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为：朱元璋错误决策与明中都的营建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后，马上就面临着在何处建都的问题。

朱元璋是在应天就皇帝位的，应天既是他借以发展势力的基地，又有他当吴王时奠定的宫阙，自然成为他选作都城的对象。早在至正十四年（1354），朱元璋从濠州率兵南略定远，冯国用与其弟冯胜在妙山归附。朱元璋征询天下大计，冯国用即建议：“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后命将四征，天下不难定也。”[2]

龙凤八年（1362）六月，当大宋政权丢失汴梁（今河南开封），北伐中路军和西路军均告失败，东路军也丢掉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益都（今山东青州），使朱元璋失去北方的屏障之时，浙江临海儒士叶兑又上书建议：“宜北绝李察罕（察罕帖木儿）之招诱，南并张九四（张士诚小字九四）之僭据，督方国珍之归顺，取闽越之土地，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广以自资，进则越两淮规中原而取天下，退则保全方面而自守。”[3]朱元璋身边的文武大臣大多是淮西子弟，他们留恋乡土，更希望把都城定在靠近家乡的应天。但是，有些儒士并不赞成这个方案，他们“皆曰有天下者，非都中原不能控制奸顽”[4]。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形势等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十分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5]，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军队，这确实是个很大的缺陷。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所历年数不久”[6]，这也很不吉利。所以，他没有马上做出决定。

洪武元年三月，徐达率领北伐军攻取了山东、河南，“言者皆谓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劝上定都”[7]。四月，朱元璋前往汴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就地对这个城市做了一番考察，觉得开封地处中原，“四方朝贡，道里均适，父老之言，乃合朕志”[8]，决定在此建都，但感到这个城市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9]，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度。八月初一，便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10]。

就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占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携后妃、太子逃奔塞北。面对这种形势，仍以开封为都城是否合适呢？八月下旬，朱元璋为部署向秦晋进军的军事行动，又亲至开封，连带对这个城市进行第二次考察，“意在建都以安天下”。据朱元璋亲撰的《中都告祭天地祝文》载，他到开封一看，觉得此地“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中原地区原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主战场，遭受兵燹的破坏也最严重，田野荒芜，积骸成丘，道路榛塞，民生凋敝，如在汴梁建都，所需的劳力、物料还得从外地调入，但水陆转运艰辛，“恐劳民之至甚”，老百姓也承受不了。于是“遂议群臣”，让大臣们展开讨论，看看究竟在哪里建都合适。这些大臣多是淮西人，希望能衣锦还乡，便提出在临濠建都的建议，“人皆曰‘古钟离可’”[11]。钟离原为春秋小国，秦置县，治今安徽凤阳县东板桥境内，元代为濠州州治。吴元年（1367）朱元璋改濠州为临濠府，钟离仍为府治所在地。群臣所说的“古钟离”，即指临濠。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记载不可靠，是把以临濠为中都的决定推给了群臣，而自己却没有半点责任。其实，这里说的是群臣提出的建议，而最后决策的责任，是朱元璋自己，朱元璋本人并不否认，这在后文还要说到。尽管群臣提出了在临濠建都的建议，但未等朱元璋做出决断，洪武二年八月明军已平定陕西，将北方的大片地区纳入明朝版图。随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建都地点是否也应进行适当的调整呢？朱元璋再次召集群臣进行讨论。许多大臣鉴于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然主张在中原建都，“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回答说：“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认为大臣们的话虽然都有道理，却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他决定以应天为都城，同时接受淮西勋臣的建议，在临濠营建中都，说：“今建业，长江天险，龙蟠虎踞，江南形势之地，真足以立国。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为中都，何如？”在临濠建都，本来就是淮西勋臣的主意，他们自然都表示赞同。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便正式下诏在临濠营建中都，“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如京师之制”[12]。

营建明中都的诏书颁布后，明廷开始准备营建中都。朱元璋下令设立行工部，具体负责营建工作[13]，并命退休的丞相李善长和汤和、吴良及工部尚书薛祥等前往督工[14]。中都的城址，定在临濠府城西而偏南20里的高亢坡地上。建筑的标准要求很高，殿坛的建筑都很华丽，如圜丘、方丘、日月社坛、山川坛及太庙都“上以画绣”[15]，连石构建筑也要雕饰奇巧。比如宫阙前的“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16]。为求坚固，一些建筑的关键部位要求灌注熔化的生铁水，如“城池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17]。在中都的营建过程中，临濠屡次改名，并不断扩大管辖范围。洪武六年九月，改临濠府为中立府[18]，“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19]。七年八月，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置凤阳县[20]，“以在凤凰山之阳，故名”[21]，府治随之从临淮迁至凤阳。在中都营建期间，先后划归中都管辖的共有寿、邳、徐、宿、颍、息、光、六安、信阳、泗、滁、和等12州和五河、怀远、定远、中立（后改为临淮）、蒙城、霍丘、英山、宿迁、睢宁、砀山、灵璧、颍上、泰（太）和、固始、光山、丰县、沛县、萧县、盱眙、天长、虹县、全椒、来安、凤阳等24县[22]，几乎包括了整个淮河流域。

对以凤阳为中都的决定，较有眼力的一些大臣一直持有不同的意见。洪武三年七月，中都营建工程开始不久，吉水儒士胡子祺应征至京，考选拜为监察御史，即曾上奏：“天下胜地可都者四：河东高厚，控制西北，然其地苦寒，士卒不堪；汴梁襟带江淮，然平旷无险可守；洛阳周、汉尝都之，然嵩、邙诸山非崤、函、终南之固，瀍、涧、伊、洛非泾、渭、灞、滻之雄，故山河百二，可耸诸侯之望，系宗社之久，举天下莫关中若也。”[23]朱元璋虽然点头称“善”，但并没有采纳。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的重要谋士刘基致仕还乡，临行之前更对定都凤阳直接表示反对，说：“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24]朱元璋仍然听不进去。(www.xing528.com)

朱元璋之所以拒绝胡子祺、刘基等人的意见，并且一反他历来“崇节俭”“戒奢侈”的做法，“官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25]，“处富贵正当抑奢侈，弘俭约”[26]的主张，要求把中都建造得非常宏伟华丽，这是因为“圣心思故乡，欲久居凤阳”[27]。洪武六年二月，礼部奏制中都城隍神主，尚书陶凯向皇上请示：“他日合祭，以何主居上？”他回答说：“以朕所都为上。若他日迁中都，则先中都之主。”[28]后来，洪武十六年凤阳的大龙兴寺建成，朱元璋亲撰《龙兴寺碑》，谈及建寺的经过时，又说：“洪武初，欲以（凤凰）山前为京师，定鼎四方，令天下名材至斯。后罢建宫室，名材为积木，因而建（寺）焉。”[29]可见，他是准备在中都建成之后，把都城迁去，以便在家乡长久居住的。其实，凤阳并不具备建都的经济、地理条件。在起义初期，当郭子兴准备在滁州称王时，朱元璋曾出面劝阻，说：“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30]凤阳也不比滁州好到哪儿去，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形势曼衍，无险可据，加上土地贫瘠，商贾不集，更不是理想的定都之地。朱元璋之所以接受淮西勋贵的建议，决定在家乡建都，实出于安土重迁、留恋乡土的小农意识。

明中都的营建，以《周礼·考工记》为准则，来确定其基本布局。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规制，都城应该是正方形。洪武五年正月二十日，“定中都城基址，周围四十五里”[31]。据王剑英先生的考证，最初设计的这个中都城呈正方形，皇城居中，东西对称。但这样的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把东边的独山和西南的凤凰嘴山都留在城外，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可据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城，不利于城里的防守。后来便在施工中做了修改，把中都城的东城墙向东推移到独山东侧，又把西南的城墙向南突出一角，整个城墙扩展至“周五十里零四百四十三步”[32]，将独山和凤凰嘴山都包在城内，使中都城呈扁方彤之状[33]。

由于中都城的东城墙东移，原本处于城中央的皇城便稍偏西。它建在凤凰山正南的缓坡上，“席凤凰山以为殿”[34]。宫阙继承南京吴王新宫的设计，正殿为奉天殿，后为华盖殿、谨身殿，左、右为文楼、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内宫，两侧序列六宫。皇城四周建有一道“周六里”[35]的城墙，用砖石修筑，四面各开一门，前为午门，后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垣的四角，均建有角楼。皇城外面，筑有一道禁垣，“枕山筑城”，周长“十有四里”[36]，用砖石修筑，把凤凰山主峰及其相连的万岁山峰也都包绕在内，使宫阙显得气势雄伟。禁垣也开有四门，南为承天门，北为北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官署及太庙、社稷坛，都建在皇城外面这道禁垣之内。最外面的中都城，是百姓、商贾的居住区，有街有坊，城垣用土筑成，原计划开12座城门，到洪武八年建成9座，即正南的洪武门；两侧的南左甲第门、前太甲第门；北墙的北左甲第门、后右甲第门；东墙正中的独山门，北边的长春门，南边的朝阳门；西墙的涂山门。从洪武门经承天门至午门再经玄武门再到已规划而未建的中都城正北门，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其中，从洪武门到午门的一段长达三里多，与中心御道叠合在一起。城内外的主要建筑，皆是南北对称，或以中轴线为界呈东西对称的格局。

中都城池宫阙的规划建设，继承中国传统的京城包括元大都和洪武初年的南京之制，但继承之中有创新。例如太庙和太社稷的配置方式，唐代的长安是分置于皇城的东南、西南隅，元代的大都是分置于宫城之外的左右两侧，朱元璋营建吴王新宫时是分置于“皇城东北”“宫城西南”，显得过于分散。中都把太庙、太社稷分别置于午门之前中轴线的左右两侧，不仅更突出中心御道的地位，同时也更突显儒家“帝王受天明命”的思想。太庙、太社稷这种新的配置方式，后来改建南京和永乐年间营建北京都继续加以沿用，而“建为一代之典”[37]。

营建中都的诏书颁发后，经过选择地址、制定规划、调集材料、征调劳力，大约于洪武三年正式开工营建。至洪武八年四月，除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未建外，中都的营建“功将完成”[38]，一座崭新的都城已粗具规模，在皖东大地矗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