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章句论：声气与文义的影响

对于个人读写习惯的养成而言，早年的国语教育是比思想定型以后自主的文学阅读更有效的手段。新文学家废名在抗战胜利后完成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根据他战时在乡间担任小学教师的经验，提出在新文学的势力稀薄处，如何教国语、写白话的问题[7]。在这部不像小说的小说中，废名“化身”为莫须有先生，面对那些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的大孩子，试图纠正以记诵、模仿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从“写什么”“怎么写”两个层面厘清他理想中的新文学为何物。

胡适为《科学》杂志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节录。图片来源：《亚东遗珍》

关键在怎么写。写白话并非如胡适所言，“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莫须有先生用蒙学读物中的三个例子：“人之初”“子曰学而”“关关雎鸠”，教学生什么叫一个句子。在他看来，句子是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总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因而“关关雎鸠”不算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才叫作一个句子。这一语法常识触犯了私塾先生的尊严，在乡间引发了一场风波。“关关雎鸠”算不算一句，与其说是新文学家与私塾先生的意气之争，毋宁说揭示出以欧化文法为依托的国语教育与以经典记诵为根柢的私塾教育之间的冲突。

莫须有先生称“关关雎鸠”不能算一句，仿佛真理在握。毕业于北大英文系的废名沿袭了晚清以降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体系。而事实上，随着现代汉语研究的推进，什么叫作一个句子在语言学界仍未达成共识[8]。关于“句子”的定义渐趋模糊，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汉语是无主语的语言[9]。语文教育家指出，在所谓“不规范”的书写习惯中，常出现一逗到底的现象[10]，说明中文写作中句号的非强制性。

由主语加谓语框定的“句子”其实是舶来品，中国古代只有“句”的概念，并没有“句子/sentence”的概念。“句子”和“句”的最大不同在于，“句子/sentence”是以核心动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意义单位，边界清晰且有很强的自足性；而“句”是以语言声气为依托的节律单位。用传统句读论中的“句”来引渡西方语法体系中的“句子/sentence”，将后者的切割性和自组织性植入现代汉语的句子概念中，清空了“句”原有的声律内涵，造成文学革命前后“句子”与“句”的貌合神离。[11]

文学革命前后的句读论，大体继承了《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以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为代表。但也有与《马氏文通》立异者，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章句论[12]。黄侃章句论的核心观点，一是句、读不分，二是认为句读有系于声气与系于文义之别。如《关雎》首章，就文义完整性而言，只有两句；但黄侃以为诗之断句，应遵从声气而非文法，故毛传认定“关关雎鸠”即为一句。[13]

黄侃以声气断句的前提是“文以载言”，他以为文章与语言本同一物，“文之句读，随乎语言，或长或短，取其适于声气”[14]。这或根源于黄侃的训诂学理论，在“义训”与“声训”之间，他更重视“声训”，因“文字根于言语，言语发乎音声，则声音者文字之钤键，文字之贯串，故求文字之系统，既不离乎声韵，而求文字之根源，又岂能离乎声韵哉”[15]。在黄侃的章句论中，句读系于声势，是音节的停顿，非完整的意义单位。其谓“世人或拘执文法，强作分析，以为意具而后成句，意不具则为读，不悟诗之分句，但取声气为稽，不问义完与否”[16]。

黄侃所谓“声势”或“声气”，是指便于讽诵的、自然的音节，而非人为的、苛细的音律。借钟嵘《诗品》之言，“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黄侃称文章本于言语，作文之术亦用口耳而已，只需“宣之于口而顺，听之于耳而调”，不必“拘拘于浮切，龂龂于宫徵”。[17]

黄侃主张韵文有两种句读，一为声气之句读，一为文义之句读。二者未必一致，在《诗经》中尤为明显。如《商颂·玄鸟》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按文义断句当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8]十三经当中，黄侃以为《诗经》句式整齐反而最难句读，因为声气之句读有别于文义之句读：

《诗经》多四字句，人以为易读，然《诗》有声气句与文法句之别。以声气为句，如《邶风·柏舟》首章“微我无酒，以敖以游”为二句，而于文法则为一句。毛传云“非我无酒可以遨游忘忧也”，其义可见。[19]

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专用一个符号来标记《诗经》中与“声气句”不一致的“文法句”：“凡于上句左下角与下句左上角用‘—’连接者，表上下句于文法需连读。”[20]据《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影印本，以《邶风·柏舟》为例，用“—”勾连的文法句有：“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21]黄侃以文法“剖判”《诗经》，在声气句与文法句之间，特意标出与以声韵断句不一的文法句[22]。这与《文心雕龙札记》的立场似有张力，说明《章句》篇主张句读系于声气非一味拒斥文法，而以文法的强势介入为前提。

黄侃对人宣称“予乃章句之儒”，主张学问文章皆以章句为始基（黄以周语）[23]。在他看来，为文必先读经，读经先明句读，句读不明则无从探索经义[24]。总之，一切学问皆自通句读起[25]。据及门弟子回忆，黄侃读书必动笔：

凡经绎之籍，校勘句读，丹墨交横，符识分别，自笺细字，密如蚁阵。至如经史小学诸要籍，校读有逾十余周不已者。一书虽多至数百卷，读之莫不起讫如一。见人读书施评点不能终卷者，称之为“杀书头”。[26]

据说黄侃去世前一日，胃出血不已，因《唐文粹补遗》末二卷尚未读完，犹强撑病体批点完毕，曰：“生平笑人‘杀书头’，毋令人笑我也。”[27]

黄侃认为博闻与强记是两回事，其“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记遍数。而记忆绝艰，每寻一事，非细检不敢辄用。只如浮屠诵经，不谙名句，制氏作乐，徒记铿锵”[28]。将“注疏圈识”拟作“浮屠诵经”“制氏作乐”，亦从侧面证明在黄侃的治学经验中句读系于声气。(www.xing528.com)

以“章句之儒”自居的黄侃，极看重句读之学。句读之学看似浅陋、琐屑，实则大不易[29]。古语云“学识如何看点书”，点书之难“不惟句读义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30]。黄侃手批十三经，从其使用的符识可知，他的批点囊括章句、义理、音韵多方面，不只断句而已。黄侃为学之方与其师章太炎不同，章氏博览载籍，不暇点校，而黄侃治学务精习，故朱墨烂然。其坚持以章句为始基，系秉持“以愚自处”的精神。章太炎以为“学者虽聪慧过人，其始必以愚自处，离经辨志，不异童蒙”，章门弟子中独黄侃深窥斯旨。[31]

作为治学门径的章句之学，不同于吟诗作文之章句论；作为读书标识、后于写作的句读，亦不同于近代被赋予语法功能、修辞功能，与写作同步的句读[32]。句读系于声气，并非黄侃的创见。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谓“离章合句，调有缓急”，又云“改韵从调”“环情革调”，均已点出章句与声调、音韵的密切关系。问题在于声气之句读是否适用于一切文体，还是仅限于韵文之断句？元代《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的批点凡例，已暗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句读方式，不仅韵散有别，经史子集有别，甚至议论体与叙事体的句读也不尽相同。“凡诗铭韵语，以韵为句，未至韵皆读。”[33]黄侃主张“以声气为句”，实则从“以韵为句”延伸而来，只是传统的韵句限于“诗铭韵语”，而黄侃所谓的“声气句”则跨越韵散之别，涵纳一切文体。

诗有声气句与文法句之别，类似的说法已出现在清末笔记中。于鬯《香草校书》谓“韵句与义句未必一致，有韵一而义断者，有韵别而义连者”[34]，即指明《诗经》中有音节、文义两种参差的句读。仍以《邶风·柏舟》篇为例，“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与“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依韵断为两章，实则“义隔于上而注于下”，毛传、郑笺之误读皆因“不知诗固有韵一而义断者，分章不得不依韵，解义与分章有别也”。这种“读别于义”的现象，有研究者认为是《诗经》的一种修辞手法，离合义句而组成音句，并一直影响着以后近体诗和词的句读组织形式。[35]

于鬯区分韵句与义句，与黄侃处境类似，都处于清儒音韵训诂之学与泰西文法的双重阴影之下。就经学的内在脉络而言，《香草校书》序云，自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后有德清俞樾《群经平议》，此书位于二者的延长线上。而清季民初的音韵训诂之学，又遭遇“西学兴而经学废”的权势转移。于鬯将音韵训诂视为中国的格致之学，若“西人不来，固将骎骎乎入电化声光之域”；西学之兴，适逢其会，“不啻诸先儒学脉之支流余裔”[36]。从于鬯所言及黄侃的章句论中，可见出依违于经学与西学、音韵训诂之学与泰西文法之间的紧张感。

黄侃自称于中国学术“犹蜂腰也”，“其屑微已甚，然不可断。断，学术其亡乎”[37]。居“蜂腰”，以继绝学自命，唯有从这种学术使命感的高度，才能理解黄侃在句读之微上的坚持。与其将黄侃归入守旧的名士派，不如将其视为与时势较劲的“独殊者”[38]。一则轶事即可破除视黄侃为顽固派的刻板印象：其认为用新式标点未尝不可，只要标点正确，对于古诗词更是如此。黄侃把问号“？”比作耳朵，胡适《词选》将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句词，标点成：“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黄侃在课上调侃说，应该是天上耳朵，人间耳朵。[39]

黄侃对文学革命的态度，从《文心雕龙札记·通变》篇可窥知一二。他主张“美自我成，术由前授”，新旧是相对的，“新法使人厌观，则亦旧矣；旧法久废，一旦出之尘薶之中，加以拂拭之事，则亦新矣”[40]。黄侃以为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遣词造句因人而异，规矩法律千载如新，“由之则成文，不由之而师心自用，苟作聪明，虽或要誉一时，徒党猥盛，曾不转瞬而为人唾弃矣”。胡适及文学革命的追随者，在黄侃眼里自是变古乱常、师心自用之徒。

在规摹古人与自立规则之间，黄侃宁取“拘者”而非“放者”的态度。他主张法必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41]。黄侃将“文家”与“流俗”判为两途，就章句而言，文家高于流俗；若以人情为本，则流俗或过于文家。“一代必有文家之文，以章其专业；亦必有流俗之文，以写其恒情”，从“文家”与“流俗”的对峙可见文学之于时代的超越性及不可超越性。总之“九流水火，各效用于当时；众说纷纭，并系根于世运”。[42]

黄侃虽有意与《马氏文通》代表的语法体系立异，但在具体论述中时有游移，如谓“文中句读，亦有时据词气之便而为节奏，不尽关于文义”[43]，此处表面上主张句读系于声气节奏，然“有时”“不尽”等限定，又为“文法之句读”留有余地。在黄侃的章句论中，声气属于耳学，文法属于眼学。“目治之时，宜知文法之句读；口治之时，宜知音节之句读。”[44]读者或以声气为句，或以文法为句，唯不可混声气、文法为一。

黄侃对文法的态度颇微妙，他并不反对取泰西之“葛拉玛”（grammar）以驭中国之文[45]，甚至肯定《马氏文通》的开创性，但又用“目治”与“口治”之别，在泰西文法大举入侵后，捍卫句读系于音节的合理性。黄侃曾言中国没有文法，训诂就是文法[46]，近代文法书“虽工言排列组织之法，而于旧文有所不能施用”[47]。只读《马氏文通》未必能解唐以前书，因其于训诂学未能邃密[48]。用俞樾之言，“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犹执山野之夫，而与言甘泉建章之巨丽也”。[49]

《马氏文通》中“句”“读”“顿”三分，暗含辞意与辞气的双重标准。凡有起词、语词，即包含主语、谓语，辞意已全者曰“句”，辞气未全者曰“读”；句读当中，字数较长、辞气应稍作停驻者曰“顿”。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延续句、读、顿的三分法，但将“句”“读”之分统一到辞意层面；系于辞气之“顿”，与句、读之义无涉，或成读，或不成读，以便讽诵而已[5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则主张“句”“读”不分，均系于声势即辞气。自《马氏文通》引入西式两级标点，或致汉语产生过度语法信息。

句读论在《马氏文通》中居于核心地位，故例言称“是书本旨，专论句读”。马建忠的句读论建立在“字类”即词性划分的基础上，因句读集字而成，“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马氏文通》之句读论有自相矛盾处，如对“读”的界说，卷一谓“辞意未全者曰读”，卷十又谓“辞气未全者曰读”。有批评者认为从“读”的界说即可看出，马建忠的句读论并非全盘西化的，而是中西合璧的。所谓“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未全者为读”，前半句是西化的定义，后半句则是中国本位的说法[51]。马氏所谓的“读”，不同于泰西文法所谓clause，大部分是participle phrase。《马氏文通》自称“因西文已有之规则”，求“华文义例”之所在[52]，但并未为它所要引渡的语法体系，创立适当的术语。

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以中国固有的“句”“读”之名，表与泰西文法所谓sentence和participle phrase相当之实，势必弄得名实相违。何容指出，以辞意已全或未全来分别句读，是文章的读断法（division of text）；而泰西文法中所谓“起词”“语词”乃是语句的构造（structure of sentence）。文章读断好比行军时的纵长区分，语句构造却是军事学上的部队编制。《马氏文通》把“断句”的用语，赋予语法功能，用作“析句”的术语，不但在析句时顾此失彼，在断句时也不免因顾及“句”“读”二名的新义，而失于牵强支离。[53]

吕叔湘进而指出《马氏文通》讲句读，犯了术语不够用、问题说不清的毛病。他认为讲句读，至少要有单句、复句、主句、从句，或者再加上母句、子句等概念，才大致够用。而《文通》仅靠“句”“读”这两个术语，自然左支右绌，没法把问题说清楚[54]。换用通行的语法概念，《马氏文通》中的“读”可置换为者字短语、所字短语、主从复句中的从句、包孕复句中的子句；与“句”对应的有单句、主从复句中的主句、包孕复句、包孕复句中子句以外的部分、并列复句、并列复句中的每个分句[55]。由此可见，中国固有的“句”“读”概念，在接引欧化文法时，实际上是超负荷的复合结构。[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