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国学校与我们的学校：如今教育差异明显

我们往往记得，1868年日本终于发生了明治维新，在这以前，日本对西方冒险家实行闭关锁国约有250年的时间。由于带有一种典型的西方人的误解，我们把这一认识与相信日本已经丧失了文明等同起来了（我们应该记得，在那段时间内，日本人同荷兰人还保持着某些商业和科学方面的接触）。总之，我们认为，日本在19世纪得到复兴，原因不单单是1853年美国满载枪炮的“黑船”突然入侵并在下田附近进行威胁的结果，也不只是欧美人为满足日本人高涨的求知愿望而向日本大量倾入西方技术的结果。历史记载表明，在1868年事件以前，不仅福泽谕吉等人曾就有关“外国现状”进行过学术探讨，而且日本人民的识字率也达到了一定水平，城市人民对艺术和商业感兴趣，而且早在1868年以前，日本已广泛建立了学校。

早在1620年，有些藩就设立了学校。到了1755年，出身于武士阶层以上家庭的所有男孩在200多所藩设学校、寺院学校或私立学校中接受正规教育。从17世纪到19世纪，德川幕府烦琐和拖拉的公事完全要依靠人们具有广泛的读写能力——包括极其困难的2.3万多个汉字。即使和汉字同时发展起来的比较简化的日本假名书写形式，也丝毫无损于日本人取得的成就。

明治前，宗教界和知识界中的保守派强烈地要求人们绝对忠诚并服从旧的秩序。德川幕府的摄政者，或者说幕府的将军，将天皇推至神化的地位，从而篡夺了皇权。但是，幕府的长期统治并没有阻止受官方歧视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在繁华的城市里，居民可以欣赏戏剧、阅读小说，享受一切与19世纪初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没有多大差别的快乐。此外，这种稳定的统治加强了社会的内聚力，巩固了具有“责任圈”的复杂的家庭结构，在明显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自成一个世界。

如果我们忘记了日本在20世纪后期还大量存在连锁责任圈（如对家庭、同事和俱乐部伙伴的责任）这一事实，那我们就会对现代日本产生严重误解。语言习惯不同，群体的构成也可能不同；但彻底的忠诚依然存在，而且一旦有人违法，就会被看做莫大的耻辱。同样，在劳资关系方面仍保持着封建时代的忠君爱臣传统。推动日本在19世纪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并在最近三四十年的发展中促使日本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社会组织及社会或个人技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现代化开始以前就已经发展起来的。

在欧洲（因此美国也一样），宗教、政治和工业化的发展最初建立在家庭，后来则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但到了20世纪，以庞大的非个人组织的成员面貌出现的现象日益显著。然而，日本人从明治前以来一直根深蒂固地保留着那种下级对上级的忠诚观念。日本人已经成为新的巨头和新的“宗族”中的一员。在日本，人们认真而努力地去实现一个或几个可公认的群体的目标，以此取代了西方人的“个人良心”以及对个人享乐的追求。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这些目标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因为日本的传统不能容忍只有一种宗教，而且（理论上）它和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在日本，人们可以公开支持一种以上的宗教信仰。忠诚圈也可能完全不是同心的，更谈不上和谐（正如日本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可是，人们效忠、服从的程度则是很高的，有时甚至到毁灭的程度。目前，日本从企业组织、党派或工会组织、教育部门的参与工作乃至于到本国或全世界的学术交流方面，还都保留着封建时代和明治时代那种忠诚精神和思想倾向。

日本的教育深深扎根在这些传统和文化影响之中。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从真正的教育内涵来说，人类的相互关系和感知作用要比正规学校的结构或理论计划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尽管如此，古代日本已牢固地奠定了基础学校的基础。官方的报告（例如，1977年出版的由国立教育研究所编写的《日本教育的现代化》一书）表明，对伦理关系的重视和公众的忠诚精神贯穿在日本的整个现代史中——不论是在明治初期，还是在1945年前的极权统治时期，或者在占领后的民主时期，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道德教育”、课程改革和教科书的控制等问题今天引起人们激烈争论的原因所在。现代领导者深切关心的是，古老的忠诚思想（或者是现代的翻版）在多大程度上应该或者能够在日本和全世界正在逐步形成的“信息社会”中让路给更大程度上的多元化和个性化。

尽管实行着严密的控制——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把最高权力归还明治天皇时为止，但明治前的艺术欣赏、书本知识的研究以及复杂的考试制度都已经潜在地现代化了。这些力量一旦解放，就推动日本向前发展——既不是通过抛弃古老的东西，也不是通过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西方（虽然早期有此现象），而只是通过改革管理制度，以便把精力转向发展技术的道路来实现的。今天日本对教育的热情可追溯到以前。最初，日本不仅仅发展为武士阶级而设的武士学校，或为自由民设立的私立学校，同时还重视发展全国各地农村设立的寺子屋或村庄学校，并极其重视家庭作坊中的手工艺教育。所有这一切都是近年来日本在教育和科学方面获得巨大成就的基础。

在日本，传统与进步同时并存，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即他们有一种智力和道德力量，使他们感到自卑，然后他们奋起直追，后来则受到世人赞扬。日本人在公元6世纪学会了中国人的书写方式，并从中国朝廷那里传入了宗教，允许佛教凌驾于泛灵论和对美好事物的敬畏心情，这至今是日本人宗教情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儒教也传入日本。通过日本人数百年刻苦攻读中国经典，佛教和儒教在日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图11　日本的学制

16世纪时，由于日本人重视贸易，尊重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因而他们打开了向基督教开放的道路；同时，日本对当时现代科学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长期的闭关锁国中，日本力图取缔基督教和“红种野蛮人”的颠覆性的舶来事物，在这之后到19世纪时，日本却成为世界上最出色地运用一种西方手段（即用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日趋定型的教育全面改造社会秩序）的国家。从1868年起，日本社会变革一直稳步发展；但这种转变的最令人惊异的方面却在1890年以前就展现出来——不过用了30年的时间。因为到1890年时，最初那种曾在一小撮寡头政治家（他们在明治天皇的统治政权中是真正的实权人物）中占统治地位的对改革和民主的热情不得不让路给保守集团的国家主义思想。然而，即使在那种部分转回到古代日本的传统的过程中，日本统治者也力求沿着西方的路线，以技术、农业和管理方面的现代化来加强其保守主义，这种做法最终使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成功地向沙皇俄国进行了挑战。

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能详尽地阐述改革者所进行的各项改革。政府的模式、税制和其他种种控制措施都作了调整。铁路、电讯、邮政、银行以及其他公共事业的引进和控制给政府带来了很大好处。造纸厂、纺织厂、造船业以及航海贸易都归属政府或由政府控制。私人企业也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援助，因此各小型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巨额资产的大型企业。绝大多数这种大企业都逐渐和大型的卡特尔连结在一起。但从一开始起人们就认识到，上述事物的发展无一能离开教育。因此，教育的主发条已造了出来并且上紧了。政府对小学、中学、若干种类型的中学后教育机构、师范学院一直到大学都作了统一规划，并因时因地精确地调整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

尽管日本明显地有条有理地发展正规教育，但这显然是不够的。日本新主人承认有必要通过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受到教育来发展自己的国家，就是说，使各个社会等级（包括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受压制地位的农民）以及具有不同行为标准和兴趣的人都受到教育。因此，政府允许某种民主制度存在，也许它还把这作为它的一个真正目标。当然，必须人人受到教育，不只是正规教育。

在日本人追求欧美教育的过程中，西方人的服饰、兴趣和种种爱好（如音乐、舞蹈甚至西方的发型）在日本大受鼓励或得到加强。西方的食品（包括肉类）开始输入日本，在这以前，日本人是不吃动物的。西方式的称谓与关系（在严格范围之内）得到鼓励，以便适应工业和一种新型行政机构的需要。因为行政部门十分强大，通过有意识地恢复这个古老国家的神道教（这种宗教十分尊重日本人自己的事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以天皇之神作为其化身的日本表示尊敬，日本行政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统治者对一切事物都不愿放任自流；但如认为所有这种颠倒的情况都是上面强加的，这种看法是愚蠢的。全国各地很快掀起学习西方技术、农业、科学和知识的热潮。在美国向日本技术援助初期，美国人寄回国内的日记中，记载了那个时期的日本人（包括许多社会阶层）发奋学习的情况。

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出现过国家主义，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尽管如此，日本的国家主义由于德国哲学曾进一步得到加强。日本政体原来一部分是吸取了英国的体制，后来更多地是吸取了欧洲的极权国家体制。学术上的交流从未停止过——无论在欧洲文学、艺术、音乐方面还是在美国的实用科学方面都是如此。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见到日本人的自我表现或者体现出一种东方的风格，或者体现出一种西方的风格。食品、家具、服饰、住宅、旅社和娱乐——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或者是日本式的，或者是“西方式的”，除工业和正规教育方面外，很少能见到日本和西方两者结合的模式。因此，人们可以在东京收音机旁长时间地欣赏西方古典音乐，其节目之丰富可能要使世界各地都望尘莫及；当然，电台也同时大量播放日本音乐。在戏剧、电影、文学和卫生设施方面也都如此。1940年前成长起来的老一辈人的生活是不同阶层文化经历的范例。这些生活经历中充满了对各个不同的政权，各种不同的生活水平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交往和接触的回忆。今日年轻人的生活也是如此，虽然在他们的经历中带有一种比较现代的经验冲突。

的确，意识和良心方面的巨大差别共存于具有不同生活的几代人之间所必须进行的日常交往中。二次大战前，当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在思想偏窄的条件下生活时，内部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矛盾使他们在思想方面的平静状态遭到很大的破坏。所以，日本人的灵魂深处存在着某些有关日本的思想分歧。但是整个那代人似乎与现在五六十岁的人有点格格不入，这些人最初的意识就是关于战争和灾难。正是在这一年龄组中，我们找到了日本的政府官员及教授。年轻人生活在另一个不同世界。但是所有这一切就组成了日本。尽管从油炸鸡突然转到回喜饭，从普通的稻草垫到中产阶级家庭引以为自豪的西方式客厅这一切变化多么迅速，日本人却始终努力保持着日本的进步和方向。教育或再教育的过程不断进行，并且几乎所有日本人都承担了教育的义务。

当然，1940～1945年的灾难导致日本暂时地、全盘地否定了过去，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日本完全接受占领当局的咨文，视其为新的福音，并把美国化、地方分权制看成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广岛事件后20年内，日本人强烈地感受到应重新估价文化计划。“西方”（即欧洲传统），尤其是包装后向日本输出时，是否仅仅意味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呢？一场大规模的重新评价开始聚集力量，它最初得以自我表现是在1964年，即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一年。日本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举办奥运会，它建有一条新的东海道铁路和几条新的高速公路，这些铁路和公路解决了昔日交通紊乱的现象。以上物质方面的建设反映出日本人集体精神的某些方面。近年来，日本人更加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着自己文明的亚洲国家，一个主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并以教育为动力而跃向现代化的国家。

1917年前秘密发动俄国革命的人们早已注意到19世纪的日本。教育好似一座发电站，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这些思想在列宁著作中反复出现，而50年前的日本正是上述思想的实例。我们也许可以相信，中国目前主张现代化的人们决不会忘记19世纪日本的复兴，正如他们不会忘记20世纪日本的侵略和胜利一样。亚洲的其他国家定会集中关注日本在教育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生活水准，尤其是目前日本人民已成为热爱和平的人民。日本是遭受原子弹破坏的惟一国家，但日本人民下决心使它成为最后的一次。基于这些原因，日本的榜样对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来说，似乎是强有力的。

任何事实似乎都说明，日本是世界上一个足资教训的国家。反过来，世界对热心的日本人来说仍是一所庞大的学校，虽然目前他们已有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而且，他们早就度过了仅是模仿的阶段。目前，日本在某些技术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不只是在作为明日信息社会的象征的民用电子学方面，而且在其他技术领域也是如此。日本人不仅在我们已提到的技术方面十分先进，而且他们还十分关心这些技术的社会和教育意义，特别在这方面，日本一直受到各种冲击。

近年来，日本人开始提到他们自己的三次教育革命。第一次教育革命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第二次教育革命是1945年美国占领后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改革；第三次极为重要的教育革命是在最近70年代末所进行的改革。他们认为，在第三次改革阶段，在教育或其他方面他们决不再模仿别人，而必须拿出本国的成果。然而，非常清楚，不管日本拿出什么成果，它对许多国家来说都会很重要——首先对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明显是如此，其次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目前，那些首创工业化和后来向工业化进军的国家不得不观察一下日本这个民族，日本民族不仅仅度过了它们的开拓阶段，而且它对教育的可能性的看法走在这些工业化国家的前面。日本人致力于有效地运用教育，这一做法在当代特别有吸引力。世界科学总量每15年增加一倍，有史以来全部科学家的四分之三生活在今天，并进行着各种实验。许多大学课程的内容在今后10年内，有一半或多或少将变成无用的知识。这是一个瞬息通信的新世界，是一个普遍采用计算机和电子技术来为水平关系（而不是等级关系）服务的新世界，也是一个在相信未来会不断进步的思想指导下度过今天的新世界。这就是日本加速现代化的趋势。

日本现代化的背景和条件

在考察目前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某些挑战和变革之前，让我们先来描绘一下当代日本在战后的大致情景吧！首先我们来调查一下日本的规模和资源。这一点很重要。日本由四个大岛和为数众多的小岛所组成，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最北端的岛屿同苏联的海参崴相隔大约800公里或500英里，最南端和中国海岸相距约800公里。土地总面积为337500平方公里，或14.7万平方英里，比加利福尼亚州稍微小一些。本世纪日本人口由近5000万增加到11000多万。尽管最近官方公布，预计到2000年日本人口将达到13500万，可是，许多日本人仍然希望通过合法的堕胎和有计划的避孕，使人口稳定在11000多万左右。从最近公布的人口数可以看出，日本已列入世界人口最多的五六个国家行列中。

如果我们记住日本大约有84%的土地是不能耕种的，其中包括山岳、茂密的森林或建筑物，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日本人口的集中和农业上普遍实行的精耕细作，稻米种植如此精耕细作，以至于尽管稻米是日本国内的主食，消费量很大，日本仍有少量出口，并肯定有大量储存，原因在于稻米生产得到国家补助。虽然日本人十分节俭，不浪费粮食，并能充分利用少许资源，可他们显然还必须继续扩大对外贸易；因为不能认为好像日本的农业生产都是容易的，即使在可耕地上也是如此。在荒凉的山谷上筑起层层梯田，这一事实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不应忘记，最北端的岛屿北海道每年冬天积雪两米深，而朝向亚洲大陆一面的整条海岸线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受到大陆寒流的袭击。在南边大致同北非同一纬度的地带，一些沙质的海岸上长满的是仙人掌科的植物。

尽管日本四季分明，它却每天都发生地震，有些地震还常常带来灾难；每年秋季开始，日本台风连续不断。日本的自然环境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影响颇大。如1923年大地震时，东京地区有一半房屋被摧毁，三天内至少有10万人丧生，横滨港也大部分遭到破坏，这场大地震使日本有机会大规模地重新组织首都人民的生活，日本的自然气候类型在某些方面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极大的规律性。所以，一个日本人会告诉你各地樱花开放的时间：大阪在4月2日；东京在4月10日；仙台约在4月23日；北海道在6月1日。他这样讲的意思是使人们可以预计樱花盛开的时间，以便群众组织旅游和举行观花仪式。同样，他还会告诉你，9月21日这天前后将发生强台风。自然现象年复一年地按预定时间循环轮转，这该是多么奇妙啊！

斯托里撰写的《近代日本史》指出，日本历史一直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特征：一方面高度重视和谐和秩序；另一方面当剥去礼貌和文明举止的外衣时则是极端的暴力行动。日本不仅在人为的秩序方面，而且在自然的秩序方面都似乎时时在激烈地动摇不定，有时这种动荡可以预报（如台风），有时则毫无规则。因此，长期以来，政府以及教育一直寻求巩固秩序，消除为欧洲人和北美人所欢迎的进化中的多样性。当我们考虑到，日本从6世纪起就从中国人那里继承了一种传统，即极大地尊重带有一种稳定感（如果不是僵化感的话）的法律和秩序时，我们在阅读1890年教育敕语时就不会感到惊讶了。天皇教育坚决主张臣民尽忠尽孝，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即“斯道实我皇视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须遵守，通之古今而不谬，施之内外而不悖”。

似乎这还不够，日本人生活在四周充满很容易使人产生怀古之幽情的事物的环境之中。日本古老的寺庙深受人们崇敬，因为它们的古老、本色的栋梁显露出经过几世纪风吹日晒而日益清晰的柏木奇特的纹路。日本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在那些古代的建筑物上，甚至在那些年代更久的至今仍为人们崇拜的石块上，以及在广大农村美丽景色中所能见到的逐步建造起来的人造物上因年代久远而露出的熠熠光泽。日本人对过去的事物如此崇敬，以至于人们可能会发问，日本人对未来的热情是如何发展起来的。(www.xing528.com)

然而，日本人对未来的热情无疑是存在的。日本报刊杂志以及铁路客车上的广告，和我们在美国见到的一样都是现代化的。看上去，广告上象征性的人物确实常常与其说像日本人，不如说像美国人。日本的孩子以同样羡慕的眼光注视参观者——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他是日本日益扩大的交往的一个信号，是新思想、新风尚或新联系的可能来源。

日本一向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战后初期，日本外资短缺，先前好些海外市场也都失去了。可是，不过花了15年时间，日本就在造船、电子、照相器材等工业领域超过了别的国家，而后不久，日本的各类机动车及微处理机器材也都充斥了国际市场。确实日本的某些工业产品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它在10～15年时间内就使生产率提高了约20倍。这足以说明日本人的适应能力。

直到1955年，战后经济才又一次稳定下来。然而到1967年时，日本的钢铁工业已超过了除美、苏外的所有国家，要知道日本是在从遥远的别国运来矿石原料和废铁的情况下生产这些钢的，日本的汽车工业占世界第二位。化学产品和合成品——原来已经产量很大——发展很快。纺织业已赶上英国，并接近美国的水平。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制造船舶吨位占世界一半左右。日本的照相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也很出众。1970年日本出口比1960年增长两倍；其输出总额随着高级产品成为日本产品的主要特征而成倍增加（高级产品主要要靠掌握较多的训练技能和职员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日本于1975年后能在能源和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繁荣昌盛，这不能不说是它的高度的教育和训练水平的结果。人人确信，日本的教育和技艺能确保它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

目前日本人的生活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好得无法比拟。日本把教育看成是国家进步发展的关键。仅在60年代期间，日本人实际收入就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在70年代期间又得到了稳步的增长。在一个勉强保持贸易平衡的国家里，显然，应该认真地规划和最大限度地发展人力资源。日本已经宣称，除了美国和苏联外，它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工程师的国家。尽管各国对“研究生”“工程师”这些词的含义理解各不相同，但日本对教育所承担的义务或对未来的热情都是毫无疑义的。日本继续在加速发展；然而它一方面深刻意识到古老传统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对这些传统力量的未来意义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当然，日本整个经济在战后很长一个时期是建立在美国慷慨援助的基础上的。直至今日，美国在日本的投资额仍然很大。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美国武装力量的存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加上日本军费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也就有可能使日本积累资金。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日美之间进行的巨额贸易，使日本每年收入90亿美元。另一方面，即使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恶化了，它同中国的贸易也许会扩大；目前，日本正在尽力与整个东南亚发展贸易关系。日本人不可避免地认为自己在经济发展和教育方面是东方的保护人，例如，日本的农业研究已帮助许多亚洲国家摆脱了周期性的饥荒威胁。

面对组织极其严密的196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1970年的博览会，以及现在已在世界贸易市场中获胜的微处理机企业，人们很容易过高地评价现代日本生活中的某些古老的东西。旅游是一项重要的行业。因此，可能去日本的旅游者也许不能理解，例如，拥有美丽寺庙的古老故都京都却是一座工业城市。各种广告及杂志突出介绍了许多精致的神龛、茶道，以及美丽的绣花和服（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人穿和服，他们只是在少有的礼仪活动时才穿一下——节日东京公园内见到的年轻女职员除外）。和服在日本当然是有人穿的，但更多的人却穿普通的西服，在东京街道上以及在全国所有城镇所能见到的大多是穿着西服的人们。日本人西服穿着非常整洁，容易使人想起意大利的城市中产阶级和美国大公司的青年售货员。

在农村，人们常常看到农民及其妻子在辛勤地劳动，他们穿着蓝色的裤子或适合他们职业传统的日本服，特别是在种水稻时更是如此。农舍、修剪过的树木或灌木保持着过去的式样。在美丽的农村风光中有些东西十分引人注目——大草帽、蓝色带格子花的工作裤或工作服、绿油油的禾苗、摊在席子上晒干的金黄色的庄稼、黄褐色的柿子，以及古老茅屋顶下挂着的成串玉米棒子。但是研究教育的学者所看到的还有穿着大学或中学黑色制服的房主人的儿子，正在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参加劳动，或者是成群结队的小学生，撑着色彩鲜艳的雨伞，穿着高统橡皮套鞋，背着花格子呢书包，高高兴兴地沿着田埂小路去上学。坐在最显著的传统环境环抱的农舍里，耳听远处儿孙们熟练地干活的声音——虽然很远，但仍能听到——乃是一件奇迹般的事。

日本社会制度中从明治维新前继承下来的一种持久的力量，在目前大工商企业里历历可见。从文化和经济上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统力量对日本的生活方式以及教育上的事项的影响。在20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里，普通的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明治前的各种关系。日本大部分工商业直接或间接地由12～15个大财团控制。根据美国的要求，这些财团在战后一段时期被解散了，或分散经营，但目前它们又恢复其全部活力。在这庞大的卡特尔中，有些最初是在明治维新后不久由武士拿出退伍金创建起来的。这些卡特尔日益发展，其领域不仅包括生产和销售，还包括零售、金融及原材料提供等方面。这些问题会直接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但它们所造成的某些后果则会引起任何社会研究者，首先是教育分析者的关心。

封建时代的传统的家长制一直到现在还起作用。其影响之大，以至于尽管许多日本人预期在60年代或70年代中会出现经济衰退（结果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日本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害怕这种衰退——如果他们受雇于大公司或它设在大城市的子公司，或者如果他们从事受这些大公司控制的转包职业的话。其原因是当学生完成无论哪一阶段的学业而进入企业后，他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如同婚姻一样，具有终身的性质。即使人们从事的是技术性较强的行业，也很少有人想离开原来的企业而进入其他公司企业去任职。因此雇员和雇主相处在一起，好像他们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的一个部分。雇主不愿解雇人，即使他们还没有完全被雇用时或者他们年岁太大不能有效地工作时也如此。许多人到了55岁即可领取养老金退休。

无疑，有些雇员可以擅用雇主的时间和资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就业所直接获得的种种利益。近几年来，半数以上的住宅是由大企业为他们的雇员提供的。每天挤车去东京或其他大城市上班的雇员由公司为他们支付交通费，雇员还可享受公司提供的午餐并领取公司发给他们的服装。同时，他们还可领取家庭补助费、教育费、子女补助费，并享受保健服务。甚至雇员结婚也可得到公司帮助，可享有蜜月假，女职员有产假（必要时包括流产假），一切费用均由公司支付。尽管日本人口在增长，然而它仍十分缺乏人力。雇员中很少有人想离开企业，而且由于企业的保持力的存在，以后也很少有可能发生那种事。

因此，当日本的家庭制度在某些方面正在转变成西方的核心家庭时，大公司老板同工人之间的家庭式关系却在不断发展。许多公司定期举行晨会，多至5万名雇员聚在一起唱赞美歌或宣誓，共祝公司繁荣昌盛。有时他们清早一起做体操。成千名15～20岁的年轻女雇员住在一起，受公司精心监护，并享有优惠的物质条件，这种监护一直要到她们带着嫁妆回到自己的村舍、准备举行正式婚礼时为止。由于三分之二的人的婚姻仍然由别人牵线安排（不是自由恋爱），于是在公司内或公司里的朋友做媒找一个很有前途的伴侣就深受人们的欢迎。就我们看来，这一切似乎的确限制了人的个性的发展，但比起其他地方的封建制或家长制来，它们是一个进步。在工业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日本人的命运似乎比其他许多人更令人羡慕。

大公司的雇员，或隶属某大企业的公司的雇员，可以从公司获得不断增加的工资外的各种收入。部分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因此很难将日本人的收入同其他国家人民的收入作一番比较。直至写这本书时，日本工人平均收入虽比不上其他富裕国家的工人，但他们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然而，日本人获得的各种工资外收益，使得他们的实际收入增加50%左右。教师和政府或地方行政机关的其他雇员也同样享有额外津贴。最近官方公布，某些地方教师的额外津贴已增加到占基本工资的25%；其他许多公私单位发放的额外津贴甚至更多。总的看来，日本的工资结构与典型的西欧国家不相上下。

科室人员或推销员下班回家途中，也顺路进酒吧间或俱乐部继续进行或扩大他们的日常交际，同时也放松一下。上班时间工作极度紧张，因而完全有理由在回家前喝上一两巡酒。但是，这些消遣活动很多是公司工作的一部分。国家税务局在最近一年透露，商业公司花在这类消遣娱乐活动方面的费用多于国家的国防开支，而花在高尔夫球、吃、喝等方面的费用占到日本政府公共设施费用的一半。为那些有成就的商人开设的夜总会和艺妓院所花的钱更是不计其数。尽管其他国家的这种娱乐活动并非少见，然而，外国人对日本娱乐活动发展到这种程度还是惊讶不已的。在日本，大企业的影响遍及社会各阶层，在其他国家的这些社会阶层中，这种娱乐活动和津贴是很少见到的。

优惠学校和大学的“预兆”价值

大学也和大公司一样，对其成员负有一种保护职责。学生一旦进入学校这个大家庭，教授就感到自己对学生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能让学生成绩不及格。在大学教师这一阶层，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年轻人对高级教授很尊重，无论在政治观点和其他哲学观点方面他们都与教授保持一致，其中有的人还往往与教授的子女结婚而成为教授家庭中的一员。当然，也有例外情况；但日本人自己指出例外情况这一事实表明，这一一般规律是何等普遍适用。因此，一定程度的学术上的近亲繁殖现象难免产生。大学从自己的毕业生中留人充实教师队伍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日本人正确地指出，人们从一所不出名的学校转到一所名牌大学，或从这所名牌大学转到另一所名牌大学工作，都要通过某种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试问题，尤其是那些决定儿童能否升入竞争性很强的高中的考试（后面还要提及），以及更重要的是那些高中毕业进入420多所（1977年数字）高等学校所需经历的“考试地狱”中的各项考试。在日本，凡是提供四年课程的高等学校统称“大学”。可是，这些大学在教学质量、入学要求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从学生一入学起，这些大学所具有的对学生前途的“预兆”价值差别更大。在1979年前，每所大学各自进行入学考试，经过将近十年的争议，1976年总算通过了81所“国立”大学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录取新生的协定，即使在这之后，“超级”大学与其他不同等级的高等学校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异。

日本高等学校的等级，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是看学术地位或社会地位；在日本，高等学校的地位还与日本特有的东西密切相关——关键性的决定，它将决定一个人一生将进哪个公司（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和在什么等级上任职。关于大学及考试等具体问题可以在后面讨论，但读者应当注意的是，对日本人来说，这一关键性转折点无疑关系到毕业效忠的事，关系到永远加入哪一个职业“大家庭”（同结婚一样），当然，这是与个人和利益休戚相关的。因此，财阀（或公共就业部门）的手伸得很长，往上伸向大学，往下伸向中学，再往下伸向小学，有时甚至伸向幼儿园。所以，日本人的生活中“保护”因素是极其重要的。

日本一定是世界上惟一进行入幼儿园测试的国家。这种极度关心“优秀”儿童的发展是由一些雄心勃勃的家长和富裕家庭希望确保他们的子女能进入好的幼儿园（一般是私立的）引起的。这样他们的子女就能进入好的小学（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再进入好的初中和高中，这样，进入好的大学的“预兆”值就会很高，因而也就有可能在“头等”的公司里找到工作。

日本家长最爱听的恭维话是说他的孩子很“聪明”。在个人交往中，聪明可爱的儿童很多；但重要的是考试，为此，重要的是进好的学校。当然，不能肯定一个学生能相继进入好的学校，但是，如果儿童出生在（或有远见的家长及早地把家搬到）以升学率高而闻名的那些地区，或生活在东京某个拥有古老名牌学校（如日比谷中学）的地区，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会大一些。现在我们提到的是美国意义上的公立学校，这些学校都被看做人民的学校；但日本人的创造性使他们找到了一条道路，即使这意味着不恰当地引申法律，以及为了学校的目的招收实际上不居住在本区的学生。

显然，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情况多少带点特殊性，而且这种倾向在较远的地方城市里也可能很少见到。可是日本人自己对那种倾向认识得很清楚，虽然他们不愿意在外国人面前多谈这一现象。所涉及的数量是少的；但英国的私立“公学”的数字也很小，正如美国最好的“预备学校”一样。数量少并不说明它们的影响大小。不管怎么说，大公司的董事会和董事会会议室就是很小的。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有相当多的私立学校和很大数量的私立大学。大多数私立大学的学术水平以及在为毕业生提供良好的就业前途方面不如公立大学，但是有些私立大学学术地位很高，其毕业生在社会上也能找到好的工作。如果我们以庆应大学为例（该大学由福泽谕吉创办，福泽曾为日本现代化和自由化立下汗马功劳），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所大学设有一所“附属学校”。其他著名大学也是如此。“附属学校”同母体大学一样，学术水平和社会地位都很高。年轻的大学教授去这类附属学校任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庆应大学的附属学校与其他大学附属学校一样都实行“一贯制”。人们希望儿童能从幼儿园一直上到大学，中间不停顿。初中学生升高中在别处须通过激烈竞争，而在“附属学校”就不用了，实行一贯制使它们可以多考虑教育上的问题。据说，“一贯制”附属学校更重视对学生的人格陶冶、审美能力和德行这些一般品质的培养。

可是，这一切听上去似乎好得难以使人相信是真实的。这听起来令人痛苦，就像日本人常常指出的别的国家沾沾自喜地维护特权学校一样。例如，日本人错误地认为，英国预备学校的学生几乎每个人都能进“公学”，然后也都能自然而然升入自己喜欢的大学。无疑，过去确实常常辟有这样一条幸运的道路，而且这种机会现在也得到了更大的改善；但在日本，少数名牌学校不只是在教育上和社会上有特权，而且还信心十足地保证为毕业生提供一个美好的前途，使他们能在好的公司里度过一生，享受日本人保护的好处。

任何国家的国民学校的改革者，都必须懂得在理论上令人赞赏的运动的复杂背景。如果他们无心地偏爱一些学校（不管它们是私立的还是公立的），那么他们就可能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居住在上班使用月票的奢华的住宅区，变公立学校为特权堡垒并不困难。这种现象在实行地方分权制时更容易发生，日本在占领时期所被迫形成的局面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日本，使差别如此明显的复杂因素不只是学校的一般财产和物质条件有多大的不同，它还包括对儿童未来生活之路的一系列步骤的冷静思考。教育评价必须调查社会和就业条件的整个结构。必须注意促使这个制度行得通的方式。那一重要的属于操作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上的继承，即继承过去的价值观和感情，这一切通过表面上看起来新颖的或中立的学校完全可以保持永恒。

当然，保护人不只与利益有关，它还与业务有关。旧时对家庭及上级履行义务的观念仍然是日本人道德的重要部分。投之以桃就必须报之以李。尽管受赡养者的这种依赖关系对熟悉客观关系或契约关系的观察者来说是封建的，然而，日本人的这种感情对日本社会内部的团结具有重大意义。在教育制度的各个阶段上，和传播各种教育改革思想的过程中，联系及共享的微妙作用是很有说服力的。

日本人将上述各种力量视为当然，因此很少向外国人谈到它们。但是，在考虑这些力量时，我们认为，单单列出学校结构或学校成绩的图表是没有用的。当然，我们必须了解事实。我们必须了解和彻底搞清这些学校，以及这些学校实际在干些什么。了解过去，认识它与今日种种选择的相互关系，这同样十分重要。我们站在认识这些影响教育决策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制高点上，寻找日本教育制度改革的真实意义的线索，因为正是在这些决策点上，我们才能分辨出日本人自己对将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