。缪拉接过指挥权，实践证明这是个顶不住压力的人。他拒绝在维尔纳坚守，12月10日把最后一门炮、剩余的辎重和军队的钱财都丢给了俄军。12月12日，贝尔捷抢先送了一份私人报告给拿破仑，称法军已不存在，甚至连近卫军这时也已减到500人，不再像一支军队。内伊仍在顽强地进行后卫战，于12月14日渡过尼门河。当最后一批散兵蹒跚着到达德国一侧河岸时，拿破仑6月24日检阅过的这支威武大军剩下不到4000人。据说回来的人中只有1000人还能打仗。这就结束了拿破仑征服俄国和印度的梦想。当然战败除了斑疹伤寒还有别的原因，寒冷、饥饿、俄军对毁灭法军都起了作用——还有拿破仑·波拿巴本人也起了作用。

拿破仑是1769年8月15日因早产提前出生的。1795年他26岁时才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四方脸，皮肤呈古怪的土黄色，鼻子长得周正，灰眼睛，头发深棕色。当时他最明显的体格特征是很瘦。他肌肉发达，孔武有力，但是个矮个儿。假如兴趣被激发起来，他也会口若悬河，不过在其他时间经常是面容忧伤，以致人们都以为他身上有什么地方疼。早年他很少在意自己的外表，乱搽粉的长发垂在衣领上，衣服和靴子破破烂烂，手也很脏。拿破仑是个好读书的年轻人，聪颖，肯学习，数学学得不错，年轻时对性关系没什么兴趣。

拿破仑令人惊异地迅速升至权力顶峰有很多因素：适度的想象，全然来自实际生活的判断锻炼出他不寻常的才智，以及能敏锐地觉察行动的适当时机。他非凡的大脑似乎分成了可随意启闭的不同空间。因而，他可以同时向几个秘书口授命令和计划，当他在秘书的书桌间走来走去时能够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他那著名的臭脾气是让人害怕的武器，且完全在他的掌控中。他为权力而活，知道权力主要来自主人灌输恐惧的能力：“在国内和国外，我只是通过自己引起的恐惧进行统治。”在晚年生活中，他把自己想象成理想中阴沉、冷血而难以接近的暴君，但他从来就不是这种个性，尽管有些可怕，他还是很让人着迷的。多言，善交际，有很强的魅力，这些特点与他的易怒一样时不时地忽隐忽现。他赢得了与他接触过的人的真心爱戴和忠诚，即使是敌人也深受其影响。皇家海军舰船“贝伦罗丰”号送他去圣赫勒拿岛，船上的水兵承认，“如果英国人像我们一样了解他，就不会动他一根头发”。他手下的老兵崇拜他，因为奇异的记忆力让他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而激发这种记忆力是他副官的职责。

拿破仑的成功还有赖于他勤奋工作的惊人能力。工作压力使他不注意身体的正常需要，每夜只睡三小时，有一种在白天能间隔着短时间熟睡的能力，肩负巨大压力的行政官员常是这样。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称拿破仑是“一个不分好坏的食客”，吃东西狼吞虎咽，经常吃顿饭只花12分钟，不在固定时间吃饭，而是在办事的空隙时吃。尽管这种饮食方法对身体不利，但拿破仑在掌权初期似乎特别健康。

他的身体也有些毛病，随着年龄增长麻烦也就渐多。他半信半疑自己是否有不育的毛病，但在生了非婚生儿子后这一说法自然消失。传说他有癫痫可能更有根据。年轻时，有一次他在布里安尼跌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但这次可能只是昏厥。在1799年11月那次雾月（法国大革命时制订的新历法叫共和历，以农业生产的特点命名月份名称，11月被称为雾月——译者按）险些酿成灾祸的事件中，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五百人会议议员威胁，朋友们在他几乎失去知觉的状态下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这次被看作是他有病的证据，但也可能只是对完全没有料到的危机的反应。不过在1803年1月至1805年9月间，他有三次像是癫痫发作的发病记录。

有人推测拿破仑可能患有梅毒。根据是他在1802—1804年任执政官期间，小便出了麻烦。拿破仑自己写道，他的医生亚历克西·布瓦耶的看法使他“产生了对约瑟芬奇怪的怀疑，而我对自己却很相信”。但他小便的病症（我们已经在博罗金诺战役中注意到了）显然表明，他膀胱中有小石块，即“尿结石”。没有材料支持他患有梅毒的诊断。

拿破仑的病中能确诊的最严重的病是偏头疼。让人痛苦的“头疼”在工作压力很大、神经高度紧张的人中是一种常见病。第一次报告他有偏头疼是在1796年意大利战役快结束时。在其一生每到紧张时都会受到类似的困扰。拿破仑高度紧张气质的另一病症是皮肤瘙痒。这肯定是由精神原因引起的一种皮炎，但也可能是1793年12月在土伦得的疥疮引起的。

还有两种本身并不严重的毛病却对拿破仑后来的经历有深刻影响。拿破仑是个“生活习惯无规律”的人，这会导致便秘，自然就使他坐在凳子上用力时很容易脱肛出血，患上痔疮。最早是在1797年提到他得了这种常见又很疼的病，当时他28岁。五年后的1802年，饮食习惯没有规律使他又遭受另一疼痛疾病的折磨，这在生活压力大、缺乏适当照顾的人中很普遍。据拿破仑的首席秘书福弗莱·布列纳记载，他的主人在1802年初开始感到肚子疼。他经常靠着椅子右侧，背心的纽扣解开，大叫道：“啊，疼死我了!”可能是胆结石，也可能只是消化不良，后来的记载表明他得的是消化道溃疡，这是疲惫金融家的克星。

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加冕称帝。从1805年他36岁时起，他的体力和脑力开始出现退化。这一迅速的变化被所有与他密切接触的人注意到了。他的肚子开始大起来，清瘦的脸变圆，脖子变粗，额头上不见了蓬乱的长发，头发质地越来越稀疏、纤细，皮肤变软。他那曾是颀长、“漂亮”（虽然很脏）的双手手背肥肥的，这样在外表就成了矮胖子。詹姆斯·吉尔雷漫画中那个瘦削的科西嘉吃人怪物成了学校历史图画书上更有名的矮胖子拿破仑。

与体力衰退同时出现的还有性情和智力的明显改变。总的来说，他失去了自律。自1806年起，他的统治更加专制，手下的大臣都成了惟命是从之徒。海军大臣德尼·德克雷宣称：“皇帝疯了，他会毁掉我们所有人。”1807年，梅特涅公爵注意到，“最近拿破仑的行为方式完全改变，他似乎认为自己已到这样一种状态，克制已成毫无意义的阻碍”。他的脾气不像以前那样能受到控制。虽然不是经常发脾气，但他却不能适时地控制好。他已失去几乎一直在制约自己行动的判断力，而是由着奇怪的念头操控其计划。对权力的渴求加上梦呓的想法让他产生了不该有的暴躁，身体已不听大脑使唤，旺盛的活力松弛下来，丧失了过去能长时间忙于实务的能力。到40岁时，拿破仑已变成一个慵懒、犹豫却又喜怒无常的人。

这一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人们提出过许多答案，但没有一个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肥胖和慵懒是身体原因而不是精神原因。甲状腺机能失调、黏液水肿可能会造成这类变化，但拿破仑的画像又证明不了这一诊断。也有人提出，他得了弗勒利希综合征即脑垂体分泌物不足，但得这种病的人没有生育能力。这些说法没有一个能解释他在1803—1805年间的三次癫痫痉挛。这些不会是真正的癫痫，或许与他的偏头痛有关。普通的偏头痛偶尔会发展为“偏头痛并发症”，这种病偶尔发作，使病人瘫痪、语无伦次。这些严重病症是脑动脉痉挛的结果，虽然只是暂时的，也会造成脑损伤。假如是这样，拿破仑的慵懒应该是轻度脑损伤的结果，而他的肥胖又是慵懒的结果。损伤肯定只是轻微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严重的大脑损伤，拿破仑在遇到对他的权力有直接挑战时会做出迅速、激烈的反应。

不管原因是什么，在这一点上过于执著显然不明智，新拿破仑已没有了老拿破仑的敏捷和果断。然而在1812年12月到1813年7月，他仍成功地征募到47万新兵。他的军队数量超过反法联盟的军队，但质量却要差得多，因为法军主要由新兵组成，这种军队要比久经征战的老兵更易得战场流行病。在从莫斯科返回的一路上，退却的法军和追击的俄军把斑疹伤寒带到了德国。1813—1814年秋冬，所有中欧和东欧都流行斑疹伤寒。拿破仑成千上万的新兵得病死了，到1813年深秋，新兵中只有不到一半人还在服役。

到1813年8月底，法军在德累斯顿眼看就要彻底打败联盟军队。在拿破仑亲自指挥苦战两天后，联盟军队被迫退却，法军准备第二天发动一次歼灭战。但这时拿破仑的一种相对不严重的毛病发作了，对历史进程的改变产生了影响。第二天晚上，他筋疲力尽，浑身湿透，饿得厉害，连忙狼吞虎咽大吃一顿。8月27日夜里，由于腹痛和呕吐很严重，他不得不回到后方，让莫尔捷元帅、洛朗·圣西尔元帅和多米尼克·旺多姆将军第二天出战。旺多姆的失败挽救了联盟军队的败局。

两个月后的10月17日，另一次类似的腹痛和呕吐使拿破仑在进行决定性的莱比锡战役时只能躺着。到11月，法军被赶过莱茵河。布吕歇尔公爵统率的普军、施瓦曾堡公爵统率的奥军和沙皇亚历山大统率的俄军跟踪追击，沿路向巴黎进军。威灵顿从比利牛斯山一路杀来。拿破仑帝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在这关键的无望时刻，拿破仑身上往日的魔力又复苏了。威灵顿对1813—1814年间的战役评论道：“对这场战役的研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天才而不是其他因素……但他需要耐心。”1814年4月6日，元帅们坚持要求他无条件退位。4月11日，拿破仑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放弃法国和意大利的皇位。

4月12日晚上他准备自杀，服用的可能是马钱子碱。然后，他开始了穿越法国南部的可怕旅程，这位垮台的皇帝在阿维农勉强躲过了私刑，在奥尔贡看到了自己被吊着的模拟像。他离开法国去流亡，当上了厄尔巴岛的君主。在那里，他好像过得很快乐，管辖小王国，训练他的袖珍军队。无疑，梦想和计划在支撑着他。后来他戏剧般地返回法国，进行近乎疯狂的冒险。1815年3月1日，拿破仑在昂蒂布登陆，开始了凯旋般的行进，经过莫昂斯－萨图克斯、格拉斯、迪涅、格勒诺布尔和里昂，返回巴黎。

这时伴随他已有十年的坏身体几乎使他的冒险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从昂蒂布到格拉斯，这位归来的英雄骑在马上，领着一支壮观的骑兵耀武扬威地行进。这时自1797年以来不时给他带来麻烦的痔疮使他疼痛难忍。即使走路也很疼，骑马简直就无法想象。拿破仑弄来一辆马车乘车前进，短时间舒服些，但道路崎岖车轮颠簸使这种解脱只是暂时的。一个有病被废黜的君主躺在坐垫上当然与骑着战马奔腾归来的征服者大不相同。病魔很快就消失了，两天后拿破仑发现自己又能继续前进。病的发作如果时间更长，他的凯旋行程可能在格拉斯就会终结。

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军旗被夺

拿破仑的痔疮与同样惹麻烦的嗜睡和慵懒是可用来解释被法国人称为滑铁卢之谜的主要原因。在拿破仑征募的所有军队中，在滑铁卢作战的军队最需要受到激励并有统一指挥。这些军队是在“拿破仑百日”（指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后建立的一段统治，他于1815年5月20日重新登上帝位，6月22日宣布第二次退位，前后约百日——译者按）中匆忙征召的“凑数兵”，还不适应这位指挥官。但这些军队不该为滑铁卢的灾难受责备。拿破仑6月18日战败，是因为他失去了前一天的机会。16日晚上战略形势看来对法国最为有利。考虑到他的军队素质不高，这种情况本身对拿破仑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才干是个考验。

拿破仑指挥约12.4万人，对付布吕歇尔公爵指挥的12万普鲁士军队和威灵顿公爵指挥的10万英国—荷兰—德国—比利时联军。拿破仑的出色计划是分两翼行动，再留一支得力的预备队。在把司令部设在沙勒罗瓦后，拿破仑命令内伊元帅率一翼去往布鲁塞尔的路上顶住威灵顿的军队，而格鲁希将军率另一翼去攻击普军。普军与东边英国盟军能够会合最近的地方约有10英里，如果会合就会对拿破仑形成人数上的优势。6月16日，内伊适时地在卡特博拉斯进攻威灵顿，同时格鲁希和拿破仑在利尼打败并部分击溃了普军。两场作战没有一场是决定性的。但第二天还有好机会，带领预备队的拿破仑可以在右翼彻底击溃普军，或是迅捷绕到左翼去击败威灵顿。但正如军事史家贝克所写：“就是在从16日下午9点到17日上午9点这12个小时内，这场战役失败了。”

拿破仑在6月16日整天骑在马上，这位肥胖、46岁就未老先衰的人完全累坏了。更糟的是，他的痔疮又剧痛起来。6月16日夜间，他整夜疼得睡不着。拉雷有没有用鸦片可能已永远弄不清了，但拿破仑直到早上8点才起床。到11点他才重新积极指挥作战，下令格鲁希去追击普军。这时普军踪迹不明，拿破仑作出错误判断，他命令向东追击，而布吕歇尔已向北退却。同时，拿破仑命令近卫军去支援在卡特博拉斯的内伊。威灵顿在知道布吕歇尔向北退却后，就指挥军队向通往布鲁塞尔的路上后退，与普军保持平行，再在滑铁卢村前的高地构筑防御阵地。一段时间，英军拥塞在村子狭窄的街道和热纳普桥上，是内伊攻击的极好时机。这时，格鲁希向东南追击，与即将作战的战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6月17日，太阳在格林威治时间3时45分升起。拿破仑从他不踏实的睡眠中醒来时已浪费了四个多小时白天的时光，而在他能掌握战略主动权前则浪费了七个多小时。可以肯定，他有彻底击败敌人的机会，也可以肯定，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年轻时的拿破仑从没有错过提供给他的机会，不管是否筋疲力尽，是否疼痛，他都会成功地抓住机会。1815年6月时的拿破仑慵懒、烦躁，受到疼痛的折磨，因而不再能如愿以偿。对医学史家来说，6月17日星期六是个致命的日子，而滑铁卢的星期天却让人有点扫兴。拿破仑仍然身体状况不佳，不适宜控制战役进展，不过，尽管他身体不好，还有内伊也犯了错误，拿破仑在滑铁卢还是几乎打败了威灵顿。如果我们同意胜利者威灵顿的说法——“这是我所经历的最绝望的事，我从没在作战中遇到这么多麻烦，从没像这样几乎要被打败。”——那么拿破仑的身体不好，就在决定胜败的天平上起到了相当的分量。

六年后的1821年5月5日，这个被废黜的皇帝死于圣赫勒拿岛。第二次被放逐是一个无望失意、口角纷争和愠怒隐居的时期。无疑，总督赫德森·洛爵士缺乏控制像拿破仑这样难对付的俘虏所需的机敏和才智，但有关“圣赫勒拿殉难者”的传说也没有事实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使英国人把这个岛说成是疗养胜地，相反，出于类似考虑，拿破仑的同情者则把它描绘成与魔鬼岛差不多。甚至被拿破仑逮捕并流放过的教皇庇护七世也请求释放他，理由是“崎岖的圣赫勒拿岛对健康有致命的损害，不幸的流放者在一点点死去”。

一种肝病——急性传染性肝炎在圣赫勒拿岛流行。拿破仑可能得过这种病，但即使得了也很快复原。他最后得的病持续了六个月。对这种病有不少文字记录，也有很多说法，实际情形已很清楚。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拉柏油便”和“呕吐咖啡渣”，这两种情况是消化道或半消化道出血造成的。对他的治疗看来不很合理，给他最后服的药中有一种是大剂量的甘汞，这种药没有一点疗效，还会加速死亡。死后的验尸报告对拿破仑的肝说法不一，但都提到胃上有一大块“硬癌生长”。这种情况加上拉柏油便、呕咖啡渣和贝特朗将军说的他总是打嗝，就能确定死因。拿破仑死于癌症，癌病变已侵入胃壁，楔入的缝隙足够放进一根手指。癌变侵蚀了血管，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大出血和腹膜炎，两者都是由癌症恶性发展引起胃壁穿孔后的继发症状。

虽然死因很清楚，但还是产生了许多说法，其中一种是中毒，知名人士死亡经常有这种可能。拿破仑在遗嘱中命令，死后要剃去他的头发，把一绺绺头发分送给许多朋友和追随者。1960年的一份报告引起人们的兴趣，报告称在他的头发样品中发现了砷的遗迹。用砷投毒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不过砷是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质，无意或有意使用一段时间有可能致癌。尽管可以这样理解，但实际不可能。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差不多六年后去世，而他又是在莫斯科战役后三年败于滑铁卢。当他的健康和判断力水平开始下降时，他灾难性的垮台就已开始，而且不可避免。拿破仑大军是因他自己缺乏耐心以及在遇到斑疹伤寒的厄运时毁掉的。他的帝国再没有从这支大军的毁灭中复苏过来。1812年11月29日，内伊元帅在渡过别列津纳河时给妻子写信：“饥饿将军和冬季将军而不是俄国人的子弹征服了拿破仑大军。”这是公认的看法，但要说出全部真相，我们就必须加上斑疹伤寒将军和拿破仑将军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