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生发于一定的认识论基础，其背后是哲学层面关于世界是否可知、如何认知以及价值判定等方面的取向问题。行政型研究所依托的经验研究范式，在哲学框架上遵循功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重效率、轻人文，与批判学派所关涉的价值评判和人的主体性关怀形成本质区别。
功能主义属于实证主义的范畴，在社会科学中，实验心理学是最接近实证主义原则的一个学科，因为它的研究思路秉承行为主义的原则，将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严格限定在可感知、可观察、可记录的范围内。[46]从“行为主义”的原则可以看出拉扎斯菲尔德关注“个人行为”的问题取向与实证主义的天然一致性。但是，行为主义主张严格控制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将研究对象作为对刺激源的反应对象，简化其所面临的复杂背景和心理环境，并忽视个体具有的能动性，因而使研究结果对现实情况的适用性存有争议。
作为对行为主义的补充，功能主义在实证主义的框架下应运而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认为，功能主义是中层理论的一种，它能够为数据分析提供框架和出发点，使经验研究的结论能够在一些逻辑的牵引下联系在一起，形成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47]默顿的功能主义观试图减少行为主义孤立的个体实证和简化影响因素控制的弊端，在种种经验分析中提取具有普适性的理论。也正是在这一观念的牵引下，擅长理论阐述的默顿与长于实证研究的拉扎斯菲尔德展开长期合作，“在拉氏发表的近乎每个作品中，默顿都是无名的合作者”[48]。在传播思想研究者看来，功能主义与（包括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大型媒介以及传播集团的崛起相伴相生，其目的在于鉴别消费者对于重要媒介施加给他们的刺激的反应。[49]功能主义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研究取向，在功能主义框架下进行的经验研究能够根据现实中的现象或问题设计研究过程，研究触角可以涵盖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受众等相对广阔的思考层面，既能依据现实情境、紧扣现实问题，又能观照现象背后的深层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功能主义从现象层面生发问题，其前提是承认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它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目的并非推翻构成现存秩序的经济、权力或文化根基，而是在发现现实因素的搭配组合规律的基础上提供改良方案。因此，功能主义关心效率问题，无涉价值评判，这与批判学派所推崇的价值判断、思想启蒙和人性考量等面向相去甚远。(www.xing528.com)
经验研究在功能主义哲学框架下所具有的强烈灵活性，使得行政型研究能够针对传播领域各个元素所引发的现象和问题展开调查，其研究结果的效力取决于资助方立场、研究者个体、研究问题的代表性等关键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超越“解决问题还是掩盖问题”的简单争辩，力求行政型研究越过孤立的、被遮蔽的表层现象，尝试与既有的理论成果建立关联，在效果研究领域中用历史性和发展性的视角思考问题，达成默顿所说的“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才是更为重要的学术追求。
批判学派以权力和意识形态为思考核心。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等多个批判流派，都“在关于意识形态理论与权力方面的思考有着一致性，都基于‘主流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这个概念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讨论”[50]。批判学派问题意识清晰、观点明确，但是面对这些鞭辟入里地指出的问题，他们却无力为解决问题提出建树，在一定程度上让批判研究陷入“空中楼阁”之境。“在传播中，如果把所有或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纳入意识形态的范围，这种主张在传播中只看到了一种温柔的操控和/或“虚假意识”（fausse conscience）……这种研究取向将传播禁闭在观念领域。”[51]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闻名，在反复阐述被机械复制的文化产品对人们思想的麻痹后，阿多诺甚至将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寄托到了人的无意识上。“唯独他们无意识深处的不信任，人们的精神结构中艺术和经验现实之间所存差异的最后一些残余物，能够解释他们为何长期以来未把世界认知和接受成文化工业所构建的样子。”[52]这种将改良方案寄托于无意识层面的做法尤显虚无缥缈。因此，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痛快淋漓，但面对资本主义商业化、全球化浪潮的持续裂变，阿多诺等人似乎只能大声疾呼，却无法将愿景变为现实。
20世纪70年代以来，批判学派发生了若干转向。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想、抛弃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论调，在各具特色的视角中展开批判性研究。尤其是欧洲文化研究中的受众研究，深入受众日常生活情境和文化情境，探索个体所处环境因素如何影响其信息的接受行为，并着力阐释受众的反抗式和批判式解读。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则将视角置入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力量博弈，以及这种博弈如何塑造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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