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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学子永远信仰的高地:《总编辑手记》

时间:2023-11-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学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无论人生的浪潮把他们推向何处,心中都有一座永恒的精神高地,母校的一个个学术大师就是精神高地上熠熠闪光的丰碑。随着厦门大学国学院在中断近80年后又重新成立,厦门大学的莘莘学子渐渐知晓文化巨匠林语堂与此之关系,惊诧80多年前厦大文科曾有过的辉煌。厦门大学的莘莘学子,完全有理由为有这样一位学长而骄傲,前辈先贤的光芒永远照耀着后来者。

莘莘学子永远信仰的高地:《总编辑手记》

大凡一所名牌大学都有一批学术大师,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若没有学术大师照耀其间,学子们就失去了赖以自豪的精神皈依。人们无论在有形的物质世界中如何拼搏,都不可能失缺精神家园的支撑,而大学时代则是他们驶向茫茫人海的出发地。大学时代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无论人生浪潮把他们推向何处,心中都有一座永恒的精神高地,母校的一个个学术大师就是精神高地上熠熠闪光的丰碑。

厦门大学在90年的漫长岁月中,曾出现了萨本栋、王亚南、卢嘉锡、陈景润等一批显赫的大师,也还有一批因种种原因未能得到畅怀书写而淡出人们视野的大师,就如本书作者所讲述的林文庆、林语堂、林惠祥在厦大的岁月,厦大的莘莘学子对他们的事迹就知之甚少。《芙蓉湖畔忆“三林”》(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作者林坚是厦门大学的校友,他在漫步芙蓉湖畔时,脑海里浮现出“三林”的伟岸身影,萌发了将他们三人的事迹钩沉爬梳的念头并付诸实践,这实在是一件对母校颇具功德的美事。

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宣告成立,林文庆于当年6月开始任厦门大学校长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厦门大学私立时期的校长,任期长达16年。且不说万事开头难,90年前厦门演武场还是一片荒冢累累的海边不毛之地,如今成了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先辈开拓之功多么令人钦敬,作为校长的林文庆宵旰勤劳无疑功不可没!更不说在林文庆执长厦大期间,设立了文、理、法、商、教育等五院17系,群贤毕至,教学科研焕发异彩,将厦门大学建成南中国最好的大学。林文庆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挚友;是英属海峡殖民地第一位华人议员;是马来亚种植橡胶之父、一位长袖善舞的富商;是第一位获英王奖学金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的华人精英;是一位造诣精深、悬壶济世的著名医生;是同盟会早期会员,被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聘为私人秘书、卫生部顾问。林文庆受过西方现代科学的系统教育,但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却则极为认同,看一看他和陈嘉庚所确定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就明白一二了。可是厦门大学建校初期,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古老的神州大地的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来到厦大,对这位尊孔崇儒的校长颇有微词。鲁迅在厦大的地位是何等至尊,校牌校徽凡是带有厦门大学印记之处都有鲁迅的字体,林文庆纵然执长厦大16年,由于这一原因他的光环的消散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历史转了一圈,如今孔子儒学又大行其道,鲁迅也走下了神坛,林文庆在人们的心目中自然也被“平反”了。如今可以毫无虚饰地说,厦大人怎不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而自豪和骄傲?

192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一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高歌猛进,北洋军阀的统治也进入最黑暗的时期,这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直接导致了北京大学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相继南下厦门大学,形成了厦大群贤毕至的壮美景观。祖籍漳州平和的林语堂是当时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是年五月带有政治避难性质地来到厦门大学,担任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国学院总秘书。林语堂是一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世界级文化巨匠,他召集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来到厦大,除了文学家鲁迅,还有国学家沈兼士、古史专家顾颉刚、语言学家罗常培、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和作家章川岛等。他们的到来,被当时媒体称为“大有北大南移之势”,让厦大文科盛况非凡。在革命狂飙突进的年代,作为文化革命旗手的鲁迅把文学当作匕首与投枪,自然在青年学生中深受崇拜;而主张幽默与闲适,视文学为“性灵的表现”的文化大师林语堂则受到鲁迅的嬉笑怒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陆始终处于边缘。在厦大,人们只知有鲁迅,多不知把鲁迅引荐到厦大的林语堂。随着厦门大学国学院在中断近80年后又重新成立,厦门大学的莘莘学子渐渐知晓文化巨匠林语堂与此之关系,惊诧80多年前厦大文科曾有过的辉煌。(www.xing528.com)

厦门大学90年教泽深长,真可谓桃李满天下,政界、商界、学界……何处精英不在?就说初创时期毕业的第一届毕业生林惠祥,就是声名显赫的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人们走进美丽的厦大校园,在芙蓉湖畔可以看到一座始建于建校初期的博学楼——人类博物馆,它的主要陈列品就是林惠祥上世纪30年代初从台湾冒险搜集到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护这些文物,他不辞辛劳将其转运至南洋,在南洋又搜集了许多文物,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人带着细软回国,而林惠祥则带着一箱箱的人类学文物和图书从南洋归来捐献给母校,在他的奔走努力下,于1953年成立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林惠祥一生矢志人类学的研究与教学,著作等身,1934年出版的《文化人类学》是我国第一部人类学专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开启了当代中国民族系统分类的先声,直到他逝世的前夜,在他的书桌上还排放着关于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论文的抄正稿和英文提要。人类学在欧美是显学,在中国好像运命有点不济,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林惠祥这位人类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似乎有点落寞,但他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厦门大学的莘莘学子,完全有理由为有这样一位学长而骄傲,前辈先贤的光芒永远照耀着后来者。

组成本书的三篇传记的三位传主,他们的生平、思想和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行走在厦门大学的大师的伟大风范。一位是实际上的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一位是早年在厦门大学从教过的文化大师,一位是厦门大学首届毕业生、学界泰斗,把这样三位大师放置在一起做生动而深入的记叙与阐述,这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历史文化构建。作为厦门大学的校友林坚,以对母校的拳拳之心,选取这一特殊视角对一所著名高校进行文化解构,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流畅洗练的文笔,徐徐展示出大师在高校精神高地的独特风景,这不仅是一个莘莘学子对母校的一份沉甸甸的情怀,也是近年崛起的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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