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时逢危局，留学因缘奇遇

罗常培

1899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七月初四日）我生在一个没落的满族家庭。本族源出吉林宁古塔的萨克达氏，后裔分罗、老、苍三姓。有人因为我姓罗，怀疑我是爱新觉罗氏，其实我本是寒门衰族，和“胜朝贵胄”毫无关系。我家都隶属正黄旗军籍，父亲靠他月饷和季米的收入养活我们一家六口，生活的艰苦可以想见。宣统末年父亲选拔作宣武门的城门吏，哥哥也挑补了步军统领衙门的游缉队，这时家里的生活比较松动了一点儿，家庭经济状况除维持家人生活外，勉强可以供给我一人上中学。

1907年报考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因为念过一些旧书，会作文，略懂算术，就编入高小第二年级。刚一编级的时候，随班听讲感觉有点儿躐等，经过短时期的努力，不单跟得上班，而且“崭然露头角”，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当时的同学现在还保持友谊的只有老舍（舒庆春）一人。

辛亥革命后，各学校短期停顿，曾经利用这个空当儿补习国文、英文、算术，兼学蒙语。1912年春天第二两等小学堂解散，我报考第二小学，不久又被归并到第四小学，当年毕业。次年春，升入市立第三中学，因为英文成绩较好，提升一学期。这个中学是由八旗右翼中学改组的，同学大多数是八旗子弟，家境大都贫寒，但生活自由散漫，不肯刻苦努力。能够彼此砥砺黾勉上进四十年如一日的，只有董鲁安（董璠、于力）和我两个人。那时，我们两个人努力的方向，除去学校课业以外，喜欢读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和宋明人的语录，只是暗中摸索着找道儿。校长昆明夏瑞庆（筱琅）是个面貌很凶恶而心肠很慈善的人，非常同情贫寒的学生，对我尤其特别的奖掖。我一生的转捩，他实在是个重要的关键人物。1915年秋天，北京学务局举办了一次全市各中学四年级学生观摩会考，我校的同班学生吃了数学和英文的亏，都考得很坏，只有我考取了甲等第三名。当时传闻考取前三名的毕业后可以选派日本留学。这个谣传增加了我无限的幻想和奢望。父亲因为家境日落，人口日多，虽也盼望儿子深造，但苦于经济力量不够，一心只想我毕业后马上可以找到一个“打现钟”（就是只顾眼前的生活）的事儿，好贴补家用。恰好蔡锷主办的经界局正在招生，目的在训练一批经界人员，经过三个月短期训练，就可以派出去测量全国有没有“升科”的黑地。父亲极力督促我去报考。我自己一方面体谅父亲的苦衷，一方面却为中学毕业后到东洋留学的幻想所引诱，心里十分不愿意考中。当时曾经给哥哥写了一封长信，说明自己不甘小就的志向，请他替我向爸爸说情。哥哥很感动地回了一封信答应我的要求，鼓励我深造的志向，并且说爸爸如果不肯供给我时，他情愿帮助我，成全我的志愿。后来虽然考取了经界局，父亲经哥哥劝学的结果，并没有坚执我必去。过了不久，速记传习所招生，父亲又让我报考。这个传习所是龙溪蔡璋办的，从清末资政院，以至民国二年的国会跟其他一些会议机关，所有速记人员都是由他训练组织的。父亲让我报考的本意是想六个月毕业可以找个事做；我自己却想，学会速记，听讲时笔记作得特别详细，而且是夜班不妨碍中学课业，所以就欣然答应了。每月现洋六元，加上往返车费，非十几元不够，在当时的确够老父撑持的了。同班同学多半是各机关派送的，自费生很少。有几个纨袴子弟混进来，只是花钱消遣。我年纪小，学生气味重，跟他们随不上群，每天只是勤恳学习。学期终了时，因为我一分钟能记一百四十个字，速率最快，交的练习最多，考试成绩97.5分，名冠全班，慢慢儿地被人注意起来了。可是从此以后便增加了骄傲心，学习也不如从前努力，毕业考试的第一名竟被法院派来的一位老学生王念恒给争了去。这一段生活，使我学会了一种技能。

1916年夏天，父亲得血蛇瘟（一名丹毒）急症，患了九天的病就去世了！那时我还不满十七岁，离中学毕业还有一个月。乍经这样非常事变，真是无所措手足。幸亏哥哥帮助把父亲发丧得相当风光。一个没有恒产的家庭，打肿脸充胖子，结果我们哥儿俩闹得“一屁股两肋的债”——这就是我独立生活开始时所承受的全部遗产。

父亲下葬后，离我的中学考试只差两星期，连闷郁带着急，脖颈后生了一个很大的疮，俗名叫“砍头疮”。这时心理的痛苦比生理的痛苦更厉害。忍痛准备考试，否则四年的功夫废于一旦，何况在“无父何恃”的关头，学业是不容拖延的呢？无奈何，咬着牙关，顶着绷带，把考试应付下来。校长、教员和同学都替我掉了几点同情泪。这时，我的出洋幻想和考清华、北大的迷梦不由得不醒了。哥哥不单娶了亲，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即使有心帮助我，委实没这份力量。何况父丧之后，欠债还没法儿偿还呢？但是，我上进的心并没有泯灭，只打算报考官费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好使读书和吃饭都有个着落。

这时袁世凯死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烟消云散。黎元洪按临时约法任大总统，下令恢复旧国会。我的速记老师蔡璋奉命组织众议院秘书厅的速记科。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准备升学的功课，哥哥忽然满头大汗地跑回家来，拿着一张报纸指给我这个消息，并且马上叫我去拜访蔡科长。他的心境我很明白，但是我一则不愿意干求，二则不愿意变更我的升学计划，实在不大起劲儿。当时不肯扫了哥哥的兴，终于去了。幸喜，那天我所拜访的蔡科长并没在家，于是留了个名片，匆匆完成了哥哥的使命。不料，第二天蔡科长居然根据名片上的住址写了一张明信片来约我即日面谈。我觉得约谈和干谒不同，便如约前往。见面后，他问我愿不愿担任众议院秘书厅速记科的二等技士。我想到当时家庭经济情况和个人升学前途的渺茫，便答应了。从此之后，我就靠自己的技术，每月挣八十元大洋，不单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贴补家用，而且可以偿还父亲的丧葬费了。

我一进去的时候，本来派定在委员会工作，后来因为大会需要人，没几天就调在大会。大会照例每周开会三次，另外有时还加开宪法会议或两院会合会。每次开会时两名速记技士一班，每班担任三十分钟记录，下会场后还得花四倍的时间去翻译整理。如果当天的会议时间不超过八班二百四十分钟，那么，每人的工作不过就这样了。待遇优，工作轻，速记员大多数又是很年轻的。年轻的人处在有钱、有闲的环境，又受了议员不良作风的影响，难免把金钱精力专注在吃、喝、嫖、赌、穿上面去。我在同事里年纪最轻，刚一入社会就陷在这样一个圈子里，简直危险极了。正在坐着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里找不着方向的时候，眼前忽然现出一座灯塔——那就是我的中学校长夏瑞庚先生。

在父丧之后，家庭经济正陷绝境的当儿，我忽然得着这样好的职位，不单哥嫂欢喜，亲友羡慕，我自己不由得也有点儿少年得意，躇踌满志的气概。有一天我去拜访夏瑞庚校长，他一见面就对我说：“你不要觉得得意，其实现在正是你的危险关头！”随后他又劝我不要住进同事的宿舍，不要同流合污，应该在工作余暇多念些书，积蓄一些学费，准备考文科大学。这一次当头棒喝，使我又警觉起来。同事里边也有对我正言规劝的，同时又看见同科中有的同事公余在点读《说文》，这都在不同的角度上给我很大影响。就在那年秋天，我受同事马世城的鼓动，同他一起报考了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

我所以报考中国文学门，并不是因为夏校长夸奖我的文章象王临川，也不是因为我的国学根底好，不过因为大学预科和别的部门功课太繁重，不适合我半工半读的要求；并且那时中国文学门和西洋文学门只要英文、国文特别好的，不管是否预科毕业，就可拿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本科。我的国文虽不特别好，可是直接进本科的引诱力却很大，这样我就贸然报了名。在考试的时候，除了别的功课以外，国文出了三道题：（一）九流皆六艺与流裔论；（二）附词会义务总纲领说；（三）《尔雅》以观于古说。事后知道这几个题都是黄季刚（侃）先生出的，当时我不知怎样糊里糊涂地就答了卷。过两天发榜居然考中了第四名，从此便走进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时代。

那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胡仁源，教授大都是保守分子，同学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或地主的子弟，念书的目的是想作官的多，想研究学术的少。直到1917年蔡元培先生做校长，请了许多新进教授，学校的风气才为之大变。我刚一进大学的时候，因为跳了两年预科，听见什么，都觉得闻所未闻，看见哪个同学，都觉得学问比我高，况且一个星期我至少得有三个半天到众议院去作事；又不熟悉大学的读书方法，只知道听讲、写笔记，而不知多念参考书。象这样，即使用功，又怎么能和其他同学比呢？学年考试的结果，平均分虽然得到81分，可是因为缺席扣分太多，只剩下68分，列入丙等。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迫解散国会后，我失业了一年，但读书反倒专心多了。我在旧文学上的一点根底就是在这一年内打下的。1918年春天，大病后又结了婚，后来由蔡璋援引再进临时参议院的速记科工作。一方面由于半工半读的分心，一方面受新思潮的波荡，直到1919年“五四”后，我在中国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思想上虽然起了转变的萌芽，业务上却没有显著的进步。

在中国文学系的三年间，我的思想是朦胧的，作学问也漫无方向。第一学年时，对钱玄同先生的音韵学感兴趣，可是也没有走对了路。那时要找陈沣的《切韵考》，都不知道到琉璃厂买一部《东塾丛书》。白天到图书馆用铅笔抄几页，晚上回家再用墨笔誊清，到如今我还保存那本没完成的愚蠢抄件。第二学年时，用功的重心放在刘师培先生的中古文学和中古文学史上面。在讲堂要把他的“口义”用速记记录，回家后又逐字逐句地翻译成文言。现在我虽然保留一部最完整的笔记，预备编成《左盦全集》所没收入的《左盦文论》四卷，可是在当年真不知道花了多少冤枉功夫。第三学年是我思想转变的开始。转变的主要动因，是《新青年》杂志和《蔡元培先生给林纾的信》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的思想完全以蔡先生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做骨干。在解放前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拿他那博大而坚贞的精神做我理想的人格。我赞成他的兼蓄并包的态度，我崇拜他的“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气节，我服膺他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他死后第二天我作了《博大和坚贞》一文来哀悼他，就是发挥这种思想。三十年来我所以能做到“大德不逾闲”的地步，完全靠这种“北大精神”的帮助！但是，我固然受了它的好处，同时也没能超出它做进一步的发展。那时我在行动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中国文学系毕业以后，又半工半读地转入了哲学系。

“五四”前后，我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学习的是旧文学，而又有对新知识的要求；吃的是安福系国会的饭，而又有浓厚的反政府的情绪。每逢从众议院回学校宿舍的时候，穿着一件华丽衣服都觉得很惭愧，必须罩上一件蓝布大褂，才觉得还了我的学生本色。那时北大哲学系在思想上占全校的领导地位，我认为要解决我的思想矛盾，非进哲学系不可。当时的出版品，只要是“新”的，不问它属于哪党哪派的，都本着蔡先生“兼蓄并包”的态度尽量搜集。对于西洋哲学名著，只要先生介绍过的，就设法托日本的丸善书店代订。我从政府挣来的薪金，除维持家人和自己的生活外，大部分用在买书订报上面。“五四”后的两年，正是北大哲学系如日中天的时候，外来的杜威、罗素先后讲学；本校的胡适、梁漱溟分庭抗礼。两年间我在治学方法上颇受实验逻辑“思维术”的影响，在人生哲学上很被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倾倒，对于形而上学和纯唯心论反倒不大感觉兴趣。

1912年夏，山东教育厅约请杜威、黄炎培、梁漱溟等到济南去讲学，梁先生约我去记录他的讲演。后来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根据我那次的记录由陈政整理成的。我应用速记术在学术上的贡献，除了前面所说的《左盦文论》外，还有这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同一年夏天，我接受了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的聘书。这时安福国会已经闭会，生活费用没有来源，必须找个职业才能维持家用，所以我不能在北大哲学系第三学年继续求学了。我在南开中学共教两班国文，一班四年级，一班二年级，所用的教材完全改变了古文释义派“臣密言”、“臣亮言”的旧作风，加选了许多语体作品。就是所选的文言文，也注意到思想内容例如黄梨洲的《原君》，邓牧《伯牙琴》里的《君道》、《臣道》等篇。那时南开教务课组织得很严密，教员在班上的言论行动，教务干事随时都会报告教务主任。我选了一篇李大钊的《今》，没过一星期，教务主任就来检查我了。

直奉战争后，奉派所支持的徐世昌伪总统被推翻，黎元洪被直系军人拥戴，二次上台，召集民六被解散的旧国会。于是我又恢复了众议院秘书厅的速记技士职务。这次国会刚一开会，就引起民六北京法院和民八广州法院的纠纷，党派的争执比以前更厉害。不久又闹出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时我除去挣钱吃饭以外，实在痛苦万分。恰好董鲁安约我到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教一班国文的修身，我想教书是我的正当职业，就答应了。鲁安在北京教育界是第一个教语体文的；修身一课也不“讲道德、说仁义”，而是拿“社会学”及“社会问题”做课本。我接手之后，“萧规曹随”，在当时就被认为崭新的人物了。论薪水数目，众议院收入比一中多六七倍，可是我的工作重心却在一中而不在众议院。后来一中发生换校长的风潮，继任校长仍旧挽留我教书兼总务长。不久这位新校长又出国了，他委托的代理人被学生驱逐，风潮闹得不可开交。那时顾孟余担任北京教育会会长，他和学务局局长商量约我做代理校长，来平息风潮。我接任后的办法：第一，实行财政公开；第二，聘请好教员，但绝不任用私人；第三，聘请教育界名流讲演；第四，因为我当时还兼任众议院职务，就把校长的全部薪水捐购新图书。这样做了一年，跟学生相处得很好，可是因此受到了校长私人的嫉妒。那位校长刚一回国，就叫学务局撤销了我的代理校长职务。我在三天之内办完了交代，并且登报声明：在我任内经手款项，保管的图书、仪器和其他校产完全交代清楚。同时就应西北大学的邀请，到西安去做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我走了没几天，学生不满意那位校长，风潮再起。他的党羽怀疑我从中鼓动，给我扣上一顶“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领袖”的帽子。假如我不去西安，或许真到卫戍司令部坐几天监牢呢。其实在当时我真不配戴这顶荣誉的帽子，可是到后来，这个给我扣帽子的校长却作了地地道道无耻下流的汉奸。

我初到西北大学教书的时候，刚二十六岁，学生有许多比我岁数大的，程度也很不齐。我所教的功课里面，有一门文字学，开始讲音韵的部分完全应用钱玄同先生的学说，可是自己心里发生了一大串的问题，又因为我在国会做过几年事，无形中受到听写各地方言的训练，从此就打下我后来研究语言学的基础。在西安住了一年，跟学生处得倒很好，但是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陇海路时常不通，不单外边的书报杂志看不见，有好几个月连家信都接不到，精神苦闷万分。到1924年夏天，我就脱离了西大，从风陵渡过河绕道太原才回到北京。假如我晚走一年，也许赶上刘镇华围城的厄运了！

离开西北大学之后，河南中州大学请我作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我因为军阀混战的局面还没中止，决定辞谢，留在北京。那时奉皖两系联合把直系打垮了，吴佩孚惨败，曹锟被囚在中南海的延庆楼，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执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又北上和段联合。我当时认为国势或者有好转的希望，同时段祺瑞又召开各种会议，需要速记人才，有五个机关约我帮忙，于是我又整天忙得头昏眼花地吃起“旧锅粥”来了。谁知过了几个月，这班军阀还是换汤不换药地胡作非为，“三一八”首都革命，段祺瑞露出了狰狞面目，惨杀了许多学生，我实不能再在这种政府底下敷衍鬼混了。恰好厦门大学托林语堂邀请北京许多学者到厦大去讲学，于是我便追随鲁迅先生、沈兼士先生等到了厦门。起初很想暂时躲避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的压迫，找一块清静的地方做学问。谁知一到厦门，立刻发现许多气氛简直和我们所想的不对。不到一年我们大家就同时离开了。我到上海住了几个星期，马叙伦先生就约我到浙江省政府去作事，作了不到三个月，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于是又恢复了我的教书生活。从此之后，我就再没离开学术界。

我在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教书，所任的功课，大多数属于音韵学的范围。后来赵元任先生调查两广方言，我把积下来的疑问没日没夜地和他讨论了一个星期，这才把语音学打下了根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我又转到这个研究所做语言组的专任研究员，一待就是七年。(www.xing528.com)

在研究所的七年里，业务的确有了发展，思想却非常停滞。在学术上，赵元任、陈寅恪、李方桂都给我很多启发；傅斯年对于我专业的成就也不能说没有帮助。七年间，我一共做了四部专书，十四篇论文，又调查了徽州六县四十六单位的方言，编好汉魏六朝韵谱和经典释文的长编。同事们恭维我是多产的著者，其实，现在检讨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贡献。

1934年秋天刘复病逝后，北京大学约我回母校。前三年还算由中央研究院借聘，从1937年就专任北大教职，中央研究院改为通讯研究员。中间除去旅美三年半外，直到现在^[2]没有离开过我的岗位。北京沦陷后，我感觉得环境的胁迫，决定赶快离开北京。承许多同志的帮忙，把我没完成的稿件和长编加速地赶完。1937年10月14日我就离开北京从香港绕道梧州到长沙临时大学设在南岳的文学院。

到南岳后，南京已经沦陷了，学校又在筹备往昆明搬家。我把那学期的课程结束后，就从长沙坐火车到广州，再从香港搭船到海防，转滇越铁路直达昆明。到昆明那天是1938年2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迁到昆明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校舍不够，文、法两学院一度搬到蒙自，后来又搬回昆明。在这种搬来搬去的情况下，经过一年，业务才渐渐就绪。在昆明的六年内，起初还是为教书，处理中国文学系系务和自己的研究工作，后来因为敌机轰炸的次数增多，校外人事关系复杂，一天从早忙到晚，仍旧做不了多少事。在业务一方面的成就除了在联大中国文学系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培植出些个学生外，就是旅行大理三次，调查了十几种西南少数民族语言。

我第一次到大理主要的目的是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我因为发现的活材料很多，就在大理师范住了三星期，在喜州住了两星期，然后才回昆明。路上过楚雄不远的地方，不幸被汽车撞伤，几乎丧命。

第二次到大理是1943年2月。我这次的收获是得到了相当丰富的茶山、浪连、山头的语言材料。

第三次到大理是1944年夏天。我的任务是编大理方言志，顺便得了许多民家话的材料。

我在昆明六年，从汪精卫的叛国艳电和蒋介石压迫新四军的事件发生后，对国事甚为悲观。中间曾为视察叙永分校到四川巡行一遭；又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和中国语言学会开会到过两次重庆，眼见许多稗政和四大家族的贪婪，深恨国民党对不起人民。对于联大的学生，我却不论何党何派一视同仁地爱护。有了错误当面诃责，有了困难也尽量帮助。因此学生送了我两个绰号，一个是“长官”，一个是“罗文直公”。“长官”的来源并不是骂我官僚作风，因为1939年一级的毕业生有大部分是我给介绍的职业。有些进步的学生是我掩护的，因此而不致被捕的大有人在。因此，1944年5月8日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上所开的文艺晚会，由我和闻一多的号召，竟到了三千多人。我在那天开会时所致的开幕词，现在检讨起来，始终没有离开“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顶多希望作到调和、妥协的统一战线。

1944年夏天，北大蒋梦麟（孟邻）校长突然接到美国朴茂纳大学请我去担任人文科学的访问教授。接到电报后，我曾经考虑了很久。当时反蒋的斗争已然尖锐化，一多、光旦^[3]等也劝我不要远离祖国。可是我从中学时代就梦想出洋，因为经济压迫和家庭牵缠，直到四十七岁才得到这个机会，如何肯失掉呢？所以我终于应聘了。那时想要得到官员护照，非得先到中央训练团受训不可。我宁可领普通护照坐三等舱，也不愿受那种法西斯的训练。朴茂纳大学答应到达后再付旅费，我出国前，只得把存在昆明的书全部卖掉，换了一点外汇，才勉强成行。刚到美国除去教六小时书外，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英文和了解美国人的风俗习惯方面。“客来而忙”是个小城，人口不过四千多，环境很优美。朴茂纳大学的前任校长晏文思，在岭南大学作过十三年校长，对中国人感情很好。这个小城的居民也不象别的地方那样歧视黄脸人。我当时全工全读，忙得没有一点儿闲暇。我所以把Clermant译作“客来而忙”足以代表我那时生活情况的一斑。这个小大学有两件出名的事：一件是学生里出了个电影明星罗勃·泰勒；一件是送了梅兰芳一个名誉博士。

我在“客来而忙”住了一年半，除了英文达到能听、能说、能写的程度外，对于本行的学问很少进步。1946年在伯克利加里福尼亚大学住了两个月，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对于本行学问才开始作进一步的探讨。当年8月移教耶鲁大学，每周只担任四小时的研究讨论班，指导两个研究生作博士论文，其余的时间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周围环绕着许多成名的老教授，他们那种自朝至暮，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1947年暑假又在密西根大学举办的语言研究所住了八个星期，会见了全美国的著名语言学者，并且选修了三种课程，对于美国语言学界的情况总算有了相当的认识。

在美三年半，听到闻一多被刺的消息，非常愤慨，激发了我热爱祖国的民族意识，于是毅然决然地在1948年7月3日离美返国。到达北京的那天，恰好是“八一九”，就是伪金圆券发行和国民党特务包围北大的日子！一进门就碰上这两件倒霉的事，感觉非常悲观。

回国后看见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比在昆明、重庆所见所闻的更加深了千百倍，对于各方面的民主运动却也失掉了联系，不由得又回到“学术第一”的躲避现实的世界，把自己关闭在东斋的斗室和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里，谢绝各方面的活动，除了广播一次“对于想到美国留学的人说几句话”外，也没发表任何言论或文字。起初只是整理十二年来散在各地方的书籍稿件，直到北京围城的前一个星期，承查夷平同志帮忙，才把存在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五大包重要书籍稿件都替我航运到京。还有一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到了12月16日，西郊已经解放，胡适已经走了三天，解放军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的时候，我还为校史和已故教师遗著两种展览忙碌了两整天。校庆那天接到南京的电报要用飞机接一批人南下，我毫不犹豫地立刻谢绝了。

围城五十天内，我一心只想把未完成的著作赶成一两部，万一北京解放后，北大不能存在，研究工作不能继续，我也可以达到“殉校”、“殉学”的志愿。志向一定，炮声和冷弹都对我毫无影响。我居然在旧历戊子除夕，1949年1月28日，完成了《语言与文化》初稿，重订《经典释文中的徐邈音辨》，并且在油灯底下把《恬厂五十自定年谱》写到十六岁。

北京城内守军和平解除武装后的第四天，北大汪子嵩同志找我来，问我对于大学教育的意见，并且希望我能做一点领导青年的工作。我对他说：“我过去固然没有革命的成绩，同时也没有反革命的记录。我是一个作研究工作的人，过去怎样，现在和将来还希望怎样。我只希望有研究学术的自由。至于领导青年的事情，自己觉得有些过时了。”“五四”返校节那天，我坐在台下听别人演说，“五四”文艺晚会，我站在民主广场听着一位一位介绍新文艺理论，想起当年我和一多发起第一个“五四”文艺晚会的盛况来，觉得我现在落伍了！我应该努力学习，赶上大时代！5月5日和5月9日，听了两次周恩来同志的讲演，第一次他说：共产党人应该避免骄傲与急躁；第二次他颇推崇学术研究的地位。6月11日在北京市委举行的一次座谈上，彭真同志说：“凡是从事脑力劳动，依靠薪金生活的人都属工人阶级，教育工作者也属于工人阶级。”这句话对我起了重大作用，我很高兴。因为我认识到我不是革命对象而是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从教授研究员联合会扩大为教职联，再进一步筹备北大工会和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工会，我都作了积极分子之一。跟我一块儿参加筹备工作的许多青年同志都以行动影响了我。我从闭门研究变为接近群众。

谢谢群众的鼓励，又让我参加了北京市一、二两届各界代表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这一切更给了我从实际学习的机会。

【注释】

[1]本文系罗常培先生生前撰写的自传，本刊采用时略有删节。——编者注

[2]指1950年。——摘抄者

[3]指闻一多、潘光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