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荆州之旅：诗作荆州府志收录

图7-1　苏东坡画像（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清康熙新安朱翠庭重定本）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少有才名，博经通史，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宋史》有传。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见王安石变法有弊，因而上书，后以诗讽刺新法，为新党所害，而陷入乌台诗案，被下御史狱，后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期，官至翰林学士，后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知府等，后又遭贬谪至惠州、儋州，每至一处，均行之以善政，为各地百姓所称道。他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不仅通诗词文章，还善绘画书法，其文学创作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其诗纯以气行，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其词旷达而有雅量高致，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和陶诗》四卷等诗文集传世。

一般认为，苏轼在湖北生活时期，主要是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苏轼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均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不过，他在荆州创作的诗歌虽然数量并不太多，但也不应忽视。嘉祐二年（1057年），苏门弟兄同榜中进士，这本应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大事，但这一年苏轼的母亲却与世长辞。苏轼及其弟弟不得不回乡葬母守孝。

在苏轼归乡为其母程氏守孝结束后，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一同沿长江而下，途经荆州，在荆州作过短暂的停留，在此也创作了一些诗歌作品。据苏轼年谱文献记载，“是岁，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苏舟行适楚”[1]。途中苏氏父子作《南行集》。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八日，苏轼父子三人抵达江陵驿，次年正月初五才离开江陵北上。这一段时间于荆州文学史而言，是极为短暂的，但却又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

苏轼与荆州有着不解之缘，他在荆州所创作的荆州诗歌，是宋代荆州文学艺术星空中的闪亮明星。苏轼在荆州所创作的诗歌，主要有《荆州十首》《渚宫》《息壤》等。这些诗不仅被收录在《东坡集》中，而且为后世荆州地方官吏所重视。直至清代，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的《荆州府志》均收录了苏轼荆州诗。

苏轼的家乡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周围有龙泉山和龙门山、邛崃山，多山地。从四川出峡时，苏轼即作“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出峡》）[2]。这样复杂的自然地理，自然与荆州有着显著的不同。苏轼与其父、其弟沿长江而下，舟行至江陵府，以青年的艺术视野，生动描绘了荆州长江水道的繁华场景。宋代长江水运航线，自成都而下，经苏轼家乡，至嘉州等地后经万县，出万县下至三峡，经夔州、归州又至夷陵，即转而折冲江陵府。

苏轼刚到荆州，对荆州商业文化有着深刻的印象。宋代荆州是长江中游重要的通衢城市，“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3]，同时也是整个长江流域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荆江交通发展，上通巴蜀、下达吴越。到荆州后，他看到的是南来北往的蜀船吴樯交错在长江水道之上的繁华景象。他到荆州之时，以“荆州”为名，共作诗10首，或描写城市、或怀古感时、或观景咏物，大多援引楚史典故、吟咏楚地风情，苏轼在诗中写道：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贾，吴樯间蜀船。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欲问兴亡意，重城自古坚。（《荆州十首》其一）[4]

诗中他描绘了江汉平原“楚地尽平川”的地理地貌，又写到“北客”“南贾”会集于此，江上“吴樯”“蜀船”往来穿梭。蜿蜒的长江流经此处，远远望过去，荆州似被江水所侵，水陆相间，坚固的城池屹立于长江北岸。此时苏轼刚好24岁，是一个熟习文史又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青年。第一次来到荆州的苏轼，至城内游赏，其诗有“北行连许邓，南去极衡湘。楚境横天下，怀王信弱王。”（《荆州十首》其十）[5]。苏轼于荆州城内，见各色市民，“上客业雕俎，佳人摇翠篦”（《荆州十首》其八）[6]，又有“游人多问卜，伧叟尽携龟”（《荆州十首》其五）[7]，勾勒了一幅宋代荆州城市及市民生活的简笔画。

苏轼在荆州所作诗，受楚文化影响，也具有浓郁的楚地文化色彩：

太守王夫子，山东老俊髦。壮年闻猛烈，白首见雄豪。食雁君应厌，驱车我正劳。中书有安石，慎勿赋离骚。（《荆州十首》其六）

柳门京国道，驱马及春阳。野火烧枯草，东风动绿芒。北行连许邓，南去极衡湘。楚境横天下，怀王信弱王。（《荆州十首》其十）[8]

以上两首《荆州》诗，初现“离骚”“楚境”“怀王”之词，体现楚史楚文化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从楚国历史地理的角度，点出了荆州的战略位置的重要。苏轼于此寓居之际，还寻访了楚国渚宫、汉代的绛帐台、魏晋湘东苑等城市遗址。他访楚国之渚宫，作《渚宫》诗，生动描绘并想象了楚国渚宫建筑的恢宏气势：

当时郢人架宫殿，意思绝妙般与倕。飞楼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赵千蛾眉。临风扬扬意自得，长使宋玉作楚词。秦兵西来取钟簴，故宫禾黍秋离离。千年壮观不可复，今之存者盖已卑。（《渚宫》）[9]

楚国渚宫是楚国楚成王时期所建的行宫。苏轼依史志及前人之记载，于荆州寻访渚宫，在此描绘了一座金碧辉煌、美女如云的楚王行宫图。但此时渚宫早已不见踪影，苏轼转而怀古感叹楚国之衰亡，抒发了对楚国历史由盛而衰的惋惜之情。这一篇诗歌文献，还成为后世研究和还原楚国渚宫建筑形态的重要史料。(www.xing528.com)

汉代马融于荆州广收学徒，设台讲学。史载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10]，苏轼于此寻访汉代古迹：

池空野迥楼阁小，惟有深竹藏狐狸。台中绛帐谁复见，台下野水浮清漪。绿窗朱户春昼闭，想见深屋弹朱丝。腐儒亦解爱声色，何用白首谈孔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窗无纸风飔飔。陈公踪迹最未远，七瑞寥落今何之。（《渚宫》）[11]

苏轼于此处感受到了荒凉，又有多少英雄豪杰来而又往，风流转瞬不再。哪怕是与苏轼时代不远的英雄文人，又在何处呢？诗中所为“陈公”者，即为陈尧咨（970—1034），字嘉谟，宋代四川人，诗人，书法家。咸平三年进士，曾又以右正言知制诰出守荆南，至此时又过去了将近二十多年。梁元帝在江陵称帝，为湘东王，其宫为湘东苑，到宋代，连荒废的湘东苑也都荡然无存，无迹可寻。此时，苏轼母亲过世也并不太久，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他在荆州怀古，似乎更牵动了他思念母亲的情愫，也给诗人心头平添了一份悲痛之情。

息壤是古代荆州一处具有神秘文化色彩的人文景点。至宋元时期，息壤仍是荆州城市中的神秘传说。苏轼于此进行考证：“今荆州南门外，有状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犹见其脊者，旁有记云不可犯。畚锸所及，辄复如故，又颇以致雷雨。岁大旱，屡发有应”[12]，他于此所作《息壤诗》，更成为荆州息壤文化的重要文献：

图7-　2苏轼《荆州十首》书影（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清康熙新安朱翠庭重定本）

帝息此壤，以藩幽台。有神司之，随取而培。帝敕下民，无敢或开。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帝茫不知，谁敢以告。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于民。无是坟者，谁取谁予。惟其的之，是以射之。（《息壤诗》）[13]

苏轼对于息壤解读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他并没有关注息壤神秘文化本身，而是将“天帝”与“皇帝”相对，息壤之设，亦是为民、保民。深刻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为政思想。

苏轼诗作中，对荆州历史又多有感叹、怀古之情，体现了苏轼士大夫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南方旧战国，惨淡意犹存。慷慨因刘表，凄凉为屈原。废城犹带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观形胜，升平不敢论”（《荆州十首》其二）[14]。对于苏轼而言，楚国以及三国时期的荆州，最令他荡气回肠。“慷慨因刘表，凄凉为屈原”，荆州有着楚国纵横捭阖的气势，又有着三国时期的英雄豪气。屈原为怀王所疏远，多次放逐，楚怀王也昏庸无能，受欺于张仪，被困于秦国，“楚境横天下，怀王信弱王”（《荆州十首》其十）[15]，后楚怀王客死秦国，实令人感到悲怆。诗行之中似又对宋之时政有所针砭。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高季兴。高季兴（858—928），字贻孙，本名季昌。后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于诸国扰攘之中占据荆州而偏安于此。苏轼作诗“朱槛城东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国，烽火畏三巴”（《荆州十首》其四）[16]，即是为讽高氏而作。清光绪《荆州府志》载，“季兴大筑重城，复建雄楚楼、望沙楼为扞蔽。执畚锸者十数万人，将校宾友皆负土相助”[17]，高氏动用了数十几万荆州军民大修荆州城。苏轼对高氏害怕对外作战的懦弱性格进行了批评，对高氏也颇有讥讽之意，也体现了他胸怀天下的远大胸襟和抱负。

苏轼还描绘了宋代荆州城市的民俗。首先，宋代荆州商业发达。苏轼其诗作“沙头烟漠漠，来往厌喧卑。野市分麞闹，官帆过渡迟”（《荆州十首》其五）[18]，即反映了宋代荆州沙头镇商业繁华的景象。其次，宋代荆州的节日民俗也很有荆楚地域特色。在苏轼寓居荆州时，正为腊月，春节即将到来，此时荆城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荆楚除夕有着独特的地域民俗特点，据后世史籍记载“除夕更春帖，然爆竹于庭，以松柏冬青、麻茎插户楣，设酒食聚饮”[19]，该条目之下就收录了苏轼的诗：

残臈多风雪，荆人重岁时。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故人应念我，相望各天涯。（《荆州十首》其七）[20]

宋代荆州腊月里，有驱傩民俗助禳拟神的民俗，反映了荆楚春节民俗的楚文化特点。此地的春节习俗与蜀地的民俗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引发了寓居于荆州的苏轼的思乡之情。

图7-3　苏轼《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在荆州所创的诗歌，是其青年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宋代荆州文学增添了华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