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解读

由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水平和民族特点，因而即以建立在相同类型经济基础上的法律制度而言，也会具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有数千年沿革清晰的文化史，就法律制度而论，从较早的成文法《法经》到《大清律例》，2000多年虽经沿革损益，然而一脉相承，形成独树一帜的系统，中华法系被世界推崇为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沿革清晰，有如下4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立法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因而也就成为国家制订法律的理论基础。其具体表现主要是确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封建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贯串封建法律制度；审判中奉行“春秋决狱”的原则使儒家经典法典化，而实施秋冬行刑又把儒家的“则天”思想制度化。

第二，内容以礼法结合为显著特色。早在先秦时期，礼就对社会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孔子所强调的“出礼入刑”更成为后世司法实践的指南，国家在制订、解释、实施法律等方面都“一准乎礼”，《唐律疏议》明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初法律倡导“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礼等同于法，法准乎于礼，礼法结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封建法律制度，成为中华法系最显著的特点。

第三，法典以诸法合体为主要体式。诸法合体系指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民法与刑法相混。中国的成文法典从战国时《法经》到《大清律例》，历代代表性的法典都以刑法为主，兼有民事、行政、诉讼等方面的内容，诸法合体成为法典的主要编纂形式。

第四，皇权至上，行政机构兼理司法。古代法律不仅以维护皇权专制为首要任务，而且确认皇帝具有最高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皇帝出言即等同法律，大狱要案往往要由皇帝定夺。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央虽设有司法机关，但它的活动既为皇帝所左右，又为其他行政机关所牵制，许多权限为行政机关所分割，很难独立地行使职权；至于地方则径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事务，府君县令既是一府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该地区的最高审判官。宋代以后，府以上虽设专职司法官员，但实际上仍是上一级行政机关的附庸。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值得继承和汲取的诸多精华元素，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礼法并用思想。礼是古代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总称，礼治则是依赖这种体系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礼法结合、出礼入刑是中华法文化的基本特征，所以有人称中国古代为“礼法社会”。礼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道德和行为是非曲直准绳，成为全社会普遍适用的规范和调整各类人际关系的准则，具有法的意义和功能。礼法结合是平衡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手段，《论语·为政》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的就是道德对于人的教化作用和道德对于法律的补充作用。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律标志着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它既是汉代以来“引礼入法”的集中体现，也是礼法合一的典范。当今社会汲取古代礼法并用思想的精华，就是要将国法、天理、人情有机结合，将道德精神融入法律，成为法律规范。(www.xing528.com)

第二，“明德慎罚”思想。“明德慎罚”是西周时期的统治者接受殷商王朝“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灭亡的教训而提出来的治国理政思想。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后训诫康叔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这里的明德就是崇尚德政、敬德保民；慎罚就是要刑罚适中、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荀子·成相》也讲：“治之理，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汉代的思想家继承了先秦时期“明德慎罚”和“为政以德”的思想，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先导，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了系统的“德主刑辅”论，认为治国应以德政为主，刑杀为辅，以德礼教化为主，以法律惩治为辅，以德为本，以刑为末，先德后刑，大德小刑。魏晋时期形成死刑复奏制度，《唐律疏议·名例律》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死刑复奏制度在程序上得以完善。宋代的朱熹论述了德礼政刑的关系，他在《论语集注·为政》曰：“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先秦的“明德慎罚”、汉代的“德主刑辅”、清朝的“尚德缓刑”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成为重要的立法与司法原则。

第三，公正执法思想。法尚公平，执法持中、公正执法是中国古代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倡导的执法原则。先秦时期商鞅针对“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提出的“刑无等级”的主张，他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意即所谓统一刑罚，就是刑罚不论人们的等级。他还主张：从卿相将军到大夫平民，有违反国家禁令、破坏国家制度者，就判处死刑，决不赦免。之前立过功劳，之后犯了法，不因此而减轻刑罚；之前有善行，之后有罪过，不因此而破坏法律。忠臣孝子有了过失，也必须按照罪的大小来判刑。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法不阿贵”的观点，这里的“阿”是指偏袒、攀附、讨好，“贵”就是指权贵。韩非子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公正执法的事例，诸如楚庄王尊法不偏私、魏绛执法惩杨干、叔向刑不隐亲、穰苴执法杀监军、汉武帝尊法杀外甥、薛宣断缣辨真伪、何武智断遗嘱案等等都是例证，同时也涌现出西门豹、张释之、魏征、狄仁杰、包拯、宋慈、于谦、海瑞等诸多以公正执法而扬名于史的著名官吏。

第四，情、理、法融合的理念。情系指人之常情，理是指天理，法是指国法。在古代人心目中，“天理”是最高的，不能违背，“天理”类似西方的“自然法”，天理无形，但存在于人们的心底，所以人们常说“天理昭昭”、“天理何在”、“伤天害理”、“天理难容”，在古代官方文书和判词中“天理”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国法”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理”，国家将内含着善良、公平、正义、秩序和自然法则的天理外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法律。制定和适用法律时，还必须要考虑“人情”，这个人情就是人之常情，亦即人的正当情感，而非人与人的私情。河南内乡有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县衙，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大堂有一块匾，上书“明镜高悬”；在审理民事案件二堂也有一块匾，上书“天理国法人情”，悬挂在县太爷座位的对面，意即循天理、遵国法、念人情，折射出中国古代开明官吏的执法理念，县衙虽成古迹，但“天理国法人情”的理念至今仍不失启迪意义。天理意味着一种正义的理念，国法意味着法律的尊严，而人情则是人的正当自然属性的体现。人情、天理、国法三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人情是基础，天理是内核，良法是外壳，所以人情不可违，天理不可欺，国法不可犯。

第五，“恤刑”原则。《尚书·舜典》云：“惟刑之恤哉”，孔颖达疏曰：“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恤刑后来演化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立法与司法原则，《汉书·刑法志》记载的西周之法中曾规定：“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这是恤刑原则对老者及幼者的宽待是在法条中的具体体现。延及汉代，恤刑的范围有所扩大，除了对老、幼犯罪有所宽宥外，对有患有疾病者和孕妇、盲人、侏儒等幼弱者犯罪都有所宽免。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汉书·宣帝纪》记载：汉宣帝元康四年下诏：“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汉书·刑法志》又记载：汉成帝鸿嘉元年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罪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再度下诏：“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女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也下诏，给在郡国及中央官府中服役的刑徒，年老、幼小刑徒，以及女刑徒，各减刑期一半；在三个月之内满刑的，即行释放。之后历代都有关于恤刑律令诏书。恤刑的目的是防止滥施刑罚，并使刑罚适中，体现出来的是对老幼病残及妇孕犯罪人员的宽宥和人性关怀。

第六，诚信思想。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周易·系辞上传》：“人之所助者，信也。”《管子·枢言》：“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墨子·七患》：“言不信者行不果。”《孙子兵法》：“兵以诈立，国以信存”。孔子一贯倡导“言忠信，行笃敬”，反复强调诚信，他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认为：“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强调“言必诚信，行必忠正”和“言必信，行必果”。《邓析子·转辞》：“一言而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及。”后来就演化为俗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孟子·离娄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不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韩非子·解老》：“小信诚则大信立”，《礼记儒行》：“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汉代王充在《论衡·感虚篇》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宋儒程颐有“人无忠信，不可立于世”之说，宋代的晁说之亦云：“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杨时也说：“自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关于诚信，历朝历代不仅有许多阐释，而且流传下诸多的诚信典故，例如燕昭王千金买马骨、曾子杀猪教子、卞和三献宝玉、晋文公退避三舍、季札赠剑徐君、卞和三献宝玉、商鞅徙木立信、季布一诺千金、范式千里履约、范仲淹封金不贪、晏殊诚实不欺、郭进用人守信等等，这些诚信格言和典故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诚信重在诚实，实在守信，既是交友之道、也是商贸之道、更是处世立身之道，它不仅是自然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民事法律关系中需要恪守的行为准则。

此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为贵”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息讼”“无讼”的主张注重以非诉讼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惩恶扬善”的思想强调除暴安良、顺天休命等，这些思想都值得我们在建设中国当代法治文化中汲取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