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区块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意义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格局，由于美国奉行的“新孤立主义”和英国脱欧事件的冲击而难以为继^[128]，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已然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日渐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值规范，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正在引领全球治理新秩序。^[129]

（一）世界之困与中国之治

文明重心的转移：从西方文明的衰败到东方文明的复兴。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人类文明重心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连续一千八百余年占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领先地位后，由于始终坚持小农经济模式，采取“闭关锁国”政策，错失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机遇而被欧洲国家后发赶超。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文明重心）开始由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转向欧洲。^[130]进入20世纪，世界文明重心发生第二次重大调整，由欧洲转向美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经济遭受重创，昔日称霸世界的欧洲列强经济节节衰退，而原来仅为英国在美洲殖民地的美国，则利用其先天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孤岛优势”，通过向战争国家贩卖物资、武器，提供战争贷款等方式大发战争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直接从世界强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甚至占到世界总和的60%以上，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新的经济文化中心。此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席卷全球。其致力于将“自由、民主、人权”推广为“普世价值观”，打着“民主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大搞霸权主义，主观臆断只有西方国家标配的民主选举、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理想模式，而对与其价值观有所背离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尽打压。^[131]可以说，“普世价值观”已经成为西方“文明傲慢”的另一种体现。进入20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崛起，各类国际力量分化组合的速度也不断加快，大国关系再次进入全方位角力的新阶段。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世界文明重心的大调整也正在孕育。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影响力正逐步呈现上升态势，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西方之乱：世界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让一些西方人欣喜若狂，“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但进入21世纪后不久，西方的“气数”就出了不少问题。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英国脱离欧盟、意大利公投修宪失败、欧洲难民危机等接连发生，加之社会阶层对峙、孤立主义蔓延、民粹主义滋长、右翼极端主义涌动、暴恐频发、选举出现“黑天鹅”事件、种族歧视引发社会抗议和骚乱等，这些“治理赤字”都让西方社会“很受伤”。^[132]此外，西方还面临制度危机、民主危机、文化危机等，这些西方“乱象”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乱象链”或“乱象群”，最终使西方民主模式陷入严重危机，面临严峻挑战。西方之乱既不是单一现象，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发生在多维度、多领域和多层面的常态现象，具有时间延展长、空间分布广、影响深远等特征。^[133]西方之乱表明“西方之治”正在出现系统性危机，并成为世界不安全、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之治：开启伟大复兴之路，引领全球治理新航向。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发展，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并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134]和社会长期稳定^[135]“两大奇迹”，令西方和整个世界为之震撼。这“两大奇迹”交相辉映，相辅相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的实际展现^[136]，充分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37]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尔指出：“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以往大国崛起的历史都已充分证明，经济发展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硬实力”的提升而已，其背后必然伴随着“软实力”的同步提升。而在“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当下，也正是中国之治给世界提供了巨大的稳定性。^[138]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及贡献者，中国早已超越关注自我发展与建设的范围，主动承担起国际责任，积极贡献中国智慧，致力于为世界之困提供中国方案。

（二）良知之治的文化内涵

中国之治源于儒家思想，其核心乃良知之治。良知之治就是将阳明心学与现代治理相结合，在加强以良知为核心的道德理性中实现协调与平衡，以达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良知之治的本质是建立有序、公平、富有活力、向上、富强的社会，即王阳明倡导的“万物一体之仁”的社会理想，其文化内涵则是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构建而成的文化价值体系。

心即理：良知之治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命题古已有之，只是到了王阳明这里，才代表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王阳明始终认为，“心”都是个体之心，它以良知的形式，先验地存在于每个人的主体意识中，如孟子所说的“四端”^[139]。此外，王阳明认为“吾心便是天理”，是说我心与万物一体，万物就在我心中，而心的存在也离不开万物。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心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的意义，也是由自己的“心”赋予它的，有什么样的“心”，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因此，阳明心学首先确定了“心即理”的内涵，即“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其重要意义在于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与人的价值，这也是阳明心学思想的出发点。

知行合一：良知之治的理论主体。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也就是说，“知”和“行”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扎根在同一个“本体”上。所以说，“知行合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从古希腊哲学就开始的理论和实践分开的思维方式彻底打破了。从道德认知的角度看，“知行合一”意味着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合一。“知”就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认识，而“行”则是人的外在的行为活动，王阳明所强调的便是使内在的道德认识和外在的道德行为相统一。因此，“知行合一”的重要意义在于防止人们的“一念之不善”，当人们在道德伦理纲常上刚要萌发“不善之念”的时候，就要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避免让这种“不善之念”潜伏在人们的思想当中，慢慢滋长。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是一个由知善到行善的过程，它要求人们将自己的伦理道德知识付诸实践，从而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因为“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开始，并不是善的完成。意念的善不能落实到实践，它就不是真正的善”。无论在什么时候，道德都是一把无形的枷锁，既封锁人的自由，又使人的自由得到保证，那么，“知行合一”便成为儒家道德形象的准绳，这也便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与良知之治的理论主体。

致良知：良知之治的理论升华。“致良知”是阳明思想的根本宗旨，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的最终确立，并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以往的理学家认为“致知在于格物”，认为要达到致知的目的，必须要从格物开始。王阳明另辟蹊径，将《大学》中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相结合。他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能使人“知善知恶”，能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指导人们的行为选择，促使人们弃恶从善。所以“良知”是以是非之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先验性与普遍性的道德意识。“致良知”就是要通过对人的“良知”的自我认识，使人们能“体察”到“物欲”“私利”是使自己“良知”昏蔽的主要原因，从而培养出一种道德上的自觉的能动性，以时时保持或恢复“吾心之良心”的“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本性。也就是说，“致良知”强调克己去私，实现公平正义。此外，致良知的核心思想包含一种推己及人的观念，即把个人的情向外推，由近到远。良知的核心思想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就是仁。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则为“恕”。实行忠恕之道，也就是从个人的主体性逐渐向外推，逐渐从一个“作为个人”的人，一直推向“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王阳明说，“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他认为：人的灵明是人与天地鬼神万物的贯通者，所以人心与“天地鬼神万物为一体”；人的良知开合与自然界的昼夜相应，所以人心与天地为一体；“仁心”施之万物，所以万物与“仁心”为一体。因此，阳明“万物一体”论是以道德心即良知为根基的。由此可见，阳明心学的思想具有向外扩大的恻隐之情，也就是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族群、到人类的全体，乃至到天地万物。所以，良知之治正是以“良知”为根基，也就是说，如果“良知”丧失，良知之治便丧失了精神，就不会有“万物一体之治”，这也正是阳明呼唤“万物一体之仁”的原因。

（三）阳明心学对全球治理的当代价值与未来意义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时期，面临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突出，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威胁蔓延，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在此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背景下，中华文明自古以来的担当意识，凝聚为让和平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光芒熠熠生辉的中国方案。中国站在人类历史与世界发展的高度，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40]，进而提出了“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真正的共同体”与“虚假的共同体”相对，“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指出当今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41]在博鳌，从2013年年会到2015年年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从“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到“迈向命运共同体”的飞跃^[142]。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继被写入联合国决议^[143]、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144]、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145]，彰显了中国理念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六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全人类进步的高度，对全世界做出庄严承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146]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被写进了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宪法序言，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入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之中，标志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47]。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其本质是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全球观”，终极目标是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一个以经济、政治、生态为纽带，超越地域、民族、国家而相互依存的人类存在新形态，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共同前提。因此，在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的关键时刻，中国以大国气度与胸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各族人民的深度关切，也是大国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在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时，提出伙伴关系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文明交流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生态体系要“尊崇自然、绿色发展”。这其中所蕴含的“合作”“共赢”“普惠”思想，与中华文化精髓中的“和平、仁爱、天下一家”等思想不谋而合，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和为贵”“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大智慧和大格局，体现了中国“天下为公”“万邦和谐”“万国咸宁”的政治理念。追溯中华文明发展史可以发现，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中，早已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儒家思想的理想宇宙里面，没有不同的国家以及国家和文化之间的边界或界限。儒家追求天下的统一，其根本价值具有世界性和共通性，儒家的世界性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符合多元世界的文明需要。其中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创立的阳明心学集儒家文化之精华，主张“万物一体”“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阳明心学包含了对一切事物的关切，其中最内在的个体意识表现为良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贡献，其重点在于多元文明的融合与共治。然而，世界文明是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何相互并存而不彼此排斥？如何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阳明心学中的良知让我们获得了启发。良知是个体道德自觉、道德选择的重要根据和组织，也是普遍的礼仪和道的内化形式，为人们的行为提供道德指引。虽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各异，但追求的良知之心则是相通的。王阳明说：“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王阳明主张的“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强调要以良知为指引，胸怀世界，要对他人、群体具有责任意识和仁民爱物之心，并由此建立世界普遍认同的道德秩序，使整个社会趋于和谐形态。这其中的思想就是对文明的差异以及文明多元性的认同和包容，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尤其是“万物一体说”思想中所蕴含的对世界的关切和良知之要义，构成了当今世界认同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方面，为各国民族承认、接受、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效帮助。可以说，阳明思想特别是阳明心学，是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源泉之一，是“良知之治”的基本文化内涵。未来，随着人类文明重心的转移，阳明心学在全球传播与普及，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文化滋养与指引，东方文明必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良知之光。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7年，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4.html。

[2]暴媛媛：《全球治理体系变化为中国提供新机遇》，人民网，2020年，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5573043212048646&wfr＝spider&for＝pc。

[3]吴宇桢：《朋友圈更大了理念更一致了》，《新民晚报》2017年5月15日，第A3版。

[4]张淑燕、王嘉伟：《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人民网，2013年，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0806/c364284-22457437.html。

[5]［以］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108页。

[6]倪伟波：《安全利用“核”你在一起》，《科学新闻》2017年第6期，第29页。

[7]陈一鸣：《伊朗核问题大事记》，《人民日报》2006年1月11日，第3版。

[8]刘玉青、龚衍丽：《网络战时代的安全威胁及对策研究》，《情报探索》2014年第11期，第63页。

[9]方兴东：《棱镜门事件与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15页。

[10]李潇、刘俊奇、范明翔：《WannaCry勒索病毒预防及应对策略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7年第19期，第19页。

[11]新华社：《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新华网，2019年，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2/23/c_1124153936.htm。

[12]冠状病毒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的病原体。这类病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整个病毒就像一顶帝王的皇冠，因此得名“冠状病毒”。冠状病毒除人类以外，还可感染猪、牛、猫、犬、貂、骆驼、蝙蝠、老鼠、刺猬等多种哺乳动物以及多种鸟类。目前为止，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共有六种。其中四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较为常见，致病性较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普通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另外两种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也就是我们所称的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

[13]高晓燕：《侵华日军731部队的雏形——背荫河细菌实验场》，《日本侵华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86页。

[14]王云岭：《“自然人”与“技术人”：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伦理审视》，《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36页。

[15]王攀、肖思思、周颖：《聚焦“基因编辑婴儿”案件》，《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1日，第11版。

[16]2019年12月30日，“基因编辑婴儿”案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贺建奎、张仁礼、覃金洲三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被告人贺建奎有期徒刑三年，并罚款三百万元，判处张仁礼有期徒刑二年，并罚款一百万元，判处覃金洲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并罚款五十万元。

[17]［南非］伊恩·戈尔丁、［加］克里斯·柯塔纳：《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李果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195页。

[18]朱延静：《香港机场瘫痪旅客受苦遭罪影响超过80万港人生计》，中国新闻网，2019年，http：//www.chinanews.com/ga/2019/08-13/8924885.shtml。

[19]［美］米歇尔·渥克：《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王丽云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20]李志斐：《水资源外交：中国周边安全构建新议题》，《学术探索》2013年第4期，第29页。

[21]马维：《除了黑天鹅，你还需要知道灰犀牛——读〈灰犀牛〉》，《中国企业家》2017年第7期，第100页。

[22]芜崧、李雅倩：《“黑天鹅”和“灰犀牛”的新义》，《语文学习》2017年第11期，第75页。

[23]陈学斌：《“灰犀牛”》，《黑龙江金融》2018年第2期，第80页。

[24]陈捷、方一云：《“黑天鹅”与“灰犀牛”》，《金融时报》2017年9月8日，第10版。

[25]［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万丹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

[26]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9（14th edition）”.World Economic Forum.2019.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s_Report_2019.pdf.

[27]［英］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

[28]郭炘蔚：《烧了210天！澳大利亚新州这场大火终被熄灭》，中国新闻网，2020年，http：//www.chinanews.com/gj/2020/02-12/9088580.shtml。

[29]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9（14th edition）”.World Economic Forum.2019.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_Risks_Report_2019.pdf.

[30]刁志萍：《从传统文化模式的利弊反思全球危机的实质》，《中国软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8页。

[31]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Highlights”.United Nations.2019.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9-highlights.html.

[32]范如国：《“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第65页。

[33]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8（13th edition）”.World Economic Forum.2018.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GRR18_Report.pdf.

[34]［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35]［日］松尾丰：《人工智能狂潮：机器人会超越人类吗？》，赵函宏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40、57页。

[36]李开复：《AI·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页。

[37]Waymo最初是谷歌于2009年开启的一项自动驾驶汽车计划，之后于2016年12月从谷歌独立出来，成为Alphabet公司（谷歌母公司）旗下的子公司。

[38]徐雷：《人工智能第三次浪潮以及若干认知》，《科学（上海）》2017年第3期，第6页。

[39]李慧：《人工智能：改变世界的技术浪潮》，《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6年第12期，第27页。

[40]［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41]成岚：《谷歌研究人员宣布成功演示“量子霸权”》，新华网，2019年，http：//www.xinhuanet.com/2019-10/23/c_1125143815.htm。

[42]李彦宏：《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

[43]李开复：《AI·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44]李智勇：《终极复制：人工智能将如何推动社会巨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45]［美］詹姆斯·亨德勒、［美］爱丽丝M·穆维西尔：《社会机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社会网络与人类的碰撞》，王晓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

[46]王瑞红：《人工智能迎来发展“风口”》，《时代金融》2017年第16期，第42页。

[47]［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页。

[48]王瑞红：《人工智能迎来发展“风口”》，《时代金融》2017年第16期，第42页。

[49]［澳］托比·沃尔什：《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吗？》，闾佳译，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169页。

[50]杨延超：《机器人法：构建人类未来新秩序》，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492页。

[51]刘进长：《人工智能改变世界：走向社会的机器人》，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年版，第59页。

[52]国章成：《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五个奇点》，《理论视野》2018年第6期，第58-62页。

[53]陈彩虹：《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书屋》2018年第12期，第8页。

[54]“四项原则”“五点主张”是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12月16日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四项原则”指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应该坚持的原则：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五点主张”是习近平主席就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主张：一是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二是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三是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四是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五是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55]马丽娟：《治理理论研究及其价值述评》，《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第77页。

[56]连玉明：《贵阳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报告》，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57]麻宝斌等：《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58]钱学森：《钱学森书信（第7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59]许耀桐：《应提“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日报》2014年6月30日，第18版。

[60]陈端：《数字治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前线》2019年第9期，第76-79页。

[61]陈玉刚：《国际秩序与国际秩序观（代序）》，《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4年第1期，第1-11页。

[62]郑永年：《被动回应阶段已经过去，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再好，也远远不够——有效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北京日报》2019年9月2日，第16版；［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

[63]郑永年：《被动回应阶段已经过去，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再好，也远远不够——有效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北京日报》2019年9月2日，第16版。

[64]傅莹：《国际秩序与中国作为》，《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第5版。

[65]赵可金：《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的世界角色》，《人民论坛》2017年第14期，第36-37页。

[66]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数权法1.0：数权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主编的话。

[67]申卫星：《实施大数据战略应重视数字经济法治体系建设》，《光明日报》2018年7月23日，第11版。(www.xing528.com)

[68]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2019年12月16日稿）。

[69]靳昊：《王利明：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应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权》，光明网，2019年，http：//news.gmw.cn/2019-12/20/content_33418967.htm。

[70]张本才：《未来法学论纲》，《法学》2019年第7期，第5页。

[71]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重新定义大数据：改变未来的十大驱动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72]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论坛：《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2016）》，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论坛官网，2016年，http：//www.cbdforum.cn/bcweb/index/article/rsr-6.html。

[73]连玉明：《向新时代致敬——基于主权区块链的治理科技在协商民主中的运用》，《中国政协》2018年第6期，第81-82页。

[74]支振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愿景与中国担当》，《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7日，第6版。

[75]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全球互联网运行的机构和组织还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际组织、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事件响应和安全团队论坛、八国集团、电机及电子学工程师联合会、国际电信联盟、互联网治理论坛、国际刑警组织、Meridian进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

[76]“双重标准”指的是在网络自由与安全方面奉行双重标准，即对自己和盟友是一套标准，对发展中国家是另外一套标准。

[77]赵旭东：《新技术革命对国家主权的影响》，《欧洲》1997年第6期，第28页。

[78]黄志雄、应瑶慧：《美国对网络空间国际法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7年第2期，第70页。

[79]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即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资源。

[80]刘影、吴玲：《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乱象、机遇与中国主张》，《知与行》2019年第1期，第63页。

[81]王明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未来：主权、竞争与共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4期，第18页。

[82]郑文明：《互联网治理模式的中国选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17日，第3版。

[83]郑文明：《互联网治理模式的中国选择》，《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17日，第3版。

[84]龙坤、朱启超：《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共识与分歧》，《国际展望》2019年第3期，第49页。

[85]其中，《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将网络空间自由作为核心概念和重要构成部分，主张“美国的国际网络空间政策反映了美国的基本原则，即对基本自由、个人隐私和数据自由流动的核心承诺”。“网络自由主义理论形成后，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被视为无可争辩的所谓“普世价值”，借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的强大传播力，基本上主导了此后多年关于互联网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李传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秩序变迁与模式构建》，《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20-25页。）

[86]王明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未来：主权、竞争与共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4期，第18页。

[87]范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42页。

[88]董慧、李家丽：《新时代网络治理的路径选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学习与实践》2017年12期，第37-44页。

[89]王建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重维度》，《中国集体经济》2019年第25期，第66-67页。

[90]叶穗冰：《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运行规律》，《经济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3期，第65-69页。

[91]从区块链到主权区块链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区块链的发展，更在于给网络空间治理带来了“主权治理”的新意涵。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四项原则”中，首要原则便是“尊重网络主权”，网络主权理论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得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也是其他三个原则的逻辑起点。

[92]［美］A.J.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93]谢方：《科幻、未来学与未来时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25日，第A5版。

[94]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2017年第5期，第128-136页。

[95]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人的利他本性：“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页。）

[96]Comte I Auguste.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2 vols.）.London：Longmans，Green & Co..1875，pp.566-567.

[97]Nagel T.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3.

[98]［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1页。

[99]开放存取是一种知识共享模式，开放存取运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发起的一项科学运动，旨在促进科研成果的共享。其中，2001年发布的《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2003年签署的《毕士大开放存取宣言》与《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就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体现。根据《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开放存取是指科学家将研究文献上传到互联网，允许任何人免费阅读、下载、复制、打印、发布、检索，或者设置链接和索引，将其以软件数据或其他任何合法形式，使民众能从网络中自由获取和使用研究。开放存取运动一方面使科学数据免费向民众开放，突破了知识的价格障碍，另一方面拓展了科研成果的可获得性，突破了科学文献的使用权限障碍。（胡波：《共享模式与知识产权的未来发展——兼评“知识产权替代模式说”》，《法制和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第99-111页。）

[100]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数权法1.0：数权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20-221页。

[101]陆地：《网络视频与信息“共产主义”》，《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1期，第68页。

[102]吴宁、章书俊：《论互联网与共产主义》，《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38页。

[103]［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104]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块数据2.0：大数据时代的范式革命》，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182页。

[10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10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107]孙小礼：《21世纪的科学和哲学》，《新视野》2003年第6期，第60-62页。

[108]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28/c_1122901308.htm。

[109]于华：《大学是科学与哲学共繁共荣的家园》，《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32期，第175-177页。

[110]奉清清：《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肩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职责使命》，《湖南日报》2016年7月7日，第8版。

[111]王关义：《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好引导功能》，《人民日报》2013年8月4日，第5版。

[112]傅正华：《哲学：科学技术发展的酵母——论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第61-66页。

[113]熊可山、赵双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莱阳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第1页。

[114]［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

[115]因此列宁号召“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俄］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9-670页。）

[116]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三大规律在哲学上的普遍性达到极限程度。这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首先阐述的，恩格斯则将它从《逻辑学》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从而使辩证法的规律变得更加清晰了。

[117]也就是说，哲学方法论突出地体现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中。因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最一般的规律”。由于辩证法的规律是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客观世界的发展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所以辩证法的规律“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

[118]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其理论创立之初就宣称，要对现存的一切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有批判，才能打破习惯势力和思维定式的束缚；只有批判，才敢于向理论权威提出挑战；只有批判，才能不断地解放思想，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能不断地把科学推向前进。

[119]爱因斯坦曾谈到过，正是马赫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促使他去探索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他说：“空间和时间是什么，别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搞清楚了；我智力发育迟，长大了还没有搞清楚，于是就一直在揣摩这个问题，结果就比别人钻研得深一些。”

[120]刘奇：《技术化时代谨防技术作恶》，《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15期，第48-49页。

[121]有人说，人类在对创造力的追寻之路上，需要借助两只翅膀：科学与人文。科学，可以解释宇宙中每一件可能存在的事物，让我们更了解宇宙当中的硬件；人文，可以解释人类思想当中每一件能够想出来的事物，人文构建了我们的软件。科学可以告诉我们，为了达到人类所选择的目标，究竟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而人文则可以告诉我们，利用科学所产出的这些成果，人类未来还可以向哪里发展。

[122]［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72-473页。

[123]江文富：《生命文化：科学与人文的和洽之道》，《光明日报》2016年2月17日，第14版。

[124]出自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上下文为：“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意思是说：“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

[125]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页。

[126]2019年5月，麦肯锡发布报告（“Tech for good：Smoothing disruption，improving wellbeing”），提出“科技向善”的概念并指出，技术本身作为工具，可能在短时间内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政府、商业领袖以及个人将一起保障新技术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2019年11月，在腾讯成立21周年纪念日，腾讯官方正式宣布了其全新的腾讯文化3.0。其中，腾讯的使命愿景升级为“用户为本，科技向善”，即一切以用户价值为依归，将社会责任融入产品及服务之中，同时推动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助力各行各业升级，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腾讯作为“科技向善”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认为“避免技术作恶，实现技术为善”就是科技向善。

[127]马化腾：《用户为本科技向善——写在腾讯文化3.0发布之际》，腾讯网，2019年，https：//tech.qq.com/a/20191111/007014.htm。

[128]许正中：《全球治理创新与中国智慧》，《学习时报》2019年11月15日，第2版。

[129]冯颜利、唐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人民网，2017年，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12/c40531-29702035.html。

[130]据统计，截至1900年，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已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欧洲文明笼罩全球。

[131]所谓民主制度事实上是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和平妥协机制，即通过一人一票表达诉求，使具有不同立场的民众暂时达成妥协，而这样的民主制度一旦与利益挂钩，就会成为分散国家发展力量、削弱国家认同感的导火索，将内部混乱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甚至引发大规模暴乱甚至战争。

[132]辛鸣：《罔顾西方之乱的原由》，《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第5版。

[133]王刚、周莲芳：《试析西方之乱的表现及成因》，《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3期，第74页。

[134]“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完成的工业化历程，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国和来源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18%左右，近几年来高达30%左右。

[135]“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既经历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也经受了不少重大考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受了抗美援朝战争，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强烈地震等重大考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经受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灾、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考验。

[136]姜辉：《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成功实现“中国之治”》，《人民日报》2020年1月7日，第10版。

[137]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138]［巴西］奥利弗·施廷克尔：《中国之治与世界未来》，《学习时报》2018年1月15日，第2版。

[139]“四端”是儒家认为应有的四种德行，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先秦儒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140]［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41]张敏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习近平这样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网，2019年，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07/c_1124463051.htm。

[142]朱书缘、谢磊：《习近平频提的“命运共同体”是怎样一种外交理念？》，人民网，2015年，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610/c385474-27133972.html。

[143]刘格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新华网，2017年，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2/12/c_129476297.htm。

[144]刘笑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安理会决议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贡献》，新华网，2017年，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23/c_1120683832.htm。

[145]唐斓：《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新华网，2017年，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24/c_129517029.htm。

[14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147]李慎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世界意义》，求是网，2017年，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7-12/31/c_112217532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