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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炎帝起于南方考^[1]——对徐旭生先生将炎帝归于西北集团的质疑

【摘要】新石器之初，中国南方开启了人类远古文明的新曙光——南方的原始宗教生成了炎帝。虽然《国语》中有“炎帝以姜水成”一说，但纯属托古之辞；渭河流域的姜人来自三苗，本为炎帝氏族的后裔。所以，徐旭生先生将炎帝归于上古西北集团的观点难以成立。

【关键词】炎帝；南方宗神；托古之辞；三苗后裔

1927年，蒙文通先生作《古史甄微》，首次提出上古时代三大集团的观点，即南方的江汉民族、西北方的河洛民族和东方的海岱民族。1943年，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以下简称《传说时代》）一书中，也提出三大集团观点，即西北方华夏集团、东方东夷集团和南方苗蛮集团。提法不同，各块的区域基本一致。

该问题的分歧在于炎帝的归属。蒙文通、傅斯年等先生将其归于南方，而徐旭生先生将其归于西北。他在《传说时代》中说：“（华夏集团）是三个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所以此后它就成了我们中国全族的代表，把其他两个集团几乎全掩盖下去。此部族中又分两个大亚族：一个叫作黄帝，一个叫作炎帝。《国语》内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1］40

根据炎帝起于南方拜火教的事实，炎帝应属南方集团。徐旭生先生的观点源于对南方远古文明认识的局限以及对《国语》托古之辞的过分依赖，在考证上也颇有附会之处，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讨论。

1　开启新石器时代曙光的南方远古文明

王玉哲先生在谈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时指出：“过去，考古界总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在历史上一向落后于中原，以为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后来才逐渐向南方传布。”［2］67徐旭生先生显然接受了这种片面观点，他在《传说时代》“序言” 部分，以西北华夏集团为主线，在讲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三件大事后，才提及南方的苗蛮集团。他认为：“（南方苗蛮集团）文化发展还滞留于落后阶段”，“北方所受他们的影响还不显著　”［1］5—8。以当时论，这种观点也不算错。然而，此后的考古发现却是颠覆性的。

1.1　“吾族开化，实始于南，不始于北”

201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美国专家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2万年的陶片，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陶器遗存［3］。

1993年和1995年，中国农业大学、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1万年以前的栽培稻谷，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古栽培稻［4］。

值得一提的还有湖南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遗址。“城头山的城市烟火存续了2000多年，历经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几个历史时期，直至石家河文化中期（距今约4000年），古城才遭废弃。”［5］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城头山遗址被制作成大型模型在中国馆展出，充分展现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这一主题。

恩格斯将人类历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认为，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从学会制陶术开始”［6］21。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在长江以南发现，证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第一缕曙光出现在中国的南方。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根基的民族，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在南岭北麓发现，说明南方才是中华文明的母体。

城市是人类智慧的综合表达，城头山遗址的发现，足证南方远古文明之光华。

20世纪30年代，吕思勉先生就指出：“吾族开化，实始于南，不始于北”。［7］45半个世纪后，大师的断言等来了一群沉默的证人。

1.2　曾经“北上而有天下”的炎帝氏族

1927年，蒙文通先生说过：“神农固起江汉之间，北上而有天下，都于陈，又徙鲁。”［8］46“炎族北侵，利在变麦田为稻田　。”［8］48

20世纪80年代，考古界提出“长江流域及以南的稻作农业文化区”“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文化区”的理论印证了蒙先生“变麦田为稻田”的论述。

1930年，国学大师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记述了南方部落曾经的势力范围：“祝融诸族在虞、夏、商、周间的分布，实在洛邑迤东，河南北岸甚宽广之区域，东经许郑（河之南）卫（河之北）各地，逾曹滕诸境，直括淮水之北，凫峄之阳，而抵瑯琊东海。又有西北上的一支，在河东汾水区域。更有西南部的一堆，在今湖北境汉水中流。”［9］122这个范围大致覆盖了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傅先生还指出：“以祝融为宗神宗祖之诸姓，虽在夏商起来之前占据中原，但毕竟是和南方有牵连的民族。”［9］128

关于炎帝氏族与祝融诸族的关系，蒙文通先生认为“祝融亦为炎帝”［8］46。吕思勉先生认为“炎帝者，祝融之异名”［7］86。 傅斯年先生认为祝融“后称炎帝”［10］570。三位大师的观点指向一处：“祝融诸族”也就是“炎帝氏族”。

在新石器初期，不是北方文明向南发展，而是南方文明向北推进。历史上所说的黄帝、炎帝阪泉之战，当是新兴的西北部落与“北上而有天下”的南方部落争夺中原的战争。这种争夺一直延续到商周之季，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夏商两代，祝融诸姓被新兴大国所驱除，……到殷商之亡，更有力气的周民族进来，尤其把倒运的祝融后代驱除了一阵。”［9］128

徐旭生先生因当时考古发现所囿，导致对南方远古文明认识上的缺失，实乃时代之局限，然其所论之误不得不指出。

2　植根于南方的万古炎帝

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成人类美丽童年的诗篇，中华民族的童年也是一部美丽的神话诗，而诞生于原始宗教的帝系神话又是这部史诗的主旋律。

顾颉刚先生认为：“古史人物即由神话人物转变而来。”［11］650 蒙文通指出：“五帝固神祇，三皇亦本神祇，初谓神，不谓人也。”［8］16该论述道出了炎帝的本质：是神而不是人。

2.1　起于南方拜火教的部落宗神

傅斯年先生说：“古者中国南方有拜火教，诸部落奉此教者之宗神，以象物言之曰祝融（后称炎帝），以象功言之曰神农（农融古当为一词） 。”［10］570他在述及《史记·楚世家》关于重黎“光融天下”的记载时说：“此所谓光融天下，已暗示其为南方拜火拜日之教。盖祝融正可译为司火。重黎两族，盖南方之拜火教也。”［9］123他在论及祝融诸姓在中原时期的文化时又说：“则神道为拜火之教，族类为来自南方之人，亦甚明白。”［9］128

第一，拜火教的部落宗神。

《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12］1567《左　传·哀　公九年》：“炎帝为　火　师，姜　姓　其后也　。”［12］1901《左传》一书言及炎帝者仅此二处，可见“火师” 之于炎帝，在这部经籍中是固定的。

“火师”之“师”，依何星亮的解释为：“自然神观念产生之后，……有些地区或民族在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名称后加上表示尊称的称谓‘公’‘伯’‘师’‘爷爷’‘伯公’‘婆’等。”［13］22据此，“火师”就相当于“雷公”“河伯”之称谓。《昭公十七年》和《哀公九年》的记述说明，炎帝是拜火教部落的宗神。

第二，南方部落的宗神。

《墨子·节葬》：“楚之南，有炎人国者……”［14］101关于“炎人国”，《列子》一书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　。”［15］206

《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五十五里，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名曰帝女之桑。”［15］170这位“帝女”即是“南方赤帝女”。据《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广异记》注：“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赤帝见之悲恸，诱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曰帝女桑。”［16］4086

徐旭生先生在论及传说时代的资料时，认为“综合材料比未经系统化的材料价值低”。未经系统化的材料虽然零散，却是“零金碎玉”，要“把后一项零星资料小心地搜集和整理起来，洗刷掉它那神话的外壳，找出来可信的历史核心”［1］31。《墨子》《列子》关于“炎人国”的记载和《山海经》关于祝融、炎帝的记载正是这样的“零金碎玉”。同时，根据徐旭生先生关于资料等次的意见，《墨子》《列子》《山海经》产生于先秦，当属一等资料［1］33，价值不容低估。上述看似零散的材料证明，炎帝是起于南方的部落宗神。

傅斯年先生在前面的论述中提到，原始时代的先民还没有抽象的天神观念。何星亮先生也认为“凡早期各氏族中所崇拜的神全是属于本氏族的，没有超氏族的。超氏族的神或帝的出现是相当晚期的。商周之交恐怕正是氏族神与超氏族神嬗变的时期”［13］55。炎帝也不例外，在商周之前，其身份仅是部落宗神。

2.2　主司南方的五行帝

顾颉刚先生在《昆仑传说和羌戎文化》一文中谈到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间节点：“在夏代以前，亚洲的东大陆上林立着不同的种族、政治、社会组织和文化传衍的或有关联或无关联的无数部落，经过夏、商、周三个大朝的一二千年的陶铸和经营，才把统一的‘中国’逐步建立起来，也把‘华夏’的民族意识培养成功了。”［11］651

由于民族的融合，炎帝、黄帝等影响大的部落宗神就逐渐演进成了普天共敬的上帝。《史记·封禅书》有秦灵公“作下畤祭炎帝”之语［17］，说明战国初期，炎帝已从部落宗神演化为上帝。

战国晚期，五行学说盛行，凡事必言五。清代学者崔述《补上古考信录》谈到：“自战国以后，阴阳之术兴，始以五行分配五帝，而《吕氏春秋》采之，《月令》又述之。遂以大暤为木，为春；炎帝为火，为夏；少暤为金，为秋；颛顼为水，为冬；黄帝为土，为中央。”［18］39

《淮南子·时则训》关于五方与五天帝、五佐神对应的记载如下：

东方之极……太暤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中央之极……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西方之极……少暤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北方之极……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19］432—436

在这些句式整齐的记述中，炎帝是为火、为夏、主司南方的五行帝。

2.3　“南方火德之帝”

战国末年，阴阳家邹衍感于“国君淫侈不尚德”，运用五行学创制“五德终始说”。“五德”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要素的性能，“终始”指“五德”周而复始的运转。邹衍认为，历代王朝均按五德次序轮替。《吕氏春秋·应同》“凡帝王之将兴”一段话被认为是邹衍的原文。文中只排列了四代帝王：黄帝土德、禹木德、汤金德、周文王火德［20］303。秦有天下，遂以水德补文王后［17］75。

西汉末年，刘歆作《世经》，依据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制作了一套上起庖牺、下至当时的新五德帝王谱。刘歆认为，天、地、人的运行有一个齐同归一的原点，这个原点便是“太极上元”，它既是历法纪年的起点，也是五德帝循环之发端。《易·说卦》：“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震在东方　”［21］。东方木也，木德之君即是帝王谱的起点。

《世经》开头引用《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的故事，移植出一个帝王谱：“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22］435再根据《易·系辞下》之包牺、神农、黄帝、尧、舜五帝的排序，将黄帝之前的大昊附会庖牺氏、炎帝附会神农氏，“炎帝神农氏”的称号由此产生。至于共工，因为属于水德，不在其序，故排除之而以颛顼补于少昊后［22］436。

表1　《月令》五帝与《世经》五德帝的对照表

通过表1可以看出，炎帝神农氏虽为五德帝，其根仍在五行中。

东汉学者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训》：“赤帝，……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19］433

《世经》将宇宙的发生与人类的起源合而为一，堪称儒家“天人合一”的佳构杰作，加之刘歆的学术地位和王莽的力推，儒者无不风从。东汉郑玄注《礼记》，高诱注《淮南子》，三国贾逵注《国语》，西晋杜预注《左传》，唐代司马贞作《三皇本纪》，均援《世经》之说，以炎帝神农氏为一人。“炎帝神农氏” 的称号因此深入学界、广播民间。

需要指出的是，《世经》毕竟是附会之作，刘歆的苦心孤诣也一直为严肃学者所诟病。崔述认为《世经》是“谶纬之作”“后儒附会之说”［18］40。顾颉刚专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也对刘歆的附会一一揭示。

以上便是炎帝这一神话形象生成和演变的过程，一个由宗教贯穿始终的过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演变中，炎帝始终没有离开“南方”这一地域概念。

顾颉刚先生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讲到：“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全是神话。……所以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像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是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11］16这段话对我们理解传说时代的历史、把握炎帝这一形象的宗教本质无疑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3　《国语》的“托假”

徐旭生先生在《传说时代》中依据《国语》中的一段记载研究得出：“我们的祖先有一部分，此后就叫作华夏族，内中有一个叫作少典。它与有蟜氏族为互通婚姻的氏族。……从这个氏族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氏族：一个住在姬水旁边，此后得了姬姓，就叫黄帝氏族；另一个住在姜水旁边，此后得了姜姓，就叫作炎帝氏族。”［1］5这是他将炎帝归于上古西北集团主要观点的来源，然而正是这一研究明显存在着错误。

3.1　晋人的托古之辞

这段话原出春秋时期晋国司空胥臣之口，相关的文字如下：（略有删节）

秦伯归女五人，怀嬴与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挥之。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囚命。秦伯见公子曰：“寡人之适，此为才。子圉之辱，备嫔嫱焉，欲以成婚，而惧离其恶名。非此，则无敌。不敢以礼致之，欢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听。”

公子欲辞，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今子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23］336

上文大意是晋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逃到秦国，秦穆公将五个秦女许给他，其中有个叫怀嬴的曾是晋怀公（名圉）的妻子，晋怀公是重耳的侄子，重耳因此独对怀嬴冷漠。陪伴重耳逃亡的胥臣力劝重耳接纳怀嬴，于是编造黄帝二十五子不能同德，黄、炎即使是兄弟也用师相残两个故事来说服他。

清人崔述评曰：“盖《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托于古之圣人。”［18］35

3.2　托古成了“托假”

“托古”之风盛行于春秋战国，《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19］1355这就像我们今天写论文，要引经据典读者才会相信。但今天的引据有籍可凭，而彼时的托古却是根据传说。由于传说的不可靠，托古变成“托假”是常有的事。

王玉哲先生已对“黄帝之子”的故事提出质疑：“这一段关于黄帝之子的传说，内容有矛盾，也有许多附会之处。”［2］75

细审“黄炎为兄弟”，同样前后失据。

《晋语》：“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国语》注家韦昭云：“言生者，谓二帝本所出生也。”［23］336但司马迁《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17］1，并未言及炎帝。汉人戴德作《帝系》，也只说“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24］777，同样没有炎帝。炎帝、黄帝何来一母所生？

《晋语》云：“炎帝为姜。”但《郑语》却说：“姜，伯夷之后也。”［23］469伯夷即伯夷父，是尧时的祭司。同一本书，在说法不一致的情况下必有一假。以《山海经·海内经》验之：“伯夷父生西岳（即四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15］248可见《郑语》言之有据，而《晋语》空口无凭。

《左传》也并不认为炎帝姓姜。《哀公九年》已明说姜姓为炎帝之后。《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大岳之后也。”杜预注：“姜姓之先为尧四岳。”［12］311四岳即大岳，炎帝之后。

晋人为何强拉黄、炎为兄弟？古文字学家兼古史学家丁山先生认为：“自所祭祀的民族看，岳帝（炎帝）是姜姓的上帝，黄帝是姬姓的上帝，因为‘姬姜’联合起来推翻了殷商王朝的统治权，所以《晋语》里也将两族的上帝结拜成兄弟，而有‘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的神话”［25］419。

孔颖达在《左传·哀公十三年》正义中说：“《国语》之书，当国所记，或可曲笔直已，辞有抑扬，故与《左传》异者多矣。”［12］1924

3.3　渭水之姜来自三苗

前文已提到黄帝氏族与以炎帝（祝融）氏族争夺中原的战争，《尚书》之《舜典》《大禹谟》《禹贡》《吕刑》以及《吕氏春秋》《墨子》等多部先秦史籍记载了这场斗争的延续。

《尚书·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26］65—66上述“四凶”除鲧出自颛顼，共工、三苗、驩兜均自炎帝部落。“窜三苗于三危”就是将三苗驱赶到西部边远之地。

《吕氏春秋》：“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后。”［20］65

《尚书·舜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26］82孔颖达注云：“北，背也，善留恶去，使分背也。”也就是通过考察，对西域的三苗进一步分化，将一些不肯归服的再次驱赶到更远的地方。

《尚书·禹贡》记载了三苗在西裔定居的状况：“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孔氏注云：“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　。”［26］155

前面引述的《山海经·海内经》和《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已有姜族为四岳之后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姜戎驹支回答晋臣范宣子的话：“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12］1053姜戎氏本身也承认是炎族的后裔。

《后汉书·西羌传》指出了西羌与三苗的联系：“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西南羌地是也。”［27］1731《后汉书》虽为刘宋时期的史著，但对于《西羌传》的价值，顾颉刚作了特别的肯定：“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书》的发现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用了。”［11］668

一般人认为羌戎是牧羊氏族，难以和从事农耕的三苗连在一起。但蒙文通先生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与姜戎驹支的对话指出：“‘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而分食之。’ 则西羌固是耕稼之族。”又据《后汉书》“羌无弋爰剑亡入三河间，……爰剑教之田畜”，再次指出“羌亦耕稼之族”［28］78。

同时，现代两位史学大师也同样肯定了西北姜姓与南方炎帝氏族的嗣承关系。吕思勉认为：“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其初固当在东南。后来姜姓之族，多在西方，盖亦因洪水而西迁，未必尽舜禹之所窜逐也。”［7］89

傅斯年认为：“此一崇拜（指南方拜火教——笔者），其祠祀中心，原在江汉衡湘，后来秦岭山脉中姜姓部落（即上古之羌），奉此祠祀，于是有炎帝神农氏之混合号，于是神农氏为姜姓之祖矣。”［10］570

4　徐旭生先生的“附会”

徐旭生在《传说时代》一书中，以“华夏集团”一节，花了约1000字的篇幅论证炎帝发祥于渭水上游，归纳起来分为以下三点：第一，典籍所载关于姜水、姜氏城等地名经实地考证属实；第二，姜城堡附近有“很好的彩陶遗址”；第三，这一带有关于神农、姜嫄、姜太公的传说。徐先生认为这些“文献内的材料，考古方面的材料，民间传说的材料”［1］41—42，“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1］42。这一说法看似成立，但明显存在研究方法上的“附会”之嫌。

第一，“姜氏城”就是因为姜人而得名，“姜水”也不例外。徐先生的考证只能证明这一带有姜人活动，并不能证明它就是姜人的发祥地。

第二，尽管《山海经》中早有祝融、炎帝在南方的传说，但徐先生一方面认为包括《山海经》在内的先秦资料，属一等资料，“如果没有特别可靠的理由，绝不能用第二等三等的资料非议第一等的资料”［1］33。而另一方面又将他采访到的民间传说否定第一等资料，完全无视《山海经》中的记载。

第三，对《国语》中“生”的曲解。《国语·晋语》中有“黄炎为兄弟”之说，此说之疑已于前文。徐先生为了让这个故事显得合理，将其中“生黄帝、炎帝”解释为“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氏族”。“生”等于“分出来”吗？《国语》中还有18个“生育”之“生”，摘录如下：

《卷七　晋语一》：

褒姒有宠，生.伯服。

献公伐骊戎，……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骊姬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卷十　晋语四》：

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奔）。

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俊才。

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

《卷十四　晋语八》：

叔鱼生.，其母视之，……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

《卷十六　郑语》：

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

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弃之。

（周幽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为后而生.伯服。

《卷十七　楚语上》：

昔陈公子夏为御叔娶于郑穆公，生.子南。

《卷二十　越语上》：

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

以上18个“生”均是“母胎所产”，缘何第19个就成了细胞之分裂？

第四，将“允姓之奸”与姜戎混为一体。徐先生曾针对“姜姓本出三苗”一说提出了辩驳意见：

为《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县名）之西南羌地是也。”这样说，那姜姓本出苗蛮，以后才到西北方。此说本于《左传》。《左传》屡次说到姜戎，并且《襄公十四年》“传”明说“谓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昭公九年》“传”又明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所指的都是姜戎。这样，似乎三苗属于姜姓不成问题了。但这里有很重要的一句，大家对它却不够注意，也没有在那里生出疑问，所以也没有设法去解决它，误会就是从此生出。很重要的一句就是紧接“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下面的“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姜戎明明姓姜，何以又骂他们为“允姓之奸”？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今日浅化人民中间，统治家族与被统治阶级不属于同氏族人的情形，时常遇见。姜与羌本属同源，为西方著名的氏族。把南方的“允姓之奸”迁移到那边，使姜姓的首长管理生业，也是很可以有的事情。戎子驹支自述他华贵的种姓，就说“四岳之裔胄也”，周王的臣下斥猾夏的戎蛮，就骂他们为“允姓之奸”，这里并没有一定矛盾的地方（因为在“姜姓”二字后面加“之奸”二字就太古怪了）。因为三苗氏族窜到西北的一部分曾同姜姓发生过关系，就说他们的氏族完全属于姜姓，这种用偏赅全的办法是很不对的。［1］123

从徐先生的这一段论述不难看出，他已将允姓戎和姜戎氏混为一谈。对此，我们不妨对照《左传·昭公九年》原文进行分析：

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12］1459—1462

“以御螭魅”者，典有所据也。《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2]，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孔安国云：“螭魅欲害人，则使此四者当彼螭魅之灾，令代善人受害也。”［12］670《昭公九年》特以梼杌代四凶，言因有三苗居西裔，“允姓之奸”方不得迫近中原。征之原文，三苗与“允姓之奸”明显是两回事。

杜预注“允姓之奸”云：“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一个“俱”已将两者分开。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尚书》云：‘窜三苗于三危。’此言允姓居于瓜州，时同而人别，知与三苗俱放三危也。”［12］1461“时同而人别”，何等清楚！不知徐先生为何将其混为一体？

5　结语

《国语》中“炎帝以姜水成”是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谎言。自晋以来，皇甫谧、司马贞、罗泌等皆以炎帝“长于姜水”。现代史学家中，尚有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吕思勉（《先秦史》）、王玉哲（《中华远古史》）、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等将炎帝归于西北，其中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使得上古炎帝起于南方的事实几乎湮灭。

其实只要细读《国语》原著，即可发现它无非是春秋之人托古的诓言。历代巨儒鸿生、现代史学大家不可能识别不出来（例如王玉哲就对“黄帝之子”提出过质疑），何以时至今日学界之人宁可信其诬，不愿信其无呢？笔者学识有限，期待大方之家给出更好的解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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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3]——兼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商讨“炎帝故里”问题

【摘要】湖南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和稻作农业的诞生地，也是炎帝族中心聚落的所在地，湖南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认为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的说法缺乏关键证据支持，因而难以成立。

【关键词】炎帝故里；湖南；拜火教；稻作农业；中心聚落

2016年1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山西高平神农炎帝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某大学历史学系一位副教授发言称从《山海经》等史料中有关于山西出现“烛龙”（山西煤矿在地下自燃的现象）的记载，由此认定“炎帝是山西人”。［1］267当晚20时50分，中国新闻网就以《中国炎帝研究学者发布新成果：炎帝就是山西人》为题作了报道。［1］328随后，《中国文化报》、凤凰网、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媒体相继转载。原以为该教授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热闹一阵过后会归于平静，但不想其竟然成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定论。当年4月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高平市编印的本次研讨会论文集以“炎帝故里山　西高平”为名正式出版，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震中教授。

2017年11月2日，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神农炎帝文化交流研讨座谈会”在台湾新北召开，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希清教授在会上做了学术讲座。张教授说：“从考古发现、典籍记载、民间风俗等不同角度，印证了山西高平是神农炎帝故里，并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神农炎帝文化体系。”［2］

既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认定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论证，因为“炎帝故里”之所在不但涉及炎帝文化研究的基础，更涉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

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吗？

炎帝是个神话人物，又被奉为炎帝氏族的始祖，所谓“炎帝故里”，从个体生成的角度说，应当是拜火教的发源地；从集体生成的角度说，应当是农耕文明的诞生地；从氏族根基的角度说，应当是炎帝部落聚落中心的所在地。至于张教授说的“考古发现、典籍记载、民间风俗”只是某一事物存在的证据体系而不是它的发展体系，更不代表它的源头。

事实证明，广阔的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

1　湖湘大地是原始拜火教的发源地

1.1　炎帝的本质是火神，神农氏也是“后人想像称述”

恩格斯指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这种神被假想为民族的祖先。”［3］历史学家蒙文通认为：“五帝固神祇，三皇亦本神祇，初谓神，不谓人也。”［4］16上古史专家徐旭生也认为“古人所称的帝就是现在人所称的神”［5］198。

关于炎帝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这部儒家经籍两处提到炎帝，均以炎帝为“火师”。《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6］1567《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6］1901“火师”即是火神，是以火作标识的部落之宗神。

东汉班固编写的《白虎通》是当时上自天子、下迄儒生的学术共识，该书之《五行》言：“炎帝者，太阳也。”［7］此“太阳”即是火之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专家何星亮也认为：“炎帝是古代的火神之一。”［8］284

商周之际，由于大一统观念的影响，炎帝、黄帝等一些影响大的部落宗神上升为天帝。后来的人崇尚祖先崇拜，遂将炎帝人化，《国语》那段“少典生黄帝、炎帝”的故事便是炎帝人化的代表。

至于神农氏，也是战国时期由楚人许行抬出的一尊神。［9］9 国学大师钱穆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时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时期，庖牺氏代表畜牧时期，神农氏代表耕稼时期。此等名号，本非古所本有，乃属后人想像称述。”［10］郭沫若也认为，所谓神农“实则指原始社会进程中的初级农业阶段”。［11］

炎帝身份的演变及其与神农氏的附会，拙文《上古炎帝起于南方考——对徐旭生将炎帝归于西北集团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中已有介绍，恕不展开。［12］169-171

1.2　最早的拜火教

何星亮先生指出：“火神形象是在火神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8］360而火神观念的具体表达则是火崇拜。国学大师傅斯年讲到：“古者中国南方有拜火教，诸部落奉此教者之宗神，以象物言之曰祝融（后称炎帝），以象功言之曰神农（农融古当为一词）。此一崇拜，其祠祀中心，原在江汉衡湘。”［13］傅氏之言说明炎帝是拜火教部落的宗神，生成于南方的拜火教。考古发现证实，拜火教发端于湖南。

（1）最早的太阳崇拜和凤凰崇拜

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洪江市高庙遗址出土距今7000—7500年的一些陶片，发现有“火”“⊙”等符号，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高庙早期文化多次出现太阳崇拜图案［14］，此前，甘肃大地湾的文字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可能有文字意义的符号”，高庙遗址颠覆了人们的认识。

这些最早的太阳符号表明，高庙先民早在7000多年前已经有了对太阳的崇拜。《周易集解纂疏》引东汉经学家荀爽语云：“离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15］日为火之精，对太阳的崇拜就是对火的崇拜。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文中说：“此所谓光融天下，已暗示其为南方拜火拜日之教。”［16］123说明南方的拜日教就是拜火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专家何星亮也认为：“太阳崇拜与火崇拜是相互关联的。”［8］371

2004年3月25日，国内多家主要媒体转发了新华网长沙的一则消息：“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日前出土的一个白色陶罐上，戳印有我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距今已有7400年的历史。这一发现为揭开凤凰‘诞生’之谜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实物资料，震惊了考古专家。”［17］2006年2月16日《光明日报》又报道：“湖南省怀化市洪江高庙遗址被认为是迄今全国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祭祀文化遗址。”“在怀化高庙遗址中出土的陶器表面，大都绘着类似兽面、太阳和神鸟的结合体。”“有关专家表示：这些图案可以证明中华民族的‘凤凰’崇拜始于高庙文化。”［18］

在古代，凤凰是火的象征。《鹖冠子·度万》：“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19］《初学记》引《演孔经》云：“凤，火精。”［20］这些对先人文化的解读说明，凤凰崇拜也是火崇拜。既然凤凰崇拜始于高庙文化，高庙即是拜火教的发源地。

（2）最早的火焰崇拜和石头崇拜

据湖南文理学院曹卫平教授介绍，在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距今6500年）的祭台上一共清理出49个祭坑。一是祭坑中有的积满草木灰，或一层黄土夹一层草木灰；二是坑内出土了较完整的陶器或可复原的陶器；三是坑底满铺红烧土或坑内积满红烧土块，或置放大块红烧土块；四是坑底置放大块砾石；五是坑底或台阶上置放大块兽骨。此外，在祭台附近共发现三处比较平整的红烧土堆积，有厚1厘米的草木灰覆盖，灰中有零星碎陶片，作者认为“不排除铺成后其上曾有燎祭一类的祭祀活动”［21］27。

何星亮先生说过：“人们崇拜火，最初崇拜自然的火。在举行祭火仪式时，烧起一堆火，把火焰当作火神象征，人们向火焰叩头、跪拜，往火里撒酒、肉等祭品。”［8］380据此可知，城头山祭坑内丰富的草木灰应是先民举行祭火仪式的遗存。祭坑内的陶器或大块兽骨，应是先民向火神呈献祭品的遗存。

祭坑内的砾石，可用何星亮的观点解释：“一些石块（如燧石）能摩擦起火，也是古人崇拜石的原因之一。”“原始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摩擦石块起火的真正原因，以为石块有某种神秘的属性，是有灵性的。因而感激它，崇拜它。”［8］348砾石是可以生火的工具，将它们供在祭台上，也应是对火的祭拜。

至于祭坑内的红烧土，应是为了延长燃烧时间而分层铺在柴草上面的。

曹卫平教授指出：“较之我国新石器时代同期的其他文化遗址，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处于领先水平。”［21］26说明城头山先民的火焰崇拜和石头崇拜同样开了全国先河。

上述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的火崇拜遗存证明湖南是拜火教的发源地。炎帝既是拜火教的部落宗神，也必定出自湖南。

1.3　古籍和民间传说的佐证

先秦典籍中不乏南方炎帝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五十五里，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名曰帝女之桑。”这位“帝女”即是“南方赤帝女”。晋人郭璞引《广异记》注云：“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赤帝见之悲恸，诱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曰帝女桑。”［22］170-171《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面人身，乘两龙。”郭璞注：“火神也。”［22］206

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炎帝者，祝融之异名。”［23］86蒙文通认为“祝融亦为炎帝”［4］46，傅斯年先生也说祝融“后称炎帝”。三位大师的观点指向一处：“南方祝融”即是“南方炎帝”。

屈原《远游》进一步证实炎帝之神游息于湖南九疑山：“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朱熹注：“南疑，九疑也。”［24］屈原是楚国三闾大夫，司掌着昭、屈、景三大贵族的祭祀和子弟教育。他说炎帝之神游息在湖南九疑山，绝非凭空臆造。(www.xing528.com)

九疑山有“大”“小”之分。小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又名苍梧山，舜帝葬地。大九疑即九疑山区，《水经注》描述了它的范围：“磐砦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25］任俊华教授认为：“所谓九疑山区实际是以南岭山脉为主体，东接罗霄山脉的广大地区。”［26］

九疑山区具有十分集中而又年代久远的考古发现：广东韶关市马坝人遗址，距今12.95万年至13.5万年；湖南道县福岩洞遗址，距今8万年至12万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1.2万年；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距今7500—9000年；还有韶关市石峡文化遗址，等等。上述考古发现说明了这一地区史前文化之丰厚。

古史学家丁山认为：“任何古代民族都有天神住居山巅的传说。”［27］由于九疑山区是新石器文化的策源地，又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因此以炎帝为宗神的先民自然奉九疑山的群山之巅为炎帝之神游息之所。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与舜帝浪漫凄美的故事相比，这一带关于炎帝的传说多是与消除饥饿有关，兹举三例。

神农教耕于嘉禾：湘南学人王万澍编的《衡湘稽古》引《嘉禾县学记》云“嘉禾，故禾仓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狥其实曰嘉禾县”。［28］7

赤制氏作耒耜于耒山：《衡湘稽古》载，炎帝设计田器，“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水经注》曰：‘县盖因水以制名。’然水乃因事，为作耒而得耒名矣。”［28］9耒山，即今湖南桂东县与炎陵县交界的烟竹堡。因耒水得名的耒县即今之耒阳市，秦时置县，可见这一传说产生的时间不会晚于战国。

赤粪氏作杵臼于舂溪：《衡湘稽古》载，“炎帝之臣赤粪氏作杵臼于舂陵，……舂溪之所由名也。《水经注》曰：‘舂陵乡盖因舂溪为名，汉长沙定王发以为舂陵县。’”［28］9舂陵县故址在今宁远县柏家坪一带，秦时所置，其传说同样产生于秦以前。

湖南因炎帝传说而得三个古老县名，只有其为炎帝文化的藏精之所才有如此幸运。

关于炎帝在北方的资料，只有《国语》那段“炎帝以姜水成”的话。此话源自《晋语四》内一个“重耳逆怀嬴”的故事。清代辨伪学家崔述评曰：“盖《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托于古之圣人。”［29］拙文《质疑》对此也有详细分析，恕不重复。［12］171—172

2　湖湘大地是稻作农业的诞生地

湖南因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东是罗霄山脉，西是云贵高原，南是五岭山脉，北是滨湖平原，整个地势是一个三面环山、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盆地之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十分适宜动植物的繁衍生息。

第四纪冰期时代，南岭是中国大陆重要的潜在植物避难所，在冰期复暖的条件下，这些保存下来的物种又从避难所扩散，重新分布。［30］在物种“重新分布”的过程中，湖南当是最先蒙惠的地区之一。考古成果证实，正是南岭之阴的这个马蹄形盆地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国稻作文明。

2.1　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粒人工栽培稻

据2005年3月2日《光明日报》载：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南岭北麓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出土了一粒被证明是1.2万年前的古栽培稻。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介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是研究农业起源重要的材料。”［3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等多位国内外考古专家认为：“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可能是从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发展而来。”［32］

专家的意见说明南岭的洞穴文明催生了湖南的稻作农业。

2.2　澧县彭头山：中国稻作农业的诞生地

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澧县彭头山遗址发现陶片中夹有大量稻壳和稻谷。研究人员认为：“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稻作遗存的发现，它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稻作农业资料。”［33］

农业考古专家卫斯指出：“是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人最早创造了中国的稻作文化。”［34］17

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大学张之恒教授认为：“距今8000多年澧水下游水稻的栽培已经越过了选育、驯化阶段，而进入到稻作农业的诞生阶段。”“长江流域属于稻作农业诞生阶段的新石器文化，只有彭头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未发现这一阶段的稻作遗存。”［35］206—210

与南方稻作农业形成对比的是北方粟作农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原副理事长张履鹏教授认为：粟的栽培最早是河南裴李岗和河北磁山两处遗址，距今分别为7500年和7300年。［36］与彭头山相比，时间要晚1000多年。事实证明，中国的农耕文化诞生于湖南。

2.3　稻作文化向中原的传播

稻作农业在湖南澧阳平原产生后，开始沿长江东扩西进，并且北上中原，在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形成大片稻作农业区域。其中北上中原又分东西两路。

卫斯描述了西路的“南阳通道”：“溯汉水入陕南，入丹江口直至中原。”［34］17

旧石器考古专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室主任李占扬描绘了东路的“江淮通道”：“走长江中游地区进入黄淮河平原。”［37］151

李占扬教授十分客观地肯定了南方文明对中华文明作出的贡献：“使用细小石器的猎人们向北撤离以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文化到来之前，一直处在文化的真空，之间经历了大约2000年‘无人期’。”“史前学者习惯于将华南地区距今1.1万年至1.6万年的文化称为过渡期文化。1万年前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应来自洞穴中的过渡期文化。……洞穴新石器文化形成后快速发展并向北扩展，彭头山文化和贾湖文化均是发展并向北扩展的重要阶段或驿站，……新石器文化向北发展中，找到了更适合自身发展的环境，使其得以迅猛发展，以至于这种进步文化继续向北拓展，到达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发达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并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夏、商、周崛起等积淀了重要的物质基础。”［37］151—152

国学大师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记述了南方部落曾经的势力范围：“祝融诸族在虞、夏、商、周间的分布，实在洛邑迤东，河南北岸甚宽广之区域，东经许郑（河之南）卫（河之北）各地，逾曹滕诸境，直括淮水之北，凫峄之阳，而抵瑯琊东海。又有西北上的一支，在河东汾水区域。更有西南部的一堆，在今湖北境汉水中流。”［16］122这个范围大致覆盖了黄河的中下游和长江中游。

如前所述，祝融即炎帝，傅氏所说“祝融诸族”就是炎帝氏族。由于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在中原一带发现炎帝氏族的遗存并不意外。傅斯年指的“河东汾水区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这些地区的农耕遗存再丰富也只是“流”而不是“源”，是婴儿脱离母体后的成长壮大。

中国神话学会主席袁珂指出：“炎帝与神农……既经合而为一，他们的神话就相互渗透，不可分解了。”［38］在中国文化上，炎帝神农氏作为首创农耕的符号已经固定。现代考古证明湖南才是农耕文明的诞生地，也是炎帝氏族的发祥地。

3　湘东南：三苗族的中心聚落

3.1　三苗族就是炎帝族

徐旭生先生认为：“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5］58“三苗”犹“南蛮”，是得势后的北方部落对失势的南方部落的蔑称。以下资料证明，三苗部落就是炎帝部落。

其一，《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姜戎首领驹支回晋臣范宣子云：“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6］1053说明姜戎氏是炎帝（四岳）之后。《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39］1731则说明姜戎是三苗之后。《西羌传》虽作于南朝，但对于它的价值，顾颉刚作了特别肯定：“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书》的发现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用了。”［9］668

两相对比，则三苗族即为炎帝族。

其二，东吴学者韦昭注《尚书·吕刑》：“三苗，炎帝之后　。”［40］

其三，吕思勉：“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23］89

3.2　三苗族的中心聚落在湘东南

（1）文献资料的记载

其一，《墨子》中的“炎人国”在湘中南。《墨子·节葬》：“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注：亲戚即父母。）［41］101原始社会中期，同一部落的先民形成了中心聚落，“炎人国”就是炎帝族的中心聚落。

有人据《鲁问》训“炎人国”为“啖人国”，谬矣。“炎人国”行的是二次葬，而《鲁问》记“啖人国”是另一回事：“楚之南，有啖人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41］205这个吃长子的部落叫“桥”，与炎人国是两回事。

我们还可以将“炎人国”的位置定得更具体一些。湖南省岳阳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中一经过对出土文物和墓葬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楚人主要是沿江向东发展，……楚人完全征服湖南境内的地方民族，其时代则到了战国中期偏晚了。”［42］墨子是战国初期人，其时楚人已经沿江发展，所以他所说的炎人国不会在湘北，而在湘中南。

其二，《山海经》中的三苗国在“赤水”东南。《山海经·海外南经》：“三苗国在赤水东。”［22］193据顾颉刚介绍，民国时期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认为《山海经》中的赤水是一条类似于巴比伦神话中的河流。［9］650它发于西北“昆仑之虚”、穷于南海“泛天之山”［22］294、364，纵贯了大半个中国。仅以“赤水东” 来定三苗国的位置当然困难。但《海内经》又说：“南方……有苗民。”郭璞注云：“三苗民也。”［22］455—456至此可确定三苗国在赤水的东南方。

图1　朝鲜《天下图》保存的《山海图》（局部）

《山海经》的研究者认为：《山海经》本有《山海图》作依据，“经”是对“图”的诠释。原本《山海图》已佚，后人依据有关文字制作了不同版本的《山海图》。在所见到的各种《山海图》中，衡山赫然居于中央，而赤水从衡　山西南经过（如上图）。这为《后汉书》所记的三苗国提供了更精确的定位。［43］

其三，《后汉书》的三苗国“其国近南岳”。前引《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许嘉璐主编的译本作“羌姓国靠近南岳”［39］1731，此论有待商量，因为西羌与南岳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也不能算近。“其国近南岳”的“国”应是三苗国。

其四，吴起说的“三苗之居”在衡山以南。《战国策》记有吴起对魏武侯的一段话：“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44］引文来自湖南师范大学李维琦教授的标点本。之所以选择该本，是因为它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为依据，保留了原始面貌。

“三苗之居”的“居”是聚居之所，不同于三苗族活动的区域。这段话明白指出三苗族的中心聚落在湖南衡山以南。

吴起的话引起学界不少争议。有学者将衡山训成南岳，然后又根据汉武帝移祀南岳一事，认为南岳即安徽霍山。不过，吴起只说衡山，未提南岳，所以霍山之说无来由。另有学者认为衡山是河南雉衡山，但是洞庭湖是搬不动的，所以也没有必要扯到河南去。

重要的是吴起后面还说了“恃此险也”，说明三苗之居是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如像上述学者所论，三苗国处于江汉至江淮那样辽阔的地域，有何险可恃？

“楚之南”“赤水东”“南方有苗民”“其国近南岳”“衡山在其北”，这些信息排在一起，将三苗族的中心聚落锁定在湘东南。

（2）考古证据的支持

其一，茶陵县“属中国栽培水稻起源地范围”。在我国已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茶陵县独岭坳遗址有其特殊地位。

首先是遗址附近有古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稻种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1994—1995年的野生稻调查中，发现茶陵县尧水乡有覆盖面积达40公顷的普通野生稻。考古学家严文明认为：“它们理应是当地很早就生长的普通野生稻的孑遗。”［45］

其次是遗址中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栽培稻遗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文绪等专家认为，独岭坳古稻“已经远离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已经历了相当长时间人工种植的栽培水稻”［46］329。独岭坳遗址距今已有6800—6500年，再上溯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相当长时间”是怎样一个时间概念呢？张文绪等充分肯定了茶陵先民的开创之功，认为茶陵“稻作农业自古以来十分发达，应属中国栽培水稻起源地范围”。［46］329

其二，“茶安酃”地区的遗址群。在“其地近南岳”的各县中，以呈品字形交界的茶陵、炎陵（原名酃县，1994年改今名）、安仁三县（俗称“茶安酃”地区）遗址最为集中。其中炎陵县在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以前属茶陵县。

茶陵县境内，除独岭坳遗址外，还有龙山文化遗址3 处，［47］596其中腰陂镇窑背遗址面积4万平方米，是彭头山已揭露面积的100倍，是城头山已揭露面积的4.4倍，其规模之大，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时代遗址中并不多见。

炎陵县内发现龙山文化遗址5处，其中樟树下遗址面积6400平方米，文化堆积1.5米，［48］468其规模和历史沉积在所发掘的新石器遗址也不多见。

安仁县出土新石器时代遗址3处。［49］其中何古山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面积5000平方米；细萧古遗址面积7000平方米，都有相当规模。

湘东南由于降水和气候条件，常年处于“半干半湿”状态，土壤还呈较强酸性。民间有“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的说法。这一带地下文物保存条件远不能与我国西北环境相比。这些硕果仅存的考古发现支持了三苗族也即炎帝族的聚落中心在湘东南的观点。

（3）湘东南成为炎帝族聚落中心的成因分析

美国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奥斯朋1923年在北京讲演时说到：“我们发现原始人不是森林居住的人，因为在森林里得食容易，演化极慢，森林里长不出敏捷的民族来。”［50］张之恒教授在分析玉蟾岩文化时也指出，由于南岭地区天然食物资源丰富，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加之石灰岩洞穴的居住环境难以形成稳定的聚落群，因此也难以形成“聚落农耕文化”。［35］207

两位专家的论述说明，先民的生存压力是生成农耕文化的动力。

席道合研究员对茶陵独岭坳陶器遗存进行分析后，认为其早期遗存“与岭南地区古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或影响”［51］。这也印证了本文第一章引述的吴小红、李占扬等专家关于岭南文化向北发展的论述。

处于湘赣之交的罗霄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与南岭呈倒“丁”字形交汇。罗霄山脉由三段组成，自南至北依次为诸广山、万洋山和武功山。诸广山、万洋山地形地貌与南岭山脉相似，山高林密，自然界提供的食物资源丰富，而且遍布可供居住的溶洞。先民们的迁徙一开始应该是沿着与其生存环境相似的诸广山向北，再到万洋山。

从现在的炎陵县地界北上到茶陵县，是一个转折性节点。

炎陵县深居万洋山腹地，境内石灰岩面积约为357平方公里，［48］50来自南岭的客人们不但“得食容易”，而且不乏可供居住的石灰岩溶洞。茶陵境内则是另一番景象，其山地与丘陵基本对半开，而且石灰岩面积仅为72平方公里。［47］63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到达茶陵地界后，先民们不得不告别大山，来到丘陵区谋生。独岭坳出土的遗存证明了生境变化带来的生存压力。

在第一期遗存中，野生植物类食品只有酸枣一种，证明自然资源严重不足；张文绪等专家对茶陵独岭坳水稻的分析说明，独岭坳人栽培水稻的时间远早于距今6800年。从独岭坳遗址揭露的面积，猪、羊、牛等畜类动物遗存以及房屋、水沟、陶器和墓葬遗存来看，独岭坳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农耕聚落群。

茶陵以北的攸县和醴陵市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52、53］，“茶安酃”西北的衡东和衡山等县却有发现。这说明先民在“茶安酃”一带进入稳定的农业经济阶段后，再没有沿罗霄山北上，而是向湘江中下游发展。“茶安酃”地区的房屋、农田就成了他们的故园。

席道合研究员通过对独岭坳和株洲县磨山遗址出土陶器的比较，发现“独岭坳中期与磨山早期一段……无疑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时期”［54］。这也可以认为是独岭坳文化向湘江中下游发展的结果。

《炎帝故里山　西高平》一书中，将庄里村炎帝陵列为“文化遗存”的头牌，因此也成了“炎帝故里”的关键证据。

查证清顺治版和同治版两本《高平县志》可知，两个不同版本的《高平县志》都没有提到庄里村有炎帝陵，只言换马村有一炎帝陵，并且还认为“帝陵故在湖南酃县康乐乡，此盖其虚冢也”［55］。来自高平的资料显示：庄里村炎帝陵是2013年5月在该村之五谷庙动工兴建的。一县之中竟有两座炎帝陵，这不能说是正常的情况；庄里村炎帝陵作为现代建筑更是证明不了什么问题。因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关于“山西高平是神农炎帝故里”的观点难以成立。

早在2010年，文化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在《把握正确导向关　于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的通知》中就批评了“打着传承名人文化的旗号争夺名人故里”等不良现象。在“炎帝故里究竟在哪里”这一问题上，学界见仁见智，聚讼纷纷，也很正常。不过，笔者认为，每个专家学者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之前，必须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和考证，这样才能避免以讹传讹，误导社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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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席道合．试论独岭坳与磨山遗址的分期、年代及文化属性［J］．湖南考古辑刊，1999（0）：206.

［55］（清）龙汝霖．高平县志（卷三）［M］．刻本．同治六年（1867）：13．

湖南、陕西、山西三处炎帝陵考实^[4]

【内容提要】湘、陕、晋三处炎帝陵何处为真？历代中央政府唯一认定的炎帝陵在湖南酃县；宋、明、清三朝地理总志中唯一有记载的炎帝陵也在湖南酃县；茶陵、安仁、酃县三县地方志中，也只有《酃县志》有关于炎帝陵的记载。事实证明，湖南炎帝陵古已有之，是真正的民族始祖之陵；陕、晋两地的炎帝陵是附会之作。

【关键词】湘、陕、晋；炎帝陵；酃县

国家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一些地方为拉动旅游，掀起了一阵“名人故里”和“名人陵墓”之争。在各地争抢炎帝陵的风潮中，又以湖南炎陵县（原名酃县）、陕西宝鸡市、山西高平市三处炎帝陵的争论影响最大。只要打开相关网页，就可看到“中国到底有几处炎帝陵”“真正的炎帝陵到底在哪里”之类的提问。事实证明，当前的争抢之风不但使本已蒙昧的远古历史更加混乱，也给炎黄子孙的寻根谒祖活动平添困惑。

三处炎帝陵孰为真孰为假？需要用历史材料说话。

拙文《上古炎帝起于南方考》已有分析，上古炎帝起于南方，秦岭姜姓是炎帝后裔，姜人崛起的地方不等于祖宗的发祥地，《国语》所谓“炎帝以姜水成”是个伪命题。［1］另一篇《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进一步说明，湖湘大地才是炎帝文化的母体，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认为山西高平是炎帝故里的说法不能成立。［2］在上述背景下，炎帝陵不可能出现在黄河流域。

下述历史资料更是直接证明，湖南炎帝陵是唯一真实的炎帝陵。

一是历代中央政府对炎帝陵的认定。

历史上，朝廷对帝王陵的认定只有唯一，没有之一。以尧陵为例，《清史稿·卷八十四》载：“帝尧陵向有二：一在平阳，一在濮州。濮州东南穀林，古雷泽也。”清乾隆初年最终定案：“定穀林为尧陵，稽古征讹，万世可守。”［3］

据《酃县志》记载，后晋时（936—947年），朝廷曾派春官（礼部）尚书欧阳林启赴酃县（当时属茶陵）领祭炎帝陵，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朝廷认定。［4］443

自宋代起，认定历代帝王陵形成制度。新朝伊始，均由礼部派员查访各帝王陵位置，布告确定，以便统一管理和祭祀。这些活动全记在本朝《会要》中。

《宋会要辑稿·礼三八》载：乾德四年（966年），皇帝诏曰：“历代帝王，或功济生民，或道光史载，垂于祀典，厥惟旧章。……其太昊：葬宛丘、在陈州，女娲：葬赵城县东南、在晋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坊州……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5］

《明会要·卷四十一》记载了洪武四年（1371年），朝廷对历代帝王陵的重新认定：“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其中山西、湖广和陕西三省情况如下：“在山西者一，荥河祀商汤”；“在湖广者二，酃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汉高帝、景帝，咸宁祀汉文帝，兴平祀汉武帝，长安祀汉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宪宗，泾阳祀唐宣宗”。［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三十五》记载了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对历代帝王陵的认定：“帝王陵寝，顺治初年定：河南淮宁县祭大昊伏羲氏，山西赵城县祭女娲氏；湖南酃县祭炎帝神农氏，陕西中部县祭黄帝轩辕氏……每岁以春秋仲月致祭。”［7］

这些朝廷文书对炎帝陵的认定是唯一的：炎帝陵只在湖南酃县，从未在其他地方。前引明洪武四年礼部文书中，陕西排列了15位帝王，并无炎帝。

1996年，国务院批准炎帝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地址”一栏中也标明“湖南省炎陵县”，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　。［8］

由于朝廷对帝王陵的认定具有唯一性，任何帝王陵墓，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承认，也就无正统性可言。

二是历代国家地理总志对炎帝陵的收录。

以下是宋、明、清三朝国家地理总志中关于炎帝陵的记载　：［9、10、11］

表1　宋、明、清三朝国家地理总志中关于炎帝陵的记载

三部总志均由朝廷命官主修，在封建社会，作为中原文化圈内的凤翔府和泽州，其历史遗址远比被称为蛮荒之地的衡州更容易受到朝廷关注，如果有炎帝陵的存在，国家典册上不可能了无一字。

三是本地县志对炎帝陵的记载。

先代帝王陵是一地一域的文化亮点，即使朝廷认定或国家典册有所遗漏，本地县志不可能不予记载。

（1）先看民国十一年（1922年）陕西《宝鸡县志》，该志于1970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出版，第539页古迹部分之“冢墓·上古”条目中只有“黄帝孙、舜妻盲塚”的记载，炎帝陵并无只字。［12］

是不是以前的陕西方志界疏于对先代帝王陵的记载？非也。请看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黄陵县志》，全书二十一卷，其中黄帝陵独设一卷；全书正文189页（双页），其中黄帝陵卷51页，占全志篇幅的三分之一强。［13］两相对比，只能说明宝鸡县历史上没有炎帝陵。

图1　民国十一年《宝鸡县志》

有关资料显示，宝鸡“炎帝陵”是1992年12月16日由铁道部宝鸡桥梁厂和常羊山所在的益门乡（1996年更名神农乡）动工兴建。［14］

（2）再看清同治六年（1867年）山西《高平县志》，其卷三《祠祀·陵墓》云：“邑陵墓，则炎帝陵在换马村。帝陵故在湖南酃县康乐乡，此盖其虚冢也。”［15］这部《高平县志》说明，至迟在清同治六年，高平人还并不认为本地有炎帝陵。

有关资料显示，现在位于庄里村的“炎帝陵”是2013年5月在该村五谷庙动工兴建的。［16］

图2　清同治六年《高平县志》

（3）最后看几本湖南《酃县志》。炎陵县档案馆保存的旧志仅存康熙九年（1670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和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部。康熙九年编纂《酃县志》时，因县内兵祸未平，全志写得匆促简约，炎帝陵的内容也不多，但毕竟有记载。［17］乾隆三十年《酃县志》已为炎帝陵单设一卷，计53页11节。［18］同治十二年《酃县志》20卷，炎帝陵也是单设一卷，全志1254页，炎帝陵卷占120页。［19］

事实证明，湖南炎帝陵古已有之，是真正的民族始祖之陵；陕西、山西两地的“炎帝陵”则是现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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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0卷第5期，略有改动。

[2]“浑敦、穷奇”乃“驩兜、共工”谐音，“梼杌、饕餮”乃鲧与三苗别　称。

[3]本文原发表于《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略有改动。

[4]本文原发表于《湘东文化》2020年第3期，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