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观捐助：南北朝时期中国寺观文化中的重要收入来源

寺观捐助除信徒在出家为僧为道时的捐舍外，绝大多数捐助来自于信徒及一般士庶临时性的捐助，这种支持数目不等，次数频繁，以捐助者本身的贫富程度而定。

南北朝时，寺观林立，捐助成风。《魏书·释老志》引北魏孝文帝一道诏书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敝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这种状况到唐时继续风行，有增无减。尤其是三阶教宗把布施与修行联系起来，提高布施行为在宗教信仰中的地位，无疑对捐助是一种刺激和促进。《太平广记》卷493记载，“武德中，有沙门信义习禅，以三阶为业，于化度寺置无尽藏。贞观之后，舍施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阗咽舍施，争次不得。更有连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宋元而下，虽然这种倾家荡产式的捐助稍有收敛，但捐助之风仍未降温。捐多积善的观念依然极大地鼓舞着人们的捐助热情、皇室、贵族、官僚、百姓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稳定的捐助群体，使寺观的捐助收入几乎成为主要收入渠道。

除信众的自愿捐助外，寺观还采用其他一些方式达到聚财敛钱的目的。据《佛祖统纪》载，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教，曾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中，令大臣用巨额钱物将他赎回，每次赎金均在亿万以上。另据《魏书·裴叔业传》载，北魏大臣裴植之母“舍身”沙门寺，后以钱帛赎回，也是同样的性质。他们所进行的舍身是充当寺院的奴隶，替佛服务以及布施财物。(www.xing528.com)

如果信众自愿捐助仅仅是一种钱财方面的支持的话，那么政府对各寺观杂税和徭役的免除，不但是一种数量庞大的捐助，而且还应该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这种优惠政策在任何朝代都有，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同时它也是国家经济的一种流失和损失。不仅如此，有些寺庙还能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旧唐书·高祖纪》载武德九年（626）的一道诏令云：“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梓。所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事、悉宜停断。”明清以后，政府对藏传佛教的一些“有口粮寺院”每年都予以固定的资助，也属于捐助范围。

此外，斋会、无遮大会和邑社，也属于捐助性质的布施活动。斋会是以食物施舍为主的聚会活动，源于印度的普施，南北朝时已很盛行。梁武帝就举办过水陆大斋和盂兰盆斋。此后，民间斋会一直相当普遍。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相国寺内万姓交易》云：“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又《四月八日》：“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无遮大会源于印度，是以布施为主要内容的法会，每五年一次。《梁书·武帝纪下》：〔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已，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这是最早的无遮大会。其后，陈武帝、陈文帝也都设过，《陈书·高祖纪下》：“庚辰，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无疑，每一次无遮大会，都会为寺院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唐宋以后渐为少见。辽金时期，北方民间兴起千人邑社组织，这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社团，它分隶各个寺院，由寺主领导，一般是以家信徒为会员，会员负有一定的施财义务。这种靠民间捐助负担寺院全部开销的形式，其实与国家支拨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