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发展的差异颇大，宋代城市的发展水准也是如此。如北宋京西北路郑州，曾列为京师四辅之一的西辅，为北方地区的重要州府，时人却有这样的纪事诗来描述它：“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四时八节无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1]据此看来，郑州城市的发展水准显然不高，都市人口当然不至于密集。西北边境城市，境况更为萧条，可以想象。陕西重镇延州“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2]河东宁化军，总共才34家坊郭主客户[3]，人口还不及东南地区的一个村落。但东南某些地区，也有城市规模绝小者。北宋苏州吴江县只有民屋数百间：“出姑苏城南，走五十里，民屋数百间，蕞然沙渚之上者，今吴江县也。”[4]南宋汀州上杭县城规模更小，只有人户百余家。[5]南宋淮南城市，“市井号为繁富者，才一二郡，大概如江浙一中下县尔。县邑至为萧条者，仅有四五十家，大概如江浙一小小聚落尔”。[6]而在北宋，北方的开封府却为全国最大的都市。但大体讲，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东南地区都市平均发展水准相对较高，北方地区则略低。
两宋时期在一些区域经济中心形成了几个重要的都市，如北方黄河下游的开封府，关中地区的京兆府，四川平原的成都府，珠江流域的广州府，以及东南地区的江宁（建康）府、苏州（平江府）、杭州（临安府）等，构成全国都市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本章的讨论，当然对这些区域而言有意义。由于宋代绝大多数城市人口的记载不明，下文仅举北宋的开封府与南宋的临安府来说明当时都市人口高度聚集的情况。
北宋京城开封府与南宋行都临安府，原先都是州府城市，建都后人口增长，城区不断扩大，比较相似，文献中都有不少描述性的记载。但南北风土之异，以及建都前后不同的历史背景，使得两者在具有较多共性的同时，也呈现了不少各自的特点。
开封府原称汴州，自907年后梁朱全忠称帝建都以来，不断扩展，到五代末年，史称“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拥挤不堪。于是显德二年（955）四月，周世宗下诏扩展外城，拓展城区。[7]入宋以后，又对外城数度修筑，其中以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开始的一次增筑规模最大，至元丰三年（1080）十月完工。在此外城城墙范围之内，当属北宋开封城区的主体。
由于人口增长，“溢出”城区，不断向郊区扩展，是宋代城市发展的一般现象，开封也不例外。天禧五年（1021），遂于“新城外置九厢”[8]，即在城郊设置居民区。但城区之内，仍然十分拥挤。史称“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过于拥挤的城区造成居住困难，有些人因此不得不移居畿县：“于是有出居王畿，挂户县籍，兴产树业，出赋供役者矣。”[9]
北宋时期开封城人口聚集究竟到何种程度，其城区的人口密集度可为明确的指标。
北宋开封城共有三重城墙：宫城、内城与外城。史载“宫城周回五里”。[10]据考古勘探，北宋宫城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其东、西墙各长约690米，南、北墙各长约570米，四墙全长2 520米左右，与前述记载大致吻合，合计约为0．393 3平方公里。内城，宋时又称里城、旧城，是在唐汴州城基础上修建而成。考古勘探得知，整个内城略呈东西稍长南北略短的正方形，四墙全长约11 550米左右，与文献记载的“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基本吻合[11]，约合8．336平方公里。宋代开封外城又称新城，经考古工作者多年勘探发掘，外城的轮廓、位置、形制和范围也已基本清楚。整个外城呈一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位于今开封市四郊。经实测，外城东墙约7 660米，西墙约7 590米，南墙约6 990米，北墙约6 940米，四墙总长29 120米，合今58华里。按宋太府尺，一宋里约合553公尺，58华里约折合50宋里，也大致合于文献的记载“（外城）周回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12]，合计面积约为53平方公里。[13]
北宋开封宫城、内城与外城的人口密度有一定差异，这对我们计算整个城区人口密度关系不大。如前所述，开封城区实际已溢出城墙，宋政府在新城外还设有作为城区的九厢。但此九厢面积无法确定，且其人户数也未见记载。我们只能对外城城墙范围之内——也就是开封城区主体——的人口密度略作推算。不过可以肯定，由于新城外九厢地处城区边缘，且不少商业经营者本来即居住于城内，“京城门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14]，因此新城外九厢的人口密度必然比城区中心要低一些。
笔者曾列出了北宋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新旧城十厢人吏户数。[15]学者们对宋代户均口数意见有分歧，但多数仍取户均5口之数。[16]若据户均5口折算，则天禧五年开封新旧城城区内约488 750口。再加上宫城人口，以及未登录当地户籍的军队与各类流动人口，按占总数20%计，估计当时开封新旧城城区内大致有58万人。与前述城区面积相对照，则人口密度为10 943人／平方公里。到北宋后期，人口密度自然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估计在12 000—13 000人／平方公里之谱，应该不会超过13 000人／平方公里。前人曾有估计北宋幵封人口密度超过20 000人／平方公里者[17]，看来失之过高。
北宋时期，杭州已称“东南第一州”[18]，都市十分繁荣。元祐年间（1086—1094）苏轼（1037—1101）上奏，谓“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约计四五十万人”[19]，或许有一定夸张。但杭州城区居民众多，可以肯定。南宋朝廷驻跸后，四方聚集，临安（杭州）人口更多。文献中保留有不少临安城区扩展的记载。如北宋时，城中后洋街，“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到南宋，“屋宇连接”，都成了居民聚集之处。[20]丰乐桥以北的橘园亭，金井亭桥之南的俞家园，原先都是农田，到后来民居汇聚，“如蜂房蚁垤，盖为房廊，屋巷陌极难认，盖其错杂，与棋局相类也”。[21]钱塘旧治以南的茅山，到南宋后期也“夷为民居”。[22]随着郊区不断的都市化，临安城外也设有城南、城北两个郊厢。当然临安人口主要还是集中在城区之内。
关于南宋临安城的人口数量，也是学界多年讨论的内容。早年中外学者的一些估算，大多偏高，或有失实。前年有学者专论临安人口[23]，主要依据时人的估计之数推论，如“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以三十万家为准，大约每十家日吃檑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24]似此资料，并无统计价值，因此也不一定可靠。估算南宋临安人口，仍当以现存相对为可靠的户籍资料为主要依据。
与北宋开封城相似，南宋临安城外南北两郊厢区域范围，记载不明。史称其“分任之地，皆六七十里”，其中南厢“北至艮山，南底南荡”，十分笼统，难以考定。因此我们只能讨论城区之内的人口密度。
南宋临安府辖县九，其中钱塘、仁和两县为依郭县，府城城区人口全属这两个县。现存地方志书载有两县三个时期的主客户数（表1）：
表1 南宋临安府依郭县主客户数
资料：据《咸淳临安志》卷五八《风土志·户口》。
按户均5口计，则这三个时期两县人口数可下见表（表2）：
表2 南宋临安府依郭县人口数
钱塘、仁和两县还辖有不属于城郭的乡村，钱塘县计有履泰南乡、履泰北乡、惠民乡、调露乡、灵芝乡、孝女南乡、孝女北乡、崇化乡、钦贤乡、定山南乡、定山北乡、长寿乡、安吉乡等13乡；仁和县计有芳林乡、肇元乡、大云乡、丰年乡、长乐乡、安仁东乡、安仁西乡、太平乡、廉德乡、永和乡、临江乡等11乡，两县合计24乡。各乡辖里数不一，共计统辖104里。[25]按唐代旧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26]，则一乡共计500户。但是由唐入宋，随着乡里组织从联户组织向地域组织转化，乡数并省，乡均户数增加，早已不复旧规。[27](www.xing528.com)
杭州（临安府）一地所设乡数，唐元和年间（806—820）合计188乡，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经并省减至117乡，到元丰年间（1078—1085），再减为88乡。具体到钱塘、仁和两县，元和年间钱塘县25乡，仁和县元和乡数未见记载，太平兴国年间两县合计23乡，元丰年间两县合计20乡。从唐到宋杭州（临安府）的乡均户数，元和年间为272户，太平兴国年间已至1 456户，元丰年间更达2 304户。[28]乡数减省、乡均户数增加的史实，符合一般趋势。
存世南宋临安府诸志由于未能分别记载城乡户籍数，更兼临安府城区户数超过常规，钱塘、仁和两县城区之外的24乡乡均户数难以统计。不过如果我们分别统计钱塘、仁和之外的临安府诸属县乡均户数，再将各县城区户籍数按一定系数略作调整，或者可见钱塘、仁和两县农村地区乡均户数之大概（见表3）。
表3 咸淳年间临安府余杭等七县乡均户数 （单位：户）
说明：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〇《疆域志五·乡里》（第3551—3557页）、卷五八《风土·户口》（第3868—3870页）统计。其中昌化县原作“四乡一村”，今按五乡计。
据表3，可知咸淳年间余杭等七县乡均2 781户。其中各县城区的人户数，按宁失于过高、勿失于过低的原则，取占总数30%的系数，是则减去城区户数，得出余杭等七县乡均1 946户。如此，对照各表的数据，可知咸淳年间钱塘、仁和两县24乡，合计当有45 600户（按再作调整之乡均1 900户统计），城区总计140 730户，若按户均5口计，总703 650口。也就是到南宋末年，临安府城区与郊厢人口大约在70万之谱。估计乾道年间约为40万，淳祐年间约为45万。应该说，这一组资料略显偏高。
若要单计临安城区内的人口，上述数据还得减去郊厢之数。据嘉定十一年（1218）郑湜为城南厢所作《厅壁记》，称“众大之区，编户日繁，南厢四十万，视北厢为倍”。则当时南、北两厢总计有60万人口，甚至超过了前面所估算的淳祐年间城区与郊厢人口的总数，显然过大。[29]楼钥《直秘阁知扬州薛公行状》曾提到，大约在乾道初年，薛居宝曾被差主管临安府城南右厢公事，“南厢户口十四万，最为剧繁”。[30]这里所记虽比郑湜《厅壁记》早了近40—50年，但颇疑城南厢居民14万一说并非统计所得，而是当时人们概念中的约数，前后并无多少变化。前引郑湜《厅壁记》所述“四十万”，看来为“十四万”之误。如此，大致估计南宋嘉定中南、北两厢合计人口约20万，可以取信。这一数据看来也显偏高。拿它与年份最为靠近的淳祐年间城区及郊厢合计人口相减，得城区人口约为25万。另再加上不在民籍者以及流动人口，也按20%计，可得出当时临安城区内人口约为32万口。
南宋临安的城区，是在吴越国时期定型的，其东北端为艮山门，即今环城北路艮山门；西北端为余杭门，即今环城北路与湖墅南路交叉的路口。当时东侧城墙在今建国路一线，西侧城墙在今环城西路与湖滨一线，南端到凤凰山地带的笤帚湾与宋城路一线略再往南一点，大致形成一个不规则的长方形。对它面积的估算，可以用两个方法。一是按其长宽大致推算。其长度即今中山路全长，再另上复兴路的一小段，大约600—700公尺，全长约7公里；其宽度大致可以今万松岭路为准，约1．9公里，则全城约13．3平方公里。另一可以通过在现代地图上画出南宋临安城区，按比例尺用画方格的方法来测算。其结果与上述按长宽大致推算的差不多。由于临安城区形状的非规则性，考古工作也尚未精确地测绘出南宋临安城墙的每一段走向，上述资料只能是大致的推算。如果我们将临安城区面积调整为15平方公里，则能保证或失之于过大，而不是相反。[31]
若此，则淳祐年间临安府城区内人口密度估计可达到2．1万人／平方公里，远比北宋开封为高。到咸淳年间，甚至可能达到3．5万人／平方公里。
南宋临安府人口密度较北宋开封府为高，在文献中也有一些描述性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十一月，宋高宗行祭天之礼，由于临安街道过狭，不得不废弃旧制，从皇宫到太庙不乘辂，“权以辇代之”。[32]南宋末年临安人周煇曾记：“煇幼见故老言，京师街衢阔辟，东西人家有至老不相往来者。迨出疆，目睹为信。”在临安人周煇看来，开封的街衢显得“阔辟”。又称北宋时皇帝出行仪卫森严，“甲马拥塞驰道，都人仅能于御盖下望一点赭袍”。但到了南宋临安，纵使同样的皇帝出行，却“今日近瞻，法驾不违于咫尺也”。[33]
每平方公里一万数千人，甚至两万多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密度”呢？我们可将其与现代城市人口作一比较。目前世界大城市城区的人口密度大多在1万人／平方公里左右。如东京都只有1．3万人／平方公里，其他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 500人／平方公里。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大多在世界平均水准之上，如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公里和1．3万人／平方公里。[34]上海市区目前的人口密度当属大陆地区最高。2001年，上海市中心区（包括黄浦、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等9区）人口密度29 362人／平方公里。[35]杭州市目前人口密度比上海为低，参见下表（表4）：
其中上城、下城两区为杭州市最中心的区域。西湖区由于拥有较多风景名胜地域以及部分乡村，因此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合计杭州城市中心的上城、下城、拱墅、西湖四区，其人口密度为8 357人／平方公里。开封市总体人口密度要低于东南地区的大城市，1999年，市区西部的龙亭区，人口密度为7 725／平方公里。[36]
表4 2003年杭州市区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
资料：据《杭州统计年鉴：2004年》，第一篇《综合》表“1—02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2003年底）”，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据上述统计资料可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期的两宋时期，以单层或双层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开封府与临安府城区，其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以多层钢筋水泥建筑为主的现代都市市区数倍，相比现代人口尤为众多的一些都市，差距也有限。其居处街衢之湫隘拥挤，也就可以想象了。
前文提出的北宋开封府与南宋临安府两个城区的人口密度，当然只是约数，目的在于对此两城人口众多、拥挤不堪的情形给出一个直观指示，并不能引以为精确的统计数据。不过这两个数据也相当明确地提示着我们，在估算两宋城市人口数据时应该保持冷静客观，如果为了凸显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而一味过高推断其人口规模，就有可能使得宋代的城市居民因过度拥挤而难以度日。
开封与临安虽为都城，其人口的聚集或有超过其他州府之处，但也不应绝无仅有，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随着两宋时期城市的不断扩张，尤其在经济发达区域中心，一些城市经济文化繁荣，万众聚集，人口密度较前大为提高，文献中有一些描述性的反映。如南宋建康府句容县，为当时江南地区一般的县城，且相对闭塞，“舟楫不通，无富商大贾出于其涂”，据记载却是“民廛之寄官地，参差不齐，挠腐将压檐，相去且不能数尺。县之门道仅容一车”[37]，十分拥挤。明州为东南名郡，南宋时期发展尤其迅速，城区人口增长自然就十分显著了。地志描述明州城内拥挤的情况：“此邦生齿既繁，侵冒滋多，甚至梁水而楹，跨衢而宇。往来间阻，舆马尤病。绍定元年正月东北厢火，救焚者束手无策。既而掘视古沟，率在居民卧室之内。”[38]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致街衢河道皆为侵占。当时台州也有类似情形，“元守凿以通舟之处，亦以居人栉比，阏而小之。今不惟舟不得通，而车马之路亦转侧无所容矣”。[39]可知尤其到南宋，为数不少的城市已经出现人口过度聚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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