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经济建设历史总结

◎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头一轮加速发展

◎价格闯关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路

199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年。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战线上，我国第一次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的发展态势。刚刚进入1998年，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就对1997年的经济工作作了深刻的总结。1998年1月14日，他在全国银行、保险、证券系统行长(经理)会议上指出：

1997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经过几年宏观调控的成功，经济运行方式已经由“高增长、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商品市场整体上已经告别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经济实力增强，生产资料供应充足，粮食储备和外汇储备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已经找到并且正在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1998年国民经济形势会比1997年更好。^[1]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朱镕基在这里用的不是“最好的年份之一”，而是“最好的一年”，即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任何一年能够比1997年的经济形势更好。可见朱镕基的评价之高。

在这里，朱镕基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发展的速度。如果仅就发展速度而言，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8%，并不十分突出。如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上，1958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3%；1987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1.3%；1988年增长11.3%。这些数字，都比1997年的数字要高出许多。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在1997年，我国的经济在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的同时，实现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1987年也是我国经济建设速度较高、形势较好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7.3%，到1988年竟然高达18.5%，其中12月份比上年同月上升26.7%。而在1997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仅上升0.8%。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已经形成。这种形势，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而且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朱镕基称其为“最好的一年”，根据就在这里。

如果联系到1997年的国际经济背景，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所取得的成就的非凡意义。1997年7月，泰国的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失守，引起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连锁反应，爆发了一场罕见的亚洲金融危机。截至12月1日，泰国已有约117万失业者。12月8日，泰国宣布关闭56家金融公司。15日，泰铢对美元汇率跌破48泰铢兑换1美元的大关。同日，菲律宾比索对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达到38.85比1。这场危机还波及台湾和刚刚回归的香港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一时间，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神话破灭了。在我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的形势下，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在这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国保持了几年来宏观调控的成果，走上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循环的轨道，就更是难能可贵的了。

1997年“高增长、低通胀”发展态势的形成，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汲取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才走上了一条比较稳健的发展道路。其中，邓小平关于“台阶式”发展的思路，对于实现这种健康的发展态势，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的思路，其核心是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鉴于以往多次因为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反而造成大起大落的教训，再加上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所以，中央对于建设速度问题非常慎重，没有提出加速发展的问题。1982年5月，邓小平在向外国客人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4%，达到5%就了不起了。”^[2]基于这种考虑，几个月后，邓小平在谈到党的十二大确立的20年“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指出：“20年是从1981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3]显然，此时邓小平关于我国前十年经济发展的思路，侧重点是“稳”。

1983年年初，邓小平的思路侧重点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按照原定计划，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为4%，但实际上增长率却达到了8.7%。这种实际发展速度超出原定计划指标一倍多的新情况，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1月12日，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根据最近的统计，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左右，大大地超过了原定的增长4%的计划。前两年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1982年是头一次出现。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4]邓小平提出，计划定得高了，冒了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继续注意。现在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邓小平说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指的就是计划定得保守了的问题。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1982年以后显露出的加速发展的势头，开始关注发展速度。1983年春，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视察，“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这次视察，使邓小平看到，我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还很有潜力可挖。回到北京后，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总之，一是要心中有数，现在不是完全有数。一是现在议论得多，行动不快。”^[5]所谓“心中有数”，指的是要有发展的具体规划；所谓“行动不快”，指的就是没有抓住发展的机会。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制订计划应遵循“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原则，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五年，首先要保证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相互协调地向前发展。必须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生产的发展达到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实实在在的速度。”报告预计，“六五”计划规定的生产发展速度可以超过“七五”期间的发展速度，有可能比“六五”高一些。

从1984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198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4.5%，此后到1988年，五年平均每年增长11.6%，高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韩国(同期平均增长9.6%)，发展速度居世界首位。就在这一加速发展时期，我国工农业总产值(1985年起开始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提前四年完成了翻一番的任务。这些成就表明，在五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实实在在地上了一个台阶。

邓小平对于这五年的加速发展给予非常高的评价。1992年春天，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从这五年“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中，邓小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6]概括地说，就是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要抓住机会，加速发展。这就是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路的核心内容。

我国头一轮的加速发展，其本身也蕴涵着制约发展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以来积累下的矛盾也趋于尖锐，成为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严重障碍。这些矛盾主要有：

第一，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形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由此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84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过热状态，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消费基金过度增长，连续四年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供需差率由1983年的4.7%扩大到16.5%(1984年)、11.25%(1985年)、13.45%(1986年)、13.6%(1987年)。为了供应不断膨胀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货币连年超经济发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四年时间，每年货币量的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约9～35个百分点。1987年年底，我国的货币流通量已达1454亿元，比1983年增加174%。货币量的增长较大幅度地超过经济的增长，必然带动物价的普遍上升。

第二，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又开始突出出来，农业重新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1984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农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的增长速度还高于工业；到了1986年和1987年，我国工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1%和16.5%；而农业增长速度则大幅度跌落，分别只有3.5%和4.7%，其中粮食仅增长2.8%。加上同一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又回升到14‰以上，仅1987年就净增人口1500多万，人均粮食由1984年的395.5公斤下降到376公斤，下降了5%，我国粮食再次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

第三，经济秩序紊乱，国家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减弱。在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失控，在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特别是在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其突出表现就是各种公司办得过多、过滥，远远超过了正常商品流通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官商不分的“官倒”公司，利用价格“双轨制”从流通中转手倒卖重要生产资料，牟取暴利，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

以上几个方面的尖锐矛盾，当时有人称为“四过一乱”，即过旺的社会需求，过快的工业发展速度，过多的信贷和货币投放，过高的物价涨幅，经济秩序混乱。“四过一乱”现象的出现，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在改革和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的片面的指导思想，是导致上述矛盾趋于尖锐的根本原因。同时，从客观上看，上述矛盾又是当时特殊的经济背景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处于转轨的关键时期。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一方面，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控制手段在逐渐减少、减弱；另一方面，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调控国民经济的新的机制尚未真正确立，这一方面的改革滞后。以上矛盾，就是在这种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两种调控机制都十分薄弱、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产物。此其一。其二，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还存在着两种体制某些机制并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的复杂情况，为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1984年以后开始实行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在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从流通中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的“官倒”“私倒”滋生，从而使“权钱交易”等腐败之风蔓延的最适宜的土壤。

鉴于以上矛盾，1987年9月召开的计划会议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1988年计划的总方针是：“收紧财政和信贷，控制需求，稳定物价，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会议还提出了1988年具体的宏观控制目标：货币增发量控制在170亿元左右，财政赤字低于80亿元，市场零售物价指数低于1987年，外汇结存略高于1987年，农业生产速度保持4%，工业生产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增长8%，城乡人民的平均实际收入略高于1987年的水平。中共十三大以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这些安排，确定1988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稳定经济，深化改革。

现在回过头来看，“稳定经济，深化改革”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方针去安排1988年的改革和建设，就不会有急于求成的价格闯关了。

对于1987年的经济形势，当时主持工作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入1988年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认为，1987年的经济形势相当好，全面好，批评有的同志把经济形势看得过于严峻。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已经不可能贯彻下去了。由此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从1988年年初开始，又放松了对财政信贷的控制，本来在1987年第四季度得到控制的需求，又重新开始膨胀起来；二是在1988年的上半年，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价格改革闯关。

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价格改革即已起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即已指出：“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不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就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不能保障城乡物资的顺畅交流，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就必然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也会严重妨碍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执行。”“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个认识在当时是很深刻的。实际上，如果当时就下定决心闯关，条件还是很有利的，至少面临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但是，由于价格改革的风险太大，中央对于价格改革十分谨慎，步子一直迈得不大。同时，也有些人主张绕过价格改革，把改革重点放在推行企业承包制上，这种意见，对于中央决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物价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这是因为，扭曲的价格体系和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与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是背道而驰的。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环境是企业生产经营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是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最基本的信号。但是，旧的价格体系所反映的信号却是歪曲的：越是紧缺的资源，价格管理部门管得越死，价格越不能动，亏损也越多。其结果是引导资源大量涌向价高利大的长线部门，使得长线越来越长，短线越来越短，导致产业结构恶化。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实行了几年的生产资料“双轨制”，已经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各方面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严重障碍。在“双轨制”条件下，一物多价使企业很难进行科学的经济核算，很难进行平等的竞争。据估计，当时“双轨制”下每年的价差、利差和汇差总额达2000亿～35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30%。^[7]既然有这么大的价差，就诱导一些企业不是靠改善管理来提高效益，而是下很大功夫去拉关系、走后门，低价进、高价出，搞什么“跑部钱进”。长此以往，我国的国有企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生机与活力，不仅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就是在国内，也会逐渐失去优势。同时，如此大的价差与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权力有价，“寻租行为”也由此泛滥开来。可以认为，价格“双轨制”已经成为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从以上两方面的弊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我们放弃改革，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1988年4月以后，同时暴露出来的几个方面的尖锐矛盾进一步揭示了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的必要性，中央对于坚决进行价格改革的意见趋于一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对于价格改革的意义作了说明，他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8]这是邓小平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将价格改革称为闯关。此后，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强调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对于推进价格改革的必要性，中央主要领导人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并纷纷就此发表谈话^[9]。由此，价格改革的步伐也开始加大、加快。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物价局、商业部决定从4月1日起，调整部分粮、油的收购价格；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主要副食品(肉、蛋、菜、糖)暗补改为明补；从5月以后，彩色电视机实行浮动价格，国产的一般机型上浮20%～30%；经国务院批准，从7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同时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等等。

与此同时，制定价格改革的系统方案也提到了日程上。5月30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提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通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既要理顺关系、促进生产，又要使大多数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会议决定要制定价格、工资改革的系统方案。会后，从6月2日起，中央责成专门机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此后五年特别是1989年的价格、工资改革和配套措施问题。经过几上几下的论证，有关机构提出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的方向是少数重点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此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会议认为，价格、工资改革实际上是改革的全面深化。会议决定，这个方案还要在党内外人士和有关专家中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9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讨论、审议。

至此，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价格闯关的决策。

但是，价格改革方案的通过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的导火索，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本来，在1988年年初，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重新开始膨胀起来，物价涨幅已经很大，再加上一些大的价格改革措施集中出台，到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下历史的最高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各阶层群众已经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心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价格改革方案的消息一经传开，误以为9月1日物价要全面放开，新一轮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于是，继4、5月份的抢购风潮之后，在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股更为凶猛的抢购风潮。这场抢购风潮，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堪称共和国历史之最。

第一，波及面广。从8月中旬开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安、福州、成都等大城市再次出现抢购风潮，瞬间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

第二，抢购品种全。这次抢购的主要对象为穿、用商品，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也有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的。可以说，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

第三，盲目性大。在这次抢购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已经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保值，所以，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在这次风潮中被一抢而空。

第四，卷入阶层多。面对年初以来物价持续大幅度的上涨，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的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立即卷入到盲目的抢购中去。这次风潮中的抢购者，有工人、教师、机关干部、科技工作者、个体工商业者、农民，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以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人居多。(www.xing528.com)

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8.6%，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约13%左右。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8%，电视机增销56%。

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而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从而导致储蓄存款大滑坡的严重局面。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存款减少27.8亿元，活期存款增加1.7亿元。

人民群众对于物价上涨的恐惧心理和由此导致的抢购风潮，成为这次价格改革闯关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对价格改革的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会议重提“稳定经济，深化改革”的方针，特别申明：价格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经过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在这里，原来政治局会议所提出的“5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修订为“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还作出保证：“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明年作为实现5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同日，根据会议的精神，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这次会议的召开和《紧急通知》的发布，为这次价格改革闯关画上了句号。

既然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为什么还会遭受这么大的挫折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选择在通货膨胀最为严重的年份来搞这场难度最大的改革，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当时，对于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可以说不论在经济理论界还是在中央决策层都已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深化价格改革所必需的条件，或者说，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1988年全面铺开价格改革，究竟合适不合适，认识却并不一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价格改革是改革进程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陡坡”，但对于闯过这道关口，仍然感到很有把握。文章指出：“较之过去来说，现在物价改革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经过过去九年的改革，我国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对物价改革带来的波动有相当的承受能力。”这篇文章实际表明了中央闯关的决心和信心，在烘托闯关的气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8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也认为，当时进行价格改革，“时机是有利的”。在当年7月，不论是物价涨幅还是老百姓的通货膨胀预期，都已临近警戒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较大的价格改革措施出台，都必然要引起更大的市场风潮，可以说是断无例外。而这次会议和当时的舆论宣传却完全忽视了这个基本情况，仍然大张旗鼓地宣传“长痛”不如“短痛”，显然是不合适的。

另一种看法则比较冷静和客观。在国家计委召集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薛暮桥提出：不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同时在通货膨胀下不可能理顺价格，改革也难以深化。他认为，唯一正确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用三年时间压缩基建投资、降低货币发行量，停止通货膨胀并逐步消化积存下来的“隐蔽性”通货膨胀，在这基础上再逐步理顺价格，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10]这个意见，实质上就是主张在深化价格改革之前，必须首先治理好经济环境。但是，当时主张马上就闯价格改革这一关的呼声甚高，薛暮桥的意见没有引起中央有关负责人的重视。

价格改革闯关受挫，致使上面所提到的几个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首先，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进一步扩大。1988年，在花费很大力气去压缩基建项目的情况下，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仍然增长18.5%，非生产性投资达到510亿元；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7年增长27.8%，售予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0.3%。这种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使社会供需差率由1987年的13.6%扩大到16.2%。

其次，在供求总量不平衡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看，工业和农业的增长极不协调。1988年，工业增长率高达20.7%，而农业增长率只有3.2%。在两大产业的内部，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

再次，物价涨幅居高不下，通货膨胀日趋严重。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突飞猛进，比1987年平均上升18.5%，其中12月份比上年同月上升26.7%，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平均上升20.7%。同时，全年货币超量发行，到9月底，货币净投放量已达395.4亿元，比1987年全年增发的货币量还多159.4亿元。挤兑和抢购风潮大大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市场流通货币量已达1900亿元。物价连月持续大幅度上涨，货币增发速度大大超过同期国民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水平，两种情况互为因果，愈演愈烈，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仅见的。

最后，伴随几次抢购风潮，经济秩序愈加混乱。许多单位插手生产资料的经营，钻国家计划内外、国内外差价的空子，抢购、囤积、加价、倒卖，致使生产资料的价格暴涨。当时有一家门窗厂的厂长反映，该厂加工制成的钢窗价格还不如不加工直接倒卖钢材合算。

总之，在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之后，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所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更为严重的是，经济方面的尖锐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的局面，我们已经有过这一方面的教训。可以说，在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之后，治理整顿就成为我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抉择了。

邓小平从1984年到1988年的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不仅看到了“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而且还认识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又会产生一些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需要及时加以治理。也就是说，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也蕴涵着制约发展的因素。他说：“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11]邓小平对于加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1988年9月12日，他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时指出：“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论述有两个要点：一是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治理，尔后才能继续前进；二是这些问题又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完全能够得到解决，不要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而怀疑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影响我们的战略部署。显然，邓小平不是把治理整顿看作发展的停顿和基本政策的转变，而是看作整个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和建设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其目的仍然是下一步的加速发展。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他还提出：“中央要有权威。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12]可见，邓小平关于治理整顿的决心，是十分坚决的。

在加速发展的势头还很猛的时候，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的政策和其他一些调整措施，有很大的难度。邓小平的明确支持，对于中央下定治理整顿的决心，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88年9月15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治理整顿的决定。9月26日至30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势态，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以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和建设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

从总体上看，三年治理整顿的效果是好的。它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为国民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特别是为1992年以后经济的飞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治理整顿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明显缓解，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在治理整顿阶段，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采取了经济和行政等方面的措施，实行信贷和货币“双紧”政策，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团消费，有效地遏止了社会消费膨胀的趋势，促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治理整顿的三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平均供需差率由1985年至1988年的11.8%，缩小到8%左右。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由1988年的118.5逐步降至1989年的117.8、1990年的102.1和1991年的102.9。

第二，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明显好转。经过清理整顿，党政机关所办的各种公司绝大多数已经撤销或同机关脱钩，一批在公司中兼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公司中退出。价格混乱现象也得到比较有效的治理。

第三，对外开放取得较大进展。1984年到198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的状况，1988年进出口总额为1027.9亿美元，逆差为77.6亿美元。在治理整顿中，我国顶住西方国家无理“制裁”的强大压力，坚持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1990年即扭转了对外贸易逆差的状况。199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356.3亿美元，顺差达80.5亿美元。1989年至199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达318.02亿美元，是改革开放13年历史中利用外资额最多的一个阶段。

第四，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治理整顿期间，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产业部门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一直处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则受到一定的限制，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得到改善。1989年和1990年粮食生产都获得丰收，从而结束了农业生产从1985年到1988年连续四年徘徊的局面。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7662.09亿元，比1989年增长7.6%；1991年，尽管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农业生产仍然获得较好收成，农业总产值达8157.03亿元，比1990年增长3.7%。

第五，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领域的改革取得新的进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时间里，虽然改革从总体上说放慢了步伐，但在某些领域改革仍然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了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外贸管理体制、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并在金融、财税、社会保险、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开展了改革试点工作。

第六，在治理整顿期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适度的发展。1989年至19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6%；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0.36%。在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西方国家实施“制裁”的严峻形势下，能够保持6%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以上几个方面的成效说明，在五年加速发展时期出现的尖锐问题，经过治理整顿，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因此，1991年12月23日，在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从总体上来说，治理整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邓小平对于治理整顿的作用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治理整顿任务快完成的时候，邓小平在强调发展的同时，仍然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他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13]邓小平所说的“强调稳”，指的就是治理整顿。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他把五年加速发展和治理整顿联系在一起，认为二者都有功：“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14]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主要是强调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但他仍明确指出了治理整顿的必要和功效。

总之，五年加速发展和三年治理整顿的实践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过程中，仅有“加速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治理整顿”。这里所说的“治理整顿”，实际上指的就是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对于经济环境的治理。只有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在理论上也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发展思路。

由“加速发展”和“治理整顿”两个方面构成的发展过程，与以往的“冒进”和“调整”的过程在表现形式上似乎不无相似之处：都有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也都有对宏观经济的大调整。但是，如果我们从两种发展过程的启动、内涵与结果来观察，可以看出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是在发展机遇上的区别。以往的冒进，如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不具备快速发展的机遇的形势下，主观盲目发动起来的，它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的需要和可能。而邓小平在1983年以后提出发展速度问题和此后的加速发展，则具有充分的客观依据。

一是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的主题，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趋于稳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变化。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5]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外部条件。

二是有利的国内政治条件。当时国内政局稳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已经深入人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建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使全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上达成了共识；党的十二大通过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现在我们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16]一个成熟、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三是有利于发展的经济环境。1979年中央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0年年底又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到1982年年底，国民经济调整已经取得重大成就，扭转了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所造成的不稳定状态，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据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统计，到1982年，积累率由1978年的36.5%调整到29%；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27.8%提高到33.6%，轻工业所占比重由31.1%提高到33.4%。这几年市场物价也稳定下来，1980年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曾达到106，到1982年就回落到101.9，1983年继续回落到101.5。^[17]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四是全面改革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当时，农村改革已经获得巨大成功。农村改革的经验证明，改革可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重点移向城市，邓小平预计：再过三年五年，可以证明我们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18]全面改革的展开成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极有利的时机。

最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邓小平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他说：“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小得多。”^[19]在此，邓小平强调了利用外资对于加速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低速发展或负增长时期，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美国为2.5%，日本为2.8%，联邦德国为1.5%，英国为1.1%，法国为2.5%，意大利为0.5%，加拿大为3.2%，澳大利亚为0.9%。^[20]邓小平认为，这是利用外国技术力量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他说：“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21]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上，同时具备以上五个有利条件的历史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可以说还没有出现过。如果说“大跃进”以及其他几次冒进的主要教训就是以主观愿望代替了现实条件的话，那么，在1983年以后，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跳上新台阶的有利时机。也就是说，是否具备快速发展的机会或条件，是健康的加速发展和主观的盲目冒进的首要的区别。

其次，是在发展内涵上的区别。以往的冒进，片面地追求指标和速度，忽略了结构和效益，指标上去了，但由于伤害了发展的机体与机制，效益却下来了，结果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得不偿失。1958年的“大炼钢铁”就是这种“发展”的典型代表。1984年以后的加速发展则完全不同。在五年加速发展时期，邓小平就指出：“‘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定在7%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7%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在南方谈话中他又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22]可见，邓小平所说的加速，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加速；是与稳定、协调、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加速。

最后，是在发展态势上的区别。从表面上看，以往的冒进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如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8%，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1958年竟达到了33%。这种发展速度，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但是，由于这种速度完全脱离了客观实际的需要和可能，严重损害了发展的机体与机制，所以，在经济大起之后，紧接着就是大落，1961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了23%。大起大落成为这种“冒进”的显著特征。1984年以后的加速发展，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由于这一阶段的加速发展具备了五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又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以往盲目跃进的教训，所以，尽管在复杂的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这些问题没有伤害到整个发展的机体与机制，在治理的过程中仍然继续保持了适度的发展。在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以平均每年6%的速度递增。到治理整顿的最后一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7.7%。由此我们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往的“冒进”，在发展过程中造成了“波峰”和“波谷”的巨大反差，甚至造成了负增长的局面，所以不得不在“波谷”进行大的调整；而1984年以后的加速发展和治理整顿的整个过程，则始终保持了向上发展的趋势。对于问题的治理，也不是在“波谷”，而是在台阶之上进行的。一个是“马鞍形”，一个是“上台阶”，这就是两种发展过程在态势上的根本区别。

可以肯定，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于这两种发展过程的根本区别，是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的。他的关于“台阶式”发展的思路，就是在汲取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上屡次盲目冒进的教训和总结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思路，在随后的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