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近代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道:“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的国家,在那里我们可以研究祖先崇拜的一切基本特征和一切特殊含义。”
炎帝既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其陵墓必然成为华夏子孙寻根谒祖的圣地。
第二章第三节已有分析,鹿原陂上的炎帝陵是炎帝氏族一位首领的骸骨之墓。民国以前,民间多称炎帝陵为“天子坟”,称鹿原陂为“皇山”,这也说明鹿原陂上确实葬了一位“天子”。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13]这不应该看成是关于炎帝葬地的最早记载。因为此“长沙”为西汉设立的长沙国或东汉时期的长沙郡。炎帝陵所在地酃县在宋嘉定四年(1211年)前是茶陵县的一部分,茶陵县只在西汉属长沙国,东汉建武元年(25年)至十二年(36年)属长沙郡,建武十三年(37年)后已改隶属。皇甫谧所处的西晋时代,茶陵已隶属湘东郡。[14]据此可以推定,“葬长沙”的说法并非皇甫谧首创,而是来自汉家史籍。也就是说,早在汉代就有关于炎帝“葬长沙”的记载。
图4-1 斜濑欧阳氏第二十五世孙世溁夫妇合冢墓志铭
炎陵县水口镇官仓下村欧阳家族藏有一套民国十二年(1923年)《炎陵斜濑欧阳氏重修族谱》,该谱牒证实,早在后晋时期(936—947年),朝廷就有对炎帝陵的祭祀。明嘉靖六年(1527年)《炎陵斜濑欧阳氏族谱序》记有炎陵欧阳氏的来源:“吾族始祖幼郎公系出江右庐陵[7]安德里欧阳之裔,后晋春官[8]尚书也。派分炎陵东江石嘴龙伏潭。”该谱还载有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欧阳氏第二十五世孙世溁夫妇合冢墓志铭,对先祖落基一事记得更详细:“欧阳氏先世鼻祖林启公为晋春官尚书,奉旨钦[9]祭炎帝之墓,赏爱酃之山青水秀,茂林幽雅,回旨(后),遂由庐陵安德里徙于酃西康乐乡,濒溪居焉。”这一资料雄辩地证明,早在后晋时代,朝廷已有祭祀炎帝陵的记录。
自宋代起,祭祀先代帝王陵形成制度。新朝肇始,均由礼部派员查访各帝王陵位置,布告确定,统一管理和祭祀。
《宋会要辑稿·礼三八》载:北宋乾德四年(966年),皇帝诏曰:“历代帝王,或功济生民,或道光史载,垂于祀典,厥惟旧章。……其太昊:葬宛丘、在陈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15]1603(www.xing528.com)
根据《元丰九域志》记载,荆湖南路的“潭州”在宋代是与“衡州”并列的二级行政单位。潭州下辖长沙、衡山、醴陵等十一县;衡州管辖衡阳、茶陵、耒阳等五县。[16]若以州论,则炎帝陵不在潭州而在衡州。之所以出现这一失误,是因为乾德四年时,朝廷尚不知炎帝陵具体位置,只是根据有关典籍中的“葬长沙”而认为在长沙县境,于是记在了长沙县的上隶机构潭州之下。乾德五年(967年),朝廷派员“始访得陵”,访陵之事被当朝大员苏德祥[10]记在了开宝六年(973年)重修炎帝陵庙的碑文上。[17]由于确定了炎帝陵的位置,所以开宝四年(971年)的诏书中,将炎帝陵置于衡州属地。[15]1605乾德四年诏书的失误正好反映了宋代朝廷寻访炎帝陵的真实历史。
湖南神农炎帝研究会副会长、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历史系主任吉成名教授认为:“乾德五年(967年),宋朝政府将位于今湖南省炎陵县鹿原镇炎陵村鹿原陂的一个土堆认定为炎帝陵墓 。”[18]这种说法缺乏对炎帝陵的基本了解。如果指堆为冢,乾德四年在长沙县“认定”一个即可,为何要在第二年派出官员跑到湘东南的大山里来查访?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在“茶陵军”属下之“古迹”部分将炎帝庙和炎帝墓分别记载:“炎帝庙”有如下文字:“在茶陵西南帝陵侧。乾德五年始访得陵,即诏建庙,见县令孙冠所记苏德祥碑阴[11]。”可惜这块珍贵的石碑已佚。“炎帝墓”的文字如下:“在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18]两段文字对比可知,北宋乾德五年(967年)朝廷派员前来鹿原陂寻访时,炎帝墓已经存在,炎帝庙才是访查认定之后下诏兴建的。
本书第二章已说得明白,炎帝氏族的中心聚落就在“茶安酃”地区,这更进一步说明,鹿原陂上的炎帝陵不是哪个朝代指定的土堆,它存在于浑涵浩茫的太古,系连着我国第一次农业革命。这座见证了数千年风云的陵墓就是中国的“金字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湖南炎帝陵的关心和保护更是世所共知。
1956年,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将炎帝祠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2年和1983年再次颁文将炎帝陵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炎帝陵题写墓碑:“炎帝神农氏之墓”。
199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炎帝陵题写陵款:“炎帝陵”。
1996年,国务院批准湖南炎帝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党和国家对炎帝陵的关心和保护,这座始祖之陵赢得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认同,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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