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英勇杀汉奸，惨遭囹圄

入清以后，顾炎武曾经两次入狱。这两次囹圄之苦，皆植根于明清易代，而与一时政局有关。其中，对顾炎武生平行事影响最大的是顺治十二年（1655）的第一次入狱。

顺治十二年（1655），顾炎武初陷囹圄，是因为陆恩命案所致。陆恩本来是陆家家仆，从顾炎武祖上就到顾家。后来他看到顾炎武家道中落，内有骨肉相残，外有豪绅煎迫，于是转而投靠豪绅叶方恒。

昆山叶氏，也是一方大族。同顾氏的衰退正好相反，在晚明的社会动荡中，叶氏却未经祸难。如前所述，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嗣祖顾绍芾及其长兄相继去世，家难骤起，门庭不振。为了维持一家数十口生计，顾炎武被迫将祖上遗田800亩典押给叶方恒。顾叶两家，早年本有亲戚关系。昆山另一大姓徐家，皆为顾叶两家姻亲，顾炎武妹夫徐开法有一妹，即嫁给叶方恒为妻。按常理讲，叶方恒应该急人之所急，解人之所难，帮助顾氏渡过危局。但是叶方恒为富不仁，竟然乘人之危而仗势鲸吞顾氏田产。典押之初，叶氏压价签约，价款仅及所值之半。对此顾炎武迫于窘困，只好接受。尽管如此，叶方恒却迟迟不将价款支付，虽经顾炎武多次请求，历时两年，始得少量价款。但迄于明亡，仍有四成价款被叶氏拒付。到了清朝，叶方恒见顾氏一蹶不振，百计煎迫，一心想霸占顾氏田产为己有。顺治九年（1652），顾氏家仆陆恩投靠叶方恒，于是主仆勾结，狼狈为奸，加紧策划霸占顾炎武的田产。

顺治十一年（1654），张名振军三入长江。兵退之后，地方当局追查里应外合之人，兴起大狱。叶方恒得此良机，便扬言要以暗通东南沿海义军罪告发顾炎武。消息传到南京，顾炎武于顺治十二年（1655）春赶回昆山，率众亲友将陆恩沉水而死。

关于水沉陆恩的原因，据陈祖武在《顾炎武评传》中考证加以明确。他说：顾炎武本人对此有过一段简略的追记，在《赠路光禄太平》中说：“先是，有仆陆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见门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闻，亟擒之，数其罪，沉诸水。”何为重案？顾炎武并未说明，顾炎武挚友归庄议及此事，也只是说“诬宁人不轨”，至于不轨之所指，亦晦而不明。乾隆初年，史学家全祖望应约为炎武撰《神道表》，则将顾归两人所言“重案”、“不轨”加以明确，表述为“通海”。全祖望《顾先生炎武神道表》载此事说：“顾氏有三世仆曰陆恩，见先生日出游，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谒孝陵归，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数其罪，沉之水。”清道光年间，张穆辑《顾亭林先生年谱》，则据陆陇其《日记》，将此事做进一步说明。陆陇其在《三鱼堂日记》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条记：“与陆冀王谈，言顾宁人系徐公肃之母舅，而中书顾洪善，其嫡侄也。鼎革之初，尝通书于海，使一僧以其书糊于《金刚经》后，狭之以往。其仆知之，以数十金与僧，买而藏之。后其仆转靠今济宁道叶方恒，叶颇重托之。宁人有所冀于此仆，仆曰：‘《金刚经》背上何物也？我藏而不发，乃欲诈吾乎！’宁人大惧而止，遂于徐封翁谋。夜使力士数人入其家杀之，尽取其所有，并叶所托者亦尽焉。”

上述诸多记载，顾归两家忌讳不明，全祖望则语焉不详，只有陆陇其记载的比较详细。陆陇其与顾炎武为同时人，年辈稍晚。其《日记》所涉之陆翼王，名元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年龄比顾炎武小数岁。陆恩案发，移狱松江，元辅正在乡里，所以他所描述的应当可信。可见，顾炎武率同徐开发等人水沉陆恩，并非一般的主仆反目，也不是寻常的经济纠纷，而是政治要案，生死攸关。因此顾炎武不计后果，铤而走险。陆恩死后，叶方恒气急败坏，遂与陆恩的女婿勾结，私设监狱，囚禁顾炎武，逼迫顾炎武自杀抵罪。同时，叶方恒又贿赂苏州府推官，必欲置顾炎武于死地而后快。

当此危难之际，顾炎武挚友归庄及路泽溥、路泽浓兄弟等挺身而出，极力营救。他们先是指斥私设公堂之非法，请求苏州官府出面干预，将顾炎武从叶氏囚禁处提出，交由官府审理。由于此一要求合理合法，尽管叶方恒早已买通官府，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交出顾炎武，囚系苏州府监狱。

顾炎武囚系苏州，叶方恒尾随而至。他倚仗权势，贿赂官府，执意要顾炎武杀人偿命。为营救友人，归庄频繁来往于苏州、常熟、昆山间。他先是仗义执言，力阻叶方恒加害顾炎武；继之联络钱谦益、李模等一方耆旧出面讲情，劝说叶方恒中止讼局。迫于舆论压力，叶方恒一面做出和解姿态，一面买通苏州府推官，拟判顾炎武杀无罪奴，从重处罚。叶方恒这一举动，不啻当众羞辱顾炎武，达到迫其自杀的目的。归庄听说这一消息后，立刻致书叶方恒，晓以利害。

鉴于陆恩一案的审理陷入僵局，路氏兄弟再度进行搭救。他们利用与苏松兵备副使相识的关系，请求将案件移交松江复审。这一请求如愿以偿，移狱松江后，摆脱了叶方恒的纠缠，事情才出现了转机。经路氏兄弟和松江诸多友人的努力，顺治十二年（1655）秋，顾炎武终于得以保释出狱，听候判决。自五月十三日案发，迄于秋后得释，顾炎武身陷囹圄历时3个多月。翌年春，终得以杀有罪奴而从轻结案。

3个多月的囹圄之苦，虽说顾炎武在归庄和路氏兄弟等好友的鼎力救助下幸免一死，但是更多的旧日诗文之友则是纷纷惧祸退避。顾炎武在喟叹交友艰难的同时，更加珍惜患难之中诸友的真情。为此，他写了多首诗分赠诸友。其中，尤其以赠给路氏兄弟的诗，最可见其心境。顾炎武赠在《赠路光禄太平》一诗中痛述生平，感激有人相助，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情。(www.xing528.com)

顺治十三年（1656）春，松江狱解，顾炎武获得行动自由而离开松江。临行，顾炎武诗赠松江隐士张悫、王炜诸友人，国破家亡之痛，苏州人情之淡薄，松江友人之仗义，皆在字里行间。

顺治十三年（1656）春，顾炎武离开松江。此时他的生母何氏病势垂危，顾炎武闻讯，返回昆山故里。三月，其母病故。料理完丧事后，他重返南京，依然侨居神烈山（钟山）下。对于顾炎武的无罪释放，豪绅叶方恒耿耿于怀。顾炎武离乡，叶方恒派刺客尾随，在南京太平门行刺，致使顾炎武头部受伤。叶方恒见刺杀未能置顾炎武于死地，又唆使陆氏遗属公然抢劫，将顾炎武昆山故居抢劫一空。如此恶劣的环境，逼得顾炎武有家不能归。

重返南京，顾炎武一如从前，依然不能忘情于兴复故国，因而同他往来者，皆为故国遗民、南明遗臣，还有来自湘黔的桂王政权中人。

顾炎武是这年五月返回南京的，抵达未久，吴江友人潘柽章远道而来。潘柽章字力田，一字圣木。明诸生。入清，不仕新朝，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结惊隐诗社，诗文唱和，不忘故国。后清政府禁止士子结社，潘柽章遂潜心史学，与友人吴炎合撰《明史记》。依二人分工，吴任世家、列传，潘则任本纪及诸志。全书以实录为主要依据，博采文集奏疏，以反映一代王朝兴衰。此时全书虽未纂成，但已得纲领。潘柽章此行，即为史书编纂而来。

如前所述，顾炎武自幼受到良好的历史教育。其嗣祖绍芾生前，尤为留意晚明史料的搜集。曾将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至崇祯七年（1634）九月的邸报，分类抄录，辑成二十五帙。之后，绍芾年老未再抄录，仅取邸报略识大要。迄于崇祯十四年（1641）绍芾病逝，此事遂告中断。明亡，顾炎武奔走国事，无暇承其嗣祖遗志，克成完书。所幸慌乱之余，手稿未有散佚。经历苏松之狱打击，顾炎武痛定思痛，萌发秉嗣祖遗教，纂修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史书之想。这就是他在上年《酬陈生芳绩》一诗中所云：“绝交已广朱生论，发愤终成太史书。”如今潘柽章远道而来，共商明史纂修，顾炎武“大喜过望，欣然支持，允诺当携书南下，与吴、潘二人共修国史”。临别，顾炎武《赠潘节士柽章》一诗。

这一年的闰五月十日，是明太祖朱元璋逝世纪念日，松江友人王炜远道谒陵，与顾炎武重逢。王炜，字雄右，号不庵，安徽歙县人。明亡，流寓松江，顾炎武移狱松江，王炜曾参与搭救，故而今春顾炎武告别松江诸友，始有诗云：“欲将方寸报，惟有汉东珠。”如今重逢南京孝陵，相携拜哭而还，抚今追昔，无限感慨。王炜此行，谒陵之外，拟前往芜湖。临别，顾炎武赠《王处士自松江来拜陵毕遂往芜湖》一诗送行，拜托友人关注彼处消息。

顾炎武重返南京，同他交往最多的，则是明遗民王潢。王潢比顾炎武长14岁，字元倬，上元人。明崇祯九年（1636）举人，后明廷征召，以世乱亲老不出。明亡，隐居不仕。这一年的闰五月十日，顾炎武与之拜谒孝陵，共哭陵下。

在顾炎武同王潢的交往中，这年夏末秋初南京城西栅洪桥下的聚会最令人注意。当时，王潢置酒浆瓜果，请顾炎武作陪。款待客人。其中，有二位著僧装。老者俗姓熊，名开元，字玄年，一字鱼山，湖北嘉鱼人。明天启年间进士，崇祯中，以劾首辅周延儒而名著朝野。明亡，追随南明政权，官至隆武朝左金都御使、东阁大学士。隆武政权败亡，遁入空门，为僧于苏州灵岩寺。少者俗姓刘，号石溪，释名髡残，湖南常德人。自少出家，早年在乡为僧。明亡，云游四方，一度寓居南京燕子矶禅院。石溪多与明遗民往还，在江南的反清复明运动中，每见其身影。与会的其他二三人，亦皆来自湘黔。此次聚会，湘黔战局和永历政权的存亡为主要话题。来客详告彼处历史和现状，未免黯然神伤。顾炎武盛赞彼中义士忠勇，表示愿意一道为兴复故国而努力。

关于顺治十三年（1656）七八月间顾炎武的行止，扑朔迷离，很不明确。经过陈祖武先生和王遽常和王冀民先生之所考，得出结论为顾炎武是年七月，曾南下湖州，应友人之约，参与庄氏私修明史事。后因看到庄氏不学，断然离去。接着改换姓名，继续南行，试图同东南沿海郑成功的军队联络。但由于旅途艰险，没有联络上，只好于八月返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