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澜书院的变迁：从文澜巷说起

吴绿星

文澜书院石碑

广州下九路北侧有一条文澜巷，所以叫这个名，是因为这儿曾有个文澜书院。这条小巷长74米，宽2米，巷中还有广州四大古井之一的星泉井。

清嘉庆十五年（1810），为保障船艇能在西关纵横密布的河涌上行驶，进士何太清呈请官府疏通河涌，把河涌上的木桥、石桥一律升高。竣工后，西关洋行各大商人经过协商，自愿捐出他们共有的公产房屋一所，创建“清濠公所”，使日后河涌能得定期清理。此大屋其实原属义丰洋行商人蔡昭复所有，乾隆五十年（1785），因欠下外商钱债，被官府查封，于是被西关著名的四大买办（伍怡和、叶大观、卢广利、潘敬德堂）收购，再联合何太清、钟启韶等成立“清濠公所”。同时，为笼络科场士子，四大富家又集资改建大屋12间，作为大小绅士名流雅集之所，取名为“文澜书院”。院后建有文昌庙。“文”与“澜”本是互不关联的两个字，但中国的文人墨客却把它们联系起来，较早的是明朝何景明的《六子诗·边太常贡》，诗写道：“芳词洒清风，藻思兴文澜。”明赵震元在庆贺袁可立子复开封太府中说：“武库森严，屹长城于万里。文澜壮阔，起莲岳于三峰。”于是“文澜”一词就流传下来了。

文澜书院实际并非教书之书院，仅为设立文会，用奖金奖励优秀撰文者，直到后期才利用场地开设专馆教学。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立石碑时，就记述了这个机构乃是社会公益性的机构，石碑至今仍存于逢庆首约。

书院建起后之所以声誉日隆，一是因为发起者和与会者的名望，粤省科场士子皆以入这家书院为荣，不少科场得意者曾入过这家书院。自设立最初50年间，在十一甫至十三甫小小一隅，就有数十家中翰林进士，著名的有十一甫的梁耀枢状元第、十二甫的潭宗浚榜眼第、至宝桥的李文田探花第。百多户人家便有三元及第，于是产生了“下西关是风水宝地”的神话。二是由于这说法的传播，远至港澳、海外归侨和天津、汉口、上海的粤帮商贾，多在该处附近购买或建筑房屋，即人们所称的“西关大屋”。由于这一地段成了有钱人家的住宅区，文澜书院所得的资助也更丰裕。书院除收入不少捐赠资产外，还有出租屋租金，还拥有广州“四大酒家”之一的文园酒家。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平静的文澜书院开始介入政治。这时广州还在清廷控制之下，老百姓议论纷纷，有些人怕革命暴动会席卷广州，主张“融合满汉，维持人道，以保公安”。加上前段时间，广州连续出现反清志士系列暗杀案，这种思绪愈加强烈地影响了广州人。辛亥革命成功两周后，广州人还是在清廷残存的政权下生活。80多岁的商绅邓华熙召集广州绅士到文澜书院，讨论广州该怎么办。

时年52岁的梁鼎芬说：“保全广东，不是个人能力可以做到的，应当发动千万人一起用心用力保护。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当官的也只是代管而已。对当官的，好的我们支持，坏的我们清除，弱的我们协助。说起来，革命党说的主义，也是改良政治罢了。如果我们广东政治好了，革命党也不一定来。如果相邻的省大乱，我们却有改良政治的动机，趁此整顿吏治，扫除秕政，革命党也不会来祸害广东。”他的话重心是维持现状，保持稳定，不断激起热烈的掌声。(www.xing528.com)

老绅士江孔殷曾担任广州清乡总办，也同意和平过渡。他说：“如梁老所说，广东是广东人的广东，不能依赖他人，也不能为他省所牵动。一省有一省的情势，他省防营少，广东防营多。他省无土匪，广东土匪多。一有不慎，国民未起事，土匪已乘之。外人来干涉，收拾就难了。所以，不如利用官府改良独立，把过去一切不良的政治加以改良。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我广东者，皆可享受共和平等之福，何乐而不为？”

然后，在文澜书院表决《议决保全广东大局议案》。议案中，强调广东“兵单财绌”，“遇有电来调兵、拨饷、拨械，三者断不能应命”。这份文件，当天向社会公布，都督张鸣岐询问八旗军的意见，八旗同意广东和平过渡。于是张鸣岐下令八旗军与绅商们协商。到初八那天，十大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在爱婴堂商议政权交接，后派6名代表到香港找到革命党负责人胡汉民，宣布广州的决定，得到胡汉民的支持。代表们回来后，再在文澜书院开大会，欢迎满汉军代表合作。汉族的军代表有黄谦、门安朝，满族的军代表有祥康、世杰，他们一起到来表示双方共和。有人提议立即制作广东独立旗，对孙中山表示拥护。有人还马上到车衣店，缝制一面五色旗，插在文澜书院的大门口。据《广东辛亥革命史料》记载：“自入夜六时至十时炮竹以贺之声，不绝于耳，烟雾迷漫，行者止步。喜悦之情，妇孺皆然。”尽管后来张鸣岐有反复，但最终他还是从白鹅潭乘船逃到香港去了。广州于1911年11月9日进入共和，没响一枪，没有留一滴血。这天长堤鞭炮齐鸣，是日剪辫者足有20万人。应该说，广州的民国开天的节日就是11月9日。

这时，书院的“院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书呆子气味浓的“清流”淡出，一些土豪趁机在院中占了上风，一批“院士”成为投机政客，充当粤系军阀的爪牙，因此仍能左右逢源。孙科、伍朝枢任广州市长时，曾变卖广州市的所有公产以筹经费，但不敢打文澜书院的主意，因此，文澜书院滋长了一股傲气。1921年，程天固第一次任广州市工务局长时，为了修太平南路，因路线走向问题与罗嵩藩主持的文澜书院斗过一个回合，程天固凭借当时粤军头领陈炯明的支持，才将太平路修成。1929年，文澜书院已经有募捐的资产一百几十万，但一直对市政建设没有贡献。于是《广州民国日报》发难，披露文澜书院所属清濠公所账目糊涂不清。这时，程天固第二次任广州市工务局长，推行广州市工务建设三年计划。考虑到文澜书院的变化，程天固想把书院收回政府，要调查书院的主事是谁。一查，才知道叫罗嵩藩，在书院已经十几年了，经常把持书院捐款用以自肥。这个面目黧黑、状貌狰狞的人，被人称为“红面阎罗”，两个儿子一个在公安局侦缉处，一个是市井无赖。当文澜书院每年改选主事时，他们就带一帮喽啰进场，拿着铁尺棍子之类，当然都被“选”上了。罗在院产账目上所列收入，每月只有50元，中山电影戏院月收入仅列100元；要求拨出清渠费用时，则以经费不够搪塞。他一贯结交地方权贵，耳目众多，要搞掉他是相当困难的。

为筹集经费，程天固决定拿文澜书院开刀，考虑到罗嵩藩势力庞大，他在取得省长陈铭枢、市长林云陔支持后，决定智取。文澜书院每年有春秋二祭的大聚会，参加的成员都是知名的士绅和具有科举功名的生员。凡参加者，除参宴外，每人还可以得到胙肉一斤、果饼一份，六十岁以上者分给双胙。果饼于民国成立后，改为茶券四角。春秋二祭的主祭官，例以翰林或进士充任。祭后，可得当时下西关有名酒家的筵席单一份（随时可用的）及烧肉数斤。此外，每年还有若干次年节的小聚会。如有新科举人、进士、翰林，以至考中秀才者，当他们将报条及朱卷送到书院时，也每会举行一次叙宴，以作为对这些书院新成员的庆贺。平时，每次会文之后，也常会搞些“壶碟会”或“大食会”。所谓“壶碟会”，凡参加会文的，每人在家里弄两碟所谓“名菜”，并携一壶酒到书院内文昌庙亭阁中会食，以比较烹调手法的优劣。“大食会”，则多是合资到当时下九甫的新林馨等酒家会食，并吟诗作对，然后尽欢而散。

这年农历七月十四又要举行宴会，程天固事先布置好稽查队，说送函件进去见罗嵩藩，一见面立即把他拘押，周围的稽查队员也过来帮忙。罗被押到河南尾关押。这一回，罗嵩藩的手下——文澜书院的大小喽啰见势不妙，纷纷离开，有的甚至躲到港澳去。事后清点院产竟达百多万元。

话说回来，书院计自清嘉庆十五年（1810）建立至20世纪30年代结束，共有120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文澜书院不仅是广州西关绅商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一个因缘际会下的附属产物，而且是清代书院制度与广东书院文化发展下的时机选择，更是广州十三行行商家族主动融入地方士绅圈和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着力举措，为行商带来投身地方公益的口碑与荣誉，为其赢得了在商言商、遇绅而绅的身份认同，更为行商家族实现“由商入仕”的发展战略提供平台与契机。

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主粤时，政府始正式将书院租款，拨给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充作经费；所有产权，亦概交政府处理，文澜书院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现下九路的“文澜巷”“文澜新街”等街巷仍是因文澜书院而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