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燕：中共都昌党组织创建者

向法宜

刘一燕原名越，字肖石，号异生，幼聪慧，有辩才，人惊其异，故号异生。1927年“八一”起义之后，刘越遭国民党通缉，改名“晓白”，流亡上海后改名“刘一燕”。

刘一燕生于1905年，是都昌县汪墩乡老屋村人。他尚在襁褓中时即丧父，靠母胡菊秋抚养长大。其母系同邑清内阁中书胡廷玉之长女，通经史，擅诗文。刘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后，与冯任、邹鲁、曾天宇相友善，深受其思想影响，后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于1925年秋毕业。8月17日，他由赵醒侬介绍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亲聆毛泽东教诲，并加入共产党。学习期满后，他被派回江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组织农民运动。

1926年1月上旬，江西地方执委会派刘一燕到景德镇协助建党工作。是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景德小组成立会议在景德镇南山沙陀庙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周翰、向法宜、姚甘霖、何燮、刘一燕五人。会议由刘一燕主持，讨论了党的任务、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等问题。会议强调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会议还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开展工人、农民运动等问题。会议决定由向法宜担任党小组组长，由何燮负责团的工作。

当时，刘一燕还参观了平民夜校，并讲授了一节课，内容为劳动人民为什么会穷。他盛赞平民夜校办得好，应向各地推广，嘱多办几所。

是年暮春，刘一燕奉命赴都昌创建党组织。到达老屋村后，他认为向家山地形险要，是革命最好的根据地。这时，乡间许多知识分子听说刘一燕从广东革命策源地归来，竞相前来问讯。老友刘肩三、王叔平更迫切地找他交谈。他们见面，无比高兴，通宵达旦，谈个不休。刘把毛泽东教导的中国革命的大道理以及他在农运讲习所学习的心得体会全都告诉了他们，并介绍他们参加共产党。随后，他们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刘一燕为组长。这是都昌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成立时间是1926年4月间。该党小组直属江西地方委员会。

党小组成立后，刘一燕等人立即活动起来。他们的工作是从各人的出生地开始的。刘一燕在老屋刘村、向家山、茅垄谭家、园岭郭家、庄田黄家、桥头向家、新屋里、上下柴舍、向道山、向家畈、刘黄舍一带活动；刘肩三在后垄、镜港、端甫、刘朱畈、益溪舍、戴家一带活动。工作从探亲访友开始。他们在乡村开办了平民夜校，在讲课中宣传思想、组织群众。不久，平民夜校由乡村发展到县城，党的工作又向县城扩展开来。

刘一燕通过社会上的一些关系，吸引了黄梦华、徐伯墇、刘英甫等一批有社会声望的青壮年知识分子，后来他们三人都成了都昌国民党的中坚。刘梦松（即刘适中）、向葵、谭莺初、刘鑫等成为共产党、青年团的骨干。扩展到县城后，党组织有了发展。1926年5月，党小组扩大成立支部。刘一燕任支部书记，刘聘三负责组织工作，刘肩三负责宣传工作。1926年11月中旬，北伐军光复南昌，革命在全省范围内取得了胜利，结束了军阀在江西十三年的残酷统治。消息传来，人民欢天喜地，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胜利万岁！”随后，中国国民党都昌县党部成立。经党支部决定，刘一燕等七人组成执行委员会，其中，刘一燕为常务委员，其余六人分兼部长，即刘聘三兼组织部部长，刘肩三兼宣传部部长，陆锡我兼农民部部长，周宇宁兼商民部部长，王叔平兼工人部部长，向先鹏兼青年部部长。陈壁为妇女部部长，刘英甫为秘书，他们二人均未兼执委。

1927年1月，党代会秘密召开，决定成立中共都昌县委。刘一燕、刘聘三负责组织工作，刘肩三负责宣传工作，他们与陆锡我、王叔平、向先鹏及技术书记刘梦松组成县委领导班子。会议同时决定成立团委会，属县委领导，由向先鹏、余激负责团的工作。党和团的会议是在向先鹏家秘密举行的。

刘一燕为了武装干部的头脑，使大家更好地完成任务，秘密主办了一期干部短期训练班，选定县城东门外苗圃做班部。他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将在农运讲习所学习的内容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员们，同时反复指出农民革命必须反帝、反封建和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并说明农民和工人必须结成同盟，革命才能彻底胜利。训练班还印发了革命理论宣传文件和《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并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参加学习的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有一位老秀才叫刘世艺，是刘一燕的老师。他倾向革命，不以老迈自恃，步行数十里赶来听课。参加这次训练班的有五十余人。学员结业后，刘一燕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表现，将他们分别发展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是跨党人员。

接着，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也在县城相继成立。在县城群众组织发展的高潮中，广大农村的群众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农民协会，分区分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有组织的群众势如燎原，向封建土豪劣绅开展猛烈的斗争，豪绅被打得狼狈不堪，到处逃跑。农民协会成了乡村的权力机关，“一切归农民协会”。例如，县城劣绅余云谷有几个儿子，有的是县城教育界里的恶棍，有的在外当县官。余云谷仗势胡作非为，群众恨之入骨，给他戴上高帽子游街，沿途高呼口号：“打倒作恶多端的余云谷！”又如，在乡村有权势的刘修吾倚仗封建家族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在清朝得了个“孝廉方正”的称号，农民便给他编了顺口溜：“孝不孝？双脚对着爷娘跳！廉不廉？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方不方？谷掺老糖！正不正？进出两把秤！”这个顺口溜将刘修吾骂得痛快淋漓，说明农民对他深恶痛绝。他听说县城闹得满城风雨，自己即将大祸临头，被吓得东逃西窜，无容身之地，后逃往大城市藏身。

1927年2月21日，江西省召开省农民代表大会。刘一燕先期召开县农代会，选举出周宇宁、刘述尧、王宗唐、戴熙广、向葵、刘书炳、刘丰出席省农代会。在省农代会选举中，戴熙广当选为省农协会委员。大会代表回县后，立即下乡传达省农代会的精神，并掀起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高潮。同时，妇女协会也趁势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当时有些地方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出现了抵抗行动，特别是左里、维新等乡，反动派气焰嚣张，王宗唐、蔡在启、赵敬绪、马辉启等七人于金沙庵同时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在这期间，上海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赣州爆发了枪杀共产党人陈赞贤的事件；毗邻都昌的永修爆发了反革命暴乱，反革命分子用火围攻正在开会的农民，把他们全部烧死。都昌的反革命分子亦蠢蠢欲动。县商会会长吴秋阳、县稽征处负责人江晓初、钱粮柜负责人邹炳生、小学校长周新亚、县自卫大队副队长刘天成等秘密活动，乘时局动乱，于“八一”起义前十六天引发骚乱。

当时的县长谢宝树是国民党左派，是亲共的，立即逃往吴城。刘一燕在这关键时刻紧急通知刘肩三、刘聘三等一起赶往吴城，和谢县长一起商讨对策。没有逃脱虎口的陆锡我遭鞭笞至肉绽，王叔平遍体鳞伤。随即他们也逃到吴城与刘一燕等会合。遭到毒打的县乡干部还有不少。适时，省委派向法宜到都昌工作，向法宜和他们相遇于吴城。刘一燕对向法宜交底说：“谢县长已在吴城借武装水警队队员数十名同我们去都昌捉拿叛乱分子。”他还吩咐向法宜：“你从北庙湖入境，昼伏夜起，赶往老屋村，发动向家山农民武装包围八大房驻军（刘天成部），迫其缴械，预料水警队进城时你们立即行动起来，不可早也不可迟，要与城内的刘垣联系，以便与水警队统一行动。”刘一燕这一军事部署是够精明的。向法宜依照吩咐，在老屋村会见刘书炳后立即组织农民积极分子五十余人，准备了梭镖、大刀、抬炮、鸟铳、打棍等武器，待机暴动。7月30日晨，得到刘垣传来的刘一燕等与谢县长进了城、刘天成带队逃脱的消息，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以刘书炳为队长，以刘龙嗣、向炳发、向源与为先锋，前往汪墩，包围八大房，缴获步枪十几支、梭镖百多支，并当场捕获了劣绅刘宾辉和“饭甑”。此次行动的目的是捉刘天成而非其他人，所以将他们都放了。这是都昌的第一次暴动，虽然未成功，但也收到了鼓舞群众、锻炼队伍的效果，为以后的暴动做出了榜样。

两三天后，“八一”起义的消息传来，谢宝树带着水警队逃走了。县委的同志星散，光杆子的县委书记刘一燕只好回到刘老屋村和向法宜商谈，决定让向法宜去南昌找组织请示方针。谁知向法宜去后无人可找，茫然而归。这时，乡村里的反动气焰一天比一天高，乡村已不可能再待下去。向法宜既得不到组织指示，又不敢自由行动，无可奈何，只好藏在一只小渔船上。为了能继续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他秘密通知刘垣、吴士衡转告刘梦松，让他隐蔽在县城负责恢复党组织活动。向法宜他们乘坐的渔船的主人也是自己的同志。他放弃捕鱼，在鄱湖里东游西荡，以避免被敌人发现。向源显（向法宜的叔父）被安排做耳目，打听外面的消息。他还不时地给同志们送来米、油等食物，同志们内心无限感动。戴熙广后来也来了，住了一段时间。这里简直和外界隔绝，打听不到党的消息，大家只有向天长叹：“党啊，您何时召唤我们？”大家最后认为，唯有去上海这一条路，唯有到那里去才可以找到党中央。但他们不敢从九江上江轮，只得从湖口搭小轮到安庆再转大轮去沪。戴熙广表示：“我是庄稼汉，不去上海，还是回家去种田。如反动派注意到我，那就再做打算。”分别时，大家流泪不止，不尽依依！从此大家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了。后来邹武军说：“他在红十军当营长，十分劳累，积劳成疾，不治而逝。”同志们舍渔舟而登上湖口的小轮时与渔船主人告别，对他表示了诚挚的感谢。船主不顾自己家人的生活，放弃捕鱼达两个月之久，一心帮助同志们脱险，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

到安庆登上大轮时，他们碰见了王秋心，相约同去上海。到沪后，他们同住在英租界里。不久，邵式平、胡德兰也来了，他们的住处相隔很近。他们经常见面，后来到赣东北和方志敏一起干革命去了。(www.xing528.com)

在向法宜等去上海之前，向源显把一支驳壳枪送给了石廷瑜，石廷瑜则给了向法宜两百大洋做旅费。后来，在与邵式平分别时，向法宜告诉他，石廷瑜是他的好友，找他就可拿到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式平谈起此事，甚感石廷瑜待人诚恳。

刘一燕、向法宜等在上海住了几个月，恢复了组织关系。其时他们能学习，有报告听，还有游行集会的活动，过去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新。这时，他们的住处也从英租界迁到了法租界。

刘一燕靠写文章赚稿费维持生活，他的文章在学生杂志和《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不少；向法宜则靠在太平洋通讯社做新闻记者的工资生活。两人同住在一个亭子间里，相依为命，收入互相补充，也还过得去。

刘一燕和徐鹤年结婚后负担加重。他一度到安庆就业，后因党组织遭破坏回沪。他和肖盟泉合资在海格路海格里开了一家小纸烟店，本小利微，勉强维持生活。这个店对革命活动起了不少作用，冯任、向先鹏、刘肩三、刘聘三、谭和、刘适中、向葵、洪都等都到过这里，有的还住了下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店徒郭妙根（即郭维琛）在刘一燕的帮助和培养下参加了共产党，并积极从事地下工作。他在解放战争期间立了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了上海公共汽车交通公司四厂党委书记。

1929年，刘一燕先后在上海泉漳中学、浙江湘湖师范教书，颇有声誉。

1931年，他的学生金步墀在广东惠阳平山乡村师范任校长，便介绍刘一燕任象山乡村师范的校长，后来，平山乡村师范教员肖盟泉因共产党关系被捕牺牲，刘一燕因系肖盟泉的介绍人而被判刑九年四个月。刘在狱中去函上海，要求向法宜去惠阳营救。向法宜感于情义难却，不畏案情牵涉，慨然赴惠，向校董会恳切陈词，设法营救刘一燕出狱。校董事会中不乏慷慨仗义之人，他们愿意解囊相助。向法宜遂向校董和在校教员以及社会上的同情者集款两千元用以活动。谁知无济于事，白白浪费了两千元，因而社会上对此事深表愤怒，社会舆论对刘一燕更为有利。这感动了有权势的校董叶敏予。他函请汕头绥靖公署军务处处长陈师，陈师设法平反，刘一燕终被改判无罪而被释放。当时为了寅缘人事关系，向法宜曾请在广州避难的以画瓷谋生的同志朱省吾画了三幅瓷画送给陈师。其时其地，朱省吾的如此义举实为难能可贵。

问题解决后，刘一燕还在象山乡村师范教了两年书。他采用陶行知方式教学，还办起了生产合用社，饲养鸡、鸭、兔、蜂，深得进步人士同情。后学校因无法立案而停办。

刘一燕从广东回到上海时，抗日战争已临近，无书可教。两年后，居住也成了问题，刘一燕便携妻室儿女绕道浙江回到江西。这时已是1940年了，正值蒋介石积极反共。他回来后，徘徊于革命和经商之间。正在犹豫之际，经刘九峰介绍，刘一燕到设在景德镇的第五行政专员公署第三科（教育）任科长，专员是邓子超。1944年，邓子超将浮梁县县长王伯恭拘捕，派刘一燕暂代浮梁县县长职务。一个月后，刘一燕又被邓子超调回专署继续任第三科科长。他曾表示：“我是老党员，我将怎样向党交代？我想从教育事业着手来表明心迹。”于是，刘一燕在1945年创办了静山中学，自任校长；又创办了天禄小学，并几经周折才得以让老同志刘适中当校长，他当董事长。

1947年，各民主党派纷纷在江西建立地下组织，向法宜以省民盟特派员的名义来到景德镇。1948年7月，向法宜介绍刘一燕、何燮、余立权入盟并建立民盟地下小组。地下小组直属江西省支部，刘一燕为组长，余立权任组织委员，何燮任宣传兼军事委员。

其后，景德镇民盟组织成员为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行动，积极开展“三反一拥”活动，并秘密进行策反起义。刘一燕利用各种因素，首先通过老友刘适中转知刘贤伟（县府直属分队长），再分别通知唐一虎（专署一中队长）、丁爱华（专署二中队长）及在乡各队长如江浩、彭培生、余祖海、张洪泰等准备起义，以活捉专员许鹄、县长张浩若来迎接解放军。刘一燕原本得到的内部消息是解放军拟于长江水浅的秋天过江，不料4月21日百万雄师即横渡长江。同月29日，景德镇解放。由于解放军渡江神速，景德镇民盟组织兵变的计划未能实现，但由何燮负责联系的浮北区区长王同宇（曾任邵式平交通）与镇分所分队长汪怀义缴了二百几十支枪。民盟组织的地下活动至此结束。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刘一燕介绍了大批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参军，在工作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0年7月，江西省委统战部通知刘一燕和何燮作为省人民代表参加江西省首届各界代表会议。会后，刘一燕和何燮回景德镇召开了景德镇市第一次盟员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一届委员会。会上，刘一燕被选举为主任委员，并先后兼任市政府民政科科长、建设科（后改局）科长（局长）。刘一燕任建设局局长期间，工作不遗余力，对市区做了初步的全面规划，彻底重修了中渡口浮桥，还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所做出的工作成绩至今口碑载道。

他还担任过江西省第三届特邀人民代表，景德镇市第一、第二、第三届政协副主席。他的工作重点在建设局，民盟的工作多由秘书主任何燮负责。

1957年，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刘一燕被错划为右派。在“文革”期间，他又受到冲击，被迫害致死。后来，幸得党中央英明决策，刘一燕得以得到彻底平反。

刘一燕同志为人外圆内方，顺时而不易其志，履险而不变其节。他革命的一生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在大革命时期，舍身为党工作，在景德镇和都昌创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并在都昌领导工农群众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都昌后来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在蒋管区期间，投身于教育事业，并从事民盟地下活动，实行“三反一拥”，迎接解放；“文革”时，献身保卫党，抗击暴戾的“四人帮”，成为当时的叛逆者。刘一燕为天地存正气，为历史留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