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两宋之际赣中北一带人口向赣南和闽西的迁移，与南宋以降汀、赣人口向粤东北一带的迁移相比，其意义和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就两宋之际赣中北一带人口向赣南和闽西的迁移而言，尽管迁入的人口规模相当大，迁移的时间也相当集中，但是，对于赣南和闽西已有的人口规模而言，这次迁移只是“人口补充型”的移民。换句话说，赣中北一带移民的到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赣南和闽西的人口结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壮大了当地的人口规模。这次“人口补充型”的迁移，距离唐末五代时期赣南和闽西地区的那次“人口重建型”迁移，尽管有200 多年的时差；但由于两次移民的迁出地均是赣中北一带，移民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大体一致，故而，对赣南和闽西而言，它所带来的语言与文化冲击，都不是十分的明显。正因为如此，移民在进入赣南和闽西之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地的社会动乱，但这些动乱基本上都是由于生存资源（如土地、职业等）的匮乏所引起的，与彼此间的语言或文化差异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场“人口补充型”的移民，只是壮大了赣南和闽西境内的人口规模，进一步强化了早期赣语在赣南和闽西的地位，使得赣南和闽西成为继赣中北之后早期赣语的又一个重要分布区域。
然而，南宋以降汀、赣人口向粤东北一带的迁移，则导致了粤东北地区的人口重建，使得当地的居民格局、语言文化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换句话说，这次迁移，在重建了粤东北境内人口结构的同时，也重建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这次人口与语言文化的“重建”之后，粤东北地区的语言文化版图终于被分割成两个单元。韩江以东的潮州成为闽南方言的延伸区域，而韩江以西的梅州和循州则为早期赣语所覆盖。粤东北语言文化版图的“裂变”，是赣闽粤边与周边相关区域社会与文化互动的必然结果。分析这一“裂变”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对于理解客家方言群的形成，或许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明人王士性认为：“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南干自九疑来，过大庾岭至龙南、安远，其夹汀与赣，夹建宁与建昌界，度分水而趋南坪者，正干也。至龙南不过安远即南行，接长乐、兴宁趋海丰入海者，分南行一支也。其南支实隔闽于东，广于西。故惠州诸邑皆立于南支万山之中，其水西流入广城以出，则惠真广郡也。潮在南支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州）同，而其言语又与漳、泉二州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162]在王士性看来，韩江以东的潮州一带，无论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还是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划归福建比划入广东都更为合适。因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潮州地区不仅在地缘上与闽南互为毗邻，而且在山形水势诸方面也与闽南地区密切关联。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上古时期的潮州与闽南一样，都是“闽越地”，后来，潮州境内“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言语又与漳、泉二州通”。因此，“以形胜风俗所宜，（潮州）则隶闽者为是。”王氏所列举的自然地理的因素，大体可以成立，但是，他所强调的人文方面的原因，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推敲。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潮州和闽南地区除了在上古时期同属于“闽越地”之外，在此后很长的时间内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更多的历史文化关联。相反，在南宋之前，两者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明显。至于王氏所说的“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州通”，应该是在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之后才出现的现象。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现象就想当然地认为潮州和闽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单元。
其实，就历史时期潮州的行政归属而言，王氏“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的断语，也是不能成立的。有唐一代，潮州的行政归属就曾一变再变。贞观初年，分天下为十道，潮州与福建各州一起隶于江南道。景云二年（711）开始，潮州隶属于福建都督府。开元二十一年（733）起，潮州又隶于福建经略使。次年，潮州又与漳州一起，改隶岭南经略使。上元元年（760），福州升为节度使，漳、潮二州又复归福州管辖。大历六年（771），福州罢节度使，改为团练观察处置使，潮州再改隶岭南节度使。[163]自此以后，潮州在行政上才彻底地结束了与福建的关系，稳定地隶属于岭南（即后来的广东）的行政大区。因此，王氏所谓“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潮州在行政区划上划归福建还是划归广东更为合适，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所要关心的是，潮州在唐代中后期结束了与福建的行政隶属关系之后，为什么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岭南，而再无改隶福建的可能？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五代时期闽与南汉的长期割据及其对峙。因为，政治上的割据与军事上的对峙，不仅会导致割据区域内文化同质性或均质性程度的提高，而且还会对不同割据区域间文化边界的形成及确定产生深远的影响。纵观历史，某一区域的政治割据版图，往往与某个地域性的语言与文化版图大体一致。先秦时期的吴、越，对应于后来的吴方言文化区，楚对应于后来的湘方言文化区，都是典型的例子。
五代时期，包括漳州在内的闽南地区为王氏的闽所割据，而韩江以东的潮州一带则为刘氏的南汉所割据。由于漳、潮一线既是闽与南汉的版图界线，又是双方军事对峙和武装冲突的前沿阵地，故而，这块在自然地理上连成一片的平原，经过双方的长期争夺与反复较量之后，终于分化成为两个人文区域。北宋初年的乐史曾观察到，当时潮州一带风俗“与南海同”[164]，而同一时期漳州一带的风俗则“同泉州”[165]。这一事实表明，最晚从北宋初年开始，漳、潮已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宋人在进行行政区域的划分时，除了考虑山形水势等自然地理的因素之外，往往还十分注重人文的因素。由于漳、潮之间的文化差异从宋初开始已十分明显，故而，在宋代的政区划分中，风俗“同泉州”的漳州，与泉州一起被划入福建路，而风俗“与南海同”的潮州，则与广州一起被划入广南东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汀、漳平壤相接”的潮州，最终之所以脱离福建而被划入广东，其直接的原因乃在于五代时期闽与南汉的政治割据所造成的区域文化“裂变”。宋代的政区划分，只是直观地反映了这一“裂变”的事实，而并非相反。
由政治割据而导致的漳、潮之间的区域文化“裂变”，在南宋以后开始被不断地修复。有宋一代，福建人口大增，人地矛盾持续恶化。按《宋史·地理五》的说法，就是“土地迫狭，生籍繁夥……亩值寝贵，故多田讼”。早在北宋中期，福建路的人稠地狭问题就已经引起了朝廷上下的议论。皇祐二年（1050），宋仁宗曾问大臣说：“古有迁民于宽闲之地，今闽、蜀地狭，其民亦可迁乎？”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仁宗乃诏谕福建路的百姓，“愿徙者听之”。[166]南宋初年，由于河谷丘陵已开辟殆尽，福建百姓遂向较高的山地寻找新的耕地。据南北宋之交的方勺记载：“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垅为田，层起如阶级……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之诗，盖纪实也。”[167]李纲也曾观察到：“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168]随着人地矛盾的不断加深，向外转移人口已成为必然之势。早在北宋后期，福建的对外移民就已开始呈规模化的趋势。据南宋初年的曾丰记载：“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在在有之，而唯闽为多。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于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学有闽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闽之道、释，所在圜圚有闽之技艺。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闽者率未尝加少也。”[169]由于潮州与漳州毗邻，福州、泉州等地的百姓向南越过漳州即可进入潮州境内，故而，这里成为福建移民的首选之地。[170]随着大批福建移民的南下，由漳州进入潮州的“漳潮道”，在南宋时期已成为东南沿海地区进入岭南的重要通衢。南宋的刘克庄就曾不无感叹地写道：“问涂四方者，必有嘉禾清泉可憩濯，传舍行店可依止。南辕则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极目数十里，无寸木滴水，无传舍行店。昔人酌地里之中，各创庵焉……由漳至潮，号畏涂。今深茅丛苇中，轮奂突出，钟鱼相闻，筦簟薪水，不戒而具，与行中州无异。”[171]“漳潮路”由过去的“畏途”转而成为“轮奂突出，钟鱼相闻”的通衢大道，与大批福建移民南下潮州密切相关。大批福建移民的到来，在改变了潮州地区人口结构的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当地的语言文化格局。南宋时期编修的潮州《图经志》曰：“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172]南宋中期的余崇龟说：“初入五岭，首称一潮。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境虽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173]祝穆在《方舆胜览》中亦引时人诗文云：“土俗熙熙，无福建、广南之异。”[174]所谓“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所谓“广南福建之语”，所谓“风俗无漳、潮之分”和“无广南、福建之异”，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最迟在南宋中叶，潮州与漳州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已基本消失，原先只流行于福建境内的闽语，[175]现在已成了潮州的通行语言，潮州已名副其实地成为福建文化的一个延伸区域。
像潮州一样，韩江以西的梅州，五代时期也为刘氏的南汉政权所割据。正因为如此，在北宋初年的乐史看来，这里的风俗也像潮州一样，与“南海同”[176]。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至少在北宋初年，粤东北的潮州和梅州在语言文化及民俗事象等方面，大致相似，并无明显的差别。然而，最晚从南宋中期开始，梅州与潮州之间的语言文化分野已十分明显。关于潮州，南宋中期问世的两部地理总志——《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都强调了它与漳州在语言、民俗方面的一致性。对此，前文已有多处的引述。然而，在谈到梅州时，《舆地纪胜》的结论是这里的“民俗风气”与汀、赣同。[177]所谓“民俗风气”，当然也包括方言在内。《方舆胜览》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这一点，但也强调：“（梅州）介汀、赣之间，颇存犷俗。”[178]从两书对潮州和梅州“民俗风气”的不同描述来看，最晚在南宋中期，潮州和梅州的方言已截然不同。潮州流行的是“广南福建之语”，而梅州流行的则是“与汀、赣同”的早期赣语。南宋时期编修的潮州《图经志》，对潮、梅之间的方言边界还有着这样的描述：“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州）等。”[179]所谓“潮、梅之间”，则相当于今天的大埔至丰顺一带。由此可见，当时潮、梅之间的方言边界，当在潮州西侧的凤凰山一线。
南宋中期潮州和梅州在方言上的分野，是粤东北地区语言文化版图“裂变”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经过这次“裂变”，粤东北地区的语言文化版图被一分为二，韩江以东的潮州，成为闽南方言的一个延伸区域，而韩江以西的梅州，则与赣南、闽西一起，成为早期赣语的一个延伸区域。在这以后，潮州移民又与陆续南下的闽南移民一起，沿粤东沿海向南推进，从而将闽南方言进一步推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一带，而梅州移民则与陆续南下的汀州移民一起，向惠州、循州一带推进，从而将早期赣语推到广东的中部地区。这两支随移民南下的方言，与以广州为核心的粤方言一起，构成鼎足之势。它们之间在经过长期的互动之后，最终将广东的语言版图一分为三。现代的广东方言地理，就是在这个三足鼎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潮、梅方言的最终分野以及梅州“民俗风气”与汀、赣的趋同，都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最迟在南宋中期，江南西路（江西）、福建路（福建）和广南东路（广东）的毗邻地区（赣闽粤边），已形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方言文化区。关于该方言的特征，南宋人陈一新在《跋赡学田碑》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息颇类中州。”[180]所谓“风声气息”，当然包括方言在内。考乾隆《福建通志》，“陈一新，字又之，永春州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为汀州教授”[181]。从陈氏的经历来看，该文当在他出任汀州教授时所作，时间应在绍熙元年以后，与前文所说的南宋中期相吻合。从陈氏的这一记述可以看出，当时福建境内其他各州的方言，已与中原地区相去甚远[182]，只有汀州一带的方言，与中原近似。据此，则赣州和梅州一带的语言，也应该“颇类中州”。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南宋中期赣州、汀州和梅州一带的方言已趋于一致，而且该方言与邻近的闽南和潮州一带方言已划然可分，故而，客家方言（群）最迟在南宋时期已经形成。[183]对此，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仅仅从南宋时期赣州、汀州和梅州一带语言的一致性以及汀、梅方言与闽南方言的差异性之中，我们还很难判断此时的赣闽粤边已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方言——客家方言。如前所述，从人口源流的角度来看，赣闽粤边的居民主要有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江西中北部一带迁来的移民的后裔，另一部分则是由湖南境内迁来的苗瑶语族的后裔。其中，由江西中北部一带迁来的移民后裔，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唐代后期至五代时期迁来的移民后裔，另一个则是两宋之际迁来的移民后裔。从陈一新“风声气息，颇类中州”的描述中，可以推知当时赣闽粤边的通行语言是“颇类中州”的汉语，而非苗瑶语族的语言。换句话说，在赣闽粤边的居民格局中，由江西中北部一带迁来的移民后裔，是其中的主体，而苗瑶语族的后裔只是一个“补充”。既然由江西中北部一带迁来的移民后裔，成为赣闽粤边居民格局中的主体，因此，这里原先通行的应该是江西中北部一带的语言——早期赣语。如果我们无法证明南宋中期赣闽粤边的语言与早期赣语之间已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那么，也就无法认定此时通行于赣闽粤边的语言就是客家方言。
基于江西中北部一带的移民后裔构成赣闽粤边居民主体的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对赣闽粤边境内的语言发展态势作这样的估计：当唐末五代时期赣中北一带的移民进入赣南和闽西之后，早期赣语遂开始在赣南和闽西一带流行开来。据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的记载，北宋初年，赣南地区的风俗“同吉州”[184]，而同一时期吉州的风俗则“同洪州”[185]。由此可见，在北宋初年的人看来，江西从北到南，都属于同一个风俗文化区。此时赣南地区的语言，应该是通行于赣中北一带的早期赣语的自然延伸。北宋时期，不论是赣中北一带，还是赣南和闽西，都未曾接受过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因此语言的变化不会很大。通行于赣南和闽西一带的语言，自然不会与流行于赣中北地区的早期赣语相差甚远。南北宋之交，赣中北一带的第二波移民进入赣南和闽西。由于移民的迁出地与迁入地属于同一个方言文化区，故而，这批移民的到来，并没有改变赣南和闽西的语言格局。
由于方言资料的匮乏，目前还很难对赣闽粤边由原先的早期赣语转而演化成为客家方言的具体过程得出清晰而且明确的结论。不过，从前文所讨论的粤东北语言文化版图的裂变过程中，依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估计：既然两宋之际由福建“下四州”迁入潮州一带的移民后裔，在南宋中期依然讲“福建之语”，那么，同一时期由江西中北部迁入赣南、闽西，稍后又由赣南和闽西迁入粤东北梅州一带的移民及其后裔，也应该讲通行于江西中北部一带的早期赣语。换句话说，南宋中期通行于赣闽粤边的语言，尽管在东线区别于闽南方言，在南线也区别于粤方言；但是，其北线却一直延伸到江西的中北部一带。正因为如此，南宋中期通行于赣闽粤边的语言，依然只是早期赣语的自然延伸形态，而并非已演变成为一个全新的方言形态。
从现有的片段资料来看，赣闽粤边与江西中北部一带在语言上的分异，最早出现在宋末元初。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曾有这样的记述：赣州一带“风土习俗，与吉州不同”[186]。这一记述，与北宋初年乐史的观察形成鲜明的对照。所谓“风土习俗”，应该包括语言在内。文氏为吉州吉水县人，曾知赣州多年，举兵“勤王”失败后，率宋军残部在赣南与元军周旋多年。因此，他的这一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从文氏的记述中不难推断，最迟在南宋末年，赣南与赣中一带在语言上的分异已经开始。不过，由于这则记载过于简略，我们还无法据此就认为此时赣闽粤边的语言已完全摆脱了早期赣语的影响而迈上了独立发展的里程。考虑到语言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因素，我们认为，把赣闽粤边语言与江西中北部一带语言的最终分野划定在元代，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后来通行于赣闽粤边的语言——客家方言，其正式形成的时间当不会早于元代。根据方言与方言群的对应关系，则客家方言群的正式形成也不会早于元代。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由福建下四州的移民带到潮州一带的语言，后来一直作为闽南方言的一个次方言形态而存在，而由江西中北部移民带到赣闽粤边的语言，在经历了作为早期赣语的自然延伸形态之后，会演变成为一个全新的方言系统呢？个中的原因，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求之。
首先，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潮州与闽南不仅“平壤相接”，而且“无山川之限”，正是这种地理环境保证了潮州“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言语又与漳、泉二州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赣南与赣中北一带尽管山水相连，但彼此却为高山大川所阻隔。在古代的交通和资讯条件下，这种阻隔不仅严重地影响到赣中北一带的语言与文化向赣南的扩散，而且还直接阻碍着两地人民之间的交往。正因为如此，尽管唐宋以来赣南一直稳定地隶属于江南西道（路），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赣南与江南西道（路）的联系，远没有它与岭南的联系密切。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就认为，“虔于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187]。南宋的洪迈，更是用“接瓯闽百粤之区，介溪谷万山之间”[188]来描述赣南的地理形势。正是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使得赣中北一带的移民所带来的语言，在经历了与母语的长期隔离之后，或者由于母语自身的变化，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遂开始与母语相分离。伴随着这一分离过程的最终完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与母语差异明显的新方言系统，便应运而生了。
其次，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赣语与闽语的发展环境完全不同。福建境内没有纵贯南北的大江大河与江、淮流域相联络，故而，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福建与中原及北方的联系，都是极其松散的。就方言地理的角度而言，纵贯江、浙两省大部分地域的吴方言区，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把闽语区与北方方言区完成割开。正是由于这种地缘上的关系，使得闽语很少受到北方汉语的影响。据《宋史》卷267《刘昌言传》记载：“刘昌言，字禹谟，泉州南安人……昌言骤用，不为时望所伏，或短其闽语难晓。”由此可见，最晚从北宋初年开始，“闽音”、“闽语”就已与北方汉语相差甚远。在两宋之际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过程中，福建境内尽管也接纳了相当数量的北方移民人口，但由于闽语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与北方汉语之间的差异已十分明显，故而，随移民而来的北方汉语，对闽语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由于北方移民所带来的语言对闽语的影响极其有限，故而，迁入潮州一带的移民及其后裔，在语言上与其原乡并无太大的差别。从南宋时期的有关记述来看，不仅潮州一带的福建移民后裔讲着“与漳、泉二州通”的闽南方言，即使是迁往钦州一带的福建移民，也都讲着与原乡一致的“闽语”或“闽音”。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189]由此可见，只要原乡的母语没有太大的变化，移民区域大体也会演变成为与母语关系十分密切的次方言区域（如潮州），而不太会形成全新的方言区域。
反观江西，其北部一带正当长江中游的要塞之地，自赣州直流而下的赣江，又将赣中大地与江、淮流域连成一气。这种地缘关系，按南朝雷次宗的说法，就是“咽扼荆淮，翼蔽吴越”[190]。初唐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也用“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来描述这种地缘关系。正因为如此，自唐代中期以来，江西的中北部一直是北方人口南下的重要迁入地或中转站。通行于江西中北部一带的早期赣语，就是在唐代中叶因安史之乱而引发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而形成的。然而，由于江西的中北部一带在地缘上与江、淮连成一气，故而，其境内的语言很容易受到北方汉语的影响。北宋时期，随着中国文化中心由北而南的转移，江西的中北部一带曾涌现出一大批经国济世的人才。然而，他们在北宋政坛的出现，却从来没有引起过类似于前文提到刘昌言那样的尴尬——由于方音方言的“难晓”而为北人所“短”。由此可见，晚至北宋时期，在赣语与北方汉语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远没有闽语与北方汉语之间的差异来得大。在由靖康之乱所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过程中，江西中北部一带成为继江南之后接纳北方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所以南北宋之交的李纲，才有“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191]的感叹。大量的北方移民人口在短时期内的集中迁入，使得通行于江西中北部一带的语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于赣语与北方汉语之间差异较小，故而，两者之间的交汇与融合便很容易展开。[192]随着这种交汇与融合的展开，形成于唐代中期的早期赣语，与北方汉语的关系越来越近。现代的赣方言，就是早期赣语在经历了与北宋时期北方汉语的交汇、融合之后才演变而来的。在今天所有的南方方言中，只有赣方言与北方汉语关系最近，相似性最多，其原因也就在此。两宋之际由赣中北迁往赣南和闽西的那部分移民，由于其迁出的时间与北方移民迁入赣中北一带的时间大体相同，故而，他们所带来的语言，是尚未与北方汉语发生交汇和融合的早期赣语。两者之间的分异，恰在于此。直到今天，客家方言不论是在语音还是在词汇方面，都比赣方言更多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某些特征。其深层的原因，也正在此。
当然，赣闽粤边的语言之所以由原先的早期赣语最终演变成为客家方言，除了赣中北一带的母语由于受北方汉语南下的影响而造成两者之间的语言分异之外，赣闽粤边内部的民族语言成分，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其中的本末原委，我们将在下一章作详细的讨论。
【注释】
[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虔州》。嘉靖《赣州府志》卷4《户口》引旧图经的统计，太平兴国年间赣南主客户合计85148 户，比《太平寰宇记》的数据多出2 户。
[2]最新的中国人口史研究成果表明：“宋代的平均家庭规模，最保守的估计也应该在5 口以上，或许5.4 口比较合理一些。”详请参阅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 页。
[3]（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西路》。
[4]“《宋史·地理志》的各府州军的口数，是全体男子的数量，而不是其他”，详请参阅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 页。
[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汀州》。
[6]（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福建路》。
[7]（宋）胡太初：《临汀志·建置沿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 页。
[8]《宋史》卷89《地理五》载崇宁年间汀州的户数为81454，与《元丰九域志》所载元丰年间汀州境内主客户总数完全一致。
[9]（宋）乐史：《大平寰宇记》卷159《岭南道三·循州》。
[10]（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广南路》。
[1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0《岭南道四·梅州》。
[12]（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广南路》。
[13]（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西路》。
[14]（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1 页。
[15]（宋）方勺：《泊宅编》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7 页。
[16]（元）《宋史》卷473《秦桧传》。
[17]（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10。
[18]（宋）方勺：《泊宅编》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 页。
[19]（清）雍正《江西通志》卷72《人物八》。
[20]（宋）胡太初：《临汀志·建置沿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 页。
[21]（宋）胡太初：《临汀志·坊里墟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 页。
[22]（宋）胡太初：《临汀志·风俗形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 页。
[23]（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8《岭南道二·潮州》。
[24]（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9《广南东路》；《宋史》卷90《地理六》。
[25]《永乐大典》卷5343“潮”部。
[26]《永乐大典》卷5343“潮”部。
[2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9《岭南道三·循州》。
[2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0《岭南道四·梅州》。
[29]（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91《广南东路·循州》。
[30]（宋）苏轼：《东坡全集》卷84《与周文之二首》。
[31]（宋）苏辙：《龙川略志》卷首《龙川志略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 页。
[32]（宋）苏轼：《东坡全集》卷23《连雨江涨二首》。
[33]（宋）苏辙：《栾城后集》卷19《龙川二首》。
[34]（宋）李纲：《梁溪集》卷26《循州道中作》。
[35]（宋）李纲：《梁溪集》卷26《绝句二首》。
[36]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6 页。
[37]（清）徐旭曾：《丰湖杂记》。此处转引自刘佐泉：《客家史料撷英》，载“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编：《客家文化研究通讯》第4 期（2001年），第126 页。
[38]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卷1《源流》，香港：香港崇正总会1995年影印本。
[39]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年，第50～51 页。
[40]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7 页。
[41]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7、329、343 页。
[42]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9 页。
[43]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3 页。
[44]（元）《宋史》卷88《地理四》。
[45]（明）嘉靖《赣州府志》卷4《食货·户口》引旧图经。
[46]（明）嘉靖《赣州府志》卷4《食货·户口》引旧图经。
[47]（宋）胡太初：《临汀志·户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 页。
[48]（民国）《上杭县志》卷8《氏族》。
[49]上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杭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 页。
[50]（民国）《武平县志》卷7《氏族志》。
[51]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19 页。
[52]长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105 页。
[53]龙岩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岩地区志》，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3 页。
[54]（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
[55]（宋）杨万里：《诚斋集》卷119《张奭行状》。
[56]（宋）曾丰：《缘督集》卷17《隆兴府纂修图经序》。
[57]（宋）李纲：《梁溪集》卷96《准省札催诸州军起发大军米奏状》。
[5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丁丑。
[59]（元）《宋史》卷88《地理四》。
[60]（宋）李弥逊：《筠溪集》卷4《李擢袁州李正民筠州》。
[61]（宋）李纲：《梁溪集》卷96《同诸司乞兵应副本路急阙使唤奏状》。
[62]（宋）孙觌：《鸿庆居士集》卷21《抚州宜黄县学记》。
[63]（宋）李纲：《梁溪集》卷96《准省札催诸州军起发大军米奏状》。
[64]（宋）张守：《毗陵集》卷7《措置江西善后札子》。
[65]（宋）李纲：《梁溪集》卷96《准省札催诸州军起发大军米奏状》。
[66]（元）《宋史》卷88《地理四》。
[6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
[68]（宋）越鼎：《忠正德文集》卷2《乞曲赦虔寇》。
[69]（宋）李纲：《梁溪集》卷98《条具利害奏状》。
[70]（民国）《上杭县志》卷8《氏族》。
[71]宁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化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7～144 页。
[72]长汀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95 页。
[73]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平县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19 页。
[74]（元）《宋史》卷181《食货下三》。
[75]（元）《宋史》卷181《食货下三》。
[76]（元）《宋史》卷182《食货下四》。
[77]（元）《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78]（元）《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79]（元）《宋史》卷182《食货下四》。
[80]（元）《宋史》卷182《食货下四》。
[8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丁卯。
[82]（宋）楼钥：《攻愧集》卷104《知梅州张君墓志铭》。
[83]（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
[8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丁卯。
[85]（元）《宋史》卷182《食货下四》。
[8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甲子。(www.xing528.com)
[87]（元）《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88]（宋）胡太初：《临汀志·税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4 页。
[89]（元）《宋史》卷183《食货下五》。
[9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二月庚戌。
[91]（宋）胡太初：《临汀志·盐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 页。据方勺《泊宅编》记载，当时浙江的温州沿海一带，盐每升只卖五钱，与闽西的盐价可谓有霄壤之别。详请参阅方勺《泊宅编》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 页。
[92]（宋）李纲：《梁溪集》卷107《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盗贼状》。
[93]（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9《宋经略墓志铭》。
[94]（宋）彭龟年：《止堂集》卷1《论雷雪之异为阴盛侵阳之证疏》。
[95]（宋）胡太初：《临汀志·盐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 页。
[96]（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8《西山真文公行状》。
[97]（宋）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15《论闽中弭寇事宜白札子》。
[98]（宋）张守：《毗陵集》卷7《论措置虔贼札子》。
[99]（宋）李纲：《梁溪集》卷66《乞措置甫招虔州盐贼奏状》。
[100]（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5《论闽中弭寇事宜白札子》。
[101]（宋）胡太初：《临汀志·城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 页。
[102]（元）《宋史》卷405《王居安传》。
[103]（元）《宋史》卷419《陈韡传》。
[104]关于晏梦彪起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朱瑞熙：《南宋福建晏梦彪起义》，宋史研究丛书社编：《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285～312 页。
[105]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一般须具体两个条件：第一，区域内部的同质性或均质性；第二，与周边其他区域的相关性或依赖性。
[106]（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循梅路口四首》。
[107]（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3《送王梅州二首》。
[108]（宋）胡太初：《临汀志·税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 页。
[109]（宋）胡太初：《临汀志·坊里墟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 页。
[110]详请参阅张鸿祥：《汀江商业航运的调查》，杨彦杰主编：《长汀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册，香港：国际客家学会，2002年，第22～79 页。
[111]（宋）吴泳：《鹤林集》卷17《论郡县人心疏》。
[112]（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13《得圣语申省状》。
[113]（宋）包恢：《敝帚稿略》卷6《冯抚属墓志铭》。
[114]（宋）李昴英：《文溪集》卷首，李殿苞撰《忠简先公行状》。按：四库全书本《文溪集》无卷首，此处转引自朱瑞熙《南宋晏梦彪起义》一文。
[115]（宋）庄绰：《鸡肋编》卷下。
[116]（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2《乞曲赦虔寇》。
[117]（宋）胡太初：《临汀志·丛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0 页。
[118]（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9《邵武军新建郡治谯楼记》。
[119]（宋）李昴英：《文溪集》卷3《代李守作汀郡诸寨图序》。
[120]（清）道光《福建通志》卷266《宋外纪》引赵汝愚疏。
[121]（宋）张守：《毗陵集》卷7《论措置虔贼札子》。
[122]（宋）张守：《毗陵集》卷7《措置江西善后札子》。
[123]（宋）李纲：《梁溪集》卷98《条具利害奏状》。
[124]（宋）胡太初：《临汀志·丛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6 页。
[125]（宋）朱熹：《晦庵集》卷21《经界申诸司状》。
[126]（宋）胡太初：《临汀志·丛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6 页。
[127]（宋）胡太初：《临汀志·丛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6 页。
[128]（元）《宋史》卷35《孝宗纪三》。
[129]（宋）胡太初：《临汀志·丛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6 页。
[130]（宋）胡太初：《临汀志·丛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8、180 页。
[131]（宋）李纲：《梁溪集》卷107《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盗贼状》。
[132]（宋）张守：《毗陵集》卷7《论措置虔贼札子》。
[133]（宋）胡太初：《临汀志·风俗形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 页。
[134]（宋）李纲：《梁溪集》卷65《乞差拨诸项人兵奏状》。
[135]（宋）李纲：《梁溪集》卷66《乞措置招捕虔州盐贼奏状》。
[136]（宋）蔡
：《定斋集》卷1《割属宜章临武两县奏状》。
[137]（宋）李纲：《梁溪集》卷82《论盗州盗贼札子》。
[138]（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辛卯。
[13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辛卯。
[140]（宋）杨万里：《诚斋集》卷69《甲辰以尚左郎官召还上殿第一札子》。
[14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壬戌。
[142]（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6《梅州》。
[143]（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3《送王梅州二首》。
[144]（宋）杨万里：《诚斋集》卷122《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杨公墓表》。
[145]（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9《巴陵通守方君墓志铭》。
[146]（宋）方大琮：《铁庵集》卷4《举知博罗县王旦奏状》。
[147]（宋）蔡
：《定斋集》卷2《中大夫致仕朱公墓志铭》。
[148]（宋）朱熹：《晦庵集》卷27《与张定叟书》。
[149]（民国）《大埔县志》卷12《人群志·氏族》。
[150]大埔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埔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6 页。
[151]（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梅州》；（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6《梅州》亦有类似记载。
[152]（宋）方大琮：《铁庵集》卷4《举知河源县夙子与状》。
[153]《元史·地理志》记载的各地户口数，统计年代不一。一般认为，原南宋区域的户口数，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户口。详请参阅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284 页。
[154]（明）《元史》卷62《地理五》。
[155]（明）嘉靖《汀州府志》卷4《户口》。
[156]（明）《元史》卷62《地理五》。
[157]（清）光绪《嘉应州志》卷32《丛谈》。
[158]（清）光绪《嘉应州志》卷7《方言》。
[159]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卷1《源流》，香港：香港崇正总会1995年影印本。
[160]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8 页。
[161]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0 页。
[162]（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周振鹤点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63 页。
[163]（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1《地理·建置沿革》；（清）雍正《广东通志》卷5《沿革》。
[16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8《岭南道二·潮州》。
[16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十四·漳州》。
[16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祐二年六月乙酉。
[167]（宋）方勺：《泊宅编》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 页。
[168]（宋）李纲：《梁溪集》卷12《桃源行并序》。
[169]（宋）曾丰：《缘督集》卷17《送缪帐干解任诣铨改秩序》。
[170]关于宋代福建移民迁入潮州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4 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4～185 页。
[171]（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9《漳州鹤鸣庵记》。
[172]《永乐大典》卷5343“潮”部。
[17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0《广南东路·潮州》引余崇龟《贺潮州黄守》。
[174]（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6《潮州》。
[175]《宋史》卷267《刘昌言传》：“刘昌言……泉州南安人……（太宗时）迁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昌言骤用，不为时望所伏，或短其闽语难晓。太宗曰：‘惟朕能晓之。’”这是记录“闽语”这一称谓的最早文献。据此推知，闽语当形成于王氏割据福建时期。
[17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0《岭南道四·梅州》。
[177]（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广南东路·梅州》。
[178]（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6《梅州》。
[179]《永乐大典》卷5343“潮”部。
[180]（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2《福建路·汀州》引陈一新《跋赡学田碑》。
[181]（清）乾隆《福建通志》卷48《人物》。
[182]与陈一新同时的刘克庄，在一首歌咏漳州风物的诗中写道：“庵远人稀行未休，风烟绝不类中州。”（《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木棉铺》），可见当时漳州一带的“风声气息”已与中州相差甚远。
[18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但论证最为系统和有力的只有谢重光。详请参阅谢重光：《从客家方言的形成看客家民系的形成——再论客家形成于南宋时期》，黄玉钊主编：《客从何来》，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392～397 页；《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6～89页。
[18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8《江南西道六·虔州》。
[18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七·吉州》。
[186]（清）雍正《江西通志》卷26《风俗》引文天祥语。
[187]（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1 页。
[188]（清）雍正《江西通志》卷4《形胜》引洪迈语。
[189]（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五民》。
[190]（清）雍正《江西通志》卷4《形胜》引雷次宗《豫章记》。
[191]（宋）李纲：《梁溪集》卷101《条具防冬利害事宜奏状》。
[192]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发现，两个操近似语言的人，往往更容易以各自的语言与对方交流，相反，如果彼此的语言差异很大，则只能用其中一方的语言来进行交流。前一种情况显然更容易导致两种语言的交汇与融合，而后一种情况则导致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覆盖或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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