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世界冲击与联合国援助

在这一章里，我们作了种种尝试，企图指出这样一点，即在苏联，个人的期望如果说不是单调的，那也是比较朴素的。但是，那些生活在他们感到是处于紧急状态之中的人们，一旦摆脱那种状态便会大喜过望，而对我们认为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实行定量配给，他们通常是能容忍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东西还只是向往之中的奢侈品。所以，我们对苏联生活的一些看法是不中肯的，惟一合理的衡量苏联生活的标准是苏联公民以及其邻国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其邻国公民的看法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人数占整个人类的一半以上。在斧头和镰刀之下他们所看到的苏联的许多东西似乎比他们目前的命运所赐与的更有吸引力。随着苏联的生产力日益接近美国，丰富的物质财富使它开始能支援饥饿国家的时候，他们对苏联科技便愈加钦佩不已。在苏联的规划中，教育被认为是俄国发展的基础。它看来也似乎比我们的教育更为公正、合理。

在苏联邻国的居民中，直到前不久，他们仍然很少得到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帮助。美国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虽然一直比较慷慨，但是，各种令人困窘的不幸依然存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粮食生产严重不足，而产品分配也很糟糕。产生这类缺陷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贫穷国家没有能力购买其他国家的剩余产品以至废料。在它们的工业或服务性行业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即当其他国家还不愿购买它们的船舶、工艺品、精密工程技术以及商业和管理技术的时候，它们就不可能具有购买力。而没有教育的发展——比较而言，这是廉价的事业——其他的一切都将落空。

在这一点上，苏联教育对世界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人要受教育，首先必须有足够吃的；然后必须有住房，使其家庭免于饥饿和疾病。如果一个家庭已摆脱这种困境，即全家人不再非得从早到晚在原始的土地上或在噪声嘈杂的工厂里不得喘息地劳动，那么，他们就算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压制人的阶级分层以及为这种分层辩护的迷信思想，都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每天有半小时供个人自由支配——使他有机会自我认识，与人交谈、合作——这也是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仁慈博爱行为。从人的尊严和追求的角度来讲，一些不那么复杂但能产生显而易见的实际结果的改良措施，往往具有强有力的教育作用。

对任何人来说，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认识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同时又是紧要的人。马克思主义似乎有可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但是，教育的和社会的改良本质上就是以此为依据的吗？各种各样的简单的改革，如试验或寻找一种更高产的种子、更优品种的家畜或更佳的市场结构等等，对于人的自立都是很有帮助的。即使发明一种新型的锄头——如果它可使使用者直起腰来，一边锄一边可与同伴聊天，而不是像旧式锄头那样，使用者非得低头弯腰，把自己的形状变得活像一头牲畜——那也将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每当我们想起人类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目前的教育需要，我们便想到这种初级水平的学习。人类中可能有四分之一的人如今仍然处于只能维持生活的状态，而过着十分不景气生活的人则远远不止此数。为他们提供更有效的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取决于政府在扩大教育机会、发展现代技术以赚取利润方面的技术。教育的未来取决于现时的一些基本决策。如果孩子们在田野上或厨房里已经弄得筋疲力竭，那么他们是不能去上学的。

因而，为了正确评价苏联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尤其是对极端贫困国家文化上的影响——的重要性，我们非得这样想像一下，即我们有一个邻国，在过去几十年中，通过种种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成果，而它显然不但使其本国人民分享到了这些成果，而且还不分国籍、肤色让其他民族也来分享——于是，我们便对苏联获得了一种很形象的感受。然后，再把我们对苏联制度的异议与通过使用苏联方法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果进行比较，那么我们的异议似乎就不值一提。正如我们所知，在战争时期，即使是信仰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也都同意褫夺公民的自由和特权。这是因为更为重要的作为和平时期的特权和机会的基础的东西处于危急之中。对于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是仅仅获得我们称之为文明生活的物质基础，也仍然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而文明生活物质基础的获得则是一场我们闻所未闻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因为它是残酷无情的，需要为之毕生奋斗。

因而，那些急功近利者，那些想避免由于不平衡的“胡乱对付”而造成表面浪费的人，通常便被计划社会（而不是自然演变的社会）吸引过去。即使苏联制度在有些方面过于苛刻，但它总比贫困加压迫（换言之，实际上就是他们迄今所知的统治者）更人道一些吧！在一个共产主义或接近于共产主义的国家中，有些极为重大的引起反对的原则问题，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就像高产熔炉排出一点烟和热一样。

物质的发展对于教育的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类的机构在基础教育、粮食生产、行政管理和商业管理等项目上花费那么大精力，原因就在于此。促使南亚、东南亚发展的科伦坡计划是一个具有最重大教育意义的里程碑。战后时期，美国政府空前慷慨地为许多正处于工业化或农业改革的困难的初创阶段上的国家提供了帮助。后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以及其他机构帮助下所获得的援助和咨询，对于选择教育发展的重点项目并予以投资是具有长远意义的。私人和私营企业的资本投资也是具有重大价值的；但是，这必须做得特别巧妙，否则就有可能被曲解成“经济帝国主义”。由于这一原因，一些重大的地方发展项目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在亚、非、拉美各洲的中心出面投资的。但是，假如我们不考虑苏联（作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和中国（作为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对上述的任何一项活动作出正确的评价。

中国的地位是特殊的，境况是困难的，而且这个课题之大也是无法在此详细探讨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演变很快——至少在公开发行的书刊以及学校里是如此。目前，在中国，资本的集中发展速度很快。一些重大的建设项目已经铺开。铁路、公路、电报等交通和通讯系统正在发生根本的变革。河流上首次架起了大桥，电力资源又得到迅速开发。而在1966年以及以后的大动乱岁月中，为了适应急迫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的需要，学校教育遭到令人绝望的破坏。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教育及各项政策的大变动导致人们继续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未来以及教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但是，自从1978年以来，从中国政府重申的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要走中国自己的路，但又要搞共产主义——至少对于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来说，它又是一种选择。在一些低收入的国家中，中国的一套似乎比俄国的一套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所要花的代价较小，而且与非欧洲型的文化，即那些仍然主要处于农业阶段、“社会习俗”与欧洲迥异的国家的文化更加合拍，实际上或许因为它是更加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不管怎样，中国1977～1978年的趋势清楚地表明：中国已横下不可动摇的决心，要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决心在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设立培养优秀人才的“重点院校”。

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即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社会的和教育的发展不会被完全埋没。中国的所有农村，依靠自力更生建立了教育网；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进步树立起了信心。千千万万的人已经受到了教育，并且得到了受教育的好处，他们的眼界已经扩大。在中国，教育的受益者显然对教育与劳动相结合颇为热心，并且作好了继续艰苦奋斗的准备。而对于一致性或严密的管辖则很少抱怨，大家都穿蓝色的服装——表示具有爱国和合作精神。中国驻莫斯科的代表习惯于穿整洁的蓝上装、戴蓝帽子，俨然是近代清教徒牧师的装扮——但如今，这种装扮正在逐渐消失。中国人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他们也为自己的民族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前途是难以预料的。中国人的各项政策表明，他们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的方针，沿着一条偏离以至违背莫斯科旨意的道路前进；但是，它将也像苏联一样，利用教育这一主要动力使国家朝着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许多非常贫困的国家，尤其在东南亚以及部分非洲国家，中国的教育和政治模式似乎比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苏联的模式更为亲切、更为现实。中国的模式不仅对亚洲人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且使美国第一流的汉学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61年时，他把中国的革命描述为一场灾难；1972年，当他再次访问中国后写道，^[10]毛泽东的革命，“总的看来，对于中国人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好事”。他还描写了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人通常都能对自己的邻居表示个人的、合乎道德的关心——这对于我们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很好的一课”。这种对道德力量的奖励使我们想起了列宁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强调。

因而，在我们接着谈苏联的时候，我们不应只从苏联物质丰富、军事力量强大（这些当然是重要的）这两方面来评价苏联教育，而且还应看到它为发挥人类潜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前景，特别是它为迄今为止仍然属于不发达国家的未来指明了方向。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苏联的这一断言，即他们的教育不仅造就了一整套高效率的技术设备、一大批高水平的学者，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式的、比较公平的文明——大家都具有得到较充分发展的道德心和情感，并且都有过上富裕生活的机会。苏联教育家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无非就是这一套东西。如果我们仅限于从众所周知的政治和经济角度去评价苏联教育，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洞悉它的内在动力（以及“销售价值”）。经济改良和社会公正是在国外不发达国家的人民面前的晃来晃去的诱饵。在苏联国内，人们普遍地感到，国家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已经使苏联公民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文明得多，并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关怀”；而下一个阶段将使苏联公民在智、美、德等几方面都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这一发展进程多少应归功于古俄罗斯的救世主义？多少应归功于东正教？多少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多少应仅仅归功于对教育的重视？——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一个问题。1917年被列宁废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1966年（85岁）宣称，他深信俄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共产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然而它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一方面是拜占庭基督教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共同结晶；另一方面，即在教育上，它与欧洲的教育形式又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但是，苏联的教育形式对别国的适用性究竟如何？我们从东欧国家——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曾有一度），特别明显的如南斯拉夫——可以看出，其适用性在不同国家是有很大差异的。在苏联国内，当构成苏维埃联盟的各民族都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准、政治气氛也比较缓和的时候，它又可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呢？——与其在这里作无把握的、纯粹思辨性的研究（在小范围里进行这类研究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毋宁来探讨一下印度的教育。印度面临着与其他贫困国家类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也存在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问题。但是，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已经能够初次控制自己的命运。它正在试验的各种方法，对亚洲、非洲以及最终对人类都可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www.xing528.com)

【注释】

[1]H.J.诺亚：《共产主义问题》，第16章，“苏联的教育经济学”，1967年7～8月，第42～52页。

[2]纽约州的伦塞勒综合技术学院就是以仿效俄国人的榜样而著称的。克雷明教授把美国技术训练的发展（实际上就是整个“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归因于受了俄国技术教育的冲击（1876年费城百年展览会上展出的帝俄产品就是帝俄技术教育的结晶）。——见C.A.克雷明著《学校的改造》，1962年，第2章。

[3]H.J.诺亚：《苏联学校的经费来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社，1966年。

[4]M.马修：《苏联的阶级和社会》，伦敦，阿伦·莱恩，企鹅出版社，1972年，第260～261页。

[5]库津和康达科夫（编辑）：《苏联教育》，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7年。

[6]R.F.普赖斯：《马克思与苏联和中国的教育》；伦敦，克鲁姆·海尔姆出版社，1977年，第265页。

[7]列宁：《青年团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译者注

[8]J.J.托米克引自T.G.库克主编的《欧洲教育史》中的“苏联教育55年”；伦敦，梅修英出版社，1973年，第41页。（引语的第二部分1978年时以醒目的标语形式出现在莫斯科）。

[9]R.F.普赖斯：《马克思与苏联和中国的教育》；第37页；原文引自劳伦斯和威沙特著的《列宁的本质》，1947年，第766页。

[10]见《外交事务》，1972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