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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教师参与大学国际化资源供给不足

时间:2023-08-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来自高校层面的、对于某些国际化活动的资源供给不足,主要体现为“人”和“物”两方面的局限。具体而言,“人”的因素主要包括:用于支撑国际化工作的基础师资配置不足、用于推进国际性科研工作以及项目合作的学生资源短缺,以及缺乏“能够引领学科发展的、大师级别的学科领袖”。“物”的因素包括:用于在校内开展国际化交流的经费支持不足,以及用于支撑国际化工作的专业配置局限。

研究型大学教师参与大学国际化资源供给不足

来自高校层面的、对于某些国际化活动的资源供给不足,主要体现为“人”和“物”两方面的局限。具体而言,“人”的因素主要包括:用于支撑国际化工作的基础师资配置不足、用于推进国际性科研工作以及项目合作的学生资源短缺,以及缺乏“能够引领学科发展的、大师级别的学科领袖”(F03、F23)。“物”的因素包括:用于在校内开展国际化交流(如邀请和接待海外学者来访)的经费支持不足,以及用于支撑国际化工作的专业配置(如专业实验室设备和专业教学场所等)局限。

表6-2 阻碍青年教师参与大学国际化的外部因素

(续表)

(一)基础师资配置不足

可承担国际化相关工作的基础师资配置不足,主要表现为(特别是在部分本科型院系)缺乏能够承担针对本土学生(F02、F19)和留学生(F23)的国际化教学工作,以及参与本土科研国际化建设的普通教师。其主要影响在于,可能致使部分在校青年教师难以有效推进相关国际化工作;增加其承担基础性工作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侵占了他们本可用于科研活动的学术时间和精力。

究其根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当前学校的管理和考核日益严格,且考核政策以科研产出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教师参与基础教学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更遑论让他们参与此类难度更大的国际化工作。例如,编号F23的青年教师指出,由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的投入和付出往往难以通过量化指标客观评估,并且在针对教师的晋升考评中的重要性明显低于科研成就,教学类工作的吸引力明显不足。事实上,这种对教学的倦怠与隐性抵制同样存在于普通教学工作中,其负面影响更波及广大范围内的学生群体。该教师对此情况陈述如下:“因为大家都不愿意上课,所以有些课现在已经开不出来。比如X课程(一门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类选修课),我几年前入校的时候,我们有六七个老师上课,开出了十几个班的课程……现在大概没有几个老师在上这门课,因为他们自己的课已经上不过来,考核压力又那么大。然后很多学生反馈他们选不到课,但凡只要能够选到不被踢下来的课,他们都会去上,不管有没有兴趣,现在就成了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会在课堂上看到很多学生心不在焉地在上课,他对这门课确实没什么兴趣,只是为了凑学分。”(F23)

另一方面,学校偏重海外高层次人员的选聘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倾向在专业院系人才招聘过程中投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某些特定学科引进合适的专业人才。例如,编号F02的青年教师对此问题评述如下:“现在海归都不行了……我当年也进不来,做了博士后才留下的,——先进来做师资博士后,然后去国外一年多,然后再回来——这样才能进来。我回来之后,第二年政策就变了,不是说国外毕业的博士就能进来,而是必须得是国外毕业的博士、并且在外面做过讲师才能进来,这是现在新的规定,是从2016年开始的。像我刚才说的这门课,它是一门很专业的基础课,得手把手教的那种,你想专门学绘画的老师,哪有在国外做讲师的啊,所以根本进不来。”(F02)

编号F19的青年教师认为,当前本专业内符合学校招聘要求的人才数量存在客观局限,按照学校现有的标准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人才:“我们系进不了人,就是因为学校的这个标准太高了呀,这个完全是一刀切。各个学院有各个学院的不同标准,但是学校现在都要求有海外经历,但是能够在G国(该小语种的母语国家)读完博士回来的人是非常少的,文科非常少,没有那么多人读回来,那以后还让不让我们维持教学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进一些本土(毕业)的、能够维持我们教学的博士。”(F19)

编号F23的青年教师指出,由于学校的招聘政策向海归博士(后)以及高层次人才倾斜,本土博士毕业生的准入通道几近关闭。虽然本学科适宜且需要本土名校博士毕业生,但学校政策往往不考虑学科差异:“我们学校大的方向就是找国外的老师。我们学院也是,我们招了一些海外人才,比如说从日本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毕业的;还有一些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比如联合培养的博士,在(中国)香港(地区)或者其他地方做过博士后的。像北大、复旦的博士很少,我们不太会招,因为他们很难过第一关,他们没有海外背景……而且我们的招聘名额特别有限,现在没有讲师名额,要进就进有一定成果的、有能力的、直接聘为副教授的优秀人才。但如果单纯从专业水平来看,北大的其实很好。这些人进不来,对我们学院是损失。尤其是对我们从事语言文字学这方面的。其实我们国内培养的这方面人才已经很不错了,你要再去国外招人的话其实没有很大的必要。”(F23)

(二)学生科研助力不足

可支持国际化相关工作的学生助力不足,主要体现在,部分青年教师因缺乏必要的学生资源(特别是攻读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而无法有效推进相关国际化科研工作(F06、F09、F11、F12),另外也缺少与国外机构建立合作的人力资源资本(F10)。这一问题在工科领域似乎更为突出,同时也存在于诸多教师日常学术工作的其他领域。多名青年教师从侧面反映了当前高校教师围绕科研工作运转的某种常态或循环,即“经费—项目—学生—经费……”,强调获得学生资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F06),如没有学生“很多工作无法推进”(F09)。(www.xing528.com)

究其根源,除了青年教师个体局限——如对外知名度不足,难以吸引优质生源,各专业院系实际招收研究生数量的局限,可能也是造成青年教师在硕士或博士生招生资格方面受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一名来自工科领域的青年教师指出:“现在我们学院每个老师只有一个硕士名额,而且还需要评。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硕导,也有少数年轻老师可以升为博导,很牛的大教授也只能带一个博士生。学校现在要求我们拿到这么高的科研经费量,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要拿到很多项目。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学生是很艰难的,很难推进项目开展”(F11)。

在此情况下,许多青年教师不得不通过“借学生”来缓解科研助力不足的问题,包括通过“指导本科生参与一些大创项目(PRP项目)”[6]从中挖掘潜在可用的优质生源(F12),以及协助指导团队其他成员名下的学生。不过,这种“借学生”的应变之法往往有些“治标不治本”。除了生源数量依然十分有限的问题之外,个别青年教师也基于个人实际经历,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比如由于作为挂名导师,实际上不具备惩戒和影响学生在校学业进程的正式权力,因此“虽然我指导他(学生),给他花钱,但是他还是会在某些方面质疑你的权威性,毕竟在学校里他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我是他的导师”(F09)。

(三)缺少顶尖科研人才

缺乏引领国际化学术工作的“大师级学科领袖”或“学术权威”,主要表现为校内部分交叉学科和小众学科缺少有国际知名度、能够吸引高端国际交流合作的学术大师坐镇。其主要影响在于,部分学科的科研产出(如会议论文、学术专著)因其独特性而难以在学校“一刀切”(以SCI或SSCI国际发文为主要依据)的考评制度中获得认可,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优秀青年人才和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被忽视(F03、F05、F23)。一位从事外国语言学研究的教师评述如下:“不同学科的特点不一样,搞文学的你要他去发那种理工科刊物,搞语言学的要出文学那样的专著,这个是很荒谬的,但是现在等于说学校是不管的,这个也反映了我们国内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包括它的这个现状是不了解的,也缺乏一批真正的学术大师。普通教师、比如一个小讲师的话是没人听的。你必须在上面有一个比如说院士或者讲席教授级别的学者出来讲话,或者一个公认的国际性的学者在我们学校坐镇,那样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但现在我们还缺乏这样的学术鉴赏力。”(F03)

除此之外,另一种形式的顶尖专业人才缺失情况表现为,部分学科缺乏从事在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具有前沿学术价值的顶尖人才汇聚,其主要影响在于“令在校高层次人才产生孤独感”(F03),无法形成团队并发挥合力。在本案例中,编号F15的青年教师正面临这方面的问题。如该教师指出,“我在S大学没有团队,因为在海外做这方面(研究)的中国人比较少,中国人少了就比较难找到合适的人。招外籍人员也比较难,人家不一定来。所以我必须要找外面的人合作”(F15)。

针对如何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问题,编号F03的青年教师结合自己所在院系的实际情况指出,缺乏与同类型高校那样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以及日益提高的准入标准和考核要求,是导致本学院近年来无法招到学科发展所需的优秀的人才的一个主要症结所在:“我们现在的薪酬待遇,跟国内高校比差距太大了。不光是新博士,对于真正优秀的、学校想要招进来的那批人,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你要求比人家高,但是你又开不出比其他学校更好的待遇,还给人家提那么多考核指标,那怎么可能呢”(F03)?

持类似观点的还包括另一位来自文科领域的青年教师。该教师认为“缺乏大师级别的人物”(F23)也是本学科很难获得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阻碍因素之一,并指出,学校对于人文学科发表论文的一刀切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学科留住高层次人才的难度,比如“我原先的导师,其实在S大学做过一年的特聘,后来他回去了,不做了,因为他发不了S大学规定的刊物(论文)”(F23)。

(四)校内国际化经费资助有限

来自学校层面的、可用于在本校内开展某些国际化活动的经费资助局限,主要体现在部分青年教师因实际可支配经费不足,无法顺利邀请和接待来校访学的国际专家学者(F23、F25)。这一问题在人文社科领域似乎更为凸显,或者说较之于其他学科领域的同行,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教师对于学校相关经费资助的感受相对更加敏锐,这可能与他们更需要从机构层面获得资助的实际需求有关。

基于相关教师的陈述可以发现,这一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学校政策标准与教师实际需求以及背景环境(如置身国内一线城市的实际物价水平)存在脱节的问题。当然,学校也一直在致力于改善这一状况,比如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资助项目来满足不同教师的差异性需求,但其具体举措因实际推广时间还比较短,且设有竞争机制,目前所惠及的教师范围仍然还有所设限。例如,编号F23的青年教师指出:“今年其实挺好的,学校有一个国际化资助,比如你出去开会,或者在国外发表很好的文章,承办校内一些会,它会给你一定比例的资助。这些今年有,以前还没有。但是要申请,还要PK,最后要公示。再一个就是学校有一些专门的项目,比如我们可以申请一点学校的资助,但是也是要经过竞争,也很难……”(F23)。

(五)支撑国际化工作的专业配置局限

用于支撑校内国际化工作的专业配置局限,主要体现在部分青年教师因不够完备的专业实验室设施,以及缺乏合适的专业教学场所,无法将具有国际化和创新性的内容纳入日常学术工作中(F02、F09、F20)。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较为复杂,包括为了推动科研发展而对教学空间产生的某种倾轧。例如,编号F02的青年教师在描述本科学生的教学环境时提到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学院教学楼后面有一个上专业课的教室,那就是一个彩钢板搭的房子,冬天冷、夏天热,但是没办法,我们学院就这点地方,根本不够用。”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反映在该教师提到的一个“小插曲”中:“本来我们的画室就在边上,就是原来是有画室的,后来听说要引进一个老师,要建实验室,就都腾出来了,把所有的本科生都赶到后边彩钢板房里去了。最后那个老师没来,那里就改成了研究生学习室。”其次,优质学术资源向“大教授”和大团队的倾斜,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青年教师可利用的学术资源短缺。例如,编号F21的青年教师指出,由于其所在实验室“设备很少,很多实验做不了”,他们常常需要跑到别的学院,或借助外面的设备和仪器来完成某些科研工作。而问到是否可以向学校或院系申请相关经费资助时,该教师指出,“近一两年的话,领导说我们有一批机动经费可以申请,需要在网上填表格申请。但我们通常只敢申请经费比较少的,因为数额太大的话申请了也批不下来……”究其原因,该教师认为,“大头都给主要的好的项目拿掉了,他们用在一个主要方向上的经费,可能一下就几十万上百万,剩下来的就是一些零散的钱,给大家分一分,那你不可能分到很多”(F21)。此外,缺乏对于专业基础资源的统一规划与有效管理,也可能助长先入校教师的优势,致使部分初任青年教师无法获取支撑国际化科研活动的必要物质基础(F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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