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外向品格一脉相承，西方民族具有非常典型的征服、“好战”性格。古希腊没有古代中华民族那么良好的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他们的资源缺乏、内在不足，故需要不断地向外寻求、征服，以“吸收外面来营养他自己”。他们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强调父母兄弟之间的那种亲情血缘关系，而是注重个人独立的生存能力，导致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敌对、斗争不断。比较注重空间的拓展与武力的征服，有强烈的战胜欲和克服欲，易形成流动进取、崇尚竞争、内部团结、富有战斗性、侵略性和财富观念等民族性格，是一种典型的外向的趋向于富强型的“霸道文化”。[34]
地理环境决定了古希腊的商业与游牧业非常发达，这二者的流动性都是很强的，是开放性的。商业与游牧民族经常结队迁徙，行进中往往会遇到不同部族为了争夺资源而进行战争，因此他们对内是团结的，对外是斗争的。载着一船货物，漂海远行，所到之地、所见之人均是陌生，他们只为求生谋利。如果能从异地生人获得生存的物质，可掠夺的掠夺，不可掠夺的就交换商品。因而原始的商船队多半兼做海盗，因而，西方民族具有向外侵略、扩张的性质。大量史实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如世界史上最为著名的世界性大战争，几乎全是由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发动，古希腊、古罗马和波斯帝国，长达几个世纪的相互侵略战争史；亚历山大征服古希腊、波斯帝国、古印度；阿提拉带领突厥族落，征服西亚和欧洲大陆；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族落，征服欧亚大陆，称霸世界；西欧组建神圣同盟，十字军东征，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战争；乃至西欧商业文化引发对世界的殖民侵略、奴隶贸易、世界大战等等。
同时，古希腊人在出海航行进行渔猎或者商业贸易过程中，面向大海或恶劣的自然环境，甚至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作为一种博大狂放的自然力，也激起他们一种挑战的心理和启示：必须与大自然搏斗，征服大自然，因而西方人的生存感也很强，是强悍的民族，要战天斗地，与大自然做斗争，无法与自然融合。在对大自然征服的历史过程中渐渐塑成了西方人的战争性格。为了应对环境的挑战，他们的性格必需坚韧或残忍。加之西方人由于流动性强，远航经商、海外移民等活动，导致其与各民族之间长期互相斗争不断，这种历史过程渐渐塑造了西方人的性格倾向：斗争、斗争，绝不后退。因而西方人多半认同“勇敢是最珍贵的东西”这种价值观。他们崇尚竞争、斗争，崇尚力量，崇尚个人英雄主义，他们假定“人性本恶”，强调社会秩序需要用法律加以防范，并且强调民主，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犹如多声部音乐），而不是像中国皇权制度那样，只听一个人的声音，不能有杂音。他们用法律、契约等来“分赃”，促使公平正义等，使各种斗争合理化、合法化。这也造成了西方文明内外的各民族冲突不断、战争频繁，各民族常常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厮杀。[35]
这种外向、好战的性格对西方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翻开西方文化的历史，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的形成都是长期征战的结果。中世纪欧洲出现的十字军东征、近代西方的德、法、意、英等国之间长期的战争和对外的大量殖民等，都是西方民族好战性格的表现。民族之间的你争我夺，使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动荡不安，也使西方文化几经中断。古希腊被罗马征服、罗马又被马其顿攻占，马其顿又被日耳曼攻占。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彻底征服甚至毁灭，这与西方民族的好战性格是分不开的。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非常发达，因为这些都是让人强大、与外部争斗、征服自然的必要手段。
“好战”性格使西方文化呈点式、跳跃性发展，与中国文化的线式、连贯性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同古琴与钢琴的发展轨迹也是一致的。可以说，古琴与钢琴迥异的发展轨迹，既是中西文化差异影响的结果，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外部表现。西方民族“好战”的性情品格在文学艺术中也有很多体现，例如强调对比、注重矛盾与冲突，注重戏剧化的发展与跌宕起伏的情节等等，对于西方音乐形式的特征也有鲜明的影响，将在下一章详述。
【注释】
[1]林华．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8．
[2]李承福.儒学本位据旧开新——钱穆文化观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3]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
[4]李传印.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晌［J］．湖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9-12．
[5]林华．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365．
[6]戴嘉枋.从系统论看中国传统音乐单声体系的长期延续［J］．音乐研究，1991（4）：79-88．
[7]李传印.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影晌［J］．湖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9-12．
[8]参见张磊.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转型研究［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3.
[9]参见林华．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364．
[10]参见林华．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130．
[11]参见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6.
[12]参见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1.
[13]参见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3.
[14]林华.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436.
[15]林华．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93．(www.xing528.com)
[16]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0.
[17]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2.
[18]管建华.论中西音乐艺术的时空模式［J］．中国音乐，1989（4）：12-15．
[19]参见林华.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262.
[20]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2.
[21]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2.
[22]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9.
[23]参见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0-42.
[24]参见王生平.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中西美学的宏观比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0.
[25]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2.
[26]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9.
[27]参见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0-54.
[28]林华．音乐审美与民族心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140．
[29]参见张田.郭沫若的悲剧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J］．郭沫若学刊，1989（1）：10-16．
[30]刘承华.中国艺术表现中的“含蓄”辨微［J］．美与时代，2008（3）：13-16．
[31]施咏.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115-116.
[32]参见陈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J］．中国文化研究，1994（1）：22-29+4．
[33]戴嘉枋.从系统论看中国传统音乐单声体系的长期延续［J］．音乐研究，1991（4）：79-88．
[34]参见陈勇.从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看他的民族文化观［J］．中国文化研究，1994（1）：22-29+4．
[35]参见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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