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期以降赣闽粤边的人口重建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今天汉语的各南方方言分支中，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最为接近。罗常培在《临川音系》一书中就认为：

当我把这个（赣方言）音系的概略整理出来以后，我觉得它有几点颇和客家话的系统相近……所以我颇怀疑他们是同系异派的方言，并且从客家迁徙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出一些线索来。^[16]

罗氏的《临川音系》一书，初版于20世纪的30年代。从那以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方言学界开始在客赣方言之中同中求异，于是便有了将客赣方言分成两个大区的主张。然而，正像李如龙和张双庆在《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继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提出客家四次迁移说和罗常培发表的《临川音系》之后，五十年来也发表了一些赣方言的材料，关于客赣（方言）之间的关系大体从认为是共同点较多的一个大方言区到主张把客、赣分立两个大区。然而对于赣方言的特征至今尚难作出深入缜密的概括，如果客赣分立，两个方言区的分界及其依据也还不很明确。^[17]

的确，由于客、赣方言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像罗常培那样，把它们合为一区，这样虽然照顾到了两者之间的“同”，但却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异”；如果两者分立，这样虽然顾及到了彼此之间的“异”，但却又忽视了相互之间的“同”。这种两难境地，着实让方言学者颇费周折。

基于客赣方言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近年来，周振鹤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见解。他认为，尽管客、赣可以分立为两个方言区，但两者在渊源上却难分难舍。在与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他写道：

赣、客语的形成最晚。今江西地区古称吴头楚尾，应当是古吴语和古楚语的交汇处。汉代扬雄（《方言》一书）于此独留下空白。东晋南朝时期，有部分北方移民进入赣北、赣中地区，他们带来的北方话成了赣、客语的前身。^[18]

中唐以后大量的北方人民进入江西，使赣客语基本形成，而且随着北方移民逐步向赣南推进，赣客语这个楔子也越打越深，不但把吴语和湘语永远分隔开来，而且把闽语限制在东南的一隅……两宋之际发生的由北而南的第三次移民高潮，使客家话最终形成，并且扩散到闽西南和粤东北。^[19]

在后来的《客家源流异说》和《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等论著中，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观点：

客（家）方言的源头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来到江西地区的北方移民带来的……如果把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民来到赣北与赣中的迁徙过程作为客方言形成的第一步的话，那么，从江西北、中部进入赣闽粤山区的短距离移民运动则是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如果没有这一迁移过程，则中唐以后来到江西北、中部的移民方言，充其量只会演变为北方方言的一支次方言，或与北方方言差别不太大的南方方言，如赣方言。赣方言与客方言的差异，极有可能就是有无短距离再移民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唐以后留在江西北、中部的北方移民，他们的方言经过与当地原住民方言的交融，以及千年以上的变迁，就逐步发展成为今日的赣方言。^[20]

（安史之乱以后）在江西北、中部，北方移民带来的语言形成了今日赣语的主要基础，并为日后客家话的形成准备了条件。^[21]

由于两宋之际和宋末金人与蒙古人的两次南犯，引起中唐以后迁到江西的大批移民后裔及唐末迁到闽西、赣南的人民再次迁移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区，这一带地理环境的封闭，使移民方言终于与北方方言完全隔开，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方言，而且使梅县成为客家方言的核心地区。^[22]

显然，在周振鹤看来，客家方言和赣方言一样，均渊源于中唐以后形成的“原始赣语”，其直接源头则是由安史之乱以后迁入江西北部和中部的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北方语言。

对于周振鹤的上述观点，我们还可以拿今天的汉语方言人口百分比来加以佐证。在今天的汉语各南方方言中，赣方言的人口最少，只占汉族总人口的2%强。江西的区域开发早于福建和广东，加上全境由赣江贯穿，与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联系，远比福建和广东便捷。因此，从理论上讲，赣方言的人口数，应该高于闽方言和粤方言的人口数（前者占汉族总人口的4%，后者占汉族总人口的5%），至少也应该大致相似，而不应该相差如此之多。如果用周氏的上述观点来看问题，赣方言这一有悖于常理的人口格局，便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因为，根据他的看法，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同源而异流，它们在较早时期都属于同一个方言地理区域，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使得赣方言的发展被拦腰截断：一直居住在赣北和赣中的居民，维系了赣方言的已有格局，而生活在赣南或播迁到闽西和粤东北的居民，则因种种原因而使得自己的语言步入了独立发展的里程（即后来的客家话）。今天客家方言的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4%，与赣方言人口合起来是6%强。也就是说，如果赣方言未曾发生后来的分化，它的总人口数应该略高于闽方言和粤方言的人口数，而略低于吴方言的人口数（占汉族总人口的8%）。

客家方言与赣方言共同渊源于“原始赣语”，这一事实表明：客家方言群与赣方言群在历史上具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前者应该由后者分化而来。因此，从人口源流的角度来讲，历史上赣方言区的移民，才是客家方言群的直接源头。

众所周知，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北方人口南迁高潮。^[23]正像大诗人李白所描绘的那样，战火蔓延之际，“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奔腾似永嘉”。尽管这次移民波及南方的广大地区，但是对江西境内的影响却尤为巨大。“安史之乱”爆发后，江西境内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大体保持着安定的局面；加之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捷，故而，很快便成为北方移民的首迁之地。正像唐人于邵所说的那样：“洪州之为连率也，旧矣。自幽蓟外奸，加之以师旅，十年之间为巨防焉。当闽越奥区，既完且富，行者如归。”^[24]其实，除洪州之外，其他如饶、信、吉、江等州，此时也都接纳了大量的北方移民。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第3 卷中，曾根据新、旧《唐书》、《全唐文》和《唐代墓志资料汇编》等文献资料，对“安史之乱”期间北方移民迁入南方的个案，进行过较为全面的统计。根据这一统计结果，“安史之乱”期间，有文献可征的北方移民迁入南方者，共133 例，其中有25 例分布在江西，占全部移民个案的19%，仅次于江南地区（35%）。^[25]这一事实表明，江西是这一时期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区。周振鹤在比较了《元和郡县志》中天宝与元和年间饶州、洪州和吉州的户口数据之后，也得出如下的结论：

饶州在中唐以后户口的增加是出于一般人的想象之外的。该州位于赣东北鄱江和信江流域。自安史之乱第四年即乾元元年（758）起至永泰元年（765）间，这里接连分置了上饶、永丰、贵溪三县。这三县合以衢州玉山县建立一个新州——信州。天宝年间饶州有户40000 挂零，到元和时期，饶、信二州合计有户近75000，以天宝间饶州的地域范围计，元和时户数净增长83%之多，幅度之大，为历来治史者所忽略。

比饶州户口增长幅度稍小的是洪州。天宝时有户55000 余，元和时增加到91000 多，净增数亦达到64%……

洪州之后是位于赣江中游的吉州，元和户数比天宝增加近10%，数量也颇可观。^[26]

“安史之乱”结束后，唐王朝又延续了100 多年。在这100 多年的时间里，进入江西境内的北方移民，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他们所带来的语言，在经过与土著居民语言的互动之后，已成为江西境内的统一语言——原始赣语。然而，就在原始赣语自江西北部、中部向南部不断扩张之时，以王仙芝和黄巢为首的农民战争爆发了。正是在这次农民战争的巨大冲击下，原先居住在赣北和赣中的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涌向赣南，并陆续由赣南再分迁到闽西和粤东北地区。由于赣闽粤边的地理环境与赣中和赣北有着很大的差异，故而，原始赣语在进入这里之后，很快便产生了变异。久而久之，一个与赣方言十分近似、但是又并不完全相同的方言——客家方言，便因此而产生了。

罗香林认为，唐末农民战争导致了北方人口的第二次大规模南迁，并由此而形成了客家先民的“第二次迁移运动”。^[27]其实，这只是罗氏的误解。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黄巢起义军的最大特点是流动作战，方向飘忽不定，两年南下北上数十州，不可能引起北方人民大规模南迁，至多只可能迫使人们就近分散避乱而已。但是这一特点却对客家方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引起部分江西北、中部移民进入闽西和赣南山区，使这部分人的语言与北方方言区隔离，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今天他们后裔保留了较多的中唐以前北方方言的特征。”^[28]从方言地理的角度来讲，伴随着这次迁移，一方面将早期赣语推进到赣南和闽西山区，另一方面又由于地缘的关系，使得这些移民及其后裔，不得不割断与北方方言区的联系，并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方言群。换句话说，赣南在“安史之乱”时期虽然没有接纳大量的北方移民人口，但是在随后黄巢农民战争的影响之下，却经历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人口重建式的移民。一方面，来自赣中和赣北的南下移民，彻底地改变了唐中期以前赣南境内的人口格局；另一方面，部分原先居住在赣南的居民，也随同北方南下的移民一起，向闽西山区迁移。经过这次人口重建之后，来自赣北和赣中的移民及其后裔，开始成为赣南人口格局中的主体部分。相应地，由移民所带来的早期赣语，也慢慢地发展成为赣南地区的通行语言。

由唐末农民战争所引起的赣北和赣中部分人口向赣南以及再进一步向闽西的迁移，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时期。这期间，有几件大事须引起特别的重视。(www.xing528.com)

其一，王仙芝和黄巢的军队曾多次出入江西地区。最初，地处江西北部的抚州、江州和饶州等地，首当其冲。如抚州，“洎乾符初，寰海沸腾，兵寇焚爇，略无遗堵，靡认余甚”^[29]，“当州刺史宅自唐乾符中因诸道乱离，有巨寇黄巢（阙）、柳彦璋（王仙芝部将）等奔突焚烧，略无遗堵”^[30]。再如江州，乾符四年（877），“江西贼柳彦璋陷江州，执其刺史陶祥”^[31]。再如饶州和洪州，乾符五年，“王仙芝伏诛，其将王重隐陷饶州，刺史颜标死之。江西贼徐唐苔陷洪州”^[32]。稍后，王仙芝的余部又在黄巢的率领下，多次出入江西，并由赣北、赣中深入到赣南地区。《新唐书·僖宗纪》云：乾符五年二月，“尚君长弟尚让为黄巢党，以兄遇害，乃大驱河南、山南之民，其众十万，大掠淮南，其锋甚锐……三月，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信等州”。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新唐书·黄巢传》中：“巢度藩镇不一，不足制己，即叛去，转寇浙东……贼收众逾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这种多次的往返出入，必然会引起沿途居民的外逃，而地处万山之中的赣南和闽西，无疑是赣北、赣中居民避难逃生的理想之地。

其二，唐末王绪、王潮等人率众由赣入闽，对江西境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资治通鉴》记载，王绪在率部南迁之始，“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渡江之后，“转掠江、洪、虔州”。^[33]《新五代史》则记载道：该部“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34]。由于这次行军的路线贯穿江西全境，加之沿途之中，“所至剽掠”，因此必然会引起沿途居民的恐慌，从而迁徙他乡。

其三，唐末五代时期卢光稠在赣南的经营。卢光稠乃虔州（即后来的赣州）虔化县（今江西宁都县）人。他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在南康县的石溪都（今属崇义县）举兵，很快便占领了虔州和韶州，并一度将势力扩展到粤东的潮州境内。卢光稠部前后在赣南和粤北经营了20 多年。《旧五代史·卢光稠传》对此有这样的记载：“虔本支郡也，兵甚锐，自得韶州，益强大，升为百胜军使。”《新五代史·卢光稠传》也记载道：卢光稠死后，其旧部谭全播“治虔七年，有善政”。卢光稠部在经营赣南和粤北期间，一方面可能吸引了一定数量的赣北和赣中境内的移民进入赣南，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将赣南的部分人口迁入粤北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形势的差异，唐末五代时期，在赣闽粤边的不同区域内，对赣北和赣中移民的接纳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大致而言，赣南地区由于在地缘上与赣中毗邻，赣北的移民也可以溯赣江直达赣南，故而，这里接纳的赣北和赣中移民，一定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新编的赣南各县地方志文献中，涉及赣中和赣北移民在唐末五代进入赣南的记述就有很多。例如：

新编《于都县志》云：“据今存的族谱记载和县地名普查资料，居住在县境内的各姓的祖先，大都是自唐以来北方南迁的客籍人。南迁的先民中，极少直接迁居于都，多数是几经周折后，定居于都。”^[35]

新编《南康县志》亦云：“1981年县地名普查资料表明，今南康县内居民的先祖，一部分是东晋（应为西晋——引者注）永嘉之乱以后至隋唐从中原南迁的汉人……一部分是唐末……黄巢等农民起义的战乱时，中原汉人及已于第一次南迁赣北、赣中的移民，南迁而至南康的……如凤岗下雨塘村陈姓，唐末从泰和（赣中）柳溪迁入；横市田心吴姓，唐末从遂川（赣中）迁入……一部分是宋末蒙古元人挥戈南下时，中原汉人和已迁赣北、赣中等地的移民，随抗元义军南迁至南康的。”^[36]

新编《石城县志》对石城县境内的早期聚落形成以及人口源流讲得更加清楚。据该书《人口篇》云：“从晋到五代十国末年石城建县时为止，石城境内已建有54 个居民点，其中大多为外来户所建。”^[37]这54 个居民点中，绝大多数又是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所建。据该书《姓氏·谱牒篇》统计：“隋唐至五代十国石城建县前后凡600 余年，先后有余、傅、胡、温、许、赖20余姓迁入（石城境内）居住。”^[38]而在隋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所迁来的姓氏中，又以唐末五代时期由赣中、赣北一带迁入者为多。如李姓于后梁时由广昌迁来，王姓于后唐时由洪都（南昌）迁来，熊姓于后周时由广昌迁来，毕姓于南唐保大十三年（955）由抚州迁来，^[39]等等。

户口数字和行政建置更能说明问题。元和年间（806—820），赣南境内的户口曾一度大幅下降，户数降到26260。^[40]与《旧唐书》的天宝十一年（752）数字相比，户数下降了43.7%。与开元年间的数字相比，户数也下降了25%。^[41]这一事实说明，赣南在“安史之乱”以后，人口流失曾一度比较严重。但是，从唐末开始，随着赣中和赣北移民人口的不断南下，赣南地区的人口在总体上开始呈大幅度增长之势。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赣南境内主客户合计85146，^[42]差不多是元和年间户数的3 倍。如果以每户5 口计算，总人口已超过420000，比唐代天宝年间的最高峰值尚多出150000 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上距五代不远，因此，这一户口数字应该能够说明唐末五代时期赣南境内的人口增长情况。联系到前文的种种分析，赣南境内的人口增长态势，应该与赣南、赣北移民人口的大量迁入有关。再从县级行政建置来看，五代时期，赣南境内先后设置了上犹、瑞金、龙南和石城4 县。县级建置的骤然增加，既是人口增长的结果，也是区域开发规模扩大的反映。从这4 个县的地理位置来看，都处在边远的山岭地带，其中，瑞金、石城地处赣南东部的武夷山麓，龙南地处南侧的南岭山区，上犹则靠近西部的诸广山山脉。由此可见，这4 个县的设置，一方面是赣南境内唐末以来人口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赣南区域开发由原先的中部平原、河谷地带向四周山区扩展的体现。

闽西地区在唐代中期正式设立行政建置。开元十三年（725），原建州府属的黄连镇，被升格为黄连县（即后来的宁化县）。开元二十一年，^[43]闽西出现了州级行政建置——汀州。《元和郡县志》卷20《江南道五》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建西光龙洞，检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汀州，因长汀溪以为名。管县三：长汀、沙、宁化。

从汀州建置之初仅有“诸州避役百姓三千余户”的情况来看，此时的闽西，尚处在开发的初期阶段。但是，随着周边地区移民的迁入，这里的人口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有着明显的增长。天宝初年，汀州的户数已从建置之初的3000 余户上升到5330，口数已达15995。^[44]从开元二十一年到天宝初年，前后不过十年时间，汀州境内的户数便净增长78%。增长幅度之大，让人难以置信。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此时的汀州毕竟处在开发的初期。由于整个区域都为原始森林所覆盖，加之瘴气肆虐，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容纳大量的人口。故而，经过设置之初的短暂增长之后，汀州的人口发展态势，很快就慢了下来。天宝十一年（752），汀州境内的户、口数分别是4680 和13702。^[45]与十年前相比，户、口数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宋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引牛肃《纪闻》云：唐时初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地多瘴疠”。又曰，州初移长汀时，“长汀大树千余株……其树皆枫松，大径二三丈，高者三百尺”。^[46]如此原始的生态环境，显然很难适合外来移民的居住。据旧志记载，汀州建置之初，治所在新罗（今龙岩市）。不久，便迁往长汀村（今上杭县北），旋又移往东坊口（今长汀县北）。直到大历四年（769），才在白石村（今长汀县城）安顿下来。^[47]治所之所以要一迁再迁，原因当然与原始森林覆盖和烟瘴弥漫的生存环境有关。大历初，陈剑出任汀州刺史，当时治所在东坊口。据说，陈氏刚到治所，“闻鼓角声堙郁不畅”。不久，便有吏民向陈剑陈情：“年谷不登，民多疾疫，由于郡治非所也。”^[48]于是，陈氏乃“疏其利病，请之朝廷”，在得到朝廷的准许后，终于将郡治迁往卧龙山之阳的白石村。陈氏也因为此举而得到汀州百姓的称颂，“民皆怀之，颂其德者谓迁郡之良守云”^[49]。偌大的汀州，连一个适合居住的治所都很难找到，其早期开发的艰难，由此可以想见。

除地理环境的险恶之外，当地的原住民势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据有关史籍记载，自南朝后期开始，九龙江以南的闽西南地区，就生活着相当数量的苗瑶语族先民（详见本书第四章）。清人杨澜在《临汀汇考》中指出：“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龙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50]所谓“苗人散处之乡”，也就是说，在汀州建置之初，其境内的居民，绝大多数都是“苗人”——苗瑶语族先民。唐总章年间，陈政、陈元光父子在率兵平定闽西南的“蛮僚啸乱”过程中，曾对聚居在九龙江以南的所谓“蛮僚”，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强制性迁徙。但是，由于“蛮僚”的人口过于庞大，所以就连陈元光自己也承认：“诛之则不可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51]由于闽南和闽西相互毗邻，而闽西境内则高山连绵，岭谷纵横，所以，那些被强制性迁出的“蛮僚”，极有可能就集中在闽西的高山岭谷地带。

正因为如此，从隋末唐初开始，直到唐代中叶，在整个闽西境内，以苗瑶语族先民为主体的“蛮僚”势力，一直十分强大。如宁化县，“初称黄连峒，隋陈以前，名不见于史”^[52]。隋末唐初，群雄并起，“东海李子通率众渡淮，据江都，称吴帝，改元明政，遣使略闽地”^[53]。考新、旧《唐书》，均有《李子通传》。其势力最盛时，“东举会稽，南距岭，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54]。从李子通部的活动范围来看，“遣使略闽地”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李子通部进入闽西之后，当地“土寇峰起”^[55]，陷于混乱。于是，黄连人巫罗俊“就洞筑堡卫众，寇不敢犯，远近争附之。罗俊因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赢，因以观占时变，益鸠众辟土”。贞观三年（629），巫氏以“土旷齿繁，宜可授田定税”为由，请求朝廷设立行政建置。朝廷一方面虽“嘉之”，但另一方面却“令归翦荒以自救”。直到乾封年间，黄连峒才被改为黄连镇。开元十三年（725），再升为县^[56]。谢重光认为：“从黄连峒的地理位置和巫罗俊的活动时代来看，特别是黄连峒以峒为名的特点来看，当时当地的居民只可能是属于蛮僚系统的土著居民。巫罗俊‘就峒筑堡卫众’，所卫之众必是蛮僚土著无疑。‘远近争附之’的民众，也应是蛮僚土著为多。”^[57]这样的推论，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除苗瑶语族的先民之外，当时闽西境内的“蛮僚”系统中，还生活着一支被称作“山都”的土著民族。据唐人牛肃在《纪闻》一书中记载，汀州初建时，长汀境内为“山都所居”，“其高者曰人都，在其中出入者曰猪都，处其下者曰鸟都。人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子妇人自为配偶。猪都身如猪，鸟都尽能人言，闻其声而不见其形，亦鬼之流也。三都皆在树窟宅，人都所居最华”。^[58]剔除这些记载中的神异成分之后，我们分明可以看出，所谓“山都”，事实上就是当地的蛮僚土著。从“三都皆在树窟宅”这一重要文化特征看，他们应该是“干栏”式建筑的发明者——百越民族的后裔。

在汀州建置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相关史籍中依然不乏有关当地土著蛮僚活动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乾宁元年（894），“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59]。此时上距汀州建置已160 余年。“黄连洞蛮”在一次事变中，就能出动20000 的兵力，其势力之大，人口之众，由此可以想见。

然而，不论环境多么险恶，也不管蛮僚土著的势力如何强大，在唐末五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江西中北部的逃难人口进入汀州，已成为必然的选择。首先，从交通形势来看，赣北和赣中的难民，溯赣江而上，在到达赣南境内后，再通过贡江及其支流，就可以顺利地到达武夷山西麓。在北端，越过石城与宁化之间的站岭隘，就可以直达宁化境内。在中端和南端，越过桃源岽和水星岽，就可以从赣南境内的瑞金或会昌，进入长汀。除了上述3个大的通道之外，在整个武夷山的南段，还存在着其他一些低矮的垭口，如武平县（唐时属长汀）境内的黄田隘，“通江西羊角水”，牛牯岽隘，“通江西”。^[60]越过这些低矮的垭口，也可以到达汀州境内。其次，汀州与赣南一样，地处万山之中，崇冈复岭，深溪窈谷，这种地理环境对于避难逃生而言，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去处。诚如清人杨澜所说，“天宝之乱，列郡望风而靡，汀，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蜒雨中”^[61]，对于避难者而言，“隐然东南一乐土矣”^[62]。再次，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与赣中北毗邻的湖南地区，进入五代之后，就一直为马氏割据（楚）。而福建尽管前期也为王氏所据（闽），但是从南唐保大四年（946）开始，却与江西同在南唐的统治之下。在这样的一种政治形势之下，江西的移民进入福建（汀州），显然要比进入湖南更加方便。

正因为如此，从唐末开始，江西中北部的难民，便如潮水一般，纷纷涌入汀州境内。伴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闽西境内也开始了人口重建的过程。诚然，在唐末五代闽西的人口重建过程中，不可能所有的移民都来自赣北和赣中地区；但是，来自赣北和赣中的移民，无疑占有相当的比重。新编《长汀县志》云，“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汀州居民主要是各州避役百姓3000多户，其中有钟姓居民是从江西经宁化石壁村迁来（长汀）白石村。唐末……大量人民避乱迁来长汀，逐渐形成村落”，“他们大部分是从江西的北部，少部分从浙江西部迁来”。^[63]据新编《宁化县志》统计，唐末五代时期，迁入宁化境内的移民个案有文献可征者共24 例，其中，来自江西地区的移民共有7 例（其中除赣南1 例外，其余均来自赣北和赣中地区），^[64]占总数的29%以上。如果按宁化境内的情况进行推算，那么，在这次人口重建过程中，来自赣北和赣中的移民，几乎占了全部移民总数的30%。

伴随着大量移民的到来，闽西境内的人口从五代开始便呈现出大规模增长的态势。后唐同光年间，汀州曾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民变，“汀州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汀州”^[65]。参加民变的人数就有30000 之众，其总体的人口规模由此可以想见。到了北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汀州已有24000 余户居民，^[66]是唐代元和年间的9 倍。如果以每户5 口计算，总人口已达120000 之众。唐末以降闽西人口的快速增长，除了接纳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人口外，来自江西境内的移民应该说是主要的因素。

唐末五代时期，赣北和赣中的移民，最远者甚至已迁至粤东北一带。不过，从总体上来看，粤东北即使在唐末五代时期接纳了江西境内的部分移民人口，其数量也是极其有限的。历史上的户口资料表明，粤东北在唐代的人口高峰出现在天宝初年，在这以后就开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据杜佑《通典》记载，天宝元年（742），循、潮两州的总户数为19844（潮州户数为10324，口数为51674，循州户数为9520，无口数）。^[67]但是，到了天宝十一年，循、潮两州的户数已降到12945（潮州户数为4420，口数为26745，循州的户数为9525，无口数）。^[68]短短十年间，净减了6899 户，降幅近35%。如果把潮、循两州分开来看，循州基本上保持稳定，户口的下降主要发生在潮州境内。十年间，潮州境内净减5904 户，降幅达57%；口数净减24929，降幅达48%以上。再到元和年间，潮、循两州的总户数已下降至3688（其中潮州1599 户，循州为2089 户），^[69]只有天宝元年总户数的18.5%。如果分开来看，潮州的户数只有天宝元年的15.4%，而循州的户数也不足天宝元年的22%。接下来的五代时期，粤东北为南汉的刘氏所占据。乾亨元年（917），南汉析循州置浈州，其中循州领龙川与兴宁2 县，浈州领归善、博罗、海丰和河源4 县。乾和三年（945），再分潮州置敬州（即后来的梅州），其中潮州领海阳、潮阳两县，敬州领程乡1 县。从粤东北在这一时期的建置沿革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州级建置由原来的2 个一下子增加到4 个，但县级建置却1 个也没有增加。这一事实说明，粤东北的人口尽管在这一时期可能有所增长，但幅度也不会很大。宋初的户口资料表明，粤东北各州在太平兴国年间的总户数为15756，^[70]与元和年间的户口低谷相比，增长的幅度应该不小。但是，考虑到160 多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再考虑到土著人口不断成为“编氓”的因素，^[71]外来移民（包括来自赣中和赣北的移民）在人口增长中的比重应该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