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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象数思维及整体思维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象数思维所谓象数思维是指用感性直观的图像、符号、数字等来认识事物和世界本质的思维方式,它由“象”和“数”构成。以象类比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直观思维因思维对象、思维方式而形成,而整体思维则强调从整体出发,看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出独立事物当中的内在结构,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事物,理解客观世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概论:象数思维及整体思维

辩证是一种辨析考证活动,与西方人往往以概念、判断、推理等为思维工具不同,中国古人主要以象数为思维工具。以象数为工具的思维,要求人们在观察的基础上,通过直观、类比的方式,从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构成的整体中认识事物特征,反映事物本质。从史料可知,中国古人辩证求中的思维,主要是通过运用象数、注重直观、把握整体进行的。

(一)象数思维

所谓象数思维是指用感性直观的图像、符号、数字等来认识事物和世界本质的思维方式,它由“象”和“数”构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称为“象”的对象很广,凡山川风物、日月星辰,乃至人的气色脉息等,均为“象”的对象,概括起来大致分为三种:一是物象,指客观事物表露于外的形象,包括实物的空间形态、色彩、声音、气味等能为人感官直接感知的形象,如天象、气象、景象等;二是意象,指表意之象,这类象是表达意义的载体、工具,包括表达观念的象,如太极、气、阴阳、五行等,也包括作为富豪的象,如卦象、爻象、河图、洛书等;三是道象,指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象,比如阴阳相互转化之象、五行相生相克之象、六十四卦推演之象等。

“数”包括定性和定量两类,象数思维中的“数”以定性之数的运用居多。这种“数”其实是一种特殊的象,可称为表象之数,也叫易数。

总体上看,象数结合是中国古代象数思维的重要特点。《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爻,阴爻称六,阳爻称九,就是象和数结合的具体表现。《尚书·洪范》所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便将五行之象与数结合了起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一到十自然数含义的解释也力求将其和阴阳、五行结合起来。

在中国古人那里,他们从不抽象看待数字。“数”是具体的,亦可将其视为“象”,故称“象数”。《周易》讲太极,太极是一,它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当中,太极、仪、象、卦等都是具体的形象符号,古人在表达时,将其和数合在一起,用“两”“四”“八”等数来表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

借助于象数符号以表现对象世界,“数”紧密地联系着“象”,“数”的由来依据“象”,故又将“象数思维”称作“取象思维”,即在观察和感知事物获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各种事物的具体形象或代表事物形象的符号进行思维。其突出特点是通过“象”的转换与流动来阐明道理。

从思维过程看,取象思维大致上可分为“观物取象”和“以象类比”两个阶段。观物取象的过程,主要通过观察事物、把握形象,进而建立“象”和“意”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周易·系辞下》中所讲的“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始作八卦”就是观物“立象”,作八卦的目的即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而这正是取象思维的功能。“以象类比”是在观物取象、发现事物之间相似之处的基础上,用比喻等方法来说明道理。孔子将这种方法视为“仁” 的方法,他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以象类比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它作为取象思维的一个阶段,作为象数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揭示了事物的多样性特点和内在联系性,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将其作为辩证求中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

(二)直观思维

直观思维与象数思维密切相关,几乎同时形成。中国古人的直观以“思”为主要内涵,与“体悟”紧密结合,在对事物的直观中把握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意义。

中国古人通过直观探究宇宙奥秘。宇宙浩渺无边,变化多端,用语言和概念等方式去认识,很难理解其深奥意义;相反,借助于“象”的直观、体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反而能“知幽明之故”。所谓“幽明之故”,就是古人所说的“天地之道”,即今天的自然规律。中国古人把握自然规律靠的是“仰观”和“俯察”,即直观。当然,古人对天地自然的观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少不了先哲们所做的“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工作。这种“拟”“象”的工作也是一种概括,从而使呈现于人前的形象,带有明显的表意性。

中国古人也通过直观探索社会人生。古代先哲总是在“天-地-人”的系统中展开探究,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意义。《淮南子》充满求仙访道博采黄老之言的内容,但作者自称此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春秋经·文公十四年》中载有“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一事,董仲舒对此认为“孛者,恶气之所生也,谓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暗乱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国象。后,齐、宋、鲁、莒、晋,皆弑君”。用今天的眼光,这些记载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宣扬天象有异象,人间就有反常。但我们发现,古人有看问题的独特方法,即用天象来说明人事,看到天象的异常,就要注意人间的反常。古人常用的“观物比德”即为人所称道,比如他们看到松柏,就联想到义士的忠贞;看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就联想到君子高洁品质;看到玉就想到仁人至柔至刚的品行;等等。

莲花象征着高洁的品质(图片来源:摄图网)

(三)整体思维

直观思维与整体思维有联系。直观思维因思维对象、思维方式而形成,而整体思维则强调从整体出发,看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出独立事物当中的内在结构,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事物,理解客观世界。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首先表现在对“万物一体”的认识上。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万物之间存在普遍联系,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整体,是“大同”:“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吕氏春秋·有始》)人之所以应该“爱万物”,也因万物与人是一体的:“范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万物一体”的意思非常明显了。魏晋时期,阮籍将这一思想明确表述为“万物一体”。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大”“全”“一”等概念,也是对“万物一体”的精炼概括。万物一体的观念不是对各种具体对象的忽视或否定,而是要求在整体中理解和规定各种具体对象,强调整个宇宙、整个社会构成的有机性,即可分又可合,在可合的前提下分,分后又重归于合,从而显示出这样的情况:往下分,整个宇宙和社会可以很细微;往上推,细微的东西可以结合成宏大的整体。这就是邵雍所谓的“合一衍万”,即万物合则为一体,分则为万物。万物一体强调整体构成要素之间联系与作用的相关性,这在五行的阐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五行相生相克,中医甚至将人体的五脏与之对应,进而又与五时对应,进行中医诊治和保养。其实,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军事斗争、社会治理,乃至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如此。(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集中地表现在对“天人合一”的理解与实践上。天人合一主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思考问题,天人如何合、如何能合是中国古代先哲着重探讨的问题。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是北宋的张载。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天人合一早在公元前三百年的《郭店楚简》中就已存在,当时是这样讲的:“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意思是《周易》是一本阐明了天道和人道会通道理的书。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再到汉代、两宋时期,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佛家,都对天人合一做出过精辟的阐述,提出过深刻的见解。

在论述天人何以能合的问题时,古代先哲大致上谈到这几点:天人同属一类,天人有共同的本性即气,天人运行规律相同,等等。正因为天人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尤其是本质上有相同之处,所以能合一。从天人合一角度去思考问题、展开实践,是整体思维的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还表现在对家国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显著特点,其思想基础是家族本位的伦理观念,形态上表现为氏族宗法制,核心是血缘关系。家国同构可以这样描述:由家庭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庭里,家庭的扩大就成了国家,国家的缩小就成了家庭。孟子所讲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就是对“家国一体”社会结构的高度概括。

这种在农耕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成为中国古人思考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直接支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无论是守孝还是尽忠,无论是行仁还是践礼,在国家治理上追求“政通人和”,在人际交往中要求“以和为贵”,在家庭关系中强调“家和万事兴”,在商贸经营中讲究“和气生财”,都与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有直接关系。由此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因为家国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着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也由家族地位所决定。这样,人们就会自然地把整体利益置于首位。

思政实践

中国著名心理学者宋怀常指出“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并做了相应分析。这“五大逻辑缺陷”分别是:

一、概念模糊。中国人对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对于概念比较弱化,从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出我们对于概念的一种鄙视。

二、不懂集合。中国人喜欢一概而论,这跟中国人普遍拥有“集体概念”是有很大关联的。在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中,批评人就相当于整个集体接受批评,说某个人一个特点就会被人称为在形容整个团体的特质。我们喜欢说南方人、北方人或某地方的人。

三、类比推理。中国人常常喜欢用一些谚语,譬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苍蝇不咬无缝的蛋”等,都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而留下来的推理。很多人都会把这些类似的推理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过多地使用类比,说明一些人不善于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形式进行论证;如果不用类比,他们便不知道如何去说明一个道理。

四、非黑即白。我们总是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会忽略整个世界的开端和一件事情的其他方面,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忽略最珍贵的经过;小孩认识人只有好坏的思维,东西只有想要和不要想的思维,不会考虑更多方面。这种非黑即白的例子,在历史上能清晰判断出来,我们将正面角色神化,如孔子、诸葛亮等;将坏人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将不好的人看得一无是处。

五、自己立靶子,自己进行推论。在日常与人交流讨论中,中国人喜欢自己确立论点,然后进行自我论证。交流中,对方根据自我判断或推理认定你的意思(或许根本就不是你的真实意图),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你进行批驳。对于这种行为,有人形象地打了个比方:他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却说是别人的靶子,然后对着这个靶子进行猛烈的攻击。

实话实说,这些“思维缺陷”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存在,这说明文化传承有潜移默化的功效。请大家结合上述材料,说说文化传承和与时俱进之间的关系,并谈谈当文化传承的某些内容与时代思想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如何取舍。

【注释】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58.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8:6.

[3]冯达文.早期中国哲学略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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