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参与大学国际化的理论与应用

理论视角是支撑论文逻辑建构的核心所在。每个理论都有其自成一体的分析框架与理论支柱，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呈现不同的结论。本研究以英国知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提出的结构化理论（Theory of Structuration）作为理论起点，其目的是通过其超越二元的独特观点，克服传统研究的被动描述呈现，基于一个“能动的行动者”立场来全面展现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在其日常学术工作中的国际化参与情况。本节结合实际需求，重点就相关理论概述，以及该理论的重要观点在研究中的应用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结构化理论概述与反思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在批判和总结经典社会学理论、结构功能主义与常人方法论等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重要社会学理论思想。其目的在于试图克服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整体论与个体论、决定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二元对立，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25][26]。

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作为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和核心概念，体现了吉登斯对于以往二元论^[27]的批判，以及对于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互相生成关系的思考。所谓结构，意指“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binding）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征”^[28]。按照吉登斯的解释，结构并非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或系统，而是一系列变动着的规则与资源；它只有在建构行动者的具体行动中才又被行动者建构出来^[29]。在他看来，社会现象是社会结构（structure）和行动者个体（agency）共同作用的产物，二者相互作用、互相依存。社会系统的机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动，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动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既是构成这些社会系统的实践的媒介，又是其结果。因此，结构化理论抵制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的划分，以及将结构等同于制约^[30]。简言之，人们在结构的制约中再生产了制约他们的结构，而结构兼具“能动性”与“制约性”这两种属性。结构本身只存在于实现行动的一些具体事例之中，存在于作为人类理解能力基础的记忆轨迹之中（即一些记忆中的原则）② 。在结构化理论中，社会实践居于中心位置，是个体与社会的基础。

为了解答行动与结构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吉登斯从行动的概念出发，试图形成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行动理论。根据他的观点，行动或者个体能动性并非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孤立的行为，而是“连绵不断的行为流”^[31]。行动中自我的“分层模式”（stratification model）就是“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32]、理性化及动机^[33][34]激发过程视作根植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35]。行动者是行动的载体，是一个人格体系，包括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以及话语意识。这三个意识层次与人的有意图的行动所包含的三个过程相对应：在行动动机激发的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无意识动机；而在行动的理性化和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中，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是重要特征（见图3-1）^[36]。个体“反思性”是吉登斯理论框架中的重要概念。根据研究者的诠释，在社会结构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会不断地对实践活动进行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具有对所处社会结构系统的认知能力，并能够对从事实践活动进行根由的解释；他们对环境具有自己的认知、理解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定向自己的活动^[37]。正是因为行动者的这种反思性，才使得行动的意外后果形成。这种意外后果是一个连接微观与宏观的桥梁，使行动得以再生产结构。吉登斯用“时空”来解释所谓的实践和结构性原则的展开。在他看来，个人行动框架中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即“行动者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下的交互关系”；社会机构框架中的再生产是系统再生产，即“跨越一定时空范围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据此，吉登斯在宏观的社会结构框架的建构上有了一条主线。至此，他建构完成了完整的个人行动框架到社会系统的成功运转^[38]。

图3-1　行动中自我的分层模式

资料来源：［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M］.郭衷华，徐法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63.

在分析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吉登斯进一步提出了若干与社会变迁有关的概念；“权力”是其探讨的一个重要概念，反映了研究者对社会科学中两种主要权力观^[39]的批判。根据吉登斯的论述，“在人类行为改造能力的意义上，‘权力’是行动者干预一系列实践以改变其进程的‘能力’”。在这种权力观中，权力并不是某些特定行为的特征，而是所有行动的普遍特征；就像规范一样卷入所有社会关系中。权力本身并不是一种资源，但需要资源作为媒介才能得以实施。它代表了能动者调动资源建构那些“方法”的能力——当然，这些资源能否用来达到个人的权力目的却依赖于这个人是否能从他人那里获得一切必要的遵从。权力并不必然与冲突（无论是利益分划还是各方积极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也并不一定是压迫性的。权力是实现某种结果的能力，并不涉及是否和纯粹的集团利益相联系；它并非自由或解放的障碍，而恰恰是实现它们的手段。权力与时空关联，某种聚集时空范围的场所构成了“权力集装器”——场所为配置性资源^[40]和权威性资源^[41]的集中提供了可能性；场所类型的变化体现了行政力量的差异，资源聚集程度的不同反映了权力扩张的范围的差异。包括公司、学校、医院等在内的现代社会中的组织行政管理场所，都可视为资源的聚集中心。由于资源代表着结构，作为一种转换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的权力内在地与人类能动性相连，权力的扩张范围与其在时空中的聚集程度相关。例如，在具体分析历史中的权力扩张时，吉登斯认为这种扩张是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同时起作用的结果，两者之间的各种关系应是此类问题的焦点^[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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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权力关系中的资源与制裁

资料来源：［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M］.郭衷华，徐法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03.

由于社会系统通过常规性的实践得到建构，社会系统中的权力因此可视为社会互动过程中自主与依赖关系的再生产。权力关系总是双向的；在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境中，即便是处于依附地位的臣属者也可以借助权力来影响居于支配地位者的活动。而在互动系统内部或者之间，维持权力关系的支配结构则涉及资源利用的不对称分配。如图3-2所示，在各种制度化形式的社会互动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源——无论是权威性资源还是配置性资源，都可以单独或者同时与两种类型的制裁（即强制与诱导）联系在一起。两种类型的制裁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界线^[43]，它们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总体而言，吉登斯基于“双重解释学”^[44]发展形成的结构化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该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相关概念所形成的命题缺乏内在必然性^[45]。而在实证研究中，该理论的运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或质疑，比如，忽略了制度维度的重要作用——不同制度组织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规则，该理论未深入探讨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结构系统的差异性表现。另外，结构化理论只是将社会系统看作是连续的实践再生产，并非具体社区组织中规则的再生产；该理论也并未对社会教育中的职位问题提供相关理论指导^[46]。吉登斯在回应诸如上述提到的这些批判时，特别强调结构化理论只是他全部成果的一部分，该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建构一种本体论^[47]意义上的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框架，因此在对于有关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法论未做深入探讨——而这也是其被诟病的一个问题。然而，在吉登斯看来，坚持结构化理论的学者会认为，社会理论在建构之始，不应该以个体或社会为出发点，而应密切留意“不断发生的社会实践及其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就不单单是涂尔干一派的社会学家所惯常注意到的“社会的规则和资源作为一种制度对于人的行为的约束”这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注意到了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如何再生产或者创造出了新的社会系统或者制度，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一^[48]。

总之，结构化理论或许并不是最完美的社会学理论，但它比较适合应用于对社会组织现象的研究。它将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个体并重，为分析某一活动或现象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结构化理论在本研究的应用

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视角与本研究议题结合，能够克服单纯依托实证调查结果来平铺直叙展开讨论所面临的理论支持不足的问题。通过选择性地借鉴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提出的部分重要观点，笔者认为该理论对于本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的逻辑支撑方面，本研究以大学青年教师作为研究对象，但并不意味着将这一群体视为客观和机械的存在。参照吉登斯的观点，高校青年教师对于大学国际化的认知和态度具有明确的主观性和目的性：他们的参与行为（或称之为“能动性”）是“作为肉体存在的人类对于世界中的事件过程进行的、实际的或想象的、因果性介入流”^[49]，是基于原有知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并且该过程是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中生成的。青年教师的反思性建构活动是持续的、无所不在的。他们的国际化参与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其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即规则和资源）生产，并且再生产了这一社会结构。因此他们的实践对于结构具有反射性。这为本研究从教师视角来分析和映射大学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在研究的（内在）分析框架方面，参照吉登斯的观点，高校青年教师的国际化参与现象与特征是在“结构”和“行动”的博弈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青年教师通过反思性监控和实践实现了策略行动者的变身，运用结构赋予的资源和规则再生产了自己的行为——这正是其国际化参与的结构化过程。他们的国际化参与既是“行动——结构”的过程，又是其结果。青年教师作为主体在其中以“受动”和“能动”的方式呈现了国际化参与这一客体，并相互建构和弥补彼此的空缺空间。简言之，青年教师的国际化行为既包含个体的能动性生成，也受到结构性制约的影响，他们的参与实践是两者共同作用下的具体呈现。上述分析为本研究由针对青年教师国际化参与形式与特征的调查，进而深入到有关青年教师国际化参与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其中既包括客观或积极的推动因素（推力），也涉及相对不利或消极的阻碍因素（阻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探讨大学青年教师与其所服务并依托发展的高校（特别是制度及其制度影响下的校园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参照吉登斯有关权力关系的论述，在考察社会制度中的支配结构时，我们不能把权力单纯理解为以某种方式塑造出像机器人一样的“驯服身体”^[50]。由于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存在“自主与依赖”的双向互动，在“资源利用的不对称分配”作用下，即使是最自主的行动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依赖者，即使是最依赖的行动者或者团体在权力关系中也拥有某些自主权^[51]。结合本研究的具体问题，这意味着同处大学制度环境中的青年教师与代表高校利益的制度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始终处于这种所谓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变动之中。这为本研究客观认知并深入探讨高校制度因素之于青年教师国际化参与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