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日本的交流：隋唐五代十国海上丝绸之路史

随着盛唐在亚洲东方的崛起，“日本有识之士，由于遣隋使而一度接触到优秀的中国文化，并多少吸收了一些以后，决不会就此满足，必然益加赞叹向往，狂热地试图汲取、模仿”，日本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大规模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团。据日本方面的资料统计，遣唐使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年）八月派遣犬上三田耜开始，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九月停派为止，前后任命过遣唐使共计19次，其中包括迎入唐使1次，送唐客使3次。选派“最通晓经史、长于文艺的人”为大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人员还包括医师、阴阳师、乐师、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留学生、学问僧等，尽量多地吸收和“移植唐代文化”。大批遣唐学生和学问僧前往唐朝，形成醉心于学习和模仿唐朝的狂热浪潮。^[54]他们抵达唐朝，朝见皇帝，递交国书，献上朝贡的礼品后，分别到各处学习儒学、典章制度、佛教经典等。遣唐使回国时，带回唐朝回赐的丝绢、金银器皿等，他们也在长安购买大批文物、书籍，将典章制度、天文历法、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生产技术等分批介绍给本国。这些海外的友好使者，冒着风险漂洋过海，使中日两国之间的睦邻航海活动展示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图画。

在遣唐使航海活动中，按其宗旨、组织变动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来考察。^[55]第一阶段是从第一次遣唐使开始，到日本齐明天皇五年（639年）派遣第四次遣唐使为止。这个阶段的日本遣唐使，实际上是最后一次遣隋使的继续，正如隋末来中国、唐初回日本的药师惠日等人上奏所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56]。这四次遣唐的目的，在于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及佛教。在这一阶段的遣唐使活动中，规模较小，组织无定，每次一二艘船，每船载120人左右，走的也是遣隋使的海路。

第二阶段是天智天皇时（662—671年）派出的两次遣唐使。这两次遣唐使的目的与前阶段不同，主要是为了解决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政治关系而与唐朝进行外交接触，结果因日本与百济的海上联军在白村江口被唐军击破，而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修正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态度并恢复奉行对唐朝的睦邻友好政策。

第三个阶段是遣唐使的全盛时期，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年）至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年）为止，共计有四次遣唐使。这一阶段唐朝正经历中宗、睿宗两代，而进入唐玄宗“开元盛世”的兴旺时期；在日本方面也正是封建政体、法令渐趋完备，开出了绚丽的天平文化之花的繁荣时期，对唐朝的文化学习已不再满足于单纯在形式上的效仿，而着力于积极地探求其内在真谛。因此，这几次遣唐使团的船队规模较大，一般有四艘船只，人员也众多，如第七次遣唐使团557人，第八次遣唐使团是594人，超过初期一倍以上。许多使者中，不乏学识渊博之人，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他们还曾长期留居唐土，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的友情。从航线来看，也一改漫长的传统北路，而开始取新辟的横渡东海的南路航线。

阿倍仲麻吕（698—770年），汉名晁衡，19岁随遣唐使船来唐入国子监学习，后中进士，在唐为官，先后任左补阙（皇帝侍卫）、秘书监（从三品皇家图书馆馆长）等职。同唐朝诗人李白、王维等人交往甚密。晁衡来唐37年，因思念高堂老母，唐玄宗准其回国探亲，任命他为代表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臣，随遣唐使船回国。途中在海上遇难漂流到越南，后又转回长安，继续出任官职，历任左散骑常侍、镇南（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770年卒于长安，终年73岁，追赠为潞州大都督（从二品）。他入唐54年，历侍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为唐朝奉献一生，为中日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现西安兴庆宫公园内有阿倍仲麻吕（晁衡）纪念碑。(www.xing528.com)

吉备真备（695—775年），22岁被选为遣唐留学生，他在唐朝几乎无所不学，收购了许多唐朝文物。吉备真备回国带回去的典籍和文物，如《唐礼》《大衍历》《乐书要录》等对日本文化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他回国后被任命为大学助，授正六品。后任东宫学士、春宫大夫，做皇太子老师，讲授《礼记》等。736年为右京大夫，负责平京右部。后又出任遣唐使副使在长安受到唐玄宗的特殊礼遇，赠“银青光禄大夫”。回国后，又被任命为大宰少贰（大宰府的次官）。764年衔命造东大寺，在平叛中立功，授正三位勋二等，参与朝政，并主管皇宫守卫。766年升为大纳言，同年10月官至右大臣，775年病故。他的一生在传播唐朝文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57]

第四阶段，从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八年（777年）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年）为止，这60年中，共派出三次遣唐使，其航海规模与前期不相上下，甚或有过之，然而在盛况之中，已明显地流露出衰落的征兆。因为此时，唐朝方面已历经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国内政局开始动摇。接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重，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之争与宦官专权越演越烈，农民起义的浪潮亦风起云涌，唐王朝的统治已进入风雨飘摇的危境。在日本方面，则认为凡可学习的唐朝文化已汲取殆尽，而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文化已在萌生，上层贵族精神状态由之渐趋保守，前代那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遂告淡漠，尤其是每期遣唐使所需的庞大财政支出以及渡海越洋时因风涛与海盗之险所带来的人舟损失，更促使日本政府对后期的遣唐使派出，抱着一种只是为了维持祖宗成规的漠然与勉强的态度。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即唐代后期中国航海界开始摆脱朝廷的政策限制，而广泛地活跃于中日之间的东海水域。中国船舶之先进及航技之高超，使中日之间的海上往来变得快捷安全，这对那些主要想得到中国传统的精美物品以及补缺经文的日本贵族和僧人来说，已完全可以借助于中国航海者之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从实际上来看，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年）之后，日本即已废止遣唐使船队的航海活动。不过，从历史文献上来看，遣唐使的正式废止是在唐末黄巢大起义之后，因从那时起，盛极一时的唐帝国迅速走向崩溃，故而以此为契机，日本被誉为平安时代“文化神”的管原道真在宽平六年（894年）上奏日本天皇说“大唐凋敝”，遣唐使中“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亡身者”，恳请“定其可否”^[58]，遣唐使航海活动正式宣告谢幕。

在众多遣唐使的传播推动下，儒学一步步传至日本并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日本圣德太子于604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其条文内容大体属于道德教训，多出自中国的儒家经典。唐朝文化对日本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大化革新。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僧旻为国博士，效仿唐朝进行大化革新：仿唐官制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制定《养老律令》；废除部民制，实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通过改革使日本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日本官制也开始受中国官制影响。奈良时代（710—784年）和平安的前期（794—894年），日本的政府机构、典章律法以及土地制度，户籍、赋役制、军事体制，甚至货币、度量衡等诸多方面，无一不仿唐朝制度。日本政府的“省”也沿袭自唐朝，“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为多来自日本自制，然一检唐史，则知多模仿唐制也”^[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