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1966教育理论研究中的第四阶段成果

1956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凯洛夫的《教育学》在我国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开始受到批判，这迫使我国拿出自己的教育学；另外，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我国教育步入了一个新时期，需要相应的理论。

这个阶段大体上可分两个时期：一是以1958年“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前4年（1956—1960），二是以1960年开始的调整、总结的后6年（1960—1966）。在教育学的建设历程上，留下了这两个时期的一些色彩。

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程谪凡：《对教育学教学大纲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6日）。随，后，有些同志论述了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其实，在中国教育学史上，过去在引进赫尔巴特教育学、杜威教育学的过程中，也曾有教育学家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过教育学中国化或类似中国化的课题。在引进凯洛夫教育学过程中这一课题又提了出来，可见这是一个合规律性的问题。教育学中国化就是要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在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上，尤其如曹孚，他于1957年春应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之邀，作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其后应《新建设》杂志的要求，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他在教育观念上对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原苏联教育学提出了挑战，从教育与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入手，阐述教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反对教育理论中的僵化观念，批评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教条化，否定把社会主义教育模式化与孤立化，从而在方法论方面丰富了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7年6月号；又见《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579—599页）。1957年4月底开始的整风运动，6月上旬起迅速转为反右斗争。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序幕。当时还是一个“半青半黄时期”，对苏联的教育理论还是不可擅作评论的，不宜指天画地的。曹孚的超前行为当然受到批判，他写了检讨（《对〈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的检讨》，《新建设》1958年第2期），但也滑到了所谓“边缘”。反右派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它严重地扩大化了，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右”斗争，使刚起步的教育学中国化的探赜索隐，几乎倏然而止。

1958年4月，在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讨论了教育工作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又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一本社会主义教育学。采用凯洛夫《教育学》就代替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同时认为凯洛夫的《教育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在培养目标上，认为能担任任何职业是空想主义；在党的领导上，不强调教育工作除了思想原则上的领导外，还有具体政策上的领导；在办学上的单一刻板；在教育方法上不要因材施教。并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的教育学。6月，教育工作会议继续举行，讨论学校下放，中小学学制和课程等问题。同时指出凯洛夫《教育学》从反对“教育即生活”走向另一极端，强调基础知识，忽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尤其是忽视党的领导，于是被否定了的那套西欧资产阶级教育学复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21—222页；《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81、939—940页）。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工农群众运动推动下，各级各类学校师生也发扬了“敢想、敢说、敢于”的创造精神，迅速出现了教育“大跃进”的局面，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勤工俭学，出现了大办工厂、大办农场，课程、教学改革的群众运动。“教育大革命”开始了！

《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在8月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第7期；又见瞿葆奎主编，雷尧珠、余光、黄荣昌选编：《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279页），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280—288页），都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内部的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判它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判它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批判它的书本中心、课堂中心和教师中心……。刃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唯恐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50年代后期，则对凯洛夫《教育学》唯恐批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亦“天悬地隔”了。

教育大革命的极左浪潮汹涌澎湃，对教育学建设产生了不小的负效应。中国教育学百年的一度小曲折就在这个时期。北京师大1958年9月编的《教育学教学大纲》说：“过去教育学的教学，不是从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出发，不是从党的教育方针出发，不是从我国的教育实际出发……”，这也许是当时许许多多教育理论工作者“深刻反思”的说法。在“教育大革命”中，贯彻了“大跃进”，坚持了“群众路线”，发动大学本科生（可能有的还没学过或没学完教育学课程）参加或单独编写教育学教学大纲，甚至教育学教材，并与教师编写的大纲或教材进行评量。而且总是学生的先进，教师的落后；学生的受表扬，教师的挨批评。在教育学中国化道路上，真是水有九道弯，路有十八坡。(www.xing528.com)

1959年下半年，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市教育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教育学会等组成的上海教育学编写组，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在“反右倾”的声势下，试图编著一部具有真正中国气派的一流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它“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惟一指导思想，以党的教育方针为红线，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来阐述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并反映我国教育革命的丰富经验，尤其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以来丰富的创造性经验，全面揭露全日制学校（以中小学为主）、半日制学校和工农业余学校教育的规律性，使我们的教育能为伟大的教育革命服务，为多快多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大法宝服务”。1960年印出了《教育学（初稿）》。

《教育学（初稿）》分为五编：第一编，毛泽东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二编，全日制学校教育；第三编，半日制学校教育；第四编，工农业余学校教育；第五编，教育的科学研究。这是一本囊括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教育学”。就其与其他教育学的可比部分，即对全日制学校教育的论述而言，共有九章：全日制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德育、智育、体育、学生的生产劳动、学生的科学研究与科技活动、学校中的共青团与少年先锋队与学生会、班主任工作、学校的组织和领导。在其“智育”一章中，智育的基本原则被概括为：“加强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确保教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贯彻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教育大革命中在实践上不少“左”的措施和理论上不少“左”的思想，逆教育客观规律而行，造成教育工作的混乱，教育质量的下降，早巳由历史作出结论。用一些论者的讲法，以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这一阶段前期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往往有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之嫌，甚至就是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这在实质上是否定了教育学自身！可是也许要看到，这种走方针政策学、方针政策诠释学的道路，在当年是无可奈何的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经验总结”的结局。不其然乎？！

这一时期的教育学教材，还有河北北京师院教育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南京师院教育系编《教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华东师大教育学教研组、上海师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初稿）》（上、下册，1959年）；上海市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编写组编《教育学讲义（试用稿）》（上、下册，1959年）；华南师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讲义（初稿）》（1959年）；华中师院教育系编《教育学（初稿）》（1959年）；等等。进入60年代，全国工、农、商、学都进行调整，教育领域“左”的倾向得到了遏制，教育学建设出现了转机。特别是周扬在1961年4月中央宣传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作了报告，为编写教育学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的意见》，《教育研究》1980年第3期；又见《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341—360页）。与此同时，教育部从1961年开始，草拟了《高校六十条》（即《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学五十条》（即《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小学四十条》（即《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78年修订，更名为《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见《教育学文集·中国教育改革》，第381—433页），它们是在1961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总结了建国以来大、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经验，尤其是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另一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开展了反对以“现代修正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心的批判运动。批判了所谓的资产阶级“量力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批判了所谓超阶级的“母爱教育”、“美育”、“白专”等。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尤其对凯洛夫总主编的《教育学》，进行半公开的“笔伐”，例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6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5年2月号刊登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3月号刊登了《“智育第一”思想必须批判》等文章。“口诛”是“教育大革命”的继续，是相当公开的，例如1964年暑期，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教育学讨论会，逐章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等等。

在1961年那次高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确定由刘佛年主编一本教育学。当他拿出编写组的《教育学提纲（初稿）》后，周扬针对该《提纲（初稿）》，先就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史与论、正面问题与反面问题、共性与特性等一般性问题提了意见，然后逐章提出建议。他认为，要以探索特殊规律为主，但不能忽视共同规律；要历史地看问题，并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教科书以正面讲述为主；要注意教育学的学科特点。周扬谈话的方法论意义，至今依然有其重要价值。嗣后，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4次内部印刷试用，4度修改补充，历时3年许。从1962年第1次印刷试用，到1964年印刷试用，已踏入1963—1964年“九评”（九次反修评论）的岁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本书长时没有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为应教学上的急需，1978年重印了一次。后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要求，稍加修改于1979年才正式出版《教育学（讨论稿）》上、下册，署名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文革”中，1972年，华东师大、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院和上海教育学院5院校被强行合并，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978年，上海师院、上海体院、上海教院相继恢复建制，从“上海师大”分离出去。1982年，经教育部批准恢复华东师大原名），旋又合成一册。1981年函请人民教育出版社停印时，已4次印刷，印数近50万册。对于这本教育学，人们自有议论，有人认为它以提高理论水平和“古今中外法”为方法论原则，力求从“政策汇编”与“工作手册”式的教育学模式下解脱出来（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和迷惘的教育学》，《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89年第3期；又见《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第753页）。作为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它曾以努力探讨教育规律为己任，并在联系我国当时的实际上迈出了一步，毕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些时代痕迹。

文科教材会议后，同期还有其他的《教育学》出版，如北京师大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授提纲（初稿）》（1961年），《师范学校教育学讲义（初稿）》（江西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教育学讲义（试用本）》（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华中师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教育学》（1962、1963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