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西庙与西关商业区的形成

南海西庙，今已不存，故址在今文昌路广州酒家一带。乾隆《南海县志》记：“洪圣西庙，即南海神（原文如此），在太平门外第十甫，嘉靖十三年（1534）建。国朝康熙六年（1667），察院董笃行奉谕祭。康熙二十一年（1682），侍郎杨正中奉谕祭，有碑记。”^[19]由朝廷派专人南下致祭，可知西庙是当时西关地区的重要祠庙。

不过，说西庙“建于嘉靖十三年”却是错的。阮元《广东通志》“建置略”卷145转引《南海志》云：“南海西庙，建于宋绍兴（1131—1162），其铜鼓不知得于何时。方信孺《南海百咏》之铜鼓，东、西庙皆有之，则在嘉定（1208—1224）以前矣。铜鼓有二种，一为骆越鼓，一为伏波鼓，此鼓较东庙略小，而较伏波鼓大，殆亦骆越鼓欤？”转引之外，又说：“铜鼓在番禺波罗南海神庙者二，在南海西域外第十甫南海西庙者一，在香山南门外诸葛武侯庙者一，小榄麦氏家藏者一。”可见直到阮元修志之道光二年（1822），南海西庙及其所藏铜鼓仍无恙。

据吴兰修《南海百咏书后》，方信孺《南海百咏》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以前。其“南海庙”篇序云：“又有西庙在城西五里。”“铜鼓”篇序云：“南海东、西庙皆有之。”“波罗蜜果”篇序云：“南海东、西庙各有一棵。”又前引南宋诗人杨万里之《题南海东庙》谓：“大海更在小海东，西庙不如东庙雄。”还有七律《二月十三日谒两庙早起》一首。^[20]可见南宋时西庙确已存在。

不过，说西庙“建于宋绍兴”却仍是错的。南宋乾道三年（1167）廖颙《重修南海庙记》说：“古庙即扶胥之口，又一在州城之西南隅，故有东西二庙之称。天宝（742—755）、元和（806—820）间，增（下不可辨）艺祖临御，首遣中使，重加崇葺。嘉祐中（1056—1063），余靖尝修之。元祐中（1086—1093），蒋之奇（下不可辨）于政和（1111—1117），李陵葺西庙于绍兴（1131—1162），咸记于石。”^[21]又蒋之奇《广州州学记》云：“元祐元年（1086）番禺缺守，有诏以命臣之奇来治州事。”^[22]而黄佐《广州志》卷36“艺文”收有李陵《修西庙记》和蒋之奇《修东西二庙记》之目，可证实廖颙所记。因此，西庙之建，肯定在北宋元祐之前，从廖颙行文语气分析，甚至可能早至唐代。阮元所引《南海志》谓建于绍兴，显然是把李陵的重修误为始建了。

东、西庙二庙长期共存的局面，到宋元嬗代之际一度发生变化。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陈思善《代祀南海神记》称：“广州南海神祠，前代遣使致祭，岁无违阙，中更变革，不遑及者十余年……至元二十八年（1291），诏封广利灵孚王，越明年，圣旨遣怯薛歹必阇赤塔不迷失，集贤院蒙古必阇赤孙澄捧香致祭。”^[23]以后每年都遣使致祭。前引陈大震《重修波罗庙记》称，至元“二十八年（1291），世祖皇帝加以灵孚之号，天使奉命，驰驿万里至广州城……将致宠光于正祠，闻祠已废，乃于城西别祠行礼焉。”直至大德七年（1303）东庙修复，元初恢复朝廷祭典的头11年（1292—1302），仪式显然都只能在西庙举行。至于清初康熙年间两次朝廷致祭也在西庙，究竟也是因东庙毁于战火还是“海禁”等其他原因，则有待考证了。

海神庙必建于海边的码头附近（当时西关所临珠江江面宽阔，称“小海”），出海商船的商贾和船员在出航前要在神庙祈求保佑，安全归来则要到神庙酬神谢恩。故规模大、香火盛的南海神庙所在之地，亦必为商业繁盛之区，商船辐辏之港。东庙所在，为扶胥镇，西庙所在，则为白田镇。

据前引北宋王存等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广南路》，白田镇与扶胥镇同属番禺七镇之列。《新五代史》记：“（刘）以海舶十余，悉载珍宝、嫔御，将入海，宦官乐范窃其舟以逃归。（宋）师次白田，素衣白马以降。”又阮元《广东通志》称：“（侬）智高引众去广州，广东兵马钤辖张忠、知英州苏缄邀击于白田。”又皇祐五年（1053）蔡君谟《中书门下牒广州南海洪圣广利王牌》谓：“乃者侬獠狂悖，暴集三水，中流风飓起，舟留三日。逮至城坛，广已守备。”^[24]可见侬智高以舟师进攻广州，其退亦当乘船，由此两事，可知白田镇为广州城西之港口，水陆交通的枢纽。

至于白田镇之位置，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南游记》称：“今府西十七里有花田……一名白田。”明嘉靖《广东通志》卷19“古迹”记：“花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三角市这一地名，清末民初地图仍可见到，在今珠玑路中段。”^[25]以上所记花田、白田、三角市之位置，虽不能完全吻合，但无疑都在广州西关。且三角市邻近南海西庙，故可判断，南海西庙所在之港口，即为白田镇，亦即今日西关商业区之雏形。

南海西庙之东北邻，即为梁代达摩禅师在中国登陆的“西来初地”。罗文俊《绿萝书屋遗集》称：“普通七年（526），达摩泛海至粤城西南登岸，后人名其地曰‘西来’。”^[26]可见这里是广州早期海运码头。西庙之东南，有缸瓦栏（今用其谐音，名光雅里），说明这里古代是颇大的陶瓷批发市场，而陶瓷是唐宋时期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再往南，是古代的十四甫码头。码头东侧，则为明代接待海外使节、商人的怀远驿，其所在地原名蚬子步，显然也是码头。当然，这些市场、码头的形成，或许较西庙之建为晚，但商业聚落的发展，大都有所因袭，有历史轨迹可寻，可以肯定，早在北宋以前，以南海西庙所在地为中心，已形成了一个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商业区，即白田镇，其大量出口的陶瓷，很大一部分当产于邻近之西村窑。

西村窑位于西村增步河东岸岗地上，是晚唐至北宋年间规模较大，专门烧制外销陶瓷的著名民间窑场。^[27]其产品大多为盘、碗、碟、盒、壶、瓶、灯、枕、盏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内地传世者极少，而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我国西沙群岛等地则已有大量发现。当时广州不产优质瓷土，故西村窑之原料，需从他处运来。在此建窑，显然是出于较近外销市场的考虑，因为当时由增步至南海西庙、缸瓦栏一带，水路运输非常近便。由此可知，广州西村窑是在唐宋时期西关白田镇陶瓷市场已形成并蓬勃发展，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创建的，而西村窑的出现，又降低了外销陶瓷的成本，进一步促进了陶瓷市场的兴旺和白田镇的繁荣，奠定了明清两代西关成为广州外贸中心的基础。

随着西关经济的发展，扶胥镇的衰落，西庙与东庙相比，一度有后来居上之势，元初、清初朝廷在西庙行祭典，已可略见端倪，明清时期西关“八桥之盛”西庙南邻，今光雅里和曹基直街之间的德兴桥即为第八桥。每年旧历二月十三日南海庙会时最盛，有“赛过波罗第八桥”的诗句。^[28]但由于珠江岸线加速南移，西庙至清末已离水域过远，遂失其意义而日渐荒废，未能保存至今。

（刊于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编：《岭峤春秋——海洋文化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同治《番禺县志》卷30“金石”三。

[2]参阅黄鸿光：《〈六侯之记〉碑辨伪》，《广州文博》1987年第1期。

[3]何天相、陈鉴朝：《南海紫荆木——广州南海神庙出土枕木的鉴定》。

[4]同治《番禺县志》卷29“金石”二。

[5]《宋会要辑稿》方域九之28，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7。

[6]《昌黎集·南海神庙碑》。

[7]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251页。

[8]龙庆忠：《南海神庙》，广州市文化局：《广州文博通讯》（增刊），广州市文化局1985年版，第50页。(www.xing528.com)

[9]龙庆忠：《南海神庙》，广州市文化局：《广州文博通讯》（增刊），广州市文化局1985年版，第50—51页。

[10]同治《番禺县志》卷29“金石”二。

[11]廖颙，连州人，道光《广东通志》、同治《番禺县志》均作廖容，王文指为误，不确，盖避清仁宗颙琰讳耳。

[12]同治《番禺县志》卷29“金石”二。

[13]《昌黎集·南海神庙碑》。

[14]《宋史·乐志》。

[15]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页。

[16]陈大震：大德七年（1303）《重修波罗庙记》，同治《番禺县志》卷30“金石”三。

[17]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7页。

[18]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19]乾隆《南海县志》卷13“奇观”。

[20]龙庆忠：《南海神庙》，广州市文化局：《广州文博通讯》（增刊），广州市文化局1985年版，第50页。

[21]同治《番禺县志》卷29“金石”二。

[22]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元大德南海志残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23]黄佐：《广州志》卷35“礼乐”。

[24]同治《番禺县志》卷29“金石”二。

[25]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26]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27]西村窑之起始年代，有晚唐、北宋二说，暂从前说。然无论取何说，均对本文之结论无大影响。参阅罗雨林《广州西村窑陶瓷的艺术特色》。

[28]曾昭璇、曾宪珊：《西关地域变迁史》，罗雨林主编：《荔湾风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