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兴学校促改革，借鉴西方模式助推中国教育现代化

梁启超认为，开启民智、富强中国的根本措施在于自京师乃至郡县广设学校。他说：“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梁启超的兴学校之意，就是要“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31]，即借鉴西方国家的教育模式大力发展中国教育。

梁启超分析了洋务教育收效甚微的原因，主要是“教之未得其道”。其表现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师资状况看，洋务学堂充斥的洋教习半属无赖之工匠、不学之教士，而华人教习则多半为乡曲学究，余则为留馆毕业生。靠这样的师资队伍欲求异材出于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二，从教学内容看，洋务学堂舍弃中国传统文化，专习西学，这本身就不完整。加之所授西学的内容又是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是些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的东西。这种不务其大、不揣其本的做法是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第三，整个教育体制不配套。如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故而造成洋务教育虽开办有年，但收效甚微。梁启超气愤地说：“今以国家之所旁求，天下之所侧望，翘首企踵，以谓他日拨乱反正之才，将取于是，而其究竟，乃卒归于未学，此余所以狷狷而悲也。”^[32]

针对上述情况，梁启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学校教育的建议。他对学校体制、教学内容乃至教学方法，都在批判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其中有不少观点都是新颖独到的。

梁启超在他参与制订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主张在全国构建一套完整的学校体系。他建议，以京师大学堂统辖各省学堂，即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各省省会设立中学堂，各府州县设立小学堂，务使全国学校体系脉络贯注，纲举目张。这一思路正确地贯彻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关于发展新式教育的思想，坚持从教育体制的层面加速改革，以奠定资本主义教育的基础。

在这里，梁启超特别强调了各地开办中小学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现时各省会所设中学堂尤属寥寥，无以备大学堂前茅之用。其各府州县小学堂，尤为绝无仅有。如不克期开办，则虽有大学堂而数额有限，不能逮下，成就无几。今宜一面开办，一面严饬各省督抚学政迅速将中学堂小学堂开办，各使一年之内，每省每府每州县皆有学堂，庶几风行草偃，立见成效。”^[33]

在梁启超看来，小学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小学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是广开民智的根本。小学教育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学堂、大学堂的发展。所以梁启超强调应在全国上下形成无论贵贱无不入学的氛围。按他的设想，儿童于入学之始教以识字，然后授以普通功课的基础知识，使其对一切学问，大纲节目，略有所闻。自此以往，其有欲习专门者，可更入中学、大学。这样可以帮助国民大之必不为作奸犯科之事，小之亦能为仰事俯畜之谋，有利于消除社会上为盗贼为奸细者、为游手为饿殍者。

要使学校广设，教育普及，师资的培养刻不容缓。梁启超看到，虽然遍布各地的学官、书院山长、蒙馆学究等车载斗量，趾踵相接，然而都是一群不通六艺、不读四史、不知五洲、不识八星的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之辈。而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皆消磨于此等人之手，求开民智，何可胜道。梁启超还看到，洋务学堂广聘洋人为教习，固能稍解新式教育发展的燃眉之急，但要靠此广设学堂，却万万不行。洋教习的语言不通，翻译不确，对中国文化不了解，薪俸高昂等弊端，都是阻碍新式教育发展的因素。因此，要真正发展新式教育，唯有创办师范学堂，培养新型的教师。梁启超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34]按梁启超的设想，自京师至各省府州县皆设小学，而辅之以师范学堂。以师范学堂之生徒，边学习教术边兼任小学教习，这样既可解决广设小学而师资不足的问题，又可着实培养合格师资。师范学堂的课程设置，梁启超参考泰西故事，分为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诸国言语等六门，另外专习《学记》，以之为教之道。

学校体制的确立，只是为新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新式学堂能不能为开民智服务，梁启超认为还必须抓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关于教学内容的改革，梁启超在很多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上，梁启超坚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的原则。他对当时教育界将中学和西学对立起来的倾向十分不满，他说：“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在梁启超看来，任何国家的学校教育都不可能尽舍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如果一味治理西学，不通中学，必然对中国之情势一无所通，最终所学之物根本不能通行于中国。梁启超的观点是：“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35]

第二，无论中学西学，所选择的内容都必须以经世致用为原则。面对当时国家命运危亡的局势，教育的内容就应该是对救亡图存有用，对维新变法有用。梁启超认为，封建传统教育之错并非在于传授了中学，而在于它所传授的中学仅仅只是帖括、制艺这些无用之学，把中国传统之学的经世致用精神给丢弃了。同样，洋务教育的失败也在于它所传授的西学仅仅只“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故并不能培养学生以治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反而“只为洋人广蓄买办人才”。要克服这两方面的弊端，“启超谓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梁启超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富国固然重要，但对中国来说，研究西方的政治经验更为迫切。梁启超对比了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他看到两个国家改革起步的时间相差不大，也都曾经努力发展海军，但中国却失败了，而日本成功了。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治革新的成功，最终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在与中国军事竞争中的胜利。因此中国的教育内容也应突出政治学说的地位，以适应推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需要。梁启超说：“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为第一等。”^[36]

第三，为了普及教育及培养专门人才，梁启超提出了溥通学和专门学的概念。梁启超在主持长沙时务学堂时，就将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等基础知识归为溥通学，要求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又将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门定为专门学，要求学生各选修一门。在制订《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时，梁启超再一次发挥了这一思想。他提出应将各种人人所当掌握的溥通学知识，按小学、中学、大学程度分别编成功课书。他提出京师大学堂学生在前三年人人当习溥通学10门，并在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中自择一门必修，溥通学毕业后进修专门学。在近代教育改革中，梁启超是较早在教学内容上划出阶段性的提倡者。

提倡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是梁启超教育改革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梁启超从开民智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教学最大的弊端在不顾学生的接受程度，不按教学内容的深浅程度，一味填鸭式地向学生灌输。“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这种违背儿童心理规律的教学只会使学生以学为苦而疾其师，根本起不到教育的作用。梁启超还认为，传统教学盛行体罚，直接摧残儿童的肢体和智力。他说：“中国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缠足，毁其肢体；男者扑头，伤其脑气。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地非理室，日闻榜杨。教匪宗风，但凭棒喝……”梁启超认为这种教育必须改革。他在《论幼学》一文中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儿童教育的做法，他说：

其为道也，先认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37]

据此，梁启超专门设计了一张小学教学的功课表，按动静搭配、体脑交叉的原则安排小学一天的作息时间，力求与儿童的身心特点相协调：每日8点钟上学。师生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8点钟授歌诀书，日尽一课，每课诵20遍。9点钟授问答书。日尽一课，不必成诵。次日教师按所问令学生回答。10点钟，单日教算学，双日教图学。11点钟教文法。教师以俚语述意，学生以文言回答。每日5句渐加之10句。12点钟散学。下午1点集合，习体操。操毕，让儿童玩耍不加禁止。2点教西文，日尽一课。3点教书法，中文西文各半小时。每日各20字，渐加之100字。4点教说部书。教师讲解，多少不限。5点散学，师生合诵爱国歌一遍。每10日一休沐。

投身维新运动，是梁启超第一次涉足社会政治活动。无论是办报，办学会，办学堂，都是以教育为手段，干预政治变革，推动维新变法。不仅如此，其政治改革主张的突破口，还是聚焦在教育的改革上。梁启超屡屡建言：“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这些主张很鲜明地树起了“教育救国”的旗帜，诚如后人所评价：梁启超“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敝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38]。当然，梁启超变革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政治改革：“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9]其矛头直指清廷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梁启超协同康有为将近代的教育改革推向了制度层面。

【注释】

[1]胡思敬：《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2]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3]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转引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5]严复：《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8页。

[6]胡思敬：《党人列传·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7]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9]梁启超：《学校总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10]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11]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2]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4年版，第61页。(www.xing528.com)

[13]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4]梁启超：《学校总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5]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1页。

[16]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2页。

[17]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79页。

[18]梁启超：《学校总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19]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

[20]梁启超：《论女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21]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22]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180页。

[23]梁启超：《学校总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24]梁启超：《论科举》，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25]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6]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27]梁启超：《学校总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29]梁启超：《论科举》，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30]梁启超：《论科举》，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31]梁启超：《学校总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页。

[32]梁启超：《学校余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33]《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5—656页。

[34]梁启超：《论师范》，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35]《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36]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37]梁启超：《论幼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38]王森然：《梁启超先生评传》，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3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