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古国疆域及历史背景

春秋时也有少量关于巴国的记载，如《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楚及巴师围鄾。”后又与楚伐申，“楚惊巴师”。庄公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巴人因之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鄾、邓、申都在楚的北境，巴人常常在北方和楚交涉，这是可以理解的。常志说：“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酆都），后治阆中。”春秋时巴、楚有关的事既多在北境，可见当时是都在阆中。今天的奉节是春秋时庸国的鱼邑，可能在灭庸以后，巴才南迁江州（今巴县）。房州和鱼邑都是庸国的土地，后来都是巴国的土地。巴成为大国应在灭庸以后，是很显然的。这类事件在北境，和《商君列传》赵良说：百里奚相秦，“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同是北境的事，这是很可注意的。百里奚相秦在穆公五年，说“百里奚年已七十余”，赵良说百里奚“相秦六、七年……三置晋君，一救荆国之祸”，事皆在穆公早期。奚于穆公三十三卒，可证巴人致贡应在鲁僖公时，这也是巴早期的事。常志卷12载巴郡士女，前汉十三人，其十二皆阆中人，后汉以下始见江州、垫江各县人物，可见巴郡文化发达最早之地是阆中，武王封宗姬于巴自应在阆中。常志叙秦灭巴、蜀后说：赧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可见秦、汉的汉中郡原有古时巴的土地，不仅仅是蜀的土地。自然巴和申、邓、鄾、秦的关系要多一些，这些都应该是从陆路交通。至于巴人伐那处，在南郡编县，阎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华容，大败于津在江陵，巴也从南境和楚有交涉。这时的夔峡属于庸，当时的秭归也还有与楚同祖的夔子（楚灭夔在僖公二十六年），巴是否可以从水道伐楚也成疑问。《十道志》说：“施州清江郡……春秋时为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可见楚的巫郡，原是巴国的土地。《晋书·地理志》说：“秦取楚巫郡地为黔中郡”，汉高祖“改黔中为武陵郡”。本来“武”字就与“巫”字相通。《汉志》武陵郡的无阳县有无水。洪北江《贵州水道考·无水考》说：无阳三国吴时作㵲阳，晋、宋志作舞阳，水亦作㵲与舞，唐名武溪，又曰巫溪，置巫州，“盖口音轻重，字亦随音而改”。可见这个无字在地名上有时作㵲、作舞，也作巫、作武。秦把巫郡合并于黔中，汉把黔中改为武陵，用“武”字代“巫”字，这是有依据的。施州、武陵既都是巴境，《后汉书》说这里有佷山，有扞关。《夷水注》说：“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扞关而王巴。”也可见巴、楚之间有陆道的扞关，不仅水道才有扞关。《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又“自佷山通武陵”。从刘备攻吴的路来看，也可想见巴人攻楚的路。

《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卢国。”《楚世家》正义又引《括地志》说：“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巴和秦、楚三国灭庸的时候，已不见卢，可见卢的地方后来并入于庸。三国灭庸，庸的地方自然一部并入于巴。常志说宕渠有卢城，是古卢国。卢的西境在宕渠，东境在房陵，翻过巴岭，必然有它的交通线。庸的东境在郧阳，西境在奉节，也是越过巴岭的。庸既有卢地，可能和卢越巴岭的路是相同的。汉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使张郃督诸军徇三巴，进军宕渠，巴西太守张飞与郃相拒五十余日，飞击郃，大破之，郃走还南郑。《水经·沔水注》：“泛水出梁州阆阳县，魏遣夏侯渊与张郃下巴西，进军宕渠，刘备军泛口，即是水所出也。张飞自别道袭张郃于此水，郃败，弃马升山走还汉中。”《寰宇记·校勘记》说“筑水自房陵自谷城入沔，张飞取道巴西，无缘相拒于谷城。”（按《寰宇记》引“泛”作“筑”）《先主传》说“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于瓦口。”（“瓦”即《水经注》之“泛”）《张飞传》说：张郃“进军宕渠蒙头、荡石（常志飞等进军蒙头，邀郃战于阳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舆地纪胜》卷162说：“八濛山在流江县东北；……《三国志》张郃自汉中（原误汉州）进军宕渠。……飞遂破郃，巴土获安。”把张郃进军的路说在流江，与《水经注》不同，但此说最有理。《张郃传》说：“郃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进军宕渠。”《魏武帝纪》说：“巴七姓夷王朴胡、邑侯杜濩举巴夷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郃进军宕渠，如偏在北，就和巴东无关。必在流江，今渠县，才能降巴东、巴西二郡。这也正是计划中四川通襄阳、信阳铁路所经的道路。有关地方志说渠县有勒石“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濛”，皆说是“飞所自题”（见《蜀中名胜记》卷28、《方舆纪要》卷68）。这是越过巴岭最合理的路，卢、庸建国时东西的主要交通可能就在这里，古时巴国通汉中也应该在此一道。汉中、房州一带以至湖北的施南都是巴国的境土，这说明古巴国疆域之大，绝不是为大巴山所范围，就必然要有越过大巴山的道路。其他如米仓道，也是古来巴中、汉中的交通要路。《舆地纪胜》卷187说：“近者开禧（吴）逆曦之变，士大夫之逃难多由米仓以东归，此正趋荆襄之路。”由巴入汉中的道路，米仓道在宋代仍然是很重要的。

关于巴事的记载，是春秋时稍多，战国时就很少。关于蜀的记载，战国时稍多一些。常志说“卢帝攻秦至雍”，不知确在何年。从开明氏十二世而亡计算，上推卢帝是十一世。从秦惠王灭蜀上推到悼公是十一世，厉公是十世，躁公是九世。《秦本纪》载，孝公下令国中曰：“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躁公二年，南郑反，义渠来伐至渭南。可见秦在此时期并不强盛，卢帝攻秦至雍是可能的。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二十六年左庶长城南郑，躁公二年南郑反，可见这一时期是秦、蜀多事之秋。惠公十三年，《六国年表》说“蜀取南郑”，《秦本纪》说“伐蜀取南郑”，《史记》在这里是自相矛盾，应该是《秦本纪》错了。常志说：“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知惠王以前，蜀早有褒汉之地。太史公说：“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秦楚之际月表》）“献公之后，常雄诸侯。”（《六国年表》）秦失南郑，必然在献公之前。惠公后仅隔出子二年就是献公，如依《秦本纪》说惠公十三年取南郑，就找不到秦失南郑的时候，自然要从《六国年表》才对。《秦本纪》惠文王元年蜀人来朝，此为周显王三十二年，常志作“周显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秦”，这是常志的文字之误。从秦、蜀争南郑经六十五年而南郑为蜀所有，且兼有武都之地。自蜀有南郑，经七十一年而蜀亡于秦。秦惠王初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常志说：“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獠僰。”可见开明开国的二、三代间，北攻秦，南攻青衣，蜀在此时就开始扩张，渐成为大国。秦惠公十三年蜀伐秦取南郑，是周安王的十五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楚世家》），是周安王二十五年。这十年之间，北伐秦，东伐楚，可见这是蜀最强盛的时候。常志说：“武王伐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这里所说蜀的疆域，不应该是武王时蜀的疆域，而是蜀有南郑以后的疆域。汉中的褒城是古褒国，幽王时还存在的。幽王既败，郑人南迁，始有南郑之名。蜀不可能早在周初就有南郑地区。如西周初年蜀已有汉中，此时关中之地为周王畿，就应该说“北与周分”。秦在西周孝王时代，始封非子邑之秦为附庸。到东周之初，《史记·秦本纪》说：“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北与秦分，应在秦穆公前后，而不得在周初。蜀伐青衣，“雄张獠僰”以前，也不可能“南接于越，西奄峨嶓”。这都是常氏用材料不审慎，真贻误后人不少。

《史记·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正义》说：“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也。”蜀何以那样远越过巴境来伐楚，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左传》庄公十八年，巴人叛楚而伐那处，“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在今宜都。文公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在今枝江。所以昭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应该是濮在大江，即是枝江。显然可见楚的西界在宜都、松滋，至于枝江就不是楚地了。就可看出在此以西，是后来巴的土地，也就是巫郡的东界。巴在四川的土地（巴中），就是百濮的土地，到濮入荆，从汉入江，巴后来也有汉水区域的濮地。枝江是濮，巴也可能后来取得枝江。从楚肃王四年到秦孝公元年，中间仅隔十六年。《秦本纪》说：“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肃王卒，宣王立，和秦献公同时。《楚世家》说：此时“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这段时间既齐、秦、三晋都强，所以楚不能向北发展。肃王之前是悼王，《史记·蔡泽列传》说：吴起事悼王，“南收扬越”，《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可见悼王以后楚是向西南发展的。《楚世家》说：惠王十六年，“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在此以后楚灭蔡、灭杞、灭莒。这段时间越为强国，楚是不能向东北发展的。吴起相悼王以来，楚就向西南发展，因之南有巴黔中。就说明肃王前后是楚西侵巴境的时期，巴、蜀就必须联合起来对抗楚的侵略。周安王十五年，蜀伐秦，取南郑。安王二十五年，蜀伐楚，取兹方。十年之间，南伐楚，北伐秦，这应该是蜀最强大的时候。把楚在不同时间的侵略方向搞明白，对蜀伐楚兹方的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从此时（周安王二十五年）起，到秦灭巴蜀（周慎靓王五年）这六十年间，楚对巴、蜀的威胁稍稍解除，于是“巴与蜀雠”（《蜀志》），“世战争”（《巴志》），各来“告急于秦”（《张仪列传》），秦一举遂灭巴、蜀。巴、蜀都是由小部落扩张起来，在它们联合抗楚的时间，可能两部的扩张还没有到彼此接触。到它们境土相接的时候，便自然要发生冲突，而都去向秦求援，为秦人造成吞并的机会。它们之发展渐成为两大盟主，也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楚世家》载：怀王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兵攻秦”。秦灭巴、蜀在怀王十三年，是秦兵不能东出，于是转向西南，遂灭了巴、蜀。

秦灭蜀后，三封蜀侯，三个蜀侯又都被杀，这事最是可疑。在《史记》一书内，本纪和年表、列传叙说此事既简略、又处处矛盾颠倒，可能是司马迁原来就把这事没有弄清楚。常氏纂《华阳国志》，依《史记》来写，又略增加了些如《蜀本纪》之类的材料，但把秦封蜀侯的事还是说不清楚。《史记》本书的矛盾原来即太多，如《秦本纪》说惠王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六国年表》作十二年“公子繇通封蜀”。常志作“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蜀王本纪》作“封公子通为蜀侯”。赧王元年，于《年表》为惠王十一年，与《本纪》合。应是《年表》误后一年。《本纪》惠王十四年“相壮杀蜀侯来降”。是年惠王卒，武王立，元年“诛蜀相壮”，《年表》同。但在《史记·甘茂列传》说：“惠王卒，武王立。……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杀相壮是在此年，是甘茂的事，杀蜀侯辉在《本纪》和《年表》都是昭王时，不是甘茂的事。常志说赧王“七年封子恽为蜀侯”，是在武王三年（《蜀王本纪》也作蜀侯恽），更可证不会武王元年就诛辉。《本纪》说昭王六年“蜀侯辉反，司马错定蜀”，《年表》作六年“蜀反，司马错往诛蜀守辉，定蜀”，把辉说成是蜀守而非蜀侯。但《甘茂传》作蜀侯辉，作蜀侯是正确的。可见《史记》抵牾太甚，是并未弄清事实的。常志说赧王十五年（秦昭王七年）“封其子绾为蜀侯”，三十年（秦昭王二十二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史记》就没有记蜀侯绾的事，可见《史记》的确误失很多。但常志又把蜀侯恽的被杀，说为是孝文王的事，就更不对了。惠王十四年蜀相壮杀蜀侯，武王元年诛蜀相壮，是在赧王四年和五年，常志两年的事说为都是六年，也是错的。《史记》和常志记蜀侯事都不明白，《本纪》说“蜀侯辉反”，说“相壮杀蜀侯来降”，可能蜀侯通也是因反而被杀的。常志说“疑蜀侯绾反”，蜀相壮也是反。《本纪》说“丹犂臣蜀（不是臣秦），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又可见丹犁和蜀侯反秦是有关系的，这都很奇怪。从秦灭蜀后三十年，到诛蜀侯绾才算定蜀。秦三次封的蜀侯，都是因反叛而被诛。六国和秦都不把国土来分封子弟，《史记·李斯列传》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但秦在蜀地却是几次反，又几次封，这是很难理解的。秦既置蜀相，又置蜀国守，这在当时的制度上也很特殊。但从汉代越嶲、牂牁来看，很多县既有县令，又还有邑君，如钩町王之例却很不少。《汉书·两粤传》说：“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粤王勾践之后也。……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叛秦，无诸、摇率粤……从诸侯灭秦。”这就可见秦汉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对内地不同，虽设置郡县，但邑君侯王依然存在。蜀侯、蜀相之外又置守，也就是这个缘故。所说“秦封其子”，想来都是从前蜀王之子，而不是秦王之子。秦人封义渠的情形也是这样，《六国年表》惠文王七年，“义渠内乱，庶长操将兵定之”，十一年“县义渠。……义渠君为臣”（亦见《秦本纪》）。但初更五年秦又伐义渠，七年义渠败秦于李伯（见《后汉书·西羌传》），初更十年“伐取义渠二十五城”（见《秦本纪》）。到赧王四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五年），秦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事见《后汉书·西羌传》。从《史记·范雎列传》看，也证明灭义渠是在这一年。从秦定义渠，县义渠，又伐义渠，到义渠灭亡，经过了四十六年，时间也长，用兵次数也多。《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乃以邛都为越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后汉书·公孙述传》说“邛、莋君长皆来贡献”，也是置郡县后其君长犹在。义渠、闽、粤、巴、蜀都是当时少数民族，情形也可互相证明。《史记·张仪列传》：“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战国策·秦策》也说：“蜀主更号为侯。”可证明是贬原来的蜀王为侯，后来屡次所封，都自然是蜀王的子孙，而不是秦王之子孙，是显然的事。可能是因为旧史文字简略，汉人没有搞清楚，所以《史记》自相抵牾，《华阳国志》更是根据民间传说之误，而收了一些不足信的材料入史籍。(www.xing528.com)

再从所封各个蜀侯的具体情况看，如果认为是秦王的子弟，是难于讲通的。惠文王十一年封公子通为蜀侯，十四年惠王卒，子武王立，《世本》言武王十九而立（《秦始皇本纪》索隐引）。知惠文王十一年武王十五岁，如公子通为武王弟则只能十三岁，不可便立为蜀侯。惠王十四年时只十六岁，竟因谋反被杀，也殊难理解。秦武王元年诛蜀相壮，武王三年“封子恽为蜀侯”。依《秦本纪》说：“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武王卒），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武王明明无子，则武王所封子恽，岂能是武王的儿子？秦昭王六年诛蜀侯恽，七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秦本纪》说：昭王“三年，王冠”，昭王立时很年幼。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子孝文王立。《秦始皇本纪》说：“孝文王生五十三而立。”孝文王应该是昭王四年出生的，其次子应该是五年或六年出生的。蜀侯绾如其是孝文王之弟，受封时才一岁或二岁，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昭王二十二年蜀侯才十五六岁，又疑他谋反而杀之，这也是不可信的。公子悝和公子显都是昭王同母弟，但也仅封为高陵君，泾阳君，何以绾独封侯？同样，惠王异母弟樗里疾，于惠王初更七年称庶长疾，累建武功，虏赵庄豹、楚屈丐，乃于十二年仅封严君，在蜀严道。而繇通无功无位，以一孺子竟封蜀侯。这都是难于理解的。

常志又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于孝文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文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使自裁。……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为蜀恽立祠。……水旱祷之。”孝文王立时年已五十三，可能有子封于蜀。但《秦本纪》说：“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孝文王在位才三日，恐来不及封其子为蜀侯，更来不及献馈和加毒，也来不及杀之。《秦本纪》索隐引《华阳国志》：“秦封王子恽为蜀侯，蜀侯祭，归胙于王。后母疾之，加毒以进。王大怒，使司马错赐恽剑。”唐人所引作秦王不作孝文王，不作“文王大怒”，而作“王大怒”。常志记杀恽事在赧王十四年，于《年表》为昭王之六年。《本纪》叙此事正在昭王六年，则今本常志作孝文王显然有误。且蜀侯既为武王之所封，称为“子恽”，孝文王为武王之侄，孝文王之妻何得为恽之后母。若恽为昭王所诛，昭王为武王之弟，昭王之妻亦不得为恽之后母。是子恽“归胙”事显为春秋时晋骊姬、申生事之民间讹传，而常氏竟取以入《志》，是不足凭信的。再根据秦汉的制度和闽粤的事例来看，三封蜀侯，只能是蜀王的子孙。根据秦王朝的世代实际来看，蜀侯之封，绝不是秦王的子孙，而必然是蜀的子孙。

《水经·叶榆河注》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南越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有女名媚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便逃归报南越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遂败，王下船径出于海。今平道县后王宫见有故迹。越遂服诸雒将。”这个安阳王就是开明王，明字古读芒，蜀的开明王到交趾，以音读之殊称为安阳王。秦灭蜀后，仅仅百年而秦亡，赵佗遂称南越王。此时已有蜀王之后安阳王在交趾建国，这和殷亡而箕子往朝鲜建国大致相同。安阳王王交趾事，亦见诸书所引《广州记》《南越志》《日南传》诸书，越南旧史亦莫不备载，盖皆来自民间传说，征诸史志，当为足信。余别有专论，此不赘述。

《十道志》说：“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秦灭的巴是姬姓，这是楚灭的巴，和《益部耆旧传》说的楚襄王灭巴子是同一件事。很可能别是一个巴子，就是楚得枳而亡的枳，其时其地都合。常志说巴子“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应该是说的楚灭之巴。所谓楚得枳而国亡，即是秦拔郢都，襄王亡走陈（徙都寿春），这正在顷襄王二十一年，距秦灭巴蜀已四十年。但秦昭王二十七年，司马错从枳南入，溯舟涪水，取楚黔中，为顷襄王十九年，知楚灭巴（枳）子应在秦取黔中之前。秦取黔中，距秦灭姬姓之巴已三十六年（巴灭为楚怀王十三年）。先后是两个巴子，是显然的。楚襄王封巴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蜀都赋》“外负铜梁于宕渠”，知古之铜梁在宕渠。而所谓濮江之南，应是渠河之南。或铜梁即高梁山，在梁山县。至于唐置铜梁县，是汉垫江县地，特名同耳，此非古之铜梁。平都也是这个巴子的旧都，而秦灭姬姓之巴，只能说在阆中了。常志载巴郡士女，前汉十三人，阆中十一人；后汉三十九人，江州仅三人。见两汉之世，江州文化远不及阆中，足知姬姓之巴子在北而不在南。《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干宝《晋纪》说：“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水经·蕲水注》所说的五水蛮，即是庐江郡蛮。《涪州图经》：“其俗有夏、巴、蛮、夷，蛮则盘瓠之种。”《夔城图经》：“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郭。”《北史》：“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在江淮之间，种落滋蔓，布在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焉。……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又说信州（白帝城）向五子王等都是蛮，“屯据三峡，遏断水路”。《寰宇记》忠州、万州、开州同有唱竹枝、二月郊外迎富的风俗，和獠人用铜鼓不同，也不是廪君系，可能都是盘瓠系。诸史所说河南王兰雒州和梁王、谯王，可能都是楚灭的巴子之后，在六朝时北入淮水建国的。元魏也迁很多蛮于六镇、秦陇，更在北方。巴子之后的蛮，活动的地区就更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