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东汉番禺人杨孚的《南裔异物志》，是已知全国最早的异物志。从其辑佚条目中，可寻得汉代岭南与海外交往乃至对海外异国记载的蛛丝马迹，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南裔异物志》所载物产，涉及周边地区、海外国家；所述许多海产，有些产自深海，更有当时的主要贡品；所载还涉及海外一些地区或国家的俗象；有条目专述东南亚一带的海外国家和瓮人。《南裔异物志》是岭南最早有海上丝路相关记述的志书，是全国最早记载海外风物的志书，也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述扶南等海外国家的古籍。
迄今为止，学术界公认《汉书·地理志》是最早记载西汉时中国官方商船前往南海诸国的行程的文献。这一海上贸易活动，是中国官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确切标志。据载，此次出航启程“日南障塞、徐闻、合浦番禺”，汉使终点到了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1]从《史记》可知，番禺在西汉时为全国知名的“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瑁、果、布之凑”。[2]《汉书·地理志》对番禺在海外贸易方面的市场作用说得更为明确，“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3]番禺地处天南一隅而兴发，当因其作为对外贸易商品集散地毫无疑义。因此，有学者推断：“关于西汉远洋对外贸易的出海港和航线，我们认为番禺是出口港，徐闻和合浦是番禺的外港。从而形成番禺—徐闻—合浦—交趾的沿海航行。”[4]汉代番禺是对外贸易港口的论断，不仅得自文献上的间接说明，可从地理条件及其在全国商业活动的地位分析，还得自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舶来品佐证。《汉书·地理志》记载黄支国（今印度半岛南部）“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5]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和合浦汉墓中曾发现玻璃珠，经化验其所含元素的化学成分与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截然不同，而“与西方的古代玻璃相类”，[6]应是从海外输入的物品，或即为“璧玻璃”。但是，至今尚未能找到番禺在汉代对外交往的文献记载确证。对于这一问题，不妨转向地方志书求解。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修志传统，从志书史料中，可以搜索挖掘海上丝路的起端、航线及港口变化、相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乃至外贸政策及管理、对外经济及文化往来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广东是海上丝路重要的始发地，广州是历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外贸港城，在志籍中耙疏耕耘，开卷或有所获。
学术界公认岭南最早的志书是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这也是已知全国最早的异物志。《南裔异物志》成书确切时间无考，从作者杨孚是在汉章帝建初年间到朝中任议郎推断，《南裔异物志》与完稿于汉章帝建初八年（83）的《汉书》成书时间几乎同时。《南裔异物志》已佚，由于唐宋著名类书《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对其内容有所辑录，清人曾钊从中辑佚成卷。该书辑佚或鲜为海外交通史研究者所留意，向来只是把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当成“一种专门记述边远地区特产的异物志”，[7]即当成特产志。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岭南第一部物产志，也是我国第一部区域性物产志，为后人留下了汉代岭南地区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8]罕有从与海外交往的角度去看待其中相关记述。笔者发现，《南裔异物志》辑佚条目中，可寻得汉代岭南与海外交流乃至对海外异国记载的蛛丝马迹，具有极高历史价值。
杨孚是东汉番禺下渡头村（今属广州市海珠区）人，章帝建初年间举贤良对策，入朝任议郎。举贤良对策，全称察举贤良方正与文学，是汉代以才学德行为主要标准的郎选制度的高级形式。汉代指学习儒家经书的士人为“文学”，贤良方正与文学，即德才兼备而又正直不阿的文学之士，由此途径对策入仕者，当然文化素质很高。杨孚入朝议政，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创造用武，守业用文”；反对破坏儒家丧礼，主张“均行三年通丧”之制；反对苛政贪贿，主张吏治务必廉政。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从其出身及作为，可见他是文明初开的岭南出类拔萃的有识之士。他对岭南地情了解甚详，因而能够写出《南裔异物志》这样覆盖地域广袤、涉及知识渊博的不朽之作。
分析所见《南裔异物志》的记载，可见此书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风土志，而具有面向海洋的特色。
首先，《南裔异物志》所载物产，不止于岭南地区，还涉及周边地区、海外国家。杨孚晚年归居番禺，“其宅在河南下渡头村”，[9]未见其返乡后出外周游之记载。《南裔异物志》中所记载的物产，如榕树、香蕉、荔枝、甘蔗、桔、杨梅之类，是珠江三角洲本地所常见，但有的条目记述对象如大象、孔雀，未必在番禺能见到；至于獬豸，则是传说中的异兽；还有一些生长于荒山野岭，点明系外郡远地的，如合浦、日南之牛，日南、九真猓然（长尾猿），郁林大猪，交趾猩猩，九真长鸣鸡，朱崖水蛇，交趾草、交趾稻等。日南、九真、交趾，在今越南之地，合浦地在今广西，朱崖更在海南岛，离番禺并不近，不可能都属杨孚举目可见。有的事物，还是从岭南广阔幅员去记载，如记木棉，“广州、日南、交阯、合浦皆有之”。岭南诸郡，远至千里之遥，在当时交通条件下，到达不易。杨孚记载入异物志的内容，相当一部分应当是采访所得。所列物产产地，多为沿海之郡，日南、合浦，正是《汉书》所载海上航线的出海港。“合浦港地处北部湾顶部之南流江入海口，向北溯江而上可达北流江，再通浔江、漓江、湘江而达长江水系，或沿西江至云贵，水路交通的便利，使中原地区及西南各地的物资均可通过水路到达合浦”，合浦与徐闻的“这两条水道，都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陕西、河南的陆上丝绸之路对接的重要通道，也是岭南地区通过中国南海走向世界的通道”。[10]合浦陆海均与其南的交趾等三郡相通，连通南北，被认为是当时两粤通交趾的咽喉。[11]《南裔异物志》多处述及合浦、交趾、朱崖等地物产，正反映了汉代番禺与岭南各处沿海港口乃至远至今之越南、海南等地的往来联系以及交通大港的地位。
其次，《南裔异物志》所述物产有许多海产，其中有一些产自深海，如鲸、鲛鱼、鹿鱼、鲻鱼、水母。更重要的，有当时岭南及海外作为主要贡品的玳瑁、犀角、象牙等。《史记》《汉书》中点到番禺之所以成为都会的原因，都提及番禺是这些物品之聚。《汉书》班固赞曰：汉武帝时，“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12]《后汉书》记载：天竺国“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13]可见汉代在海南建郡县与盛产犀角、玳瑁有关，而汉代岭南的犀角、象牙、玳瑁是海外贡物，也是贪官所喜爱掠夺的岭南特产。《汉书·贾捐之传》记载，汉元帝时，珠崖屡反，汉元帝打算派兵征讨，贾捐之以为“不当击”，他对答奉旨诘问的乐昌侯王商说：“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14]推测汉元帝的考虑，包括珠崖出产供应珠、犀、玳瑁的问题，贾捐之的回答，则明确反映了珠玑、犀、玳瑁等物出自多渠道。比《史记》成书约早三十年的《淮南子·人间训》已提到，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15]《南裔异物志》对玳瑁、象牙、犀角均专撰条目记载，以下为辑佚的相关条目。
“瑇瑁，如龟，生南海。大者如蘧篨，背上有鳞，鳞大如扇，有文章。将作器，则煮其鳞，如柔皮”。[16]瑇瑁即玳瑁。“蘧篨”，粗竹席，以喻玳瑁之体积之大。《艺文类聚·宝玉部下》引有《南州异物志》“瑇瑁”条，《太平御览·珍宝部八》载有《南方异物志》“玳瑁”条，文字大同小异。《南州异物志》为吴万震所撰，《南方异物志》为唐人房千里所撰，则所记载最早出自杨孚《南裔异物志》，为后世所注意并袭用。
象牙，“俗传象牙岁脱，犹爱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当作假牙潜往易之。觉，则不藏”。[17]此条目突出象爱惜其牙的传说。岭南地区古代也有象的活动，直至南汉还有象的活动的记述，东莞今存南汉所建造镇象塔。但岭南之象为亚洲象，其牙与海外进口的非洲象牙不同。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了许多海外物品，如象牙、乳香、银盒、金花泡等。其中西耳室的五支大象牙，经鉴定是非洲象牙。……这些舶来品，有力地证明了广州早在二千年前即与海外有密切的交往”。[18]这五支象牙并排堆放，其长度为105～120厘米，体形粗壮，与亚洲象的纤细型象牙不同，应是从海外贩运而来。此外还有刻画象牙、象牙算筹、残牙雕器等3种。[19]
“犀，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线，自本达末则为通天犀”。[20]“于惟元犀，处自林麓。食惟荆棘，体兼五肉。或有神异，表异以角。含精吐烈，望若华烛。置之荒野，禽兽莫触”。[21]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晋刘欣期《交州记》、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均设有犀的条目，记述犀的形态及犀角的神异，至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尚有条目专记岭南之犀，“岭表所产犀牛，大约似牛而猪头，脚似象，蹄有三甲”。[22]可知在广州聚散的犀角，有岭南所产，也有来自海外贸易之物。《汉书·平帝纪》提到：“元始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23]同书“王莽传”又提及：“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24]杨孚的描述，能够为中原人士提供对犀及角了解。
再次，《南裔异物志》的记载，不止于物产，还涉及海外一些地区或国家的情景，主要是民俗。如：
当地人“画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的雕题国。[25]
“男无衣服，女横布帷，出与汉人交易、不以昼市，暮夜会，俱以鼻嗅金，则知好恶”的狼臙国，[26]岭南外贸使用流通货币层次高于内地，《资治通鉴》梁武帝普通四年（523）载：“梁初，唯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交、广用贵金属交易风盛，以至能嗅出作为通货的金属好恶真假，凭感觉经验鉴别其价值。
国“在海水（按：‘水’疑为‘外’），以草漆齿，用白作黑，一染则历年不复变，一号黑齿”的西屠国。[27]后来晋左思《吴都赋》也写到：“乌浒、
、夫南、西屠、儋耳、黑齿之酋”。
“其衣则缝布二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身不突穿”的穿胸人，[28]穿胸之说，有些离奇，见《山海经·海外南经》有“贯匈国在其东，其为匈有窍”。贯头其实是服装，《梁书·诸夷传》记载“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着贯头”。[29]《汉书·地理志》记载：“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服，穿中央为贯头。”。
“生则镂其颇，……食薯，纺绩为业”的儋耳夷。[30]
“群相随行，无常居处，其类与禽兽同。或依大树，以草被其枝上，而庇阴其下。发正黄，如扫帚。见汉人散入草，终不可得近”的“黄头人”；[31]
“巢居鼻饮，射翠取毛，割蚌求珠为业”的乌浒人。[32]
从这些记述可见杨孚采访记述视野之广。这些族群、方国，位于岭南东、南方，有的在海上，如儋耳、朱崖即今之海南省。所记述的镂面刻肤，纺绩、染齿、巢居、贯头穿衣之俗，不仅在古代海南、云南、贵州，也在东南亚等地的土著民族中长期流传。
最后，《南裔异物志》中有扶南国、金邻、斯调国、瓮人的条目，所述国家均为东南亚一带的海外国家，而瓮人则是海外之人。杨孚对异国的记述，不是道听途说，而有具体记载。与前后一些史籍记载相对照，可为岭南与海外交往作佐征。还要指出的是，在《南裔异物志》中专列条目的扶南、金邻、斯调等国名，在《史记》《汉书·地理志》中尚未出现，《南裔异物志》是今见中国最早记载这些东南亚国名的史籍。相关条目如下：
“扶南国，昔但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33]扶南，也作夫南，是汉代、六朝时期中南半岛上的古国名，意为“山地之王”，位于今柬埔寨。有人认为《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记述汉章帝元和元年（84）“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入邑豪献生犀、白雉”中之“究不事”，即今柬埔寨之异译。[34]若此，则汉章帝时，柬埔寨与东汉官方已有来往。扶南的位置及国土情况，《梁书·诸夷传·海南诸国》有明确记载：“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二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35]扶南与中国一直存在友好往来关系。三国时，扶南在嘉禾元年（232）主动向东吴表示友好，先后三次遣使与东吴通好，孙权则派朱应、康泰回访。《通典》所载的与中国往来，也是从“吴时遣康泰、朱应使于寻国”（时扶南由范寻为王）述起。[36]扶南国王范寻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四年（268）以及从太康六年（285）起连续三年每年都遣使入华访问献礼。[37]笔者曾考证朱应、康泰出使是由番禺启程。[38]朱应、康泰出访活动的重大收获，是将考察见闻撰写成书。回国后，朱应著《扶南异物志》，可惜已经失传，书名见录于《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康泰著《吴时外国传》，原书虽已佚，部分内容被引用于《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许多古籍中。我国最早记载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的古籍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但《汉书·地理志》只记载6个古国，而且既没有方位，又无里程，考证起来相当困难。《吴时外国传》除了对扶南重点记述之外，还记载了31个古国与地区，所载多数国家记有方位与路程，《吴时外国传》比较真实地记载了1700多年前古扶南国的政治、法律、风俗、物产、造船、贸易、交通对外关系等，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的名著。隋唐以前，柬埔寨本国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记载。研究柬埔寨古史，主要靠中国史籍。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新唐书》中均设有《扶南传》，这些正史所据的古史材料大多源于《吴时外国传》。柬埔寨古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得助于《吴时外国传》。研究柬埔寨史的外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史籍中最先提到扶南王国的是康泰的著作，并认为中国史学关于此国古史之记载，多采自康泰、朱应使扶南后之撰述。官方的正式往来之前，当存在一段时间的民间往来，因此，在早于三国吴时的东汉章帝时番禺人杨孚的著述中，出现对扶南的记述，也就可以理解了。笔者与研究海上丝路史的学者李庆新先生交流对此的看法时，他还认为，这一记述的意义，还在于可能将文献记载的扶南国历史前伸。此条目转引自《事类赋》这一部类书，却并非孤证，在另一部类书《太平御览》中辑佚《南裔异物志》“金邻”国条目，也明确提到“去扶南可二千余里”，这就很可互证。依上所述，迄今见于史籍的关于扶南的最早载述，就应该为《南裔异物志》，而不是康泰、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当然，在记载的详细程度上，《南裔异物志》无法比肩《扶南异物志》，但在首载这一点上却有其珍贵意义。而《扶南异物志》之书名，恰恰反映其朱应的著述承杨孚遗风之轨迹。
“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39]金邻国地在今泰国西南部，金邻大湾为今暹罗湾。晋左思《吴都赋》有“金邻、象郡之渠”之咏，《梁书·诸夷列传》“扶南国”条有“次当伐金邻国”之载。《新唐书·宦者杨思朂传》有“开元初，安南蛮渠梅叔鸾叛，号黑帝，举三十二州之众，外结林邑、真腊、金邻等国”的记载。[40]
辑佚的斯调国条目不止一条。“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41]“木有摩厨，生于斯调。厥汁肥润，其泽如膏。馨香馥郁，可以熬膏。彼州之民，仰为嘉肴。”[42]“斯调州有木，名摩树，汁如脂”。[43]。斯调国，学者多认为其地为今斯里兰卡，或说为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之东南一岛。所谓火州或为间歇式火山。
汉代广州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密切的贸易关系，东汉时，从广州西航印度的中国商人或汉代使者，开始在印度、斯里兰卡同埃及、罗马的商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而使海上丝路的贸易交流得以接力延长。《后汉书》有延熹九年（166）罗马人遣使直接航行到中国番禺的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檄外献象牙、犀牛、玳瑁，始乃一通焉”。[44]“桓帝时，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重译贡献，而蕃贾自此充斥扬粤矣”。[45]所载的这些事件的发生，都在东汉末年，然而，我们只要注意到，大秦等国所进贡的象牙、犀牛、玳瑁等物，在《史记》《汉书》中皆是番禺之所以成为都会的特别出产，就可以说明，番禺在西汉时已是中外贸易来往的重要聚散地。在这条漫长的远洋航线上，东南亚各国的来往更不是问题。考古发现，加里曼丹出土的印图圈纹陶魁，与广州出土的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限的同类器皿外形非常相似。苏门答腊发现的陶器中有一个灰陶三脚鼎，底部刻记有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年号。而广州汉墓常见的燃薰炉所用的各种香料，绝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各国。这说明这些国家是经常往来贸易、交换物品的。至东汉“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46]叶调国在爪哇岛上，其国王以其土特产玳瑁、象牙、犀角、香料向汉朝贡献，实质上是一种官方的贸易。在加里曼丹的沙捞越河口还发现有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的五铢钱，证明西汉与东南亚国家已有贸易关系。[47]“广州汉墓的出土文物中，常见熏炉。这说明当时广州的富豪之家普遍燃烧香料。这些香料的大部分也是从东南亚地区输入的。在广州的汉墓中，还有较多的串珠出土，包括玛瑙、鸡血石、柘榴石、煤精、水晶、硬玉、琥珀和玻璃等。还有迭嵌眼圈式玻璃珠、蓝色玻璃碗、绿色玻璃带钩和璧。其中带钩和璧是我国传统的礼仪用品，其他则与传统工艺品不同，应是从海外输入”。[48]
瓮人，“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勤力”，[49]应是当时输入中国的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的马来人。“在广州汉墓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托灯的陶塑俑和侍俑，这些俑深目高鼻，两颧高，宽鼻厚唇，形象有异于汉人，亦不同于一般的侍俑。考古工作者认为他们就是杨孚《异物志》中的瓮人”。“这些‘瓮人’就是通常所说的‘黑奴’，他们‘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也有可能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既然他们被杨孚载入书中，则当时广州富人使用这种奴隶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其进口也有相当的一段时间。”[50]“这些‘奴隶’可能是中国船队带回，也在可能由印度商人贩运而来。他们被除数贩运到中国后，成了当时贵家豪族的家内‘奴隶’。”[51]
总而言之，《南裔异物志》中的上述记载，可以作为东汉时岭南与东南亚一带海外来往的实证史料。
《简明广东史》评价杨孚的《南裔异物志》“是南海郡人第一部学术著作”。[52]这部南海郡人第一部学术著作，显示出岭南著作的地方特色及其在学术史上不同凡响的地位。“现知的异物志，以东汉杨孚《南裔异物志》为最早”。[53]基于以上所述，从《南裔异物志》中，可以检索到汉代岭南与海外交往的一些线索。特别要指出的是，有学者注意到，异物志这种体裁的编纂，其实“与朝廷索贡有关，也与增广中原人士见闻有关”。[54]嵇含在《南方草木状》序中说道：“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奇，周秦以前无称焉。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求珍异，取尤者充贡，中州之人或昧其状，乃拟所闻诠叙，有裨子弟云尔。”王庸指出：“东汉以降，有所谓异物志者，其意义与《山海经》之记异物相类似而较为核实。且其所述，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所以为北方人广见闻者。”[55]由此可见，称异物志为物产志还不全面，异物志应属风物志大体还可以，而最准确的还是异物志原称，其猎奇炫异的作用在于反映乡土可爱，增广见闻。《简明广东史》称其“在内容上向后人提供了汉代岭南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的第一手资料；它也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异物志，在体例上开了这类著作的先河。”[56]还是恰切的。《南裔异物志》成书时间，近乎《汉书》。《汉书·地理志》被公认为最早关于海上丝路南方海外航线官方行为的纪录，是我国最早记载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的古籍，那么，《南裔异物志》就应该是岭南最早有海上丝路相关记述的志书，是全国最早记载海外风物的志书，也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述扶南等海外国家的古籍。
[载《暨南史学》（第十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注释】
[1]《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4]陈柏坚、黄启臣：《广州外贸史》，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5]《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6]干福熹等：《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硅酸盐学报》第六卷一、二期，1978年；杨伯达：《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5期。
[7]卫家雄：《方志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8]杨孚撰、吴永章辑佚校注：《异物志辑佚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河南》。
[10]张镇洪、邱立诚：《中国南海古人类文化考》，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11]陈玉龙：《历代中越交通道里选》，《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12]《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
[13]《后汉书》卷八八，转引自朱杰勤校订、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56页。
[14]《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www.xing528.com)
[15]《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16]引自陈彭年《广韵》卷四《代十九》。
[17]引自《太平御览》卷八九〇《兽部二》。
[18]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19]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汉南越王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页。
[20]《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日南缴外蛮夷献生犀”句下，李贤注。
[21]杨孚：《〈南裔异物志〉赞·犀》，引自屈大均：《广东文选》卷二十三“赞铭箴诔”。
[22]刘恂：《岭表录异》。
[23]《汉书》卷十二《元帝纪第九》。
[24]《汉书》卷九九下，“列传第六九下·王莽列传”。
[25]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
[26]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
[27]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
[28]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
[29]《梁书》卷五四《诸夷传·海南诸国》。
[30]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
[31]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
[32]引自《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四。
[33]引自宋·吴淑《事类赋》卷十四“扇”。
[34]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35]《梁书》卷五八《列传第四十八·诸夷·扶南》。
[36]《通典》卷一八八《边防四·扶南》。
[37]《晋书》卷三《武帝纪》。
[38]陈泽泓：《东吴朱应、康泰出使南洋事迹考略》，《羊城今古》2000年第4期。
[39]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
[40]《新唐书》卷五四《列传·宦者杨思朂传》。
[41]引自裴注《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
[42]引自《太平御览》卷九六〇《木部九》。
[43]引自《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四。
[44]《后汉书》卷一一六《西南史传》。
[45]《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大秦》。
[46]《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西南史传》。
[47]陈柏坚、黄启臣编著：《广州外贸史（上）》，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48]杨万秀：《广州外贸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广州外贸史〉序》，邓端本、章深著：《广州外贸史（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49]引自《太平御览》卷七九〇《四夷部一一》。
[50]杨万秀主编，邓端本、章深著：《广州外贸史（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科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编：《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478页。
[52]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53]王晓岩：《方志演变概论》，辽沈书社1992年版，第38页。
[54]王晓岩：《方志演变概论》，第38页。
[55]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33页。
[56]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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